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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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难度[zt]


　　商业语境无法逃避
　　很多人意识到当代儿童文学的语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价值评判体系，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命运。近年来，围绕儿童文学的商业文化语境所展开的学术批评与论辩构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话语交锋之一。
　　童书出版界早已不再对“畅销”一词遮遮掩掩。但是，畅销的作品是否就是好作品？王泉根、郑重、刘绪源、小文等人在杨红樱为代表的“商业童书”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应该说，对于杨红樱作品的批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针对一位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交锋，它也是一场关于特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标准、价值评判体系的争鸣。究竟出版数据与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或者一定的关联？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牵涉到诸如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性质、特定的文学接受对象以及有别于成人文学的创作-接受关系等一系列儿童文学理论界尚未厘清的复杂问题。
　　但学术上的论辩本身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很多时候，这场看上去十分激烈的理论争鸣，恰恰在最为关键的理论点上未能形成有效的交锋。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上述语境下对童书“文学性”的判断与评价。
　　然而正是在“文学性”上，双方所摆出的论据似乎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贴近文本”的分析，或许正是今天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儿童文学批评所亟需发展的一种批评方式。这是这场争论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争论过程中，有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许多看法和想法慢慢积淀了下来，也对儿童文学批评自身的面貌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宏阔话题与具体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直缺乏属于自己的纯粹、专业的学术园地。这导致了许多批评文字往往散落在各类相关报纸或期刊的版面中，继而形成了儿童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散点式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以集群方式出现的学术探讨，总是容易引起特别的关注。
　　《中国儿童文学》杂志在2008年第2期和第3期的“海上论坛”栏目中，分别以“儿童小说缺少什么”和“童话的现状和童话的希望”为题，邀请了几位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就中国当代儿童小说与童话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在有关儿童小说的讨论中，参与者们就当代儿童小说的创作语境、创作个性、多元生态、人文高度、童心童趣、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市场效应等多个话题展开了具体的探讨。不过总体上看，这两次“论坛”以及随后发表在第4期同一栏目的另一篇“年轻作家谈儿童文学”的讨论文章，其学术上的涵量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意义恐怕更多地在于记录来自创作领域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小结。
　　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期待诸如“儿童小说缺少什么”这样话题宏大的理论批评。我的意思是说，与其把容量如此大的话题放在几页的篇幅里，更好的办法或许是从具体的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出发，在具体的分析中对“缺少什么”的问题给出某个方面的答案。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来看，它的当代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各类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尤其是近10年来，对于特定作家、作品的深入、细致、富于理论思辨色彩的批评研究达到了空前壮观的程度。许多新的儿童文学理论的阐发与示范，都是在贴近作品的文本分析中完成的；而有关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历史变革、审美范畴、文体特质等方面的论述，也大多被融入在文本分析的过程中。目前英美几种主要的儿童文学学术刊物，如美国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狮子与独角兽》、英美有关机构联合主办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等，都体现出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对于扎实的文本分析的看重。这种批评方式的特点在于，从理论的视角切入文本，最后达到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相互证明，亦即以理论照亮文本丰富的内在世界，同时也以文本证明理论分析的适切性及其独特魅力。这种论证最后的旨归常常不是单方面的，它既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剖析，同时也是关于理论的一种展示。这似乎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在向成人文学领域借取理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批评方式。很难说它就是最适合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来说，这种将理论与文本贴切结合、进而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的批评方式，正是我们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所亟需加强的。
　　近年来，针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评论文字有所增加，但其中大部分是印象式的评点文字或感悟式的新作评论，很少见到理论质地坚实、饱满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因此，当我们读到像陈恩黎的《论儿童文学的三种文本策略》（《中国儿童文化》2007年总第3辑）、吴其南的《天籁之音——林焕彰儿童诗的音乐形式》（《中国儿童文学》2008年第3期）、班马的《韦伶的幽——少女散文中的原生性神秘感和雌性文化气息》（《中国儿童文化》2008年总第4辑）这样优美、扎实的作家作品研究文章时，会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振奋。我想特别提一提班马的这篇评论。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班马的文字一向有着某种冲破常规的力量和神采，虽然近年来，他的文字已经很少出现在儿童文学批评领域。他为韦伶的散文集《走神女孩》所写的这篇评论，从少女文化的角度切入，谈论少女文学的“原生性”、“植物性”、“雌性文化”等特征，是对于尚未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得到文学关注和深入分析的少女文学的十分具有创造性的概括。这种概括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的少女文学研究中来看，也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启发和建设意义的。
