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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羽 |
文／闻章
缘起
初见韩羽，是在一个夏天。为了进一步了解，把动画片《三个和尚》和他的部分绘画、书法作品重新看过。更加感觉到他活路精到，思路别致，作品别有生趣。美学家王朝闻曾说：“韩羽作品之趣，往往出人意外，故其趣也浓。” 也许正因为这“其趣也浓”，《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国画卷、漫画卷、书法卷、插图卷同时收录他的作品。该书是一套荟萃上一世纪美术界顶尖人物作品的大著，能被选入其中一卷就不简单。韩羽却连中四元，顿觉此人高峻峭拔。而且他刚刚得了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作家人人仰目，但苦于夺冠不易。书画家韩羽，不争不竞，首届鲁迅文学奖不招自来。一法通时法法通，看来韩羽果然有些真本事。
进得居室，恍惚间便见一尊“佛”高踞木椅，裸胸袒腹，洒洒然恰如弥勒。这便是韩羽。见有生客，韩羽忙把身边的圆领老头衫拎来，胡乱穿上，站在一旁，让我们先坐。我连看他有好几眼，总感觉有哪儿不对劲。虽说有几分弥勒趣味，但到底不像高人雅士。下身一件松松垮垮的大裤衩子，上身一件圆领老头衫，随便极了。穿戴随便倒也罢了，不想长相也随便：身材不高，土头土脑，后脑平平扁扁，前脑锛头锃亮。说起话来更随便，再加上浓重的山东腔，怎么看怎么像村夫野老，并且还有几分孩子气。难怪他夫人说他是“老土”。
读韩羽的《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浏览《中国剧目辞典》，《肥水之战》赫然入目。睹影而知竿，可想见风樯阵马之概：苻坚大军，丢盔弃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东晋劲旅，天堑飞渡，崩浪奔雷，追亡逐北。戏台上的谢安、谢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千钧一发，力挽狂澜，真真一代风流人物也。
忽地想起两本书，一是《世说新语》，一是《晋书》。
《世说新语》：“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怎地了？本应“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竟“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再看《晋书》：“既罢（棋），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原来谢太傅是弄玄虚，在做戏，这一回是做给围棋的客看的。《世说新语》的作者被他瞒过了。
戏方唱罢又登场，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
我恍然而悟。韩羽之“不像”我想象中的韩羽，实在是他不想活得太累。他不是活给谁看的，他是率性而活，因此他才天真得像孩子，固执得像孩子，有趣得也像孩子。其作品也是率性而为，因此才富有真趣真意。真性情得大自在，大自在才更有真性情。正如黄苗子先生说韩羽：“似村而雅，土极而洋到了家”。
韩羽的作品和韩羽本人一样，也常常被误读。有人说好，迷到痴狂；有人斥拒，大摇其头。也许只有懂了韩羽本人，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这便是我走近韩羽的初衷。
鸭子上架
不是共产党员的韩羽，能当上正职，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能不说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1983年，韩羽仍住在保定。有一天，忽然接到石家庄的朋友的信，信中告诉他，据可靠的小道消息，说要任命他为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笑了笑：吃饱了没事，和我开这样的玩笑。继而又一想：开这玩笑对他又有何意义？而且还要白白地搭上八分邮票。就是这八分邮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了。
一忽儿欣欣然：信上所说的如果真有点影儿，我韩羽50多岁了，没想到又走鸿运了。被人领导了半辈子，也翻了个儿领导别人了，不说别的，起码也能让人知道韩羽也是个当官的材料了。对！不再跑龙套了，唱一回主角儿。
一忽儿又嘀嘀咕咕：真地当上官儿了，那画画儿怎么办？画画儿，把全副精力都投入进去还嫌不够哩，既当官就有当官的事儿，怎容你再一心一意去画画？
是当官？是画画？不知哪边的炕头热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水落石出，那朋友的来信中所说果然是真，韩羽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忙忙赶赴石家庄，找到那朋友说：“你和上边熟，替我说说，领导工作我可干不了。”看来还是画画儿这边炕头热。
他也真画画儿画糊涂了，画成画呆子了。试想，像这样的事人家会能替你说？官，别人都争着抢着去当哩，可你不当，谁知你说的这话是真话还是假话？傻子才相信你说的哩。
朋友说：“这话我不能替你去说，还得你自己去。”
韩羽说：“厅里还没有通知我哩。我自己去说。万一厅长说：谁告诉你说你要当总编了？我们没说要你去呀。这不是自找没趣？”
朋友说：“可也是。这么办吧，我给你联系，你见了领导见机而行吧。”
厅长接见了，他是个爽快人，开门见山说：“老韩，调你去美术出版社当总编。”
韩羽说：“我就是专为这事找你来的，我画了一辈子画儿，从来没当过领导，我干不了。”
厅长说：“研究的时候，有人同意，有人反对，但最后统一了意见，已经形成决议了，干吧。”
韩羽说：“我的确干不了。”
