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教师触目惊心真实写照 [转帖]

神舟8号

这是什么时候兑现啊！

管季超0712

郭立场：“因教致贫”由谁来负责

中国知名调查机构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日前发布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八个大中城的调查显示，中国家庭子女教育的支出比重占家庭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相比于城市和小城镇地区，中国农村家庭每年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不到城市家庭的二分之一，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最高的。此外，农村家庭单个子女教育支出年增长率已连续两年超过两成。（《中国妇女报》8月22日） 　　子女教育支出占中国普通家庭总收入1/3，中国农村家庭每年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不到城市家庭的二分之一，背后是愈演愈烈的教育支出乏力、教育投资失衡、教育质量差距，以及钱学交易、钱权交易等教育不公。农民的经济状况本身就不容乐观，而沉重的教育支出负担更是威胁着农民家庭。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成为家庭的最大支出，教育开支正日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随时都有坠入贫苦的危险，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 　　花钱让孩子受教育，如今在农村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一直以来，送子女上大学几乎是贫困家庭的唯一希望所在。农民通行的认识是，读书就像赌博，押宝押对了是幸运，押错了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可能要背上一辈子的债务。一些家长说，农村家庭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赌赢了，能为家庭换来幸福；赌输了，就要用许多年甚至一辈子来还债。如何在提升整体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过程中，不“提升”甚至是减轻居民的教育负担，是当前民众一致关心的问题。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谈到教育不公问题时，特别指出了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不久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只占实际支出之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近年来，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使越来越多的莘莘学子圆了大学梦，但高校过度扩招以后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堪忧。过度扩招带来的是高昂收费，而“天价”学费已经成为农民脱贫的障碍、致贫的根源。花高价上学、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使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及家庭陷入不能自救的困境。 　　然而，随着用人单位的日益理性，以及社会务实风气的形成，大学生的学历开始“贬值”了。当应届大学生遭遇就业“寒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生活困难，压力加大，也难免会发出“读书有什么用”的质疑。前些天，网络上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通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领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的经历，一经刊出便引起了关注和议论。其实，他还是幸运的，毕竟成功了，多数人却未必能够成功。读书不仅不能带来实惠，反而会出现“读书致贫”、“读书返贫”的困局。不难看出，“读书无用”的背后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正是因为就业难，重金投资教育却“血本无归”，才有了“读书无用”的怨言。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正。加之教育的公共性质使过高的教育支出成为危害社会公平的敏感问题，使公共教育体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危害极大，必须尽快进行根本治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教育的支付力度，明确政府是教育的投资主体，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念、更多的家庭有存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国家只有更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严格控制高收费，使收费标准走向公开化、合理化和透明化，严厉制止由收费产生的教育腐败，才根本有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管季超0712