　　聚合力量提升高度
　　方卫平在其主编的“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丛书中，撰写了一篇十分特别的总序——《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尽管他十分审慎地使用了“可能的”一词来限定他笔下的这个“儿童文学学派”，这一提法仍然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兴奋。什么是儿童文学学派？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存在、或者有可能出现学派吗？学派的意义又在哪里？然而我所感兴趣的并非作者对于浙江师大学科发展史的介绍与描述，而是他在指出这一学科群体与“学派”之间的差距时，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所提供的期待与思考。
　　很显然，就当前相对分散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来说，“学派”一词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想像。作者自己也说，“从‘学派’一词严格的内涵来看，就其现实性而言，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还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而事实上，即便从“学派”的较为宽松的涵义出发，中国学术界目前也不存在所谓的“儿童文学学派”。他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它从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专业视角，提出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借助于理论思潮方面的开拓与创新，聚合分散的研究力量，使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一种质的提升。事实上，作者所真正期待的并非派系式的研究格局，而是富于创造性、生长性和理论吸引力，能够引发人们持续的关注、追随的儿童文学学术批评的实现。
　　与西方英美儿童文学界相比，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一向缺乏集中的学术向度。近年来许多学术话题的提出和展开，往往是对于当下某些儿童文学现象的临时和功利的反应，而缺乏长远、深厚的历史维度的积累与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总体学术面貌与水平。如果说当代英美儿童文学界同样未能出现“学派”现象，那么它在研究力量的有意识的集中和整合方面，却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合儿童文学专业学术刊物的建设，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研究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专题研究的模式。这些专题涉及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对于特定理论话题的广泛和有深度的研究，其中一些重要的专题还获得了延续的探讨。比如美国的《狮子与独角兽》杂志自1977年创刊起，便开始以专刊形式连续推出围绕“儿童文学中的喜剧”、“儿童文学的幻想与创造性”、“成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中的社会问题”、“儿童文学叙事类型”、“儿童文学与通俗文化”等话题展开的理论探讨。尽管这种主题性的批评集合与“学派”的涵义仍然相去甚远，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对于研究和批评的聚合导向功能，继而促进了理论的拓展与深化，并使得一部分理论成果脱颖而出，成为特定研究领域公认的重要学术资源，同时吸引了一批后来的研究者。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许多重要的术语和关键词，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佩里·诺德曼）、“儿童文学的互文性”（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童话的颠覆功能”（杰克·齐普斯）等等，都曾成为相关学术专题探讨中的焦点理论，也在其他研究者中得到反复的援引、论证和批评。
　　因此，如果我们把有关“儿童文学学派”的观念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背景上，其意义就会更加明显。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提得出具有自己独创性的理论话题，也必须在理论话语的体系建设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批评来说，一个“儿童文学学派”的出现并不是必须的，但包含在“学派”一词里的理论想像和激情，则是不可缺少的。
　　尴尬中的责任
　　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为出版于2004年的《儿童文学批评的新声音》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不无诙谐地指出了儿童文学批评常常会面临的尴尬。与其它专业性较强的学科相比，儿童文学批评在今天似乎成了人人能够染指和胜任的一项事业。诺德曼举了美国影星麦当娜的例子。2003年，44岁的性感女星麦当娜与企鹅出版集团签下了她的第一套共六册童书的英语出版权。她在接受一家英国报纸的采访时，被问及她决定创作童书的初衷。这位并不一定有过多少儿童文学阅读经验的女星回答说，自己在准备给三岁的儿子读点什么听听时，却发现“所有的故事都是那么乏味、空洞，不值一读”。诺德曼很不屑于麦当娜对儿童文学现状所作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行外评判，但他指出，今天的许多儿童文学评论跟麦当娜的评点一样，也是在缺乏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的深入了解和考察的前提下作出的。他强调儿童文学批评工作者首先应对历史上和当前的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切实的了解和考察，其次才谈得上对它进行准确、负责的批评和研究。
　　然而，当代日益庞大的童书市场和各种新出现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接受现象，正在不断增加这种了解和考察的难度，促成儿童文学理论自身的革新和进步。儿童文学研究向来不是一个特别吸引外人注目的学科，很多时候，它需要坚持一种自己对自己的负责。考察近年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我们的信心往往并非来自这样或者那样的总结描述，而是来自那些沉潜在喧嚣之下的守望者和思考者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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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2006-01-20