厅长沉下脸说：“不要再说了，已经定了，上报了组织部了。”
话没法再继续下去了，韩羽苦着脸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
正在此时，书记进来了，笑嘻嘻地打招呼：“哈，老韩来啦！”
韩羽想，书记好说话，和他再说说：“书记，我正和厅长谈哩，那个总编工作我可干不了，我担心把工作搞砸了，我可没那个能力。”
书记哈哈大笑：“你没能力？一个大画家说这话，谁信？”
空气一下子和缓了。
韩羽说：“唉哟，我的书记，画画儿和当总编可是两码子事啊！”
书记说：“这么着吧，不干具体事，只挂个名，当名誉总编。”
韩羽一听，就明白，这是挽了个套，让我钻哩。说：“什么都有‘名誉’的，就是总编没法名誉，你想，最后定稿，看不看？看了签字不签字？不签字怎能送工厂付印？名誉总编负不负这个责任？”
书记笑得更和蔼可亲了，说：“咱们商量商量，这么着吧，你先去试试如何？”好家伙！这一招出人逆料，一下子将了韩羽的军，你想，说去“试试”。谁能说“我不去试试”？一个干部，能说这样的话？
韩羽嗒然若丧，嘟囔了一句：“那就试试吧。”
走马上任后的第三天，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开了个欢迎会，黑鸦鸦地坐了一屋子人。韩羽一瞅，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都仰着颏瞅向自己。这阵势，竟将三天前的嗒然若丧的心情一扫而空。社长讲话，作了介绍，该新领导讲话了，这对韩羽说来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可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他在台下听别的领导讲话听了几十年了，怎么撇腔怎么拿调，难道还没一点谱儿？他说了：“同志们，我能调到出版社来和大家一起工作非常高兴。美术事业，不单单是画出画儿，还要把画儿印出来发行出去。创作、出版就像人的两条腿，并驾齐驱，谁也离不开谁。要繁荣美术创作，出版工作一定要跟上去。我向同志们表个态，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大家一起搞好我省的美术出版事业。”看他这兴头劲，三天前的那番话，简直不像他说的。
总编室，下设画册组、连环画组、单幅画组、挂历图片组、摄影、画报。各组人员出出进进，忙忙活活，独统领各组的总编无事可干。韩羽只好泡杯茶，抽支烟，抄着手儿坐在办公室里。头几天还行，后来就受不了了。心想，日子可长着哩，怎么办哪？保定的家里，还有《聊斋》、《红楼》的插图等着我哩。要不拿来在这儿画？不行！你想画画儿，全社十之八九都是画画儿的，大家该说了，总编画画儿，我们也画画儿。来了没干别的，光带了个坏头儿，不是自找挨批？
有一件小事给韩羽感触颇深。是下班之后了，韩羽正从二楼走到一楼的楼梯口，迎面瞧见传达室的老史，将一条板凳横在楼梯口正怒气冲冲骂街哩，一见韩羽立即挪开了凳子笑脸相迎：“您还没走哩？嘻嘻嘻嘻。”韩羽忽地想起十三年前在“一打三反”中，也是这个老史，贴出大字报，要“砸烂韩羽的狗头”哩。
有一天下午，办公室人员挨门通知：“晚上去第一工人文化宫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汽车停在院子里，七点钟准时出发。韩羽吃罢饭，奔向了大客车，车上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他坐坐这个座位，又忽地起来坐坐那个座位，东瞅西瞧，终于选定了前后轮之间靠窗的座位。这有说头，靠窗可以看街景，两个轮子之间，颠簸小，舒服。心满意足地合上眼抽起烟来。人们陆续上车了，似乎坐满了，天也黑了下来，还没有开车的响动。有的嚷了：都七点钟了，还不开车？车外有回应：等等领导，领导还没有来哩。终于汽车开始发动了，车里的灯忽地亮了起来，有人喊：领导在这儿哩！韩羽这才醒悟过来：原来等候的领导正是他自己。说到这儿，还需要补充一句，是怎么发现领导还没来呢？因为准备了两辆汽车，一辆大轿车，是社里一般人员乘坐的。还有一辆小汽车，是专供领导乘坐的。
传来传去，传走了板，有的说成是“韩羽虽是当领导了，却没有架子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坐大客车。”我想明其究竟，和韩老先生提到这码事，韩老先生哈哈大笑，说：“丢人！简直丢人！说我上大客车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我和谁打成一片去？我是去争抢好座位去哩。千不怨万不怨，就怨我积习难返，就在这紧要关头，怎么也没想起我是‘领导’，现了‘群众’的原形。角色转换太快，跟不上趟儿，给人留下了笑柄。当时大家说，后边有小轿车，去坐小轿车吧。我怎地不想，可在大客车里坐了半天了，怎地好意思再去坐？这不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了么？哈哈。”
试想，就他这状态，能把官儿当好？坐了一阵子办公室，写了辞呈，不找厅长，去找那位让他“试试”的书记。这一回毫无阻拦，顺利通过，他于是欣欣然“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了。
他走后，出版社里的人们议论开了：还说有信心、有决心，和大家一起繁荣美术出版事业哩，刚说完，一拍屁股跑了。
“趣”和“土”
1990年，韩羽在石家庄终于分到了一套住房，这套住房在市区的最外沿，南墙外甚至大门口外，是庄稼、菜地、垃圾、坟头。他的判语是：
室内书为伴
墙外鬼作邻。
且摘引一段他的文章：
宿舍墙外一路之隔是一片千余亩的菜地。每天早晨和傍晚，我总要来这菜地里闲遛。距小路不远处，有两间小屋，住着一户菜农，炊烟柴篱，鸡鸣犬吠……
就从鸡鸣犬吠的这只“犬”说起，且从这“犬”的“吠”说起。干脆些不说“犬”说“狗”，不说“吠”说“汪汪”吧。这狗就拴在小屋门口，凡是有人从小路上过往，它总要“汪汪”几声。后来我觉察出独我走过时不“汪汪”，就这个不“汪汪”竟使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看来人的自我良好感觉是多么容易被触发。
