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工资，偏行政轻教学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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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工资，偏行政轻教学很危险

《今晚报》社论

     有记者调查发现，自从全国教师实施绩效工资以来，绩效工资“偏爱”校领导的情况不止一地。

    “工作20多年的一线教师待遇，可能还不如20多岁的学校团委书记。”广东省自实行教师绩效工资以来，一些地区和学校分配方案出现“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据当地政协委员调查，众多一线教师对这次绩效工资改革不满，因为自己的收入原地踏步甚至还有所减少，而中层领导、校领导待遇增加的幅度过大，“学校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的3.5倍”。一些来自东莞等地的教师网民则直言不讳，当地一些学校的绩效工资方案是“让一些领导先富起来”。

    这种现象，让“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成为众口相传的顺口溜儿。

    绩效工资，其初衷就是要体现一线教师的劳动。一线教师，工作在教育工作最前沿，没有他们的工作，光有一群“校长、书记”，教育工作能搞得上去吗？难道行政人员的工作量能达到一线教师的3.5倍？

    人们感慨于教育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温总理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但一些地方， “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的现实，还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看来，离改变教育行政化还有相当距离啊。

    事情不仅止于教师的绩效工资。近日有媒体刊出一封大学教师来信，称某大学发2009年年终奖，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处至正处级（含学院正副书记）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副厅至正厅级，含正副书记）金额保密。一位资深教授，年终奖也不过5500元，就一般科员的水平。

    教育行政化，最大的体现之一，就是对于行政级别的重视，远远大于对职称的重视，更大于对实际水平和实际工作的重视。因此造成了教育界“级别情结”相当严重，大学中没有“教授治校”而只有“官员治校”，中小学中一线教师也并不能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缺少实际上的话语权，成为行政权力的“配搭”。这样的结果，只会使教育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其远景，就是极易造成教育活力的被扼杀。

    如果在绩效工资分配中，一线教师有真实的参与权、有充足的话语权，会出现“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的民谣吗？会出现“学校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的3.5倍”的现象吗？而这些话、这些现象（虽然可能是局部的）的出现，反证了一线教师的参与权、话语权的不足。

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好，摘录下来权作结束：“教育行政化导致行政人员得好处，行政人员得好处又导致更多的人干行政，这样一来，行政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近年来，行政人员在中小学中所占的比例有扩大的趋势，正是教育过度行政化产生的恶性循环。”（出自《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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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让“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成为众口相传的顺口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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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慨于教育行政化的不良趋势，温总理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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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化，最大的体现之一，就是对于行政级别的重视，远远大于对职称的重视，更大于对实际水平和实际工作的重视。因此造成了教育界“级别情结”相当严重，大学中没有“教授治校”而只有“官员治校”，中小学中一线教师也并不能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缺少实际上的话语权，成为行政权力的“配搭”。这样的结果，只会使教育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其远景，就是极易造成教育活力的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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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与体制作对的意义　　　　　　　许锡良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诘诃德》之所以魅力无穷，就是因为这里的人物形象唐诘.诃德是一个寓意十分深远的人物形象。他在给读者制造出许多喜剧性的笑料的同时，也给人以深思。唐诘诃德常常一个人毫不畏惧地与巨型风车作对，把最瘦的马作为精壮的战马，把最愚蠢的农民桑丘当成自己的高参，把长满胸毛的牧猪姑娘丑八怪当成自己偶像，以骑士风范誓死保卫。这里常常超出了常人的想像。那些怪异的行为，常常引人发笑。却寓意深远。
     堂吉柯德，一个乡下绅士，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一心想要把书中骑士的种种行为付诸现实，他以利相诱，居然说动了邻居桑丘去作他的奴仆，这样，一个疯子和一个傻子，就开始了这部“伟大的信使”。

  
　 在历险中，和别人交谈，只要不涉及骑士道，堂吉柯德头脑清晰，见识高明，他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堪称骑士典范，他一心追求正义，和想象中的敌人“作战”毫不畏惧，连命都不要，他坚信自己应该扶助弱小，但事实上，他往往给别人添乱。他捍卫纯洁忠贞，痴心不悔地坚守着自以为是的爱情，而他所谓的“情人”是个粗壮的村姑，压根不认识他。他在想象的世界里生活，历尽挫折而不后悔，认为这只不过是“魔术家捣的鬼”，还不断给桑丘打气---骑士总是要历尽各种艰险，才能成就丰功伟绩的。


