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何子恒老师 文/丹霞白鹤[陡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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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何子恒老师   
                                                                       
       我去过何子恒老师的家，在极不好的心情下去的，屋子里非常的黑，暗无天日。房顶上的亮瓦一点也不亮，像垂暮的老人，风前残烛，余光惨惨。不禁想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看见老师的夫人，好像是个家庭妇女，还看见一儿一女，在客人面前显得怯生和冷漠，不像城市的孩子那么亲和和阳光。一家人就挤在这么一个房间里，杂乱的物件堆积如山，看不出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何老师的陋室，可谓家徒四壁。屋子里零乱昏暗，我甚至看不清老师的脸。人们常说什么“暗室聚财”，这简直是“屈才”！何老师的境况令我心寒。
       我是白天进的何老师家，出来时天都快黑了，似乎是何老师屋子里的黑暗，弥漫了出来，我的心情更加沉闷。
       老师的家在学校南院的一隅，我看见那附近有一洼菜地，莫不是何老师所种？何老师的背有点驼，许是挑水浇菜所致。何老师种菜，断不会是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致，杜甫尚且茅屋为秋风所破，何况何老师？想必是为生活所迫。
       何老师常常穿一件颜色褪得灰白的学生蓝中山制服，说不定是二十年前做学生时的衣裳。两个肥大的下口袋，和教物理的杨老师总是统个闹钟的口袋一样，被压得变了形，分明是空空如也，却显得鼓鼓囊囊，像柯勒惠支的版画《老妪》那对下垂的尴尬的乳房。
       何老师的形象的确不像个知识份子。他走路的姿态急匆匆的，没有人们想象的文人那种慢条斯理；他的裤脚常常是一高一低，和田间劳作的农民一样。我听说过旧时代的文人讲究名士风度，但穿戴大致还是整齐的，只不过往往不修边幅。现在的画家、音乐家倒有点像是这样，那种放荡无羁，彰显个性，不知是不是名士遗风？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大抵是说君子能够安贫乐道，不失节操。小人遭受困厄就会胡作非为。何老师似乎显得有点潦倒。
       但何老师在讲坛上，却是另一种风采。何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幼年好学，就学于湖南师院，1945年毕业时，品学兼优，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所以教我们这帮娃娃们的语文算是绰绰有余，而教文言文更是游刃有余。他学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兴味无穷。他讲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时眉飞色舞。他讲到墨子与杨子的处世观针锋相对“墨子提倡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杨朱主張‘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时，用三个手指在自己戴着的眼镜前，作捏一根看都看不清的毫毛状，生动具体得令同学们棒腹大笑。
       还有一次，讲文言文在兴头上，他红光满面地对同学们说，要不要听他用读老书的方式唱读？我们都好奇地回答说要。说着，何老师果然摇头晃脑地“子曰﹏子曰﹏之呼者也﹏”地唱起来。他眯着眼，如醉如痴，令人自然联想起范进、孔乙己，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何老师中止吟唱，涨红了脸，兴奋和略带羞涩的眼神，也跟着大家笑起来，师生一堂，其乐融融。
       何老师和蔼可亲，对学生关怀备至，对学习比较好而家庭又困难的同学，倍加关爱。他在我们男生寝室红楼的顶层有一个单间，每天晚上熄灯前都要悉心查看我们的房间，清铺、问寒问暖，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他看到我比较简朴，有时情绪有点沉闷，下晚自习后，就悄悄把我单独叫到他红楼搁楼上的寝室谈心。问我遇到什么困难；我默默不语。他着急的样子，轻轻地慢慢地问我：“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啊？”这一句话，让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眼泪夺眶而出。何老师慈爱的眼神，好像我辞世的父亲！
       我那时生活上真是很简朴的，说起来会可笑，我初中时，穿过姐姐的女式方口布鞋，甚至还穿姐姐开边衩的裤子，上厕所小便时很是尴尬，我总是挤到小便池的最右边，偷偷地解开裤子小便，做贼似的，生怕被同学发现。不久姐姐的鞋实在胀不下，才没有穿了。而裤子，直到高一，我还穿姐姐开边衩的裤子，穿起来吊八寸。我的姐姐最小，我的哥哥都比我要大许多，他们的衣服，我接不了下手。
       有时不能及时交伙食费，学校就停我的伙食。那个年代，中学生本来就吃不饱，上午第二节课后的课间操一做，就饥肠辘辘，还要熬两节课，好不容易到了下第四节课，同学们蜂涌地奔到食堂午餐，而却没有我一份，因为学校停我的伙！此情此景可想而知。
       何老师为我上下奔走，好不容易争了个丙等助学金，一个学期6元钱，这个数字至今都忘不了，那是肋学金中的最低等。何老师带着歉意地对我说：“爱莫能助，困难的同学实在太多，你又有那么多哥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同样，“不肯接受施舍，只是未到极处”，其实也不尽然，闻一多宁愿饥饿而死，也不接受美国的救济粮，是因为这种施舍和同情，在政治上和人格上不平等。许多人不喜欢别人同情，是怕人格上的不平等。所以奉劝世人，“人不到极处，莫接受施舍”。而何老师对我却是寄以厚望，他鼓励我把学习成绩再提高，争取拿到奖学金。何老师对我的关爱和同情，我感觉没有丝毫的瞧不起。