一个骑自行车、上身穿西装的小伙子（别看他穿西装，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打这儿过。狗照例“汪汪”起来，这小伙子骂着脏话过去了。不一会，又怒气冲冲地返回来。狗又“汪汪”。他下了车冲着在屋旁正忙活着的老汉嚷起来：“我告诉你，下回我再路过它再‘汪汪’，我立即打死它！”老汉说：“这狗拴着哩，离这么远，只是‘汪汪’，又没咬你。” 小伙子说：“汪汪也不行，下回他再汪汪，我打死它。”一跷腿上了车子，余怒未息，又找补了一句：“打死它，吃肉。”我一听乐了，人为什么一到恨极了时就想到吃？古人不就有“食肉寝皮”一说么，莫非“恨”字能刺激食欲？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狗身上来。狗不冲着我“汪汪”，我觉着是给了面子，狗冲着那小伙子“汪汪”，他觉着是受了欺侮，岂不是在心态上有些共通？岂不都是在抬高这畜牲？或则是自我掉价？人这万物之灵，为了豆粒大的一点自尊感，竟弄得人和畜牲不分了（《逗狗、画狗》）
你看只是一只狗的“汪汪”竟把人“汪汪”得“自我掉价”了。你能不觉得有趣？能不感到好笑。能不感到这“好笑”之后的悲哀。
与这菜地有关的，有作家铁凝的一段话：
韩羽和我是邻居，我管韩羽叫伯伯。我们住在城市的边缘，墙外有农民的菜园，有河坡闲地。晚秋的黄昏，常见韩羽在旷野散步。蹲在闲地上点火玩儿，他眼前的火苗欢乐地舔尽漫坡的荒草。我在房子里，遥望窗外，看见哪儿有火堆，便知哪就有韩羽。日子久了，便也相信，一个六十开外还喜欢蹲在野地里玩火儿的人，肯定还会让年青人妒嫉。（《我画你写——文化人肖像集》）
就是这么一片荒地，他却这么兴趣盎然。
再看另一只狗，这只狗说是那只“汪汪”的狗的爷爷了：
几年前，我住在保定，也是每天早、晚去野地散步。中途经过几户农家。有一家门口正好对着大路。这家也养着一只狗。这狗长相特别，远远看去像是四只眼。大概它仗恃着这副得天独厚的尊容，脾气也极乖戾，似乎门前那段大路成了它的领地，对过往行人不仅“汪汪”，还要蹿到大路中间撒野。看它那张牙舞爪的凶相，出于憎恶，也出于自卫，我顺便捡起砖头砸了过去。本想把它砸跑也就算了，岂料更激怒了它，从此认准了我，定要与我不共戴天了。这畜牲像是能掐会算，每当我走到那儿，它就在恭候了。于是一阵“汪汪”，一阵砖头，天天照例，却也胜负难分。
有一次，我再也忘不了这一次，歪打正着，一砖头击中了它的嘴。看它那摇头晃脑，惨嚎而又暴怒的样子，我开心极了。没想到这一歪打正着，竟改变了我的心态，对这狗原本是厌恶极了的，却忽焉生出了个“趣”字。将小比大，看来人对事物的或好或恶，往往取决于是否占了便宜。我想再占它的便宜，热切地盼着再次击中它的嘴，一日不见，反而有些怅然若失了。
心态还有一个变化，原先出之于厌恶，就手捡起砖头砸了出去，是那么坦坦荡荡顺理成章。可自从有了这“趣” 字，有了寻开心的念头，却添出了个“怕”字。不是怕那狗，是怕狗的那家主人了。更确切地说，是怕被那狗的主人给瞧见。怕归怕，狗嘴还是要砸的。当然，在投出砖头的同时，总不免环顾左右，偷偷摸摸，有做贼心虚之感。（《逗狗、画狗》）
你看，这哪像个已是50多岁的为人师表的教书先生（他这时正在河北工艺美校教书）？你看那只狗的嘴对他的吸引力多大？
再看颓败的临清城墙（他十八、九岁时）：
算是雅兴，我来这城墙上闲遛。听着风声草动虫鸣，仰望云舒云卷云飞。心里一惬意，嘴里就想哼唧几声，感于中形之于外也。那时还不时兴“啊！大自然我拥抱你”，可又没有出口成章的本领，只好学马二先生游西湖那样掉书袋。翻了个底朝天，抖搂出了当过我县县尹的张养浩的《山坡羊》，聊胜于无，抑扬之，顿挫之：“峰峦如聚”（歪斜参差的雉堞，眯着眼远远望去，真有点近似“峰峦”哩），“波涛如怒”（且将这句跳过去），“山河表里潼关路”（蜿蜒于乱砖杂草中的城墙上的小路，说它就是“潼关路”，它敢犟嘴么？），“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脚下的城墙，明摆着的，已快‘做了土’了）。”境由心造，恍惚间，不知自己为古人今人了。
尤为快意的是，在这儿，苍茫大地，我主沉浮。比如，想在哪儿撒尿，就在哪儿撒尿。比如，看哪块砖头不顺眼，就猛地一脚，踢它个屁滚尿流。比如，想怎么嚎叫就怎么嚎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前我后不见一人，我就是陈子昂！（《城头怀古》）
你瞧，只是一段破城墙他竟如此忘乎所以，兴致勃勃。
再看他家乡的那片小树林（其时当是六七岁时）：
回想当年和二狗和李五和……不是整天价泡在这里么，割草拾柴，扒瓜摸枣、掏鸟赶兔，吵嘴打架，拉屎撒尿……提起拉屎撒尿，使我想起来了，面对四野风光，小孩子的本事是“撤欢”。“瞧那杨树叶子滴溜乱跑得贼快，追啊！”“看谁先跑到树行子那头去，”“看谁嗓门大！”嗷嗷嗷嗷。长啸仍不足以尽兴，于是大喊：“拉屎了。”争相褪下裤子“一 二 三，拉。”
感乎中，发乎外。小时候的招数是拉屎，识了字，却费劲了，咬文嚼字作诗。”（《感乎中，发乎外》）
以上摘录的5段文字，是5个年龄段。从小孩儿到老头儿，这是个漫长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是任谁也避免不了的，必然地在生理上、心理上刻上了层层的顺逆、离散、坎坷、悲欢……带来的生活烙印。韩羽当然也避免不了。可是有一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小到老，一以贯之，像个顽童。似乎在他眼里，什么都有趣，纵使无趣的，也有了趣。当然随着年岁的增长，“趣”里多了阅历和沧桑。试想，这样的人，能不有趣？这样的人，或画出的画或写出的文能不有趣？
美术评论家黄苗子说：“谁读了韩羽的画和文，都感到兴趣盎然。古人云：‘读《李陵答苏武书》而不痛哭者非忠臣，读李密《陈情表》而不堕泪者非孝子。’我说：读韩羽画、文而不由衷发笑者，没有文艺细胞。”你看一个“趣”字。
美学家王朝闻说：“韩羽作品之趣，往往出人意外，故其趣也浓。”你看，又一个“趣”字。