成立时间：1980年6月1日 登记证号：社证字第4251号 宗    旨：团结全国儿童文学作家，开展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和研究，同时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表演、展览，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努力培养文学新人，做好广大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与辅导工作。 业务范围：学术交流；业务培训；书刊编辑；咨询服务；国际合作。 名誉会长：吕志先 会    长：贺嘉 常务副会长：宗介华（法定代表人） 副 会 长：樊发稼 冉红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沿河大街83号               邮编：100009 电话/传真：010—84018769 网    址：WWW.WZZXX.CN 电子邮箱：EYH8769@163.COM 重大活动： 组建了中国小作家网址；组织文学大赛；以《我到北京去采风》为品牌，先后组织了中国小作家文学夏令营等活动。并组织“情系2008”文学大赛；“五洲之星杯·新思维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奖赛”（2004）。2002年元旦期间组织38名儿童舞蹈家赴澳门访问并与有关学会联合颁发了“百名儿童舞蹈家、儿童音乐家突出贡献奖”。 接待了比利时青少年打击乐访华团、匈牙利少儿艺术访华团。组织“中国少儿艺术团”先后访问了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巴西、奥地利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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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时代的儿童文学
——IRSCL第十九届国际会议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两年一次的第19届国际会议（19th Biennial Congress of IRSCL）于2009年8月8日-12日在德国法兰克福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召开。会议由歌德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主办，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歌德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Hans-Heino Ewers教授主持。大会主题为“过去和现在的儿童文学和文化多样性”（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来自世界各国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国大陆青年学者李利芳出席了本次大会并做论文发表。台湾学者杜明城、刘凤芯、吴玫瑛、陈素珊、 蔡欣纯、古佳艳、杨丽中、黄翠玲等出席本次大会并做论文发表。
IRSCL的创立奠定于1969年，在由歌德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成员组织的法兰克福学术讨论会（Frankfurt Colloquium）上被提出，希冀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支持推动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当时来自五个国家的与会成员选举了一个组委会，并于一年以后，即1970年5月30日，IRSCL正式成立。第一任会长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Klaus Doderer。该机构的第1届专题讨论会于1971年10月在法兰克福举行，当时的研讨主题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Children’s Literature as a Subject of Research）。此后，于1974（瑞士）、1976（瑞典）、1978（英国）、1981（苏联）、1983（法国）、1985（加拿大）、1987（德国）、1989（西班牙）、1991（法国）、1993（澳大利亚）、1995（瑞典）、1997（英国）、1999（加拿大）、2001（南非）、2003（挪威）、2005（爱尔兰）、2007（日本）等年份与地方分别召开了第2-18届国际会议。今年是第19届，适逢IRSCL建立四十周年，在其创始地法兰克福召开具有深远的历史象征意义。
本次大会在会议开始时，特别为IRSCL建立4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创始人Klaus Doderer教授作了专题纪念演讲。现任会长Clare Bradford教授作了专题纪念演讲。德国的Sonja Müller对IRSCL在1970-1978早年间的讨论与发展事业作了回顾。世界最著名的格林兄弟研究者Heinz R?lleke教授作了题为“格林兄弟和他们的作品：世界公民和世界文学”的演讲。
IRSCL的目标有三：致力于推动儿童和青少年文学、阅读和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成就；促进不同国家和不同学术机构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能够交流信息、分享专业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实施并协调研究。创立40年来，IRSCL在其设定的三个目标上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尤其每两年一次的IRSCL国际学术会议，更为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学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学习交流的平台，在促进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每一届大会的主题都与儿童文学学科领域的当下研究密切相关。大会也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机会来形成学科的方向并影响到学术政策。
IRSCL是第一个聚焦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国际性组织，它一贯秉承的是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跨文化合作的价值信念，一直努力致力于在一种友好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去理解不同思维和不同研究的方式。2008它所采用的新徽标，采用一些交叉和平行的线条去表示许多文化、方法、经验，告知IRSCL成员的研究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IRSCL身份，要接受拥护差异和多样性。今年大会的主题为“过去和现在的儿童文学和文化多样性”，更是对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大会希望与会学者讨论儿童文学及其他为儿童的媒介产品，如电影、电视、漫画、图画书、电脑游戏等，以及它们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后，是否或以什么方式能促进对其他文化的理解认同，和不同种族的和平共处。在本次大会上，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各国学者立足历史与现在，以理论与文学文本双重视点，从“种族、民族、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宗教、性别、文化接触、跨文化、建构他者、历史和文化遭遇、跨界、难民、二战、移民、同化、多媒体世界、家庭、翻译”等社会历史文化视景，以及各国及各地区儿童文学专题，和“现实主义作品、幻想文学、历史小说、图画书、民间传说、童话”等各文体视域，对“儿童文学和文化多样性”的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报告。笔者提交大会的论文是《当前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文化多样性》。
本次大会在形式结构上安排了四个板块的内容：一是德语国家（德国、瑞士、奥地利）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图书馆和收藏馆所作的自我介绍；二是全体人员出席的演讲（Plenary Lectures），包括由以色列的Zohar Shavit教授、澳大利亚的John Stephens教授、巴西的Ana Maria博士、美国的Maria Tatar教授所作的4场专题演讲；三是10场专题讨论（Panels）；四是近280次的个人论文发表（Lectures）。整个大会进程组织紧凑，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和谐，东道主接待周到热情，与会学者在会上会下作了充分的交流。这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会议。
