“新媒体散文”论

管季超0712

“新媒体散文”论作者：杨汤琛
　　 崛起与命名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曾感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自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惊涛拍岸，思想文化瞬息万变，带有强烈商业色彩与市民气息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诸类报刊、网络、杂志纷纷以先锋、嬗变的姿态成为中国现代媒体转型与公共空间拓展的重要范本，同时，被冠以新媒体散文的文类也随之弥漫众人视野，成为我们无法掩目的文学潮流，《羊城晚报》记者王义军说，2000年的新媒体散文真是花团锦簇，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疯狂地刊发这些以“酷“自居的小文章，而一些都市报、晚报或以都市人为目标人群的报纸也在这一年或新辟版面或增加分量，大力将这种新的散文推向前台。{2}从这个层面而言，新媒体散文可谓是新世纪的“一代之文学”。
　　那么，何谓新媒体散文？首先，我们需要对其载体“新媒体”作一个大致限定，随着经济技术的全球一体化，互联网以及数字电视技术、网络技术等被称为“新媒体”的高科技技术成为现代生活须臾难离甚至蚀骨销魂的一部分，探究内理，我们还发现波涛汹涌的网络电子信息常常与都市的纸质媒体互为表里，一篇热文常常在网络等电子媒体与纸质报刊上联袂登场，相关消息也互通有无如孪生兄弟，就此而言，“新媒体”不仅包括新兴的网络等高科技媒介，还应该包括深入城市骨髓的流行纸质媒体，即上个世纪末大量繁衍、崛起的都市报、周末报、晚报、晨报等，它们与网络形成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合生共谋状态，它们具有共生性与对传统媒体的共同解构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散文”应该指孳生于网络、电子技术与新兴纸质媒体之间的随笔短文、时评酷论以及闲情小品等。如今，上百家文学网站如榕树下、天涯社区、红袖添香等大都开设了散文随笔栏目，平民散文写手层出不穷；《三联生活周刊》、《城市画报》、《南方周末》、《瑞丽》、《悦己》以及各大城市“都市报”的副刊、生活杂志的专栏也都成为新媒体散文迅速蔓延的载体；2000年王义军主编了五卷本《新媒体散文》丛书，接着，谢有顺、王小山又主编了四卷本《新媒体女性》丛书，随即，年选本《2001最佳新媒体散文》和《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也相继推出，从网络散播到报刊发表到结集出版，新媒体散文的出场可谓轰轰烈烈，“新媒体散文”的概念，也从上述两套丛书《新媒体女性丛书》以及《新媒体散文》中衍发开来。
　　但是，新媒体散文的蓦然崛起以及它们草根的生存姿态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和反对，不少认为对新媒体散文的指认与命名是笼统和非学理的，是一种粗暴简单的命名方式，是文学概念符号化泛滥的表征，因此尽管有新媒体散文年选的逐年生成，但在学术界，新媒体散文却似乎并不以一个完整的形象被探讨，人们总习惯从个别散文对象和作家入手，对其进行局部的意义阐释。从严格的学理视角来看，对“新媒体散文”概念的质疑是合理的，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不同于可以精确测量和严格规范的自然科学，必须就对象进行精细的分类，毕竟“人文学科所面临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3}因此，我们使用“新媒体散文”这个概念，不是为了简单化符号化其文学现象，也不是对其加以神圣化的界定，而是争取使这种复杂流动的批评对象能够在一个相对有效的视野中被整体谈论与研究，并引发更为人性与幽深的追索，我更相信，新媒体散文的概念是在共时的创作实践与批评阐释中逐渐形成的，“新媒体”作为一个新兴的名词被植于文学命名之中，不仅显示了对于传统散文“驱魔”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和散文写作本质有关的一些东西，比如一种宽松的写作环境，一种自由的主体精神，一些新质的创作现象等，并有可能成为散文未来指向的重要界碑。
　　
　　自由与指向
　　
　　新媒体散文是在商业化浪潮与高科技文化相融合的语境下崛起的，它不仅证明了中国散文的自我调适与自我革新能力，也以其时尚先锋的姿态以及相对自由的形态展示了散文的未来指向。