漫画大师华君武说：“韩羽漫画的民族民间风格，妙趣天成，好似从娘胎里就带出来的。”你看，还是一个“趣”字。
文坛耆宿对这位后学的评语，一语中的，不约而同。
韩羽说：他是戴着一头高粱花子，从沙土窝里爬出来的。而后又挤进文艺队伍中来的。
先看版本学家姜德明眼中的他：“脸扁平，脑门突出，一副老农本色”，“他常由河北来京城出差，宿舍管委会的大嫂们，以为他是闯进院里来收废品的。”（《土得掉面儿》）
翻译家高莽眼中的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干部服，一双黑皮鞋。我不知道皮鞋是否合他的脚，但似乎有一点点儿别扭。他的胳膊往往弯曲着，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我还见他手提一个小布包，上面绣着几个英文字，错了两个字母。”（《韩羽的戏曲人物画》）
他的要好的良师益友漫画大家方成眼中的他：“二十年前，我和他一道参加一个漫画家访问团，回访日本漫画家，浏览了几个地方，住在各地的宾馆。有几家宾馆脸盆上的水管开关样式不同，我没见过，他也没见过，用时须摸索一下怎样开才出水。可他全不会，洗脸时就要我帮他把水放出来。从一个宾馆换到另一个宾馆，洗脸时，他一句话把我逗乐了：“刚学会，又变了！”
一位日本漫画家为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成绩，在一家豪华饭店举行盛大酒会，也邀我们参加。酒会很考究，来宾看来不止一百人。服务小姐是特请来的，二十岁上下，都穿着透明纱，看着和“一点式”全裸一样，我们没见过。他附耳悄声向我说了一句话，也把我逗乐了：“俺想看，又不敢看。”（《韩羽和阿达》）
大诗人艾青逗起这“土老冒”来了。这是他自己述说的：“我将一纸筒裱糊加固，涂上油漆，缝上背带，用来装画。不怕雨淋，不怕日晒，不怕挤压，不怕磕碰，尤其便于挤公共汽车。艾公瞅着画筒说：‘你再往上面画些图案。’我觉着这意见倒也可以考虑。艾公接着说：‘画上图案，背上它，就更像唱道情的了！’”（《一看到这张照片》）。笔者按：“唱道情的”，多为旧社会里讨饭者流）
你看韩老先生其人土不土？常言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土老冒”画出的画或写出的文能不“土”？对此黄苗子先生说了句风趣而中肯的话：“韩羽艺术的特点，用方成的一句话，叫‘土法上马’。”
何谓“土”？乱头粗服，吐属浅陋固然谓之“土”，韩羽在和《中国画》编者谈话中道出了“土”的另一面。当编者问：“黄苗子曾用‘土极而洋’四个字来评述您的画，您看这个说法准确吗”时，他答道：“这是老前辈对我的褒奖，‘土极而洋’，我实不敢当。一提到‘土’，人们立即会想到‘土头土脑’，这仅是‘土’的表象。它的根本是‘质’，质以传真，土中见真。《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您看，没有点土气，还成不了君子哩。”
韩羽在《方成戏笔》中对“趣”又作如是说：“看来世上或物或事本无所谓‘趣’。如佛家谓即心是佛，则无往而不佛；即心是趣，则无往而不趣。“趣”实出之画家心中、眼中。”
这使我想起他读丰子恺儿童漫画后的一段文字。
丰子恺先生以童心之笔，画了一幅《瞻瞻的梦》。梦里是“妈妈床里的被褥没有了，种满着花、草，有蝴蝶飞着，青蛙儿跳着……”韩老头儿似乎也变成了孩子和瞻瞻一起到了他梦里：“瞻瞻真聪明，把蝴蝶、青蛙、花呀、草呀都搬弄到妈妈的床上，白天黑夜都能和它们在一起了。我们玩得可高兴哩！忽然瞻瞻要撒尿了，醒了，我只好回来了。”
好一个“瞻瞻要撒尿了，醒了，我只好回来了。”童心童态跃然纸上。试问，韩老头儿如无童心，文思如不机敏，焉能偶得这神来之笔？
再看第二个《瞻瞻的梦》，梦里是“房子的屋顶没有了，在屋里可以看见天上的鸟、飞艇、月亮和鹞子。”韩老头儿又去瞻瞻的梦里了，“真开心，外面的东西什么都能瞧得见。要屋顶干什么，遮得严严的，多闷得慌！奶奶听了说：‘真傻，不盖上屋顶，下雨怎么办？’我说：‘你才傻哩，下了雨，我们不会赶快醒来吗！’”
又是好一个“下了雨，我们不会赶快醒来吗”，韩老头儿真可谓糊涂透顶，而又聪明绝顶得有趣。他和“奶奶”到底谁傻？
这两段“瞻瞻的梦”，岂不是“即心是趣，则无往而不趣”的最好注脚？
韩羽的画好玩，韩羽写的有关绘画构思的文章或言论也好玩，在这类文章或言论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对人生世事的理解，而这“理解”本是主观的抽象认识，他又是怎样将这“抽象”转化为图画中的“具象”的？也正是在这儿，更感触到他的思路的跳跃，直像猴儿翻跟斗，一忽儿蹦到这儿，一忽儿跳到那儿，一忽儿没了影儿，突然挠了一下你的后背，吓你一跳。先看看他对一幅小画的说道。这幅画小得很不起眼，是他为自己的散文《夜路》作的插图。
他说：
“的确如您所说，我画的画儿有些像‘现代派’，又和‘现代派’不是一回事，同在哪儿？不同在哪儿？
‘现代派’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反传统。传统绘画是‘往东’它偏要‘往西’，对着干。极力要打破传统绘画的固定思维模式，这是‘现代派’的积极的一面。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不因袭、不盲从、不僵化，使自己有所发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现代派’说到一起了，这是我和‘现代派’的同处。
我和现代派的不同处是，‘现代派’以反传统绘画始，以导致不是绘画取消绘画终。也就是说为了和传统绘画往相反的方向拉开距离，像风筝断了线，四处乱飘，终于没了影儿。我对传统绘画也有‘反骨’，也敢‘尥蹶子’，折腾一阵子之后，终于不忘回到绘画中来，试举一例：