IRSCL第20届国际会议将于2011年7月7-11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大会主题为“儿童文学中的恐惧和安全”（ Fear and Safet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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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述评（顾建美）

与一般文学研究相比，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研究是落后的。儿童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以及研究方法，都滞后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但是，从纵向看，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自80年代末以来，儿童文学的研究已由单一的作家作品评论发展到将作家作品置于一定时代的文学思潮中去研究，基本理论方面，已开始注意新的理论的建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也正日益受关注，并出现了一些填补空白的著作和文章。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门类，它的研究理应包括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儿童文学评论和儿童文学史三个组成部分，而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又是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状况作一评述。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时期的最初几年。这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处于拨乱反正、澄清是非阶段。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界面临着恢复、清理工作。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针对性强、反驳性强的特点，出现了许多批判儿童文学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以陈伯吹的《在儿童文学战线上拨乱反正》（《光明日报》1979年6月18日），尚哨的《肃清流毒，解放思想，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研究》1979年总第1辑）等文章为代表，都意在批判那荒唐岁月中儿童文学领域里的荒唐理论和可笑现象，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一个新的基调。     第二阶段为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过渡和调整阶段。这一时期，一些在儿童文学界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得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如关于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观点是60年代初提出的；当时“教育”的含义，确切地说是政治思想教育，即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时期以来，这一观点仍较流行，尽管“教育”的含义已有所延伸，代表性的文章有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小娃娃的教育和文学》（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贺嘉的《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载《儿童文学研究》第13辑）等。但是，这一观点一直受到挑战，经过理论界的长期论争，这一时期已基本一致地认为儿童文学除了具有教育功能外，还具有认识、审美和娱乐功能，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刘厚明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文艺研究》81年第4期），王若望的《儿童文学和教育》（同上），陈子君的《要继续研究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7辑）等。随着这一理论问题的基本解决，“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这一命题也一再被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特性开始回归，儿童文学也随之更具体地被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三个部分。在理论论争的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儿童文学或某一文体的基本理论书籍，有洪讯涛著的《童话学》（讲稿）（安徽少年出版社，1986年），这是一部文体论著作，它将童话这门学科从基本理论、发展历史、作家作品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阐述，许多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但论述不够深入，体系上也欠严密。任大霖的《儿童小说创作论》（中国少儿出版社，1987年）是一部创作论著作，著者对儿童小说的特点、题材和主题、艺术构思、人物形象、情节、语言等作了详尽论述，特别对儿童小说审美作用的阐述有独到的见解。其他的有陈伯吹的论文集《儿童文学在探索中前进》（四川少儿出版社，1982年），张锦贻的《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汪习麟的《儿童诗散论》（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贺宜的《漫谈童话》以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五院校合编）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蒋风主编）同于1982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等。此外，还有一些理论文章，如黄庆云的《童话与时代精神》（载《儿童文学十八讲》，陕西少儿出版社，1984年版），张擎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荒诞性》（《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2期），吴风岗的（《儿童心理与幼儿读物》等。他们有的对儿童文学的概念作了界定，有的对儿童文学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作了论述，有的则从体裁上予以阐述，对于普及儿童文学知识和刚刚恢复元气的儿童文学创作无疑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刚从十年浩劫中清醒过来的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不啻是一个推动。但总体说来，此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实用性强，系统性不足，论述也显零散。     第三阶段从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变得活跃了，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出现了一批学术水准不一，但富有学术个性和学术品味的理论著作和文章。