　　首先，新媒体散文冲破了传统散文的限制，带来了散文生存空间的拓展与文体的解放。新媒体散文的生存空间与传统散文不同。传统散文受制于狭隘规范的出版限制，不仅受众面相对狭小，而且其一贯抒情载道的文学理念使得它往往成为少数人怡情养性的高雅文学，有些甚至只能成为束之高阁作者自娱自乐的把玩之物。相对于传统散文闭抑纯粹的生存空间，新媒体散文游走于网络与新兴纸质媒体合生共存的交叉空间之间，相关内容总能共时在网络与纸质媒体间互动传播，新媒体散文的这种多维的生存空间，使得它能以最敏感的姿态凸现社会世相千变万化的生态。譬如跨媒体写手宁肯自1997年上网来，其文章互动于传统与电子之间；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十年砍柴的小杂文不仅登载在面向普罗大众的都市报纸上，同时被悬挂于十年砍柴的天涯博客中，又如南方都市报的城市副刊、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广州日报的每日闲情副刊上所登载的小散文以及网易女人话题、天涯网络社区上的诸多博客上的小文章，它们均呈现互动交流的立体面貌，纸质媒体与网络形成了和谐共振的姿态。从这个程度而言，新媒体散文可以被称为“新媒体中的散文”。
　　新媒体散文生长空间的拓展也使得新媒体散文相对传统散文极大丰富了以往散文狭隘单一的抒情世界，打破了僵化的散文写作模式，拓展了散文的题材范畴和表达方式，获得了更为自由的生存状态，甚至带来了跨文体与流行词语汇流的新形态。新媒体散文的文体不同于传统散文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作品都“法无定法”,而且勇于破体,即钟嵘在《诗品》卷下所谓“有乖文体”。不少散文融合了诗歌、小说、书评、影评乃至网络聊天的文体体例，形式多变，如收录于《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的《父与子》、《小夜曲》就宛然精悍谐趣的短篇小说，网络写手小e的《我比死者死得更惨……》片段化的段落、诗化的语言有如一首当代长诗歌，张小失的《俺没得外遇》则诙谐地运用了口语聊天的形式，将夫妻间关系描述得别趣横生，“太太，你别质问俺，你的目光忽然那么凶残，俺感到费解。委实，俺是不太聪明，否则，你当年又如何能将俺追到手？笨，不是俺的错。但是，俺也是念过书的，你也别想懵住俺！外遇，就是类似于动词。外，是指方位，在外边的意思……门外何时会走过一头牛？谁也无法预测、推算，也许，俺在门外遇见的，是一头猪”。相对于“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而言，这种文体的肆意与喧哗无疑体现了新媒体散文充满活力和具有包孕性的力量。在天马行空的网络时代，不但文体繁杂，众生喧哗，而且创造者的自由写作和传媒的互动性使得新词语也层出不穷，比如“猛女”、“酷”、“炫”“板砖”、“美眉”等前卫词语，“fans”、“cool”、“man”、“AA”制等流行英文词都被新媒体散文作者频频引入，王小枪在《新春寄语》中是满口的网络流行话“祝每一个在论坛曾经混过的，正在混的，准备混的，希望混的大虾小虾中不溜虾们道一声：过年好。”黄爱东西的《话的时尚版》、郭栋的《精神打假》足以唤起人关注流行语的兴趣，这些新语词悄悄改变了散文的陈旧面貌，更受到前卫网络读者们的大力追捧。新语词的出现不仅是形式的变迁，更是内质的反映，在新的语汇中，存在了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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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媒体散文生存空间的更迭也生产了一批生存方式与传统散文作家迥异的写作主体，传统散文时代的写作主体一般是被体制所供养的作家，他们不少是专职散文作者，有着优裕稳定的物质生活，自然地弥漫着浓重的精英气息与启蒙诉求，而新媒体散文作家，多以草根的网络写手、自由撰稿人为主体，不少属于主流文学体制外的边缘人，他们有的成为“网虫”熟悉和喜爱的网络写家和“斑竹”，如宁肯、小e、迟宇宙、尚爱兰、王小山、子非鱼等；有的通过文才的焕发与累积写作成为频频出镜的报刊专栏撰稿人和自由撰稿者，如广州的“小女人散文”群体、南方都市报以及南方周末的专栏撰稿人沈宏非、洁尘、十年砍柴等，还有一部分则谋生于媒体之间，写作成了媒体生涯中的乐趣，如李敬泽、任田、黄咏梅等，当然新媒体散文的作者队伍还包括一部分早博大名的中老年作家，如陈村、林白、陈染、梁小斌、虹影等，但他们更多将新媒体散文写作当成他们小说、诗歌创作之外的闲情偶寄，总之，相对自由的写作身份和边缘化的生存姿态以及写稿支费的写作方式使得新媒体散文的作者们获得了一种更为自然、宽容的表达空间，就如评论家魏无天所言“写作即便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与其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对个人内心意志的尊重、对现实存在的不满和反叛须臾不离”，{4}更何况英雄不问出处，新媒体散文的写作还为诸多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带来了向上的通道和成名的希望，譬如，王小枪的职业是医生，但自2000年触网，便被冠以“新浪第一快枪手”，迅速成名，被多家著名网站和报刊聘为专栏作者；宁肯的成名更离不开网上网下的潜水，这些草根作家不仅为大量潜在的文学爱好者带来了希望，也给业已陈旧黯淡的文坛带来了清新健康的风貌。