比如‘雾’。用油画、水彩画雾，可谓得心应手，靠了虚实冷暖的交错扑朔迷离的色彩，并不太难就可将‘雾’捕捉到画面中来。如果不用油画、水彩颜料，也不用中国水墨（由于印刷条件限制）只用毛笔、线条把‘雾’画来试试看。我就遇到了。是我为我的散文《夜路》画插图，当时夜间的情景是大雾迷漫，对面不见人。这怎么画？想来想去，既然是雾中什么都看不见，瞧不见还画什么，干脆不画。按画画儿的常理讲，画画儿就是用笔在纸上描画出物象来。不画，这是哪门子的画？岂不是有违绘画之道？我在纸上画了个方形边框，边框内表示是画面，画面中是空白，实际上就是一张白纸。如果也说是一幅画的话，这就是‘现代派’？可是我在边框外写了一句话：‘漫天大雾什么都瞧不见。’就是这句话立即使那白纸有了内容。不画之画，不是正好画出了令人什么都瞧不见的‘雾’？‘现代派’是新玩艺儿，我这是旧玩艺儿。无为之为，无中生有，这不是和老、庄沾上边儿了？”（《中国画·韩羽访谈》）
像这类画法的画，一位老中专校长的评语是：“老韩，依我看，你画的画，不会画画的人画不了；会画画的人也画不了。”
再看另一幅漫画《无题》：
眼花了，配了眼镜。读书看报，必须戴眼镜。摘下眼镜，面前的书本报纸立即成了一片黑芝麻。慨然自叹，眼镜成了眼睛。
将这句话的意思画成了一幅画，一瞅，我被我逗乐了。
这一乐，使我悟到语言与绘画竟有如此差异。
“眼镜成了眼睛”。在语言中，字与义合，明白无误。可是画成形象，却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思：一是对语言字义的肯定，一是对语言字义的否定：谁见过眼睛能够脱离面部与眼镜粘合一起？
毫无疑义，有悖于常理，可是不这么画，又怎能表达出“眼镜成了眼睛”？
其实“眼镜成了眼睛”本身就是生活中的“荒诞”。“眼镜”本是一玻璃片怎能成了“眼睛”？而事实上恰恰成了眼睛。人丧失了视感官功能按说是半拉残废，是可悲的事，可一旦和眼镜搭上边，又生发出笑料来（像这幅夫子自道的画，不就是我被我逗乐了？）似这类荒谬而又合理，相反而又相成的生活中事，又岂止“眼镜成了眼睛”？
方成先生就这幅漫画说：“奇在老人无目，却也使人理解。”“这幅画的艺术构思就是把人的视力和眼镜的功能巧合，造出一种出奇的景象。”“以滑稽表现一种看法，一种常情，这属于幽默，不是只逗人一笑、毫无内容的滑稽了。”(《漫画的幽默》)
王朝闻先生说：“没有长眼睛，眼睛只刻画在眼镜上的造像，造形虽然荒诞，它所隐喻的角色，颇有点相对意义（不是绝对意义）的无限性。它的造形不是给特定观念作注评式的翻译，它那丰富的内涵有待于漫画读者的意象思维，即对作品的现实依据的再创造与再评价，所谓思而得之。”“它只能也应当具备一种诱导作用，一种点醒观众对识认的作用。就是说，它对漫画观众的认识活动，只能提供以至暗示一种认识的突破口，正所谓师父引进门，得道在个人。漫画《无题》也有这样的作用。”（《王朝闻集》第20卷299页）
两位先生的嘉许，给我的启发是：创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从生活里捕捉到有意味的生活细节。作品的内涵，取决于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而《无题》一画，实是阴错阳差，于无意中得之。（《韩羽创作篇》）
再举出一戏画：《韩信月下追萧何》：
唐代的韩愈曾著文，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感叹世上“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致使千里马“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不止一篇的报刊文章的字里行间，又看到了“伯乐”、“千里马”字样，像韩愈一样，又呼唤“伯乐”了。封建时代，呼唤伯乐；社会主义时代，也呼唤伯乐。
伯乐相马，固然走不了眼。如若让伯乐相人又如何？戴名世《答某书》：“昔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夫千里马不常有，其利缓。而驽马日日售之，其利急。”你瞧，伯乐教徒弟都有偏心。这一层韩愈没有看出来。斗胆冒犯韩文公，我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信然。然千里马为伯乐察之荐之复为伯乐杀之者则为韩愈所未论及。
伯乐常有，千里马也常有。可是无论古时或今世，只要两者一照面，人际关系、利害关系立即掺和进来了。伯乐不复伯乐，千里马也不复千里马了。
将这层意思画出来不好么。可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刘勰语）用什么样的“言”，才能表达出这“意”？
我想到了戏曲。
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萧何、韩信，不就是伯乐与千里马？如若韩信这“千里马”不遇上萧何这“伯乐”，不也“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萧何在戏台上这么一追韩信，谦恭下士，虚怀礼贤。谁能不为之拍手叫好崇仰有加？
看戏的人们只看了这戏，却未必都读过《史记》。戏台上的萧何只是他的另一半。那另一半是“吕后欲召（韩信），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
形格势禁，其有所不得不然。成也伯乐，败也伯乐。这就是韩信这匹千里马的命运。
将画笔笔尖描向何处？如拘于事实，只能就《史记》中寻行数墨，难免死于句下。黄苗子先生说：“他能把一肚子的学问横串竖串，打个比方：关羽跟苏东坡下棋，杨贵妃跟西门庆鬼混。”“一肚子学问”，是前辈谬奖；“横串竖串”，的确窥我肺腑。这一回又是“横串竖串”，从《史记》又“串”回到戏台上。
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么，来它一个“韩信月下追萧何”！人，同是那两个人；追，同是追。但此追已不同于彼追。彼追是举荐，此追是索命。此追系由彼追所引起。此追之果已隐隐然含有了彼追之因。
借用戏名，又别于戏名，看似字句的摹仿；实是内容的翻案。不亦“推陈出新”欤？
此时韩信已死，又怎能去追？反正戏台上鬼戏甚多，姑效颦，那就画一个提着自己脑袋的韩信。鬼魂出场，的确使人有些悚然。这悚然也许会引人“心声锋起”，会问：这鬼魂为何死不瞑目？
这可算哪门子画？国画？漫画？戏画？（《我画〈韩信月下追萧何〉》