班马著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一书，从儿童文学的美学角度，关注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两个方面，提出了“走出自我封闭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必要性，将研究儿童文学的视点由具体的生活空间转移到儿童所需的精神空间上，“重视儿童读者在审美态度上对外部世界的主动追求性，从而突破局限在‘儿童生活’的狭小的描写空间”。并以此摆脱儿童文学中“儿童反儿童化”这一美学悖论。应该说作者提出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孙建江著的《童话艺术空间论》一书，以我国的童话理论缺乏空间意识为出发点，从当代童话“作者的空间思维”、“作品的空间构成”、“儿童对于空间的心理需求”、“空间结构的网络”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童话与幻想、童话中的虚虚实实、大小相对及假定性与合理性的关系，从文本的角度将童话的幻想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看作是一个过程，从而深入到对童话幻想的内部生存机制的研究并由此最终完成对童话的总体把握。该著对童话作出新的阐释，提出了童话（甚至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幻想载体——幻想空间”。尽管有些章节论述未详尽展开，但研究视角新，对童话创作的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则是一部尝试构筑中西儿童文学比较研究新范式的理论专著。汤著将中西儿童文学的发展各理出一条线索，来研究各自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对中西儿童文学进行了平行的比较、分析，以历史为经线，以理论视角为纬线构织了一个史论结合的比较研究的新范式。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比较儿童文学著作，为儿童文学界单一的研究方法注入了活力。由于儿童文学审美特性的回归，从审美角度关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儿童文学审美指令》（王泉根著）和《儿童文学美学》（杨实诚著）也在这一时期面世。前者以“儿童文学与审美”为中心，提出了“接受主体审美意识的自我选择与儿童文学两大部类”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后者则顺着审美关系这条主线，力图建立一个不同于一般艺术美学的儿童文学美学体系。而刘绪源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以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新的划分，将儿童文学作品归到“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这三大母题下，从审美特征的角度整体把握这三大母题及其各自的独特意义，从而把握各个母题的过去与未来的发展。刘著的这种分析从审美层次看有新颖独特之处，但也有欠缺之处，用这三大母题来囊括所有儿童文学作品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如将“未来型”、“力量型”、“现代型”、“科幻型”等儿童文学作品纳入这三大母题之下显然有点勉强。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力图进行较全面考察和总结的有孙建江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江苏少儿出版社，1995年），该著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于社会和文学思潮中进行总体把握，从文本的角度，将我国儿童文学格局表述为：以教育型为主，以温情型、游戏型为辅兼及其它，对我国儿童文学观的确立、儿童文学思潮、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等作了较精当的阐述。不足之处是对十七年及文革10年的儿童文学的论述不够。此外，这时期还有郑光中的《幼儿文学ABC》、曹文轩的《儿童文学新思潮》、王泉根《儿童文学美学沉思录》等著作以及黄云生《简论儿童文学创作的读者意识》（《探索》1988年第3期）、张锦贻《论低幼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理论文章。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关注得更多的是不断发展着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所以有关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数量很多，但从总体质量和发展水平上看，不如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在儿童文学评论中，缺少根植于社会现实和时代审美风尚的精神，而仅满足于对作家作品作一般性的简单陈述，不能将感性的评论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审美评判，从而导致儿童文学评论一直停留于就事论事式的单篇作家作品论，少有全面的、有理论深度的评论文章，至于把作家作品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学思潮中进行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有意无意被忽略。当然，有一定学术个性的评论还是不少的，张香还的《试论巴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童话》（《儿童文学研究》第4辑，1980 年），将巴金的创作思想放到其生活的时代及作品中去考察，否定了以往论述巴金时过分强调他早年所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浦漫汀的《走自己的路——论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则从严文井独特的创作主题到充满哲理、诗情的艺术风格，论述了作家的创作风格。此外，陈道林的《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论张天翼的童话》（《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张美妮的《属于当代儿童的新童话——试评郑渊诘的童话创作》（载陈子君等主编的《论童话寓言》，新蕾出版社，1989年）、杨佃青的《“张天翼模式”论》（《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6 期）等都是具有一定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儿童小说是新时期以来发展较快的一种文体，所以有关的评论文章也比较多，其中，注意对作家作品作较全面把握的评论文章尤为突出。如雷达的《论任大星的小说创作》（《朝花》丛刊总第8 期）和《童心世界的不倦的探求者——论任大霖的创作》（同上，第11期），对任氏二兄弟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孙钧政的《春颂—— 评冰心的〈小桔灯〉》（《槐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和《彩笔绘新人——论胡奇小说的人物形象》（《朝花》丛刊总第2期），孙建江的《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融合——评〈永远的秘密〉中的审美意识》（《儿童文学研究》第22辑）以及郁炳隆、刘静生著的《江苏儿童文学10家评传》（江苏少儿出版社，1993年）等文章和著作，对于进一步研究有关作家和作品都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些有一定学术品味的文章，如陈康福的《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将郑振铎对现代儿童文学的贡献置于当时的理论环境和创作实践中去考察，对他的“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本位”以及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等思想和观点作了具体论述和肯定，并对他在教授、翻译、介绍和选择儿童文学作品方面的贡献作了较客观的论述，从而指出郑振铎儿童文学思想的独特性的贡献。