　　另外，相对于传统散文写作，新媒体散文写作还身处一个貌似哈贝马斯理念下的公共领域之中，在相对新质的言论空间中得以充分释放传统散文压抑已久的个体经验，并以个人体验和经验的私密性来对抗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散文创作中的宏大叙事模式。“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主要来源于哈贝马斯的名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按照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建立在社会和国家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它处于狭义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之间，是一片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充满张力的区域，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属于私人领域，公共性源于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私人经验，公共性与私人性往往相互依赖。{5}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新媒体所具有的普罗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别是网络的平等性、自由性打破了以往权力话语对媒体的精确控制，改变了过去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将一种颇具“公共领域”特质的言论空间展现在人们眼前，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入网络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发布自己的得意美文，并可获得操持信息的主动权，特别是网络学者方兴东等竭力推荐“博客”网站，催生了共享媒体与“交互式共享”的文章模式，使得文章的传播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更何况，以往的纸媒散文发稿量极其有限，一期刊物能发表二十篇散文，就已达到最大容量，而网络散文则可以无限制地蔓延，每天发稿两三百篇都属正常。这种消泯发稿限制与读者身份界限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作者神话，使得散文真正成为众神狂欢的“大众散文”，于是以往被压抑在传统散文之下的个体情感、情绪都得到了正面的抒写与宣泄。
　　如果说在当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杨朔、秦牧等引领中国散文翘楚的大家那里，有关国家、人民、民族的宏大叙事常以权威的姿态成为教谕范本；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诸如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等扛鼎当代散文的作家那里，对于人生、命运的终极追问、对于生存意义的感悟总成为他们文中难以淡去的背景，那么，在新媒体散文这里，精英化的作者姿态消失了，复杂的面容此起彼伏，细节的品味、私密的情绪以强悍的姿态消解了传统散文中的精英面孔，以个性的方式精细地描绘着日常生存中的琐事，在《开门N件事》里，黄爱东西絮絮叨叨讲着她的家长里短“刚刚刷完浴室，厨房又要搞了，厨房搞完了，地板又要擦，地板擦完了，全屋玻璃已经不像样，玻璃干净了，好像又要抹沙发……煤气好像又要换了。饮水机也没有水。都要叫人送。洗衣粉没有了。要交水电费管理费。要交电话费……想想看基本上自己住的女友们都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人人憋急了都能上房揭瓦”。我想每一个读着这些文字的人都会感到在面对一个牢骚满腹的居家女子，虽然唠叨但又如此真切可爱充满人间烟火气，因为，这的确就是每个人每天要面对的日常生活。在新媒体散文诸如此类的大量文字中，一己的悲欢、瞬间的感悟、日常的生活琐事、甚至一碗味道浓郁的汤都能成为反复咀嚼的素材。2003年度新散文奖得主马叙的散文，更是显示了这种散文的细节力量，马叙的文字可谓鸡毛蒜皮、枯燥不堪，但他却能让读者透过一地鸡毛的表象透视有关生活的奥秘，在《冬日经历：居室和城镇》中，我们看见的是这样平淡琐碎的文字“文联办公室位于市府门口，剧院旁边。办公室门口已成停车场。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桑塔纳、桑塔纳、奥拓、昌河。下午：桑塔纳、奥拓、昌河、昌河、哈飞。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奥迪、奥拓、桑塔纳、本田、长城皮卡。下午：长城皮卡、吉利、桑塔纳２０００……办公室。汽车。材料。总结。无尽的循环。”通过这种洋溢着细节和原生态的文字，日常生活的无聊和枯燥逐渐变得透明并呈现出某种坚硬的本质，深深契入人的内心，马叙的这种写作方式无疑提供了散文的多种发展路向。
