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中的“胡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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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评论中的“胡来”现象

刘再复

    我虽然以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为职业，但愈来愈害怕当今的汉语文学评论。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愈来愈陷入困境：一面必须继续从事必要的文学评论，另一面又想逃离文学评论。
    产生对文学评论的厌恶，是因为清楚地看到评论界的一种“胡来”现象。所谓“胡来”现象，就是不顾文学评论的前提，不顾文学评论一切最起码的准则、规范和纪律，为随心所欲，任意地胡评、胡说、胡闹。    ．
    首先把“胡来”这个世俗概念引入写作评论，即首无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中的“胡来”现象的是法国的艺术评论家弗·葛亚尔(Fran Goisc Gaillard）。她在一篇题为《胡搞》的文章中，批评前卫艺术家那种“怎么弄都行”的观念，批评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杜尚一九一七年在一个现成的瓷子便池上签个名“R·Mutt”就算是对传统艺术的“颠覆或嘲弄”，批评艺术和美学完全分离而靠“各种各样的挑衅”策略而谋取社会轰动效应的伎俩。弗·葛亚尔使用“胡来”这个概念是在一九九二年，那时我尚未看到中国文艺界的胡来现象。而在九年後的今天，我面对的却是十分严重的评论界的胡来现象，觉得除了用“胡来”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文坛，竟找不到另一个更恰当的字眼。
    文学评论本是一种鉴赏、研究、审美判断的十分辛苦、十分严肃的事业，它有一个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前提是必须阅读作品。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尚未进行认真阅读，就妄加评论，这就失去评论的最起码的严肃性。可是，近年来，我却眼睁睁地看到一些文学评论者恰恰是末读作品就进行慷慨激昂的评论。一九九九年王朔批评金庸小说是港台文学艺术“四大俗”之一，可是他声明他只读过金庸十四部小说中的《天龙八部》，而且是否读过这一部也很可疑，他说这部小说一共六本，可是迄今为止我仍找不到有这种版本的书籍。二OOO年十二月，《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张旭东的《承认的政治与被承认的期待》，对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作出最快速的评论。论中除了作出许多大而无当的论断之外，还对高行健的地位作出一个很具体的判断。他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大概是在赛珍珠(Pearl Buck)和索尔仁尼琴（Aleksandrl Solzhenitsyn)之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可悲。”这个判断至少得阅读赛珍珠、索尔仁尼琴、高行健的主要作品，可是，张旭东却没有读，所以只能作“大概”的猜想和臆断。一种严肃的审美判断变成大概性的猜想和臆断，这怎么可以？当然，张旭东毕竟不是骗子，他在文章的结束语中承认自己没有读过高行健的近作。他说：“作为一个还没有读到他近作的职业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个人对作家高行健的善意祝愿，就是他已写和要写的同他所说的和不得不说的并不一样。”
    胡来现象的另一表现是对卓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进行诬蠛性的攻击与中伤，近两三年，这种攻击、中伤达到十分惊人、离奇的程度。比如因为钱锺书“沉默”，就骂他是“巧妙的无耻”，因为钱穆被蒋介石接见过，就骂他是“国民党的奴才”，因为余秋雨在年轻时批评过胡适，就否定他的散文成就，因为巴金说过郭沫若一句好话，就把他放入“无耻”的行列。高行健因为获得诺贝尔奖，就硬把他的历史性成就一笔抹煞甚至殃及瑞典文学院，扬言要把诺贝尔奖“埋葬一万次”等等。钱锺书等不是不能批评，更无须把他们圣化，但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尊重他们的作为人与学者、作家的尊严，文化大革命中最残酷的教训就是抓住作家学者的某些历史、言论而给予疯狂的践踏和彻底的撕毁，肆无忌惮地把民族精华推入“绞肉机”，从而造成黑暗的文字狱。三十年後，这种历史悲剧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许多作家又面临着痞子泼皮的脏水。
    这种文学评论的“胡来”现象，使文学评论完全变质，变成绞杀作家学者的肮脏工具，造成文学评论本身的深刻危机和毁灭性的沉沦。而在文学沉沦背後则是毁灭性的人格沉沦。这裏，我必须郑重地说一下人格的定义。所谓人格，除了敢於对权势者说真话之外，还有另一面，这就是对卓越者要心存敬意，不能怀着卑劣的动机而否定他们的成就。关於这点，歌德说得特别清楚。他说：“在艺术和诗裏，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当然，一个人必须自己是个人物，才会感觉到一种伟大人格而且尊敬它。凡是不肯承认欧里庇得斯崇高的人，不是自己够不上认识这种崇高的可怜虫，就是无耻的冒充内行的骗子，想在庸人眼裏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实际上也居然显得比他原有的身价高些。”（《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二九页）藉打名人以抬高自己，歌德一语中的。这位伟大的作家的人格定义是一面镜子，它正好可以说明“胡来”现象背後的人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