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浙江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抓住西方学术思潮对早期儿童文学观念的浸润和影响来考察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分析了西方人类学派的理论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发生影响的内外因和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形态初步转化的促进作用。此外还有张锦贻的《论低幼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及其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总之，在评论文章中，有关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文章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比例，但真正质量高，有一定学术品味的不多，而有关现代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反倒比较扎实，显示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关于儿童诗、幼儿文学作品等的评论文章则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评论中的一个缺憾。     可能是由于我国儿童文学历史的短暂，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单篇论文较少，有关的著作也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零”的突破，所以整个80年代儿童文学史的研究远不如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那么繁荣，进入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改观，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新时期最初几年文学界的注意力还在恢复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上，对儿童文学史的关注还很少，充其量处于零星史料的“钩沉”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从经著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开端。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有关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和整理的著作。如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和张香还著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浙江少儿出版社，1988年），是我国最早的两部儿童文学史著作，前者对作家作品的研究较充分、深入，但史的线索薄弱，有些章节可能因“左”的影响而未能深入，如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有重大贡献的周作人很少提及。后者是一部以“史”的眼光来看现代儿童文学的著作，著者抱着对作家作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作了较全面详尽的描述和论证。尽管该书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稍嫌不足，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史。而张之伟著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史料翔实，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一部资料性较强的著作。此外还出现了文体史的研究，如由吴其南和金燕玉分别著述的两部《中国童话史》，前者将童话这一文学样式放在社会思潮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较真实地再现了中国童话发生发展的轨迹，尤其是对一些儿童文学现象和思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论述严密。对童话文体特征及其演变的论述，似嫌不足。后者材料丰富，对童话作家作品的论述充分，详尽，但对童话史上出现的重要现象论述不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一部论述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江苏少儿出版社，1993年），著者对晚清以来各个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理论思潮、学术特征、理论代表作了具体的历史的描述和理论阐述，并对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构想。除了史著以外，还出现了对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社团流派进行研究的著作，如王泉根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从新的研究角度开拓了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对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作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这不但使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也使人们对文研会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历史功绩有较系统的评价。他的另一篇论文《三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的历史透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 期）对30年代的我国儿童文学现象进行了梳理，指出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有三大突出现象：一是左翼文艺运动为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二是张天翼创作的3部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思潮出现了科学文艺创作热并出现了进一步强化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进程之间联系的倾向，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儿童文学史的著作和研究文章，如《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有两个版本，一为浙江师大儿童文学研究所编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8 月出版。一为陈子君主编，明天出版社 1991年2月出版）， 盛巽昌的《孙毓修和早期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1981年12月第8 辑），胡从经的《开拓新地的破土犁痕——鲁迅与儿童文学漫笔》，韦苇的《郭沫若用诗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儿童文学专辑）等，尽管学术水准不一，但对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显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等原因，对于港台和外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已出版的著作有：王泉根著的《台湾儿童文学史》（江苏少儿出版社），韦苇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浙江少儿出版社，1986年）、《外国童话史》（江苏少儿出版社），马力著述的《世界童话史》（辽宁少儿出版社，1990年），浦漫汀的《安徒生简论》（四川少儿出版社，1984年）。