　　可见，在新体散文作者的主体意识中，日常生活才是他们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文中的价值与意义更倾向于对个人进行敞开。就如余荣虎所言“新媒体散文是对建国以来的主流散文的极大反弹，它剔除了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而专注于生活中的每一滴真感触真体会，它不是普度众生、指点迷津的智者，而是倾心相待、絮絮叨叨的知己；它不告诉你，你该如何如何，而是告诉你，我曾如何如何；它从不试图成为你航程中的灯塔，而宁愿做你擦肩而过的朋友。一言以蔽之，新媒体散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人的琐细的真实，虽然琐细却那么真实，会心一笑之间，让人领略出生命之真、智慧之美。”{6}因此，对照文论家利奥塔有关排他性与一元化文化霸权相联系的宏大叙事的论述，针对宏大话语的新媒体散文以它个体的独特性写作颠覆了宏大话语的霸权，是新世纪公共领域逐步形成的表征，也为散文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革新意义。
　　
　　迷失与限度
　　
　　从文学的生态意义而言，新媒体散文是当代传媒迅速发展的硕果，是文学语境多元化、宽松化的表征，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世纪中国散文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新媒体散文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商业化浪潮与大众传媒的挟裹中，新媒体散文自身的局限仍然存在，它仍属于过渡形态的文学体式，甚至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良的精神症候和畸形的社会心理结构。
　　在商业经济大潮和都市网络媒体的联手操纵下，我们不难发现新媒体散文仍迷失于一种普罗化、商业化的生存策略之中，这是大多数草根作者无法遮掩的草根本性，更是作为载体的网络媒体与都市报刊与生俱来的利益需求。
　　新媒体散文多为都市人消费而写作，为赢取读者眼球而写作。在为谁写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媒体编者和出镜作者都达成了高度的默契，编者为了追逐办网办刊利益的最大化，适应乃至投合读者口味，在版面、专栏的安排设置上都首先设定了读者目标群，将读者予以细分和筛选，譬如《悦己》、《瑞丽》针对的是时髦的白领丽人，《广州日报·每日闲情》、《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的小短文就多以都市老百姓为潜在读者。因此，新媒体散文所针对的，不再是传统散文含混不清、可有可无的读者对象，而是经过商业考虑目标明确的读者对象。为博取大众眼球、增加发行量，编者对文章也有明确要求，比如文章必须体例短小、内容凡俗、情调小资、能引起大众共鸣等，要以可读、好读、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义，由此，媒体不但参与文章的流通，而且参与文章的生产，甚至在制造和成就文学，建立了自身雄厚的批评霸权。就作者而言，为了赢得网络点击率，为了能在各都市报刊获得可长年累月蔓延写作下去的机会，那么就必须跟大众和编辑达成共识。因此，流行坊间的新媒体散文往往文字通俗浅白，格调大众化，包含凡俗人生的琐碎和欲望，谈美女、谈内衣、谈当红明星、聊文艺八卦、说名牌品质……它们不再如鲁迅先生的以笔为匕首，横眉冷对社会民生弊端，让人心有戚戚；也不再如冰心、贾平凹等精心构筑的美文欲留馨香在人间；新媒体散文是世俗中的烟火，是贴近读者欲望乃至引导欲望的消费品，时时刻刻熏人醉。对读者来说，他们也大可放弃以往对作者高山仰止的羡慕，再也不需如昔日鉴赏美文一样，要凝神静思，要慎重细读，这些短、平、俗的散文使得他们获得了生活的认同，从而变成尘世生活的一部分，常常成为读者工作之余，乘坐地铁、公交车时忙里偷闲的消闲品，总之，昔日清高雅致的文学欣赏成了快餐式的平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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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媒体散文还迷失在不断的喜新厌旧与时尚追逐中，由此来刺激读者麻木的神经，满足读者阅读快感。但凡社会民间出现了某些焦点热闻，都市的情绪悸动呈现何种面目，流行时尚刮起了何种旋风，老百姓的哀痛喜怒呈现何种变化，新媒体散文总是以最快的速度给读者以解读，准确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有效展示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收录于《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中的《F4欠揍还是你欠揍》、《为什么我们不能庸俗》、《从美女作家到麦当娜》、《穿木履走过SOHO》等文章无不跟当下热点亦步亦趋。