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

管季超0712

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
作者：谢有顺

来源：左岸文化网
　　不过是几年时间，文学批评便已沦为文学界的贱民。不断有人站出来宣告，文学批评正在走向终结，或者文学批评已死；批评家自身的心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加上文学语境的深刻变化，学术制度对文学批评的挤压，今天，要理性地谈论文学批评的现状和未来，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即便文学批评的衰败是这一文体必然的命运，如何重建批评的精神和批评的伦理，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只是，对批评困境的真实探讨，正在被一些外在的话语迷雾所遮蔽。公众对文学批评的不满，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相指责，作家谈论起批评家时那种轻蔑的口吻，媒体不断夸张批评家的一些言论，关于人情批评，等等——这些症候，正在被总结为文学批评日益堕落或失语的标志，仿佛只要解决了以上问题，批评就能重获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我觉得，关于批评，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在当今的批评实践中，看到的最大的病症是——批评已经越发的沦为无心的写作。即便越过那些过度泛滥的会议式评论，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批评文章中，看到虚假、僵化、冷酷、腐朽的写作品质。批评也是写作，一种有生命和感悟的写作，然而，更多的人，却把它变成了一门死的学问或审判的武器，里面除了空洞的学术词语的堆砌和貌似庄严实则可疑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多少属于批评家自己的个人发现和精神洞察力。没有智慧，没有心声，甚至连话语方式都是陈旧而苍白的，这样的写作，如何能够唤起作家和读者对它的信任？”①批评主体的空洞和退场，才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可这些年来，文学界在讨论问题时，总是习惯把责任推委给时代，似乎处于一个罪恶的时代，才导致了一种文学罪恶的诞生。但作家自己呢？批评家自己呢？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的存在，时代的潮流又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说到底，还是主体的孱弱、贫乏、自甘沉沦，才导致了写作和批评的日渐萎靡。
　　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灵魂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批评家李静说：
　　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②
　　她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表层意义上的批评喧嚣，不能掩饰它在“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上的静默。无法进入人类精神的内面，它所映照出的，是批评自身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维度——思想，理性，美学抱负，灵魂的冒险，等等。我愿意在批评主体的构成上，找寻近年来批评溃败的真实原因。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当下的批评家普遍失去了文学的信念。“信念”是一个旧词，它像灵魂一样，成了这个时代的隐私。确实，在今日的中国，谈论身体、欲望，甚至裸照，都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惟独谈论灵魂和理想，却成了真正的隐私。为何有那么多批评家愿意加入商业和政治的合唱？为何那些貌似道德的批评家在道德上却溃败得更快、更令人触目惊心？为何平庸的作品会被歌唱，寂寞的作家却一再被忽视？除了明显的审美无能，另一个原因就是批评信念的丧失。批评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为了表演文学分析的技艺？为了通过对话向作家示好？无论哪一种解释，似乎都可对应于一部分批评。但这远不是文学批评的全部。一种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批评，其实是在分享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人的真理。这种“个人的真理”，在我看来，就是批评的内在精神，它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最好证词。
　　既然批评也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就一定会呈现心灵的图象。批评家的心灵图象，就是批评的信念之所在。所以，那些庸俗的批评，言不及义的批评，有意夸大和拔高的批评，隐藏着利益诉求的批评，就不仅是一种语言的失控、审美的无能，它还是批评人格的破产。这样的人格破产，即便在一些批评家貌似庄严的言辞下面，也能清晰地看出来。今天，从事批评的人越来越少，只要活跃在批评现场的人，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面貌都不会陌生，就那么几本刊物，就那么些文章，就那点或隐或显的人际关系，无论是人的品质还是文的品质，可以说都无处藏身。因此，辨析一种批评人格的真实状况，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把每一个人的文字找出来一读，他的用心，他的着力点，就都一目了然了。曾经有一个博士生在和我探讨批评伦理这一话题时，习惯性地沿用一些批评家的道德言辞来审视当下的文学现状，他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悲哀的、不满的，我劝他不要急于下结论，而是照着他所引用的这个批评标准，对当下比较活跃的一二十个批评家近年的文章作一个统计和分析，分析结果一出来，他突然发现，那些看起来最具批判锋芒的人，写的人情文章往往篇数最多，吹捧起庸俗作品来也往往最不吝啬形容词——那个博士生坦言被自己的这一发现吓得“目瞪口呆”。而我并不觉得希奇。以文学混世界的人从来就有，以批评来审讯作家也成了一件常事，纠缠于这些外在的乱象，对于看清文学和批评的未来并无助益。尤其是批评的衰败，最终的原因，并非批评家被这些渺小的利益所诱惑而不能自持这么简单，它的症结还是在批评信念的丧失。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曾说：“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这令我想起王阳明的另一句话，“持志如心痛”。
　　确实，信念和志向的溃败，使批评家放弃了批评本应有的高度，也不再把批评的写作当成是一种心灵的自我追问，更不把批评的原则和生命的原则对等起来。批评成了一种技术分析，成了贿赂良心的一种话语方式。批评话语在泛滥，批评人格却在萎缩。批评不再表达个体的真理，而是成了权力话语的附庸——这个权力话语，既可能是意识形态指令，也可能是消费主义潮流。何以批评人格会如此脆弱？何以审美和心灵的防线如此不堪一击？利益固然是一个核心因素，但我们也不能藐视批评人格的构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思想饥饿。回想文学批评兴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应该承认，那时的文学批评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同时，批评家也普遍是锐利而勇敢的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或者是叙事与艺术的，几乎都被文学批评家们所率先使用和实践。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轻易想起南帆和符号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戴锦华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以这种联系，对照于今日的批评界，就会发现，批评主体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思想的贫乏。