　　而桑丘呢？他是个只看见眼前利益只顾自己的农民，因为堂吉柯德许给他种种好处，他才跟着去当奴仆的，他满足于口腹的享受，对堂吉柯德的各种奇思异想不断戳穿，对他的清苦生活满腹牢骚。“天上飞的老鹰，比不上地上跑的母鸡。”他凭常识判断处理问题，总督居然当的不错，当然，后来他觉得累，不愿当了。

   这些人物与事件，都是富有寓意的。也就是作为个人的选择，常常有一个人的个性与体制的约束，个人的理想与世俗的标准之间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人们毫无疑问地会选择顺应体制，从俗如流，但是，在唐诘诃德这里，却作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唯有如此，唐诘诃德这个文学形象才成了人类永不磨灭的一个象征。

　这就是，人还是需要有一点理想的，需要一点意志，要有一点超脱的。我记得易中天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岂能与体制作对？”是的，这无疑就是唐诘诃德以个人的力量与巨型风车作对，甚至后果还要严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中国人的一般选择,却极少有明知其不可，而为之人物。

　体制就是一种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制定未必是人们的意志，也未必就是一个好规则，但是，无论什么规则，人们习惯于会说，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因此，一种恶劣的游戏，一种死亡游戏规则就这样产生了，并且得以实施了。日本电影《大逃杀》给人一种巨大的惊骇感，就是因为这种互相残杀的游戏规则居然能够得以实施，那些昔日的同学、好友、甚至情人之间，居然也可以拿起武器，倾刻之间可以毫不留情地互相残杀，这里任何有点善心，有点同情与犹豫的人，都会被别人干掉。那个破解密码，企图让大家停止互相残杀的同学，居然也被自己最亲密的同学干掉了。

　当我听到不分黑白地承认别人施加给自己的游戏规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因为，“文革”这样的闹剧与悲剧就是在 遵守游戏规则，而从来不审视游戏规则的愚蠢国民中产生的。
　
　受教育的人，不但要学会遵守游戏规则，更要学会审视游戏规则，质疑游戏规则，提出新的更合理的游戏规则，这就是说教育既要适应旧游戏规则，又要让人学会修改规则，甚至提出新的规则。也就是说，教育仅是教育后代适应旧规则是不够的，还得学会超越规则，为一个还没有存在的社会培养人。有时一个社会既需要大量的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更需要有像唐诘诃德这样敢于反思游戏规则，挑战游戏规则的人。遵守与挑战，互相交替，才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不二法门。

　反思与挑战游戏规则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不会太多，相反他们常常是这个社会中比较孤独的那一类。就是胡适经常说过的：一个社会中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最孤独的人是这个社会中最有力量的人？因为，他之所以独孤是因为，他反思游戏规则，甚至挑战游戏规则，最后还有可能重新制定新的规则。从来的英雄都只是游戏规则下的成功者，但是真正独孤的人，却是新规则的制定者。虽然这个新规则不一定就是最合理的。反思游戏规则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思想家，挑战游戏规则的人，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中国曾有过思想家（极少，孔子都不算思想家，因为，他只是旧规则（周礼）的捍卫者，没有提出更合理的游戏规则。），但是，却从来没有过什么革命者。因为，中国从来的所谓革命者，都只是游戏规则的遵守者，更只是利益的争夺者。也就是说大家虽然在争，但是，争的是在同一游戏规则下的那把龙交椅，而从来没有质疑过龙交椅的规则是否合适。