新媒体散文的这种追新逐流与其载体网络、都市报的日新月异有关，大众传媒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层出不穷的时代，信息的大量繁衍复制不但使得信息本身贬值，而且也使读者在信息的狂轰滥炸中麻木不仁，如何寻求新奇、引领时尚便成为媒体的主导倾向。另一方面，也与当代都市人日益繁杂匆忙的生存状态有关，随着竞争的加剧，鲜有人能静下心来以舒缓的姿态来鉴赏美文，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取足够的资讯满足阅读快感成为都市人特别是都市白领日常的精神需求，时尚、休闲的短文乘势成了忙里偷闲的小点缀，简短、通俗的语言、萦绕当下热点情绪、焦点新闻的新散文越来越明确地适应了都市人匆促的生活节奏和浮泛的阅读习惯。这种写作策略就如青年批评家张柠所言“新媒体散文的作者，是混乱的现代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审判者。新媒体散文的表达直截了当，没有微言大义的修辞学把戏，直接说事儿，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他们公开以职业写手的面目出现，不提供教育材料和阅读范本，而是提供即时的消费品，刺激读者的消费欲望。”{7}这种追新逐流的参与赢得了经济效益，却失去了文学本应有的超迈精神与批判意义。
　　在上述消费性的俗化写作中，一些学者还敏锐地指出新媒体散文弥漫着脱离现实生活的小资情调，有人因此称其为小资散文，的确，在诸多时尚杂志和晚报副刊里我们不乏遭遇这些洋溢着懒洋洋气息的文字，中新社甚至指出“中产阶层文学正在中国大陆崛起。对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与作者而言，他们正生活于相对富足而平庸的时代中——少了些激情、多了无聊。”{8}它们就如一道外表鲜亮却内容贫乏的广告，用有点奢华、有点酷、有点别致的生活修饰着都市人日益焦灼的内心，它们着力消解了传统散文厚重的载道之义，更没有流芳千古、教谕后人的理念，它们只是那么仿佛不经意地走入文学，面孔优越、姿态优雅，以文学作为一种滋养贫乏生活的养分，描绘精致的吃食、品尝醇厚的美酒、缅怀前朝旧事、展示异域风情，因此，在黄爱东西、任田的笔下，我们只看到风情万种、伶俐八面的都市女子，看不到为生存奔波的底层喘息；在沈宏非的吃食主义、洁尘的咖啡聚会、悠闲旅游中，我们迷醉于这种仿佛属于自己的情调生活中，麻木了尖锐的生存痛楚，这些操笔的作者俨然将这种小资写作作为自身格调的标签，写作仿佛只是为了充分展示悠闲的生活与不同凡俗的品位，它们没有传统杂文的张扬凌厉，也不会去沉重地追问生活的本真，总之，它们温存而理性，在彬彬有礼的自我展示中，优雅地为自己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对他们而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复制，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城市中小资一族，永远扮演着时尚实践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丰厚的收入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不妨以这种精致的方式，修复生活黯淡和不堪的一面，不仅固化了自身的优越甚至成为都市人崇拜的偶像，而且与体制形成了双赢的共谋，因为，他们的文字能有效软化读者尖锐的生活触觉，释放平民百姓的生活压抑与体制愤懑，让这些天天为生存烦恼、处于挣扎中的都市男女们沉浸在文字营造的幻境中，体味到彼岸生活的乐趣，从而以柔软的力量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的功能。
　　随着技术资本主义的高度扩张与网络文化的急速流行，孳生其间的新媒体散文由于文字狂欢的急剧繁衍还使得散文的文本诗性严重流失。以做诗的态度和精神写出诗意盎然的散文,本来是我国散文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明清时期的性灵小品等散文中呈现的意境和美学品格都远胜于流于一般的平庸诗作。在古希腊,“诗”和“史”作为两大门类截然分开,而散文便归属在“诗”的门下。可见散文与诗具有一种天然的因缘关系。诗性应该如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性灵的抒情的回荡,沉思的迂回的轮廓”{9}。散文的诗性既需要至纯至美的性灵和悟性,还需要具备融入诗的艺术的感知方式,比如意境的营构、音乐的旋律、以至想像、象征等，当然,散文的诗性在本质上而言,更是一种内在整体性的美,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心灵对形而上追求的艺术表达,是作者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总体性的感受，可惜的是，在大众文化崛起中孳生的新媒体散文，由于其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对诸多草根的网络作者而言，他们的真实身份都得到隐藏，既可以乘兴为之，又可悄然隐去，这种匿名写作,也使网络文学