　　思想的贫乏，导致个体的真理无从建立。我读现在许多批评家的文字，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们在知识谱系上的陈旧气息，同时，也发现几乎整整一代人都缺乏思想。尤其是新兴起的批评家，几乎不读哲学，更无法获得一种哲学性的理解能力，这成了他们致命的局限。事实上，不仅批评界如此，小说界、诗歌界也是如此。好的小说家和诗人，都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人。这种世界观、艺术观从何而来？只能从思想和哲学中来。缺乏思想，藐视哲学，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会大受损伤。没有思想，对小说家和诗人而言，就没有发现人性和创造世界的武器；对批评家而言，就没有对艺术世界的解释力。个体的真理，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表征，以思想为根基。思想资源的贫乏、单一，就意味着切断了作家和批评家的精神来源。何以批评界人云亦云的文字越来越多？就在于批评家的解释能力匮乏，面对作品所呈现的世界，也没有思想穿透力，他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一些人批评家的眼光的犹疑，往往是精神独立性、思想穿透力严重匮乏的表现。
　　有了批评信念，才会向往一种思想高度，才会看重个体真理的建立和精神的独立表达。因此，如果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重申信念、思想、精神独立性这样一些批评的核心品质，就显得异常重要。所谓“先立其大”，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大”，是大问题、大方向。让文学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文学批评获得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让文学批评能建立起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密码，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批评不是战场，不是简单地比谁更勇敢，谁更大胆，应该看到，批评还是一种专业，是专业，就有专业的尊严和专业的难度。可是，如何理解批评的伦理，文学界一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不少人理想中的批评主体，应该是战士、批评家、良心的检查者或审判官，但除此之外，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是不是也不能忽略？只是，在一个以愤激为主要话语特征，以横扫一切为勇敢标志的年代，冷静地谈论专业精神和审美能力，反而会被人看作是精神软弱的表现。刻薄人事，刻薄文学，早已成为一种风潮，这些话语作风，也必然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写作。相比之下，下面这种言辞便体现出不多见的警觉：
　　基于个体精神自由的哲学意识，文学批评应致力于对创造行为的理解和发现，而非从自身理论方法出发，对阅读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取证”与“审判”。
　　“审讯式批评”恐怕是中西文学批评的通病。因此，郭宏安先生在勾勒马塞尔?莱蒙的批评实践时，强调“体验”是莱蒙最根本的方法，他反对以审讯者的姿态、通过一种有成见的阅读来控制和俯视对象，反对将作者和作品作为刻板的真理之证明来对待。他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应该试着与它生活在一起，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但是要符合它的本性。”因此文学批评“是一种体验的结果，是一种试图完成作品的结果，说得更明确些，是一种在其独特的真实上、在其人性的花朵上、在其神秘之上的诗。”这部诗篇建立在对作品的精神、细节、语言、节奏、风格特性的体验和捕捉之上，但它的终点并非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那样，只是为了“科学地”认知作品的“艺术形式”，而是为了说出对文学艺术的哲学的理解，切中与生命现实息息相关的精神要害。③
　　如果文学作品不是物质材料，而是一个生命，那么，文学批评也应该是一种对生命的觉悟。进入一个生命世界，就不仅有判断，也要有体验，不仅有褒贬，也要有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一种批评人格的构成，既要有判断的智慧和勇气，也要有专业精神和审美直觉。创造力和批判精神，是批评写作的主要品格，废弃任何一方，最后都会因为精神失衡而使批评失色。那么，应该如何平衡批判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呢？这令我想起蒂博代关于批评的阐释，他把批评分为“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两种。蒂博代的批评观念显然具有更多的“寻美的批评”的色彩。他并不否认“求疵的批评”的意义，但对这种批评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却深表怀疑。他认为，“求疵的批评”是把评论作为创造物的作品当成了批改学生的作文，然而作家不是学生，作品也不是学生的作业，前者是创造，是天性的流露，而后者只是重复或模仿，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来的。因此，“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求疵的批评”恰恰是忽视了作家身上的天性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抱着好为人师的态度在作品上任意批改。这样的“合作者”显然是过于“粗暴”了，其有益性大可讨论。④而对比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可以发现，“寻美的批评”显得太少了，现在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多半是“求疵的批评”——裁判的冲动显然压过了创造的激情。特别是近年来制度化的学术话语被过度尊崇，使得文学批评中生机勃勃的个人趣味和生命感悟遭到蔑视，“职业的批评”最终成了没有热情的说教或知识演绎，或者是没有判断带来的审美迟疑，或者是过度判断带来的精神暴力。二者都不是理想的批评精神。
　　由“寻美的批评”和“求疵的批评”的区分，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李健吾的批评风格。李健吾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⑤；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批评者和写作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而批评者更应是谦逊的，要与写作者取对话的态度。“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批评家，李健吾始终用自己的心去感知体会，用温柔敦厚的语言来表达。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也无丝毫疾言厉色，而是真诚地抒发委婉地表达，宽则以厚地给出公允的评论。”⑥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显然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和良心。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为此，我更喜欢像李静这样的批评家，她也批判，但她的文字并不孤冷，而是同时兼具一种润泽人心的智慧和力量：