　一个人的生命意志，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来体现。比如遵守游戏规则并且在这种游戏规则下胜出的人，常常就是那些所谓的显贵，这些人在有生之年常常荣华富贵，但是死后也与一堆粪土没有什么不同。在无神的唯物教育观看来，此一生已经过得很值得，很成功了。最典型的恐怕就是自古以来无数的皇帝，却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为这个社会留下了一些值得人们咀嚼的思想。还有一种就是卢梭、尼采式的人物，在有生之年活得很灰暗，卢梭敢于说：上帝创造的是好的，到人手中就变坏了。而尼采敢于喊出“上帝死了”，但是他们死后却光芒万丈，彪炳史册，这些人就是一个旧游戏规则的挑战者，一个社会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前者的生命意义仅以他的肉体生命的长短为限，后者的生命却是以人类的延续时间的长短为限。

　这，也就是唐诘诃德的意义。顺从一个不合理的游戏规则的人，作为人的生命就被淹没了。而反抗的人，你会得到旧游戏规则的捍卫者的惩罚，但是，同时也会得到他们的敬畏。

　鲁迅是一个敢于挑战旧游戏规则的勇士，但是，他不是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因为他在挑战旧规则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新规则。他曾经有一句非常形象的名言：路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这个比喻是很形象，很富有哲理的。地上的那条“路”，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地上本没有路，但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就是规则的制定者，不断地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人，就是旧游戏规则的遵守者与捍卫者，走的人多了，就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其实那条路未必就是最好的路，但是，第一个人走，总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后来的人再走，就容易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尊重传统”与“革新社会”，似乎永远是一个社会反复博弈的难题。

　一个旧游戏规则的失败者，很可能是一个新规则的提出者。生命的意义也可能就此由旧规则的不适应者，变成一个新规则的制定者。卢梭是旧规则的严重不适应者，尼采也是旧规则的彻底失败者。但是，他们的意义正在于这种失败。因此，他们失败了，但是，也因此成功了。上帝在为一个人关闭一扇窗户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打开另外一扇窗口。因此，英国谚语说，“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可能打翻了一杯牛奶，但是，可能因此得到了一头母牛。

　这样想来，我就逐渐心安起来。你不必为自己不是博士而感觉到不安与羞愧，因为中国水博士太多，假博士太多，你加入这样的队伍，其实并不能够证明你的学术水平有多高。你不是教授，你不是特级教师，你也不必为此羞愧，因为，受人尊敬的不是教授、教师的头衔，而是你的真才实学。你没有国家级的课题，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些所谓的国家级课题，常常是要你不说人话，变得没有常识的一种手段，他们把你当成一头驴子，然后在你的脖子上挂着一根胡萝卜，总在你眼前晃悠，这就是“国家级课题”。你没有权威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你也不必烦躁，因为那不但是让你不说人话，而且还要你拿出金钱与良心去作交易。

　我非常敬佩上海师大的萧功秦先生，虽然我对他的“新权威主义”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赞同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生存抉择，他说他准备过一种全然不同于当下的游戏规则的学者生活。也就是，不申请国家级课题＿＿知道申请了也不会被批准；不向权威期刊投稿＿＿知道投了也不会被录用；不追求那些所谓的荣誉＿＿知道追求了也不会得到。他要自己作为一个真正追求学术思想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有自知之明。因为，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每一样都是要你拿良知、自由的代价去换取的。萧功秦先生这样的人，活着就很自在。所幸的是萧功秦先生已经是教授，他不会为饭碗担心。也就是说在旧规则下，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然后不再按照那个规则玩，而是只玩自己认同的规则。他果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虽然这些见解有不少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一个拥有自由之心的生命灵性得到充分的释放，这是令人敬佩，也是令人羡慕的。

　康德说，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自己没有自由，一辈子都要按照他人的意志去生活。这个一辈子不肯走出家门的人，追求的正是自己内心的思想自由。甚至要他去柏林大学任教授，他都嫌麻烦。

　人活着，心态决定状态，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在中国，一个多元选择，多元幸福观的时代已经来临。人们拼命挣钱，目的是快乐，可是，挣了一辈子钱，也没有真正快乐过。真宝石与碎石子，在一个小孩子眼中，都是快乐的玩具，给予的是同样的快乐，但是克尔凯郭尔寓言中精明的珠宝商，却在为真假宝石的分辨中不断地烦恼着。孩子面对真假宝石，玩得都很快乐，而珠宝商却在真假宝石中自寻烦恼。相对于孩子生命的快乐，那些价值亿万珠宝又有什么意思呢。“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亏待自己的生命。