用韩羽的话说：“欣幸之至，这幅小画引起了前辈王朝闻先生的关注。”王朝闻先生说：“（此画）越出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题目和情节，越看越觉得有新颖的画外之意的含蓄美。”“这样根据史实来作画，和戏曲只对萧何爱才一面所作的赞扬的效果不同，是从另一生活侧面着眼而加以概括和变形的。如果可以说这样的绘画和那样的戏曲都有抽象性特征，那么，各自的着重点显得多么特殊。当作创作对于素材的一种抽象过程来理解，后者那虚构性的动机与新颖的意象都富于独创性。这样的意境的荒诞性与‘抽象’性显示了画家对素材内容的理解更有广度与深度，较之在绘画造型方面的虚幻性抽象形式也更有意味。”“观众视野的扩充化，在思维方面是否也有抽象性，看来也是有的。画家韩羽这种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艺术形式，和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那个论点一致：‘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艺术思维的所谓以轻运重，和从局部见整体的意义与效果近似。不论是诗的还是雕塑的艺术形象，它不只可能反映个别现象而且可能在个别中显示一般。当作艺术假定作用的反映方式来理解，他的长处在于创造一个虚幻的然而又有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世界。死了的韩信追赶还活着的萧何索命，这种虚幻不实的人际关系反映了有必然性的人际关系。当实际里的人际关系在艺术里以虚幻的形态出现时，也许对客体的本质正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映。这种能动的反映体现了艺术虚实相生、轻重相成的辩证方法，诱发观众掌握以轻运重、由小见大的感受和判断的认识功能。这也是说，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不完整的，但观众可以在不完整中见完整。”（《王朝闻集》第15卷253－255页）
与《韩信月下追萧何》一画，似无关而又似有关的是他与《经典》编者说的一段话。
陈：提起戏画，大家都知道有关良、马得和您。您的戏画和他们两位相比，不同的追求与特点是什么？
韩：关良先生的写意戏曲人物画开一代之风，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戏曲人物。称之大师，当之无愧。我与关良先生不甚熟，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全国文代会上，一次是在他家中。马得先生是我长兄辈，我们很熟。他画戏画也比我早，20世纪60年代的《新观察》上就发表过一整版他画的戏画。除了戏画，他的漫画也极具特色。马得很风趣，如果“笑一笑、少一少”这话是真的，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谁若和马得常在一起，肯定能活大岁数。记得是在香港报纸上看到的，有人居然费心思，把我们三个人的岁数摸得一清二楚，说关良大马得12岁，马得大我12岁，真巧！你问我们三个人的戏画有何不同？先说同处：同是用宣纸作画，同是由繁化简的写意，更主要的同是以戏曲为题材。
可是从画中透出的信息，我从关良先生的画里看到了“重”与“拙”。关良先生本是个小老头儿，可是从他的画里感觉到的是不修边幅的大气的关良。这一点，我是学不来的。从马得先生的画里我看到了潇洒飘逸，原来诙谐风趣的马得还有他的另一面。这一点，我也学不来。因为这个不全是绘画本身的问题，它取决于人的气质。
这么说似乎有点隔靴搔痒。我再往具体里说说，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关良先生画戏画，着重于纯视觉的绘画性。
马得先生画戏画，着重于戏曲中的精彩情节与神态。
以书法为喻，关良的画近似“碑”，马得的画近似“贴”。以音乐为喻，关良的画富节奏感，马得的画多旋律感。
我画戏画，兴趣所在是借戏曲表达思想认识。
由于画笔的着重点不同，关良、马得先生是就戏画戏，我是“逢场作戏”（意即借台上的戏场做我自己的文章）。试举一例：
有出戏叫《快活林》，也叫《醉打蒋门神》。戏曲作者（包括《水浒传》的作者）意在通过这一情节赞扬武松的英武神威，纵使喝得烂醉如泥，仍能将蒋门神打得鼻青脸肿丢盔卸甲。依我看，戏里的武松固然英雄，但更像是“打手”。你想，他和蒋门神拼命不就是因为饱吃了施恩的酒肉？如此的“英雄”，不就跌落价码了吗？我画《快活林》题了这么几句：“武松大闹快活林，只因饱吃了人家的酒肉，终难免脱‘打手’之嫌，‘无三不过望’欲以酒盖脸遮羞乎？”戏曲本是唱的正调，我的画把它唱成了反调。
陈：你过去发表的大部分戏画都是这类的？
韩：不尽然,为了玩玩笔墨，搞点儿趣味，就乱画一气。画的哪出戏,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但我最感觉趣的是“逢场作戏” ，这样我能有更多些的发言权。
张瑜在《雪尘语画》中说：“韩羽的戏曲人物画便在关良的巨大的身影中顽皮起来。”“顽皮”二字说得好。
韩羽在《韩羽创作篇》一书的跋语中写道：“我现在画国画，以前画漫画。在漫画创作中由个人性情、文化水平等因素所决定而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观察生活的角度以及习惯了的夸张的绘画语言，不能不带入到国画的创作中来。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儿，即使变成了山神庙，仍然露出那条猴尾巴。”