       可是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学习老是上不去。我看到不少同学，经过一个假期后，学习“嗖”地一下就提高了许多，很是羡慕。而我假期里，要帮忙年老体弱的母亲，照看我哥哥的孩子，虽然没有重活累活，却怎么也不能静下来学习，我的寒假作业和暑假作业总是没做完，开学报到时，老是需要哥哥给我开家长证明，说明不是不听老师的话，而是因为要帮忙做家务。
       奖学金的学科平均成绩，必须在90分以上，我老是差几分。不知怎的，我不喜欢化学，我的化学总是在80几分徘徊，还有语文也达不到90分，我的物理在90分左右徘徊，而成绩最好的是俄语，其次是数学，数学分代数、三角、几何三个单科，我的成绩都还比较好，一般总能在90分以上。于是我总差那么几分。何老师心里一定恨铁不成钢，他继续鼓励我，高二时，给我评了个“三好生”。
       上华师一附中的，都是其它学校的尖子生，现在电视上常说“美女云集”，而我们那时却是“高材生云集”。大浪淘沙，有的尖子生被瀚海星河淹没，有的仍能傲立风口浪尖。
       我认为班上成绩最好，人最聪明的是黎非非和陈芝芬。记得她们就得过奖学金。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子恒老师真是我的恩师，他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回报。学生成才，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可是我一直都没能拿到奖学金，后来我也没有成才，到现在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何老师已经作古，我实在愧对先人！
       回忆何子恒老师，勾起中学许多往事，我想起周华健的歌《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心中顿起无限惆怅。
       何老师的板书行草，和教历史的黄老师一样，疾风劲草，神采飞扬。早年就听说他曾当过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官，难怪写得一手好字！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同学们出于对何老师的尊重，都装做不知道。现在重提，则是出于对何老师的理解。
       打上旧时代烙印，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何老师谨小慎微。他总是面带笑容，对谁都“哼哼哈哈”，不谙世事的初中老班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何※※”。如果何老师有知，那将是老泪纵横呢？还是欲哭无泪？
       我不知道何老师在文革中可曾受到过磨难，我想那是一定的。但有老师说他也曾红火了一阵。何老师从高一到高三，一直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还是老班初三（3）班的班主任。由于他工作做到家，我们班大学录取的多，支边的多，下农村的多，特别是动员了班上的尖子生放弃考大学，宣布直接下农村，带动了一大批大学未录取的毕业生下农村，给下届毕业生，给全武汉市，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何子恒老师成了积极份子，他的毕业生工作成了样板，更实在的是被破格提级加薪。
       这该是多少人，包括何老师自己，多少年梦寐以求的啊！
       可是，又有多少人为之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何老师未免不说违心的话，未免不做违心的事。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何老师一定会反思的。
       1965年毕业后多年不见。直到1994年在严配福处聚会，才见到何子恒老师。何老师还是一如既往，谈笑风生。学长韦宗福特地送给何老师一条“永光”牌高级香烟。那年老师正好过了“七十三”大关，因为中国人不管信不信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音“气”）”的说法多多少少会对心理产生不安。所以何老师显得格外高兴。老师当时赠我一本他的著作《咏物诗三百首》，还特地问候我的长兄，因为他们同是中文学者。     
       后来在武汉石化，我又见到过一次何老师。何老师又赠我一本他自己著的《元曲入门》，而那次我没有见到他赠给别的同学。也许他只赠送给为数不多几个人。中学时，何老师曾在我的语文作业簿赫然批上“字迹可嘉！”令我眼睛一亮，很受鼓舞。
       为怀念何子恒老师，我在百度网上查“瑞昌何子恒”， 赫然出现《何子恒先生传略-bokee.net》一栏，喜不自胜，特摘录之：
       何子恒（1920.6——2001.7）凭着高尚的人品、和蔼的态度，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教风，深受学生喜爱。驰骋中学教坛达三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他勤笔耕耘，成果累累，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教学论文50余篇。并著有《恒庐诗稿》、《恒庐诗选》、《咏物诗三百首》、《恒庐文稿》和《恒庐词联集》；编著有《元曲入门》；主编有《赤乌诗词》（1—20期）、《牛年咏牛》、《陋室馨》、《陈琴风诗集》、《徐宽遗诗》和《花园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