　按照你自己感觉是快乐、是幸福的方式去活，把自己的生命幸福握在自己手里。可以做一个忧愁的苏格拉底，也可以做一头快乐的猪，可以痛苦地深思，也可以愚昧地幸福着。只要你做了你自己，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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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胡作非为是中国人做官的核心动力  

               许锡良



中国作为官本位社会，有着数千年的深厚传统。这里面的动力来源究竟是什么？自然，做官在中国的诱惑力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权力通吃的背景下，升官常常是与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这些东西密切相联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以为还不是最大的动力。因为，毕竟，千年良田，八百主。财富美色，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良田万亩夜眠七尺，家有万贯日食三餐。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人的物质需求量都是极有限的。但是，人的贪欲却是欲壑难填，人的贪婪与占有欲，更多的时候是在精神上的。官场上的争斗，常常有言：输财不输气。其要害与奥妙就在于权力的作用不仅仅是撷取掠夺财产，更主要的是还在于出气保安全。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北省委厅官太太在省委大院门口被打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倘若这被打的人不是省委厅官夫人，而是一般老百姓，其实连个屁都不会放。其实在中国，类似这样的事情是每天都在上演的，而且即使打死也不一定能够成为新闻。更不要说当时公安分局领导还亲自出面道歉了，并且也处罚了打人警察，给了人家记过的处分，外加罚酒三杯。这在官场来说确实是够意思，够哥们了。要是平时打的是一般百姓，这样的处分简直是要让被打者跪拜不起，感激涕零，不知所云了。但是，这次是显然不同。武昌公安分局领导显然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这次打的不是一般的人，衙门里的人，并且有相当的地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一家人。所以说“误会”其实是比较准确的。俗话说“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但是，权力对权力，官对官，真正遇事还是要斗一斗的。更何况这种事情不但已经成为国内热闹新闻，而且也成为国际新闻。已经不仅仅是家丑外扬的问题了。如果不解决，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交代，不但是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就是外部影响恐怕也是难以平息的。

但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感觉此时，权力的作用最炙手可热的，也是最迷人的。想必此时此刻，厅官夫人最恨的就是自己老公的官还是小了一点。虽然警察在打人时恶狠狠地说：打的就是你，就是省长夫人也照打不误。但是，要是真是省长夫人被武汉几个小警察打了，相信处理的结果还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或者这个事情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是可以想见的。除非有内部消息，省长因贪污受贿马上就要倒台，否则，就只能够理解为那些人活腻了。

看中国古代残酷的冤假错案，那些冤魂死鬼，在戏曲中能够得到的解决的，无不是靠了青天大老爷之类。包公因此成为中国千年来老百姓心中的神。而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冤》，动辄六月飞雪，临死前呼天抢地，高呼口号：“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其悲愤填膺，又无可奈何之情，充塞天地之间，千年不绝。但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靠窦娥的父亲科举高中状元，成为朝廷大臣，终于借得阴魂托梦，然后利用比贪官污吏更大的权力斩尽杀绝仇家，是为戏曲的喜剧结局。此种情结，恐怕是中国人的普遍情结。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受人欺负，那么此时最渴望的是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家族里能够出一个大官。能够出出气，申申冤。有事时，遮风挡雨，无事时，升官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难怪，象朱德这样的四川农民家族，虽然贫穷，还是要从家族里挑选一个体格健壮，大脑比较灵活的种子出来读书，没有钱，家族凑份子，也要让读书的种子能够发芽、开花、结果，以便将来家族有事的时候，能够遮风挡雨。因为这样，年轻的朱德当年得以出来读书，后来果然颇有出息，成为叱咤风云的三军总司令，当年这种投资算算，风险虽然大，回报率其实也是奇高的。