何谓“那条猴尾巴”？我思摸，即“土”和“趣”也。我翻看他的《信马由疆》一书，无意中找到了这源头：“平心而论，提到画画，半分利（一个农民）还应算我的启蒙老师之一。有一天，他说：‘你会画关爷、财神，会画玩牌（赌博）的不？’我说：‘画你们玩牌的有啥难的？’我画了四个人围着桌子坐着，手里各自拿着纸牌。他看了看说：‘看我的。’拿起笔，一会儿画完了，是连续的三幅。头一幅，是几个人一齐在撒尿。第二幅，是一座房子，窗户里有几个挤聚着的人影。第三幅，仍是几个人一齐在撒尿。我看不懂，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没玩过牌，你不知道。玩牌之前一定得先撒尿，一玩起来谁还有那工夫？散了局，又得撒尿，你想想，憋了一整夜能不尿？’经他一说，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画的竟是最要劲的一点玩牌人的那个瘾字。是他启发了我，一个绘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传神。”
再看《醉鬼》（木偶戏）：“一个卖豆腐的木偶，挑着担子一躜一躜地出来了。
旁白：‘豆腐多少钱一斤？’
木偶：‘叽啾叽啾。’
旁白：‘哦，两角五。这么贵啊。’
木偶：‘叽啾叽啾。’
旁白：‘哦，是因豆子贵了。’
木偶：‘叽啾叽啾，叽啾叽啾。’
旁白：‘哦，你不卖豆腐了，要喝酒去。’
木偶在戏台上转了一圈，大概是到了酒铺门口，抱起扁担冲着酒铺的门板敲起来：当当当当。
从后台又出来一个木偶，一躜一躜地抱着酒坛子，往台口一蹲，又缩回了后台。
卖豆腐的木偶捧起酒坛子，‘咕嘟嘟，咕嘟嘟’，又一仰脖子，‘咕嘟’，喝光了。
‘叽啾叽啾’，意思是还要喝。
这一回不再用扁担，干脆用脑袋敲起酒铺门板：当当当当。
每逢看到这儿，我们无不捧腹，看一次，笑一次，流着眼泪笑。
戏台上的醉汉本是不少，《醉打山门》的鲁智深，《快活林》的武松，《下书》的刘唐，《安天会》的孙大圣，《醉皂》的衙役，还有醉娘娘杨玉环……可谓是千姿百态。台下芸芸众生的醉汉更是争奇斗胜，痛哭的、傻笑的、手舞足蹈的、使酒骂座的……可是能够将人逗得笑破肚皮的莫过于这木偶了。却又简洁干脆，只是两次敲门（前一次用扁担，后一次用脑袋）就把从不醉到醉给活现出来，而且醉得竟连扁担和脑袋都分不清了。”
数十年后，对这类土玩艺儿之土之趣，仍能娓娓而谈，历历如昨，足证他的情有独钟，心摹手追了。似此，根植于童年的心中的养料，能不渗入到他的漫画、国画、戏画中来？
前面说了一大堆韩羽的“土”气，其人“土”，其趣“土”。然而不免要问：如果仅仅是“土”，其趣能盎然乎？艺坛前辈华君武说过一句话，谓韩羽的作品是“一种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化合”。的确，他的一些作品之趣，恰恰是于最土处，显出最雅来。
韩羽有一幅画，标题是“画林太太”，是哪家的林太太？这太太是高是矬？是胖是瘦？是风流婀娜，还是贞淑端庄？可一看画，竟是一枝梅花。再看还有一副题：“林和靖自谓梅妻鹤子”。画梅者可谓多矣，你见谁这么题过？“画林太太”四字不能不谓之市井气。可这市井气的背后有雅人高士林和靖给撑着腰，你说是土？是雅？
再抄一段其文：
“南齐胡谐之贵宠，上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可见语言环境潜移默化的力量之大，说句粗话。是‘河心撒尿，顺了大溜了’。”
前半段的《南史》能说没有书香之气？可最后一句能不说土得掉渣儿？一文言一土语，糅在一块儿，却又水到渠成天衣无缝，这就像《关连长》电影中的一个镜头：穿着土八路军装的土头土脑的关连长，坐在钢琴前弹奏贝多芬乐章。又像戏台上的张飞，粗鲁中见妩媚。
我在前面曾戏谑地说：画漫画的韩羽打了画国画的韩羽一记耳光，是我言之不确。他不但没有背叛漫画，正相反，将其发扬光大之。改头换面，又将“漫画”挤进到“国画”中来了。难怪漫画界说他的画是国画；国画界说他的画是漫画。
1995年《江苏画刊》上有一篇《韩羽画跋边抄边议录》：
人们说韩羽的画有趣，其实他的画跋尤有趣，今不说他的画，只说跋。漫画界前辈丁聪，为韩羽画了一漫画像，韩羽附写了数字自述：
“小时画画，觉着人不如我；而今画画，觉着我不如人。画了大半辈子，只是将俩字颠了个过儿。”
读了不免莞尔，粗粗一看，正如俗话说的“别人笨得不够吃，他却笨得吃不了”。花了大半辈子力气，只是将两个字颠了个过。再细细一想，这“人”一前一后的颠倒，固是否定之词，可又是谁否定的呢？是这个“我”否定了那个“我”。换句话说，是后来的我超越了先前的我。真“贼”得很。原来似贬实褒，越画越自谦了。这绕弯弯岂不是捉弄人？人却又愿意受这捉弄，因为从被捉弄中获得的是幽默的审美快感。
有一画家画了一画要他题跋。画中是三个着古衣装的老者，还有一琴一鹤。本是雅味十足，且再看他的题跋：
“酉辰画三老，大星把画裱，要我来题字，不知题啥好？真欲焚琴煮鹤图一饱。下边落款是：酉辰作画，韩羽解馋。”又题：“人笑我俗，我请坡公相助，其言曰：卫懿公好鹤，以亡其国；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烧煮之士，亦自有理。”
画家着墨于雅，题者却盯着吃，可谓大煞风景。“馋”字俗得使人忍俊不禁，“焚琴煮鹤”却又文得极有书卷气，是雅得甚俗？还是俗得甚雅？是和画家寻开心？还是自嘲？模棱两可飘忽不定。令人颇费猜疑。因而愈引逗人去猜疑。
对《贵妃醉酒》一画是这样题的：
“唐明皇驾幸西宫，找梅妃卿卿我我去了，杨玉环醋意大发，于是‘看大杯伺候’。看来酒乃碱性之物，宜解酸也。”
好个“酒乃碱性之物，宜解酸也”，这话真说得糊涂，却又真切地搔到了痒处。贵妃听了当也破颜为笑的。
再看题关云长：
“关云长的‘义’很有点近似贾宝玉的‘情’。贾宝玉固然钟情于林妹妹，但也用情于宝姐姐，故曰‘情种’。关云长义扶汉室，却又义释曹操，当也应名之曰‘义种’。”
真是恶作剧，将关圣帝君和奶油小生拉在了一起，可谓毁圣谤圣了。可是题画者将小辫子抓得牢牢，于匪夷所思处乘隙一击，老吏断狱证据确凿，奈何！‘义种’，这杜撰的词让人忍俊不禁，恰恰是这不伦不类的‘杜撰’，才给关老爷脸上罩上了一层诙谐。
《如是我说》（武松）一图的跋语：
“清人张潮说：阅《水浒传》至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我说：且再看武松在孔太公庄外为黄狗所欺，人生有快意事，也当必有败意事。
这段小文颇妙，为什么？这要从另外处说起：