文汇报：城市移民：升学路迂回曲折

城市移民，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的自然流动与迁徙。在这个历史车轮下，每个移民家庭都纤弱得如同小草。对他们而言，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一辈子操劳的原因。     这个暑假，在繁华上海的中心城区，无数上海小囡或宅居家中避暑，或为学业奔忙于补习班；而到了这座城市的远郊，这种“无聊”和“辛苦”或许根本不值一提——在来沪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的“城中村”里，有一群生在上海却不被认可为“上海小囡”的孩子，他们随着走出农田进城务工的父母来到这里，却在十岁出头时为了追逐未来的大学梦不得不返回老家继续学业。     暑假里的他们，顾不上学习、补课；短短两个月，他们得赶紧补拾久违的亲情,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的未来作出决策……     从小长在上海，却为了考大学而返回老家继续学业。原以为回老家后根本无法融入当地学生圈，结果却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留守儿童”。晚上熄灯后，从各地回来的同学一起抱头痛哭。     今年是刘欣儿在上海度过的第11个暑假。开学就要升高三的她，如果能够考上上海本地的大学，就可以结束与爸爸妈妈分居两地的日子，告别“留守儿童”的岁月。     1991年，两个月大的刘欣儿尚在襁褓中，就跟着父母从河南来到上海。全家人先后依靠回收旧衣服、卖水果为生，住在一个叫“机场”的农民工聚居地。     “机场”位于上海东北角，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就聚居着大批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源源不断搬入此地的农民工犹如这附近齐人高的杂草，疯狂地生长蔓延着，教育很快成为一个产业：小小一块区域里，开办了七八家农民工子弟学校。     “我一共读过4所小学。每次都是刚读完一年，老师就说下学期办不下去，学校要倒闭。”断断续续读到六年级，恰逢上海公办初中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刘欣儿于是顺利地进入了“机场”附近的一所公办初中。     和上海小囡在一间教室读书学习，这是刘欣儿真正融入上海教育的开始。只是，这个过程太短暂——初一那年，刘欣儿的父母决定把她送回老家，这并非为了“寻根”，更多的是为将来考上海的大学做准备。     按照相关升学制度，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得回原籍继续高中学业，并在当地报名参加高考。由于各地使用教材不同，所以，如果要报考大学，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打工所在地受教育的“上限”也就是初二年级。此后，他们得返回当地念书，以便提前适应当地的教学内容和难度，这样才能通过当地中考考取办学质量相对优质的高中，进而冲击大学。“曲线考大学”，正是很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路线图。     刘欣儿在当地县城的一所私立初中，继续初二的学业。选这所学校有多重考虑：一是学校的教学质量高一点，二来私立学校是寄宿制的，“我们回乡的孩子大多没房子住、没人照顾”。     起初，在上海长大的刘欣儿总担心自己无法融入当地孩子的圈子。到了学校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是“回乡娃”。“班上的孩子有从北京、无锡、杭州、上海等地回来的，大家都从小跟打工父母在城里长大。”     一群小学毕业不久的孩子，为了将来考大学，尤其是考到父母所在城市的大学，瞬间变成了“留守儿童”。刘欣儿对那段时光的印象就是“很多人一起哭”。“晚上11点，一熄灯，有的同学害怕就开始哭了，有的孩子想爸妈了，也开始落泪。借着窗外朦胧的月光，你能看见宿舍里有人脸上挂着两行泪，还有一群人抱在一起哭。到走廊上，一路经过几个宿舍都能听见哭声。”     无数次，刘欣儿想买张车票回上海。但她又对自己说：“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不能放弃！”     “你们有中考的机会，为什么还不好好读书！”看到班里的同学因为顽皮、打架而被老师叫去训话，陈菲心里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为了留守上海，陈菲断然割舍了大学梦。不过她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     和刘欣儿一样，徐燕也是在初二那年作别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回安徽老家念书。     安徽求学四载，徐燕没有辜负在上海修自行车、助动车供她读书的父母——中考时，她考入全县最好的高中，并以高出该校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进入实验班。目前，她的成绩稳定在全校排名前三，“大学梦”近在咫尺。     但对于陈菲来说，高考却可能是她心中无法治愈的痛。     刚从浦东一所公办初中毕业的陈菲，眼下正在参加上海一所职业学校的新生军训。     作为初中时的班长、学校大队委员，陈菲选择的“前途”让不少任课老师叹惜。从初一开始，不断有老师“赶她回老家”——“你是考大学的料，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快点回老家去吧，早点适应当地初中，考重点高中，然后考大学！”老师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孩子的前途仅仅因为与户籍相关的升学制度而中断。     “我不愿意离开父母，而且老家对我来说，陌生得有些可怕。”初二那年寒假，陈菲和父母开了个家庭会议：念完初二，就是初三了，最后一年如果不回去，考高中、考大学的路暂时就堵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上海读职校。回，还是不回？     “先回去看看吧。”阔别家乡十年后，陈菲第一次回重庆老家，却发现家乡已经是回不去的地方。     “我的家乡在一个小村庄，如果我回到村里的中学读书，从家到学校得翻两座山，早上得顶着月亮出门，晚上顶着月亮回家，山路很险峻，好些地方脚边就是悬崖。”去当地学校走了一遭，陈菲自问：我真的能一个人独自面对、适应家乡的生活？如果回去了，读这个小村庄里的中学，真能考上大学？当然，她也可以读私立初中，那里没有户籍限制。“可是我爸妈在上海打工，收入不高，我不想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了。”     那年春节从老家返回上海后，陈菲告诉父母她的决定：留在上海读职校。初中三年，她上每堂课都是异常认真，生怕遗漏老师的任何一句话。但在交职校报名表格的那周，陈菲第一次在课上睡着了。陈菲说，“这个决定做得好辛苦。我知道，在上海，职校是那些被高中淘汰的人上的。”     “每当看到有同学因为打架、不好好学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训话，我就恨不得冲上去打他们一顿，对他们说，‘你们有参加中考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还不好好读书！’”尽管选择了读职校，可陈菲并没有放松学业，暑假里，她开始背托福词汇表。“这个职校，是我从父母那里百般解释后才争取来的。爸妈希望我初三毕业后就打工赚钱，可我还想读一个好的职校专业，毕业后工作几年，再参加成人高考。”     为留守上海，陈菲暂时割舍了她的大学梦，但并不甘心于唾手可得的那张职校文凭。陈菲很喜欢一句话：“你决定不了发到自己手上的是什么牌，但你可以决定怎样打好手中的每一张牌。”     回家读书还是留沪打工？不同的选择，已经让很多“外来娃”和儿时的伙伴们分道扬镳。“继续读书”只是降临在一小戳“外来娃”身上的幸运，这让他们相信，自己很可能是“被拯救”的一代。     当然，刘欣儿、陈菲、徐燕，这批在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的孩子，在同龄人里只是少数。更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毕业后就走上了打工路。     “机场”附近，刘欣儿时常会遇到当年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伙伴。曾有一个同学告诉刘欣儿，初二上完就不想读书了。因为回老家考高中再上大学，基本没希望。既然这样，初三也不用念了。刘欣儿的印象中，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他们中很多人进城后就再没回过家乡。留在城里的他们，文化程度定格在初三，甚至以下。     “不少伙伴没读完初中就急着打工，他们说想早点挣钱，做一次拉直（头发样式）、或者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新衣服，或者买一个MP3。”刘欣儿为他们的“断头教育”感到惋惜，而她更担心的是这些伙伴们留守上海的前景：“当他们工作并赚钱后可能会发现，他们赚的钱不能满足自己不断增加的欲望，可能人确实会漂亮些，但是也会沾染很多社会陋习”。     徐燕现在每年放假回家，还能听说一些儿时玩伴的消息：有的人去了苏州、杭州，辗转几个地方，生活不济，四处打工；也有人学坏了，进了看守所……     “只要读书，人生就充满着可能性。”“外来娃”的思想总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徐燕认为，他们是“被拯救”的一代，和城市以往的农民工子女截然不同。“我们深受大城市先进教学理念的影响，有望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很可能不再重复父辈的道路。”     渴望融入大城市的生活，为摆脱“外来娃”的身份而苦苦攀登，甘心承担比城市里同龄孩子多上几倍的艰辛和痛苦——这些孩子知道，自己始终不是单纯的城里娃。一个细节是，他们发现街头卖唱的艺人，有时会驻足很久。没钱施舍给艺人？那就与卖唱乐队合作一曲《十年》吧！“他们唱得很好，有实力又勇敢，可能就缺少一个机会。”一种惺惺相惜感，瞬时拉近了卖唱艺人和“外来娃”之间的距离。     在城乡之间，他们是渴望得到认可的一代人。     数字链接     据报道，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他们的孩子中，有1400多万当上了 “随迁子女”，5800多万远离父母成为 “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万年龄在14周岁以下，正是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     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受教育问题，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和本地孩子“同城待遇”。仅仅在北京和上海，就分别有40万和41万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到了义务教育的“同城待遇”。（唐闻佳）