像最近广东中山市文盲市长李启红女士，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任官，从村妇女主任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那真是扎扎实实在乡土里“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其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然而，终有树大招风一日。因此，新的“红楼梦”上演：四大家族，家大业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信此时，李启红家族此时最期望的是朝廷有人，能够解救危难。这种心理，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无官时想要做一个官，做官时想做一个更大的官。进可以取财，退可以遮风挡雨。平时无人敢惹，感觉无聊时还可以惹惹别人。真是树大好乘凉。
我老家的村子里曾经有一个村民，养了一个国色天香的女儿，后来又读了名牌大学，但是，在找婆家的时候唯一条件就是一定要是官宦子弟。原因很简单，他年轻时被村干部打过，几十年来，这口气还没有出，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自己美丽女儿身上了。后来女儿果然比较争气，找了一个公安局长的公子，从此果然再无人敢欺负他了。

在人治社会，一切的问题解决，都没有什么公平公正的渠道，都要靠人的实力。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们常常不必为这样的事情纠结。因此，做官的愿望自然没有这样强烈。同时，做官也没有那么多的好处。因此，无论什么人家，都是随孩子的愿望，父母也是不太操心的。但是，在中国就不同了。这种由“人治”到“治人”的社会，穷人的孩子最迫切的愿望自然就是升官发财。但是，这个世道偏偏是官官相护的，好位置大多已经被官二代、官三代占据，发财也是被富二代、富三代垄断。因此，穷人的孩子变成穷二代、穷三代的多。运气好点的，可以当一个医生、做一个教师，弄点学问什么的。要真是，家里遇到天灾人祸，遇到个“打错门”事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但是，中国人的定数也就是如此。


2010年8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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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事做，不在乎级别
                              许锡良