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如周小波的《当代外国童话“双线结构”的新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与众多的儿童文学研究相比，对外国儿童文学的研究还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对儿童文学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总的说来，新时期以来， 儿童文学的研究成果是喜人的，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儿童文学的研究成果倍出。当然，就具体成果而言，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而且儿童文学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失衡和不足之处。如儿童文学至今还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有的理论著作在力图建立儿童文学新论题的同时，未跳出成人文学理论的思路，用一般文学规律去俯合儿童文学的特殊规律，其结果是不但对创作起不了指导作用，而且令人迷惑。再如，在幼儿文学理论的系统研究上，幼儿文学应该是儿童文学中最具有儿童特色的一部分，幼儿文学理论也应该是儿童文学理论中特点最鲜明、最特殊、最活跃的部分，但是，这里却很冷清，有影响、成定论的研究文章很少，至今未见有关专著面世。有些老议题，如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儿童文学界讨论了十几年，虽然也有了初步的共识，但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在注重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同时，缺少新的理论立足点和深度，有些新论题提出后得不到充分的论证；儿童文学的创作理论也明显滞后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在作家作品论方面，许多作品评论多介绍性文字，就事论事，溢美之词盖过理论论述，几乎成为赏析文章，同时，缺少全面的作家作品论。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中也有许多地方尚待开拓。如对五六十年代儿童文学作怎样的历史评价？它与三四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对十年动乱中儿童文学持什么评判态度？这些问题在当代儿童文学史的论著中往往被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其实，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既然存在过，又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就一定有其研究的价值，研究这些问题，对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有可借鉴之处。以上这些也许正是今后的儿童文学研究所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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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走向成熟的儿童文学批评群体

—— “第六代儿童文学批评家论丛”读后

时间：2010-04-19 　来源： 安徽市场报 　作者： 何军民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旅程。一个世纪以来，经过孙毓修、周作人、鲁迅、陈伯吹、束沛德、蒋风、王泉根、方卫平等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人的努力，儿童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孙毓修使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儿童文学类目，《儿童文学小论》、《儿童故事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等重要著作，这些重大事件的出现，都是儿童文学研究现代性品格的体现。     一个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对整个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结论却是让人不能乐观。现代以来，儿童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另一方面，儿童文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所占的地位却一直很低。在学术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儿童文学属于小儿科，是没有什么学问或者很少学问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对儿童文学研究自身的特点和学术规范缺乏了解造成的。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一方面儿童文学创作大大繁荣了，另一方面儿童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创作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儿童文学仿佛成了少数专业研究者自说自话的游戏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第六代儿童文学批评家登场了，他们的出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第六代，是世纪之交陆续涌现和成长起来的更为年轻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是相对于孙毓修等前面五个阶段成长并成名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的。这一代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批评形势：一方面，国外的儿童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深入而广阔的理论成果，这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树立了一个短期内难以企及的很高的标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儿童文学研究要么唯市场是从，要么无人问津，实际上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第六代儿童文学批评家的研究工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些研究成果大量复制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缺乏自身的立场；有的理论研究缺乏对作品缺乏深入的细读，理论积累缺乏深度，学术视野不够宽广；还有的批评家的研究，理论创新能力不强，不同的学术成果中，其实是一再重复一个主题，对该主题的细节缺乏应有的拓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一代人所具有的优势。第六代儿童文学批评家是由研究生培养体制和文化转型期网络公共空间所催生的一代。他们的灵性和专业热情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儿童文学现象的敏感，他们研究角度的新颖，都是有着自身特色的：例如，赵霞在童年及其秘密的研究，钱淑英在童话与魔幻文学、魔幻叙事研究上，张国龙在成长小说研究上，杨佃青在网络批评领域，李学斌的理论批评与当下儿童文学现实的贴近，陈恩黎在批评的深刻厚实和犀利活泼方面，都显示了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鼓励。     正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将他们视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儿童文学批评群体，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