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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之浅议
作者:程美信
(注:“文艺”指文化艺术)
中国学术发展一直处于“有术无学”状态,一部《说文解字》在两千年间一直充当了“百科全书”。可见中国传统学术呈现出泛文学的单一现象,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更缺少丰富理论工具和外围学科。经验之谈更占据了主导地位,知识传播与交流依赖一种狭小师承途经。象戴震中国式百科全学派人物,强调致知格物,仍是“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理论上始终限于“五行”“阴阳”概念中循环。
从审美哲学上来看,一是以老庄学说为体系的玄理美学思想;二是以孔孟学说为体系的道德美学思想。艺术在传统意义上只是赏心悦目的娱乐文化,所谓最高“境界”不过是用于文人抒情篤志的精神慰藉,一种准宗教的“度己”法门。尤其对于人生仕途的失意受挫者,无疑是一颗“救心丸”。因此,中国文艺对历史发展作用极少,更没有担当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所谓“大雅之堂”也不过是文人的私情趣志而已,借天地气象以抒人生世事无奈之悲情,大都不离自娱、自怜、自恋的心病。
“四九”之后的所谓现代文艺思想,表面上强调“双百”方针,实质上推行一种以政治乌托邦为理想模型的文化专制,所谓“统一思想”和“政治挂帅”,艺术家的内在自觉变得无关重要,盲从权威变成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教条到将写实美术当作唯物主义艺术,完全忽视了艺术是人类最自由的精神产物。由于畏惧权力而产生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定势:将独裁强权与个人权利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极为普遍;再者是认为艺术一旦涉及政治便肮脏“洁癖”,所以一味儿强调艺术追求孤立的形式美――回避现实是最高艺术“境界”,基本遵循中国古老艺术的贫血症状。
1、中国文艺思想的主体倾向
文艺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现象,它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说却在汉魏,从思想丰富多样性而言,秦汉之后大不如前。中国的学术思想朝向玄学与伦理两大方向发展,他们之间并互相作用。老庄思想是一种出世的玄理学说,它对中国人精神思想具有先决性的指导作用;孔孟思想是一种入世的伦理学说,儒家的经世治事对社会活动的秩序作用一直很大。老庄哲学的思辩生变性意义在于“避世保生”,其自然宇宙观必然成为“养生”与“避世”之道。它对文艺思想具有张扬个性的指导性,反对一切世俗作为,甚至发展到“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自我程度,正是这种“以我为大”的思想对艺术寻求内在自我性形成一种隐秘的精神呼应。众所周知,儒家的“克己复礼”思想是“小我”具有一定公共秩序意义,它之所以成为道统官学,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入世的道德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同理想。
中国文艺思想主要沿袭了老庄思想的宇宙世界观,它源出《易》的古朴思想。可以说,关于审美与艺术的思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家思想所衍生出的一个分支。有趣的是,道家学说又是一种极为主张反艺术的“无为”――“去巧”思想,使人想到古希腊波拉图哲学的敌视艺术。“大道无为”和“有生于无”的哲学定理导致了中国哲学朝向玄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与文艺观念为一种玄理精神。按照黄老之说,人连出生来世就是一种最大的不幸,所以人生在世就是克服这种命运的被动性,最大高明智慧就是超越世俗之琐碎与祸害,达到生命的极大自由是“无为”与“无用”。因此,道家思想构成中国文艺思想最高精神境界是不奇怪的,它实质上变相一种精神慰藉的准宗教,满足文人不甘寂寞、修心养性、抒情笃志之需要。
2、回顾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史
综观中国历史上“类美学”的经典名篇,如刘勰《文心雕龙》、谢赫《古画品录》、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石涛话语录》和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些历代名篇完全基于狭小的文艺内部学说。另外“红学”是中国文艺美学研究表现出单一性的厚重,大多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不具备哲学与美学的知识,缺乏系统理论和开阔视野,即中国艺术以及学术严重缺乏系统基础的理论工具。“红学”研究之所以现成一种“我注五经”和“五经注我”的文人传统治学套路。
一名中国画家可能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与“大象无形”“道法自然”奉为哲学精髓,不再进行深入分析和严密的求证。考察王国维这位近代中国的本土美学之泰斗人物,其“意境”说并没有超出传统玄理学说的基本框架,并没有给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发展带来实际意义。“意境”说最初出现于魏晋文学创作与评注的“意象”说。唐代诗人王昌龄提出了“取境”说﹐进而刘禹锡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艺创作论;从五代、宋﹑元到近现代,“意境”的审美追求在中国画占据主导地位,独领美术史风骚,它赋予绘画艺术全部思想意涵,包括山水画之外的文人画。可见,“意境”说在不断诠释中获得不断扩展,成为中国本土美学的专题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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