管季超0712

中青报：歧视会不会给孩子留下阶层烙印

今年5月，北京市废除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有学籍就意味着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参加派位、推优，跟京籍学生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不少北京家长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新华网6月10日） 　　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举措被舆论认为是“中国一线城市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事实上这些举措也只是有限的进步，义务教育完成之后，这些外地学生的中考怎么办，高考怎么办？他们面前依旧横着许多迈不过的门槛。然而，即便是这“有限的进步”，也遭遇了“非暴力不合作”：有形的条件限制放开了，无形的歧视依旧。北京的很多学生家长认为外地学生的大量涌入有可能降低北京学校的教育质量。 　　关于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引起北京家长抱怨的现象，新闻没有进一步呈现北京家长抱怨和歧视的程度。但《南方都市报》6月9日的一则深度报道却详细描述了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后，这些外地学子遭遇了怎样的歧视。在上海H中这所公立学校里，“东部贵族，西部平民”分化明显。“贵族”指的是当地学生，“平民”自然是外地学生。学校为了区分这两部分学生，从校服颜色、作息时间、学校活动场地设施使用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东部”本地学生如果和“西部”外地学生互相交往要受到处分；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是怎样的一种歧视！同在一个屋檐下求学的学生，却被人为地相互隔离。那些“西部”孩子小小心灵又受着怎样的创伤？小小年纪，他们便体味着世态炎凉、体味着阶层分化、体味着本不属于他们的苍凉。 　　按说有形的“制度篱笆”已经拆除，所有学生应该能够很快融合到一起才对。有形的墙推倒了无形的更可怕的墙又立起来了，这只能说明在众多国人心目中，特别是一线发达城市本地居民的意识中，他们精英化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烈，早已不屑于底层群众为伍，而且他们还有意识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远离底层人民的孩子。放在更大的视野空间里来看国人的“傲慢与偏见”，正如有评论指出，“当下中国，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 　　财富分配不公造成了当下的阶层分化，而无处不在的“歧视”又固化了此种分化。当“歧视”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时，即便拆除了“制度藩篱”它依旧会如毒瘤一样残留在人们的内心，何况我们拆除“制度藩篱”的速度和效果并不理想。而对于那些从小就受到种种歧视的孩子来讲，等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不会认为这早已不是“阶层的分化”，而是更严重的“阶级对立”呢？在他们成长的路上，无处不在的歧视一定会在他们心中留下“阶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