　　她的批判虽然尖锐、直接，但并不走向道德暴力，也不露出一个苛责者的冷酷面容。任何时候，她都是一个谦逊的对话者。她深刻，但不狭窄；她执着，但不疾言厉色；她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显扬自己真理在握，而是为了发现问题，逃离困境。她在说出不同的文学意见时，并不失其赤子之心；她的批判力度再大，都不会激怒任何人，她是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温润，揭示和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她从不相信，文学就是现成的模样，也不相信那些成就卓著的作家，已经走到了可能性的尽头。李静的文学世界里，还有高远的理想，她自己也说，不满的精神是文学的灵魂，而在文学的不满的精神之上，居住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对之完整认知的绝对存在。这个存在，在我看来，既有智慧的品质，又有顽童的情怀，惟其如此，这个绝对存在和庶民之间，才有来往的精神通道。王船山说庶民是“至愚”，又是“至神”，就是这个意思。⑦
　　我还想起李长之。他有很多论到文艺批评的文章，其中，长文《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⑧，最有系统性。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一个批评家要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批评，首先要有理解力，其次要有褒贬，再次要提出正面主张。如何理解作品？批评家要有哲学的头脑，要跳入作者的世界，要了解作者的环境和社会；如何定褒贬？不能追求客观，要带着感情，而这种感情呢，不是作者的个人私见，而是深入到作品世界中后的审美能力，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最后，要提出正面主张，要明确自己张扬怎么一样文学精神。
　　——在李长之的批评文字里，有勇敢的批判，更有极富创见的审美分析，且后者更为他自己所看重。所以，他强调专业精神，认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有三种：一是基本知识，如语言学、文艺史学，越巩固越好；二是专门知识，如美学或叫诗学，越深入越好；三是辅助知识，如生物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这些知识越广博越好。⑨勇气、智慧和学识的结合，或可视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构成，为此，我一直期许出现一种有力量的批评，它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只是，由于批评主体思想单薄，批评情绪偏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语言风范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被改变。因此，重申信念、思想、哲学眼光、专业精神、审美能力，是为了让文学批评的主体从一种精神和信念中站立起来，以专业精神重塑批评的专业品格，从而赢得批评本应有的专业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光有胆识和勇敢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提出正面主张，张扬一种建设性的创造精神。就此而言，以下三点，或许是今后的文学批评写作急需注意的问题：
　　一、克服审美的无能。在文学批评中，我认为专业的良知高于道德的良知。以专业的态度，指出作品中的艺术得失，这就是一个批评家的专业良知；而在批评文字中对作家的人格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利己的打算”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看起来是一种道德的批评，其实恰恰是最不道德的——因为他丧失了一个批评家起码的专业精神。因此，无知有时比失德更可怕。对一部作品没有起码的鉴赏能力，在一部作品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瘫痪，这才是批评家的耻辱，这样的批评文章，即便有着再庄严的道德字眼，也难以赢得别人的尊敬。要重新确立审美在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
　　二、警惕一种话语狂躁症。这些年来，刻薄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作家、批评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要知道，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批评很难在精神上说服人。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批评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甚至狂躁，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⑩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要学习肯定文学的常道。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肯定文学的常道，提出正面的主张，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只有敢于肯定的批评家，他才会在创造力和想象力面前谦卑，才会有一个宽广的胸襟、以公正的眼光观察世界，解析作品，并最终说出个人的真理，深度分享文学和精神的内在经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 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伦理》，载《南方文坛》2006年5期。
　　②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③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④ 参见郭宏安：《读〈批评生理学〉——代译本序》，见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郭宏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7页。
　　⑤ 李健吾：《咀华二集·跋》，见《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 孙晶：《李健吾与〈咀华集〉〈咀华二集〉》，载《小说评论》2006年2期。
　　⑦ 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伦理》，载《南方文坛》2006年5期。
　　⑧ 收入《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⑨ 李长之：《论文艺批评家所需要之学识》，收入《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⑩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