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无序世界,作者的笔调也往往在自由轻松的行走中濡染上不恭的游戏精神，呈现出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的奔放形态，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红袖添香的散文栏目中，不少文章都是在哀叹贫穷“贫穷可耻，富贵真威”，在戏谑人生“人生是个屁”、“命运就是一连串的偶然性和BT（变态）”，在颠覆爱情“狗娘养的爱情”、“爱情剩下的就是一堆鸡零狗碎”、“爱情应该自私”等，新媒体写手王小山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屁》中说“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意放一个恰到好处的屁，帮中国队进球，来实现领导的世界杯目标。”他的《2002高考作文之我别无选择》开头便是“我是诗人杨过，写作流传千古的名句：面朝雪山，冬暖夏凉，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以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和诗人海子的名句加以拆解和调侃，在《一江春水向东皱》里更是直白地向浮躁时代的欲望加以褒奖“女人嫁大款，天经地义，娶不起漂亮老婆的赶紧赚钱就是了。做的好不如嫁的好，金钱、权利这些东西都能增加男人的魅力值。我就喜欢钱，没本事赚羡慕别人我也不隐瞒，好在我不眼红就是了。不喜欢男人的女人我见过，不喜欢钱的人还真不多。”，对金钱、美色的欲望溢于言表。但此类狂欢只承继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对神圣的亵渎、对自身的放纵和粗鄙化的倾向，他们凭借网络空间以及相对自由的写作渠道从以往的文化精英手中夺回了发言的公共空间,却没有从精英作家那里传承意义的追求与价值的肯定，他们常常通过颠覆经典、戏仿传统对经典的文学进行肆意颠覆，却省略了诗性体验和审美品位，不少文字在公开隐私、颠覆经典、消解崇高中缺乏敬畏，人云亦云，追求刺激，削平深度，却隐去了巴赫金理论核心中民主化、反抗性的一面，譬如迟宇宙在《从来不解醉红裙》、《裙子底下的剧场》中就从现代IT的黄色笑话到唐宋的民间淫秽大谈女人的内裙内裤，戴蕴的《美丽爱情所必需的》也是笔锋恣肆，将传统纯真的爱情解构成范围、成本、风险组合的物质碎片。大量诸如此类的新媒体散文都沉浸在缺乏诗性和崇高的狂欢中，狂欢过后，一切并没有获得巴赫金所期盼的新生，反而只剩下一片精神上的狼藉，这些蔓延的文章被作家莫言比喻为“乱写大字报”，它们失去了往常散文所必需的诗性体验与生存叩问的思索，呈现给世界的更多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纵然，大量乘势而生的新媒体散文还存在诸多缺陷，甚至被张柠比喻为细节疯狂蔓延的毒蘑菇，但是，新媒体散文作为一种新质散文，它对于当代散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确立了一种属于新世纪媒体时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散文的传统面目，就如英国小品文作家斯密斯所说的“在文学史中，文体每每较思想更能永垂不朽！”{10}新媒体散文所具的意义与限度无疑会拓展我们对散文未来的思考空间。
　　（作者单位：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2006博士生）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2}舒晋瑜《盘点2000年》《中华读书报》，2001－01－31。
　　{3}饶芃子，费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J]，《文学评论》,1996,(1)。
　　{4}魏无天《新媒体时代的另类散文》中国出版，2001(9)。
　　{5}［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学林出版社,1999。
　　{6}余荣虎《从余秋雨现象到新媒体散文》，《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附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张柠《新散文毒辣的一招》[J]。poemlife.com/ReviewerColumn/ZhangNing/article.asp?vArticleld=5322。
　　{8}中新社《少激情多无聊 旅美文学评论家谈大陆中产文学》，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0-18/26/233338.html。
　　{9}转引自徐志摩《波特莱尔的散文诗》[J]，《新月》,二卷十期。
　　{10}转引自袁勇麟《反思与变革》，《文艺评论》，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