  子虚先生在他的学校里搞得红红火火的世界文化巡礼，这个事情也已经好几年了，其视野之新，其对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目前在国内的中小学能够做这样的工作的实在是稀罕。此举不但富有创新意识，而且可谓是抓住了基础教育的根本。这次子虚策划的文化巡礼终于轮到了日本。子虚之所以把文化巡礼对日本文化的展示放到这么晚，确实也是颇费了些心思的。就是因为，我们与日本间的关系过于敏感。弄不好，就会有“汉奸”之嫌，而“汉奸”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要命了。无论是谁，只要沾上这个词，他就永远无法翻身，而且无法辩解。因此，在中国谈到日本时，作为中国人最好作怒目金刚状，才是最为保险的。其实子虚先生说得好，日本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邻国，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你多么讨厌他，作为中国人都得面对。无论作朋友，还是作敌人，你都得有理性的态度。日本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有能力侵略中国，必然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然发作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累积的过程，而且其发展迅速，必然有其成功的奥秘。作为受害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够理性地去看待这个事实，努力挖掘自己的弱点，向强者学习，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弱国的地位与形象，仍然无法摆脱。
这次子虚先生策划的学校的文化巡礼校园文化活动终于搞到了日本这一站。子虚真不是愧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他的活动能力也是一流的，硬是把日本驻在广州的正副领事都请到学校里来了，让他们的学生与日本的外交官面对面地进行游戏、交流与及其他的联谊活动，这一招真是太绝了。而学校里的教师与学生这样近距离地与日本人接触，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完全充分地互相信任，增进了解，作为国家的未来的学生们，自然也会透过多个视角，多个方式去了解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我想任何东西都坏在互相有偏见，互相有敌意这一点上。子虚多次接触的那个年轻的日本女副领事的形象，确实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她非常谦和，非常低调，待人接物，都显得很人性化，很低调而落落大方，作风朴实，而且非常务实。子虚先生是这样描述她在参加这次学校文化巡礼活动的。“米田副领事更是‘离谱’，将近一个小时，穿梭场内，跑前跑后，拿着牛皮纸袋，让学生抽取问题，给学生递话筒，俨然一个最普通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一个日本高级外交官在一场看似很不重要的活动中的自然表现。当子虚先生事后问到她日本为什么繁荣时，她解释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只是瞄着事去做，没人在乎级别。”这可能是中日发展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大家只是瞄着事去做，没人在乎级别。这确实是一个消除了官本位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因为我上半年去日本时，也遇到过一些从政府里退休后的政府高官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去了酒店做起了服务生，做一些帮助我们客人提提箱子，打打伞之类的活，他们干起来一点不难为情，而且非常热情周到,非常认真细致。这样的角色转化，如果在一个官本位社会里，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也似乎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米田副领事去做那些普通员工的工作，非常热心而周到的时候，我就不感到有什么异样。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一个领事是什么级别的官，副领事又是什么级别的官，我想按照我对中国行政人员的级别的了解，领事至少也应该是厅级干部了。而厅级干部在我们国家就是高级官员了。但是，日本全然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只知道他们要做这个事，要担负起这个职责，要把自己负责的这个事情做得完美，才配称得上这个责任担当。
  对了，想起日本人的职务，常常是在职务后面还要加一个某某担当，我觉得这个词的确很有意思。“担当”在中文里也是“负责”的意思。但是，“担当”更多的是要把事情做好，而不仅仅是中文里的“负责”，因为中文的“负责”更多的时候是某人有某项权力，并不是真的是说他要担负某项责任的意思。所以某伟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这次饿事人的事情，中央的直接归我，地方的我也有责任。至于有什么责任，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则是完全不重要的，也没有人敢追问的。重要的是，大家要注意，我才是负责的，而负责显然只是代表他拥有特定的权威而已。中国其实也并不从来都如此，至少我所知道的北洋时期袁世凯政府有一个总理叫唐绍仪，是中山人（今天属于珠海），因为不愿意配合袁世凯称帝，于是毅然辞去总理职务，然后回到老家香山县（今天的中山市）当了县长，干得也很卖力，全然不嫌官小了许多倍。他就是一个不在乎级别，只在乎做事的人。由宰相一下子变成七品芝麻官，连降七级，也不在乎。现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恐怕是不太可能出现了。
我以前常常不能够理解的就是日本的首相，经常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地换来换去。动辄就辞去首相之职，然后就是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要下台，来一次大换血。似乎首相的级别也与一般的职员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似的。一点点很小的事情，就宣布辞去首相或者某个省的大臣之职务。似乎即使官至首相，辞了就辞了，然后就去干别的，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所以，日本的首相常常一年、二年就换了，甚至几个月就换了。读日本的《政治史》也更是感觉，只要是形势所需，他们无官不可以随时辞去，而辞去时那是真心地辞去，而辞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事情没有做完满，至少是没有做到使自己满意，还不一定是国民不太满意。有时国民的意见并不那么大，反倒是官员自己感觉没有做到理想的目标，因此感觉到一种耻辱，就把官辞了。辞官，那是小事，更有厉害的，像 2007年5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成员、农林水产大臣松岗利胜先生就因为涉嫌收取14家公司的政治献金的丑闻而自杀，其实14家日本大型公司，总共的政治献金，也就是1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80_90万元而已。这样的政治献金结果就导致松岗利胜先生要自杀，才能够御下身上的负罪感。
我由种种迹象来看，日本远非一个官本位社会，这一点还可以从他们的钱币上的三种人物就可以看出来，日元上的人物像的身份，分别是教育家、文学家与科学家。特别是万元日元上的人物，就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福泽谕吉，五千元人物，也是思想家新户渡稻造。此外就是文学家夏目濑石、女文学家通口一叶和科学家野口英世，竟然没有一个是政治人物，也没有一个军事人物。这些在中国根本就拿不出手的小人物，在日本却是享受了最高的荣誉。居于钱币的人物，竟然不是别的什么首相，大臣，甚至也不是天皇。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人做事的精神。其实中日之间如果要作比较研究并不难，只需要把日本现在的所作所为，全部颠倒过来，作完全对立的否定，恐怕就基本上是中国的风格与面貌了。比如把米田副领事的那句话：“瞄准事去做，没人在乎级别”，在中国就完全可以这样改过来：“瞄准级别去争，没有人在乎做事。”这就是完全真实的中国面貌。还有许多东西都可以这样颠倒过来，包括颠倒过来后的结果也很清楚，即日本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恐怕也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起来的。只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又要担负起“汉奸”的罪名了。
2007年12月6日

神舟8号

当今的教育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这也是一种怪现象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