张潮是清初的文学家，他的笔记随感小品《幽梦影》，“所发者皆未发之论，所言者皆难言之情”，因而在当时评价甚高。而此书还有一特别处，是黄周星、张竹坡等文人为此书写了数百则评语，隽语交织。《如是我说》画跋所引张潮的话，就是出之于《幽梦影》。现移抄如下：
“阅《水浒传》于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几无憾耳。
张竹坡曰：此等事必须无意中方做得来。
陆云士曰：心斋所著得意之书颇多，不止一打快活林，一打景阳岗称快意矣。
弟木山曰：兄若打山中狼，更极快意。
不厌其详地抄录下来，是为的比较一下评语。张竹坡固是点评圣手，对《金瓶梅》一书发了不少精辟之论。可这一评语，不能不说是平平。其余二位，均是顺着竿爬，没有突破张潮的原意。而《如是我说》的跋语较之棋高一筹。一是从反面立论，二是紧紧扣住题目，起自武松，落至武松，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说服力强。这样比评，不算是强词夺理，欺负死人古人吧。”
以上摘抄的仅是《韩羽画跋边抄边议录》中的数例。像这类的文画结合形式的作品，成了他近年来创作的主流。其原因，一是他的兴之所至，二是各报刊“点名要菜”。两股劲拧成了一股劲，“小车不倒，照直推了”。对这文、画相合（其实也就是画与跋）韩羽名之曰“两凑合”，意即画不够，文来凑；文不够，画来凑。而何满子先生说得尤风趣：“今人盛行漫画配短文。有自配者，如黄永玉、韩羽诸家。这种画配文出于一手，可以拟之曰‘自恋’。亦有请人配画者如陈四益请丁聪，鄙人亦请方成配画，可拟之为‘婚恋’。”（《无花的蔷薇》）
韩羽有一小文，似颇可做他的“自恋”的注释：
我喜欢因画而作文，或由文而作画。画之所短，恰是文之所长，画之所长，又是文之所短。取长补短，手脚并用，连踢带打也。所以如此，又关乎我对绘画的看法。看法，言人人殊，各有所着重，自不必相强一致，我则着重八个字：又熟又生，有理有趣。
所谓“又熟又生”，是指画中物象应该令人既感到熟悉而又感到陌生。熟悉使之亲切，陌生使之新奇。惟其又熟又生，才最易刺激人的感官，最易叩人心扉。反之，只熟不生，则索然无味；只生不熟，则茫然不可解。
所谓“有理有趣”，其理，不是说教，不是来自书本上，非由述作。它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与琐屑事物相表里，它无往而不在，却又为人所熟视无睹。一旦显其端倪，人们才跃然以醒幡然而悟：怎么以前就没看到想到？借老生常谈语，画中之“理”就是想人之所欲想而未及想，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这“理”，不仅能像教科书一样益人以智，它还有为教科书所无的给人以恍然而悟的快感，又因这“理”来自生活之中，往往杂有生活之趣，它又给人以审美愉悦。
至于“趣”，人们一提到它，常常想起“好玩”、“逗”这一类字眼。清人张潮则更看出了“趣”与才、学、识的关系，及对才、学、识的重要作用。他说：“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就是说，比如酿酒，才、学、识是酿酒的高粱稻米等原料，而“趣”是使原料发酵的酵母。
画中的“理”，亦即学问与识见，亦必兼乎趣而始化。理因趣，其理益彰。趣因理，而趣益浓。
绘画是直观艺术，只能描摹具体事物。而理与趣，实出之人的心中，是主观之意念。似此，只能描摹具体事物的画笔则力有未逮。为补画笔之不足，须要借力。“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说苑》）金属的刀，惟有借助于非金属的石，才能磨得快。中国古代画家早就悟得此理，因而借语言艺术的文学以助视觉艺术的绘画。画中的或文或诗（包括标题），俗谓之“跋”。这跋，不亦即“非金”，而可以“利金”的磨刀石？跋与画相结合，是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杂交，如庄稼为改良品种而杂交一样，是互补不足，相得益彰，离之两伤，合则双美。
白石老人有一画，画了两只鸡雏互争一条虫子。因利而争，固然是丑态，然而单只相争，不足以尽其丑，且看跋语：“他日相呼。”只此四字，立使画面延伸开来，突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由目前的“相争”延伸到以往的“相亲”，也是这跋语，藏而不露，话里有话，“他日相呼”，岂不是见利忘义？岂止是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是理？是趣？谁能分得清？
他的另一幅画《不倒翁》，本是泥玩具，却忽焉幻化出贪官的嘴脸，这画中物象的又熟又生似与不似，不亦得之于跋语的点铁成金？
半橱书屋
有一次聊天，韩老先生说：“有友人要我题写斋名，我写了‘半俗斋’。自认此一生，雅不了了，但又不甘为俗。高不成，低不就，就半俗吧。实是夫子自道，写来挂在他家，我岂不是又多了个书斋？”
当然这是说笑，他也的确有一书斋，叫“半橱书屋”：
“两管毛笔一方砚，
八千里路半橱书。”
这是我为自己的书屋写的两句话。说是“话”，不说是对联，不合对仗也，可取处是颇副实际情状。
“两管毛笔”，一管笔作画，一管笔作文，正合两数。
“一方砚”，是废话，有谁见过有人同时使用两方砚来着？
“八千里路”，有点“行万里路”的意思，似是壮语，这是吓唬人，其实谁也吓唬不了。试想而今，万儿八千里路算得了什么。甭说大人，就说小孩子，比如我的两岁的小外孙，从深圳到石家庄，一个来回，就“八千里路云和月”了。而且“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
“半橱书”，自1948年参加工作到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几十本书，占一小书架的两个格子，恰好半橱。不言“斋”而言“屋”，是出于字斟句酌。因为全家挤在一起，除了“雅”的书，还有“俗”的柴米油盐、锅碗盆勺。近些年鸟枪换炮，书多了些，也有了单间了，仍以“半橱”名屋，一是忆苦思甜的意思，二是“半橱书”，半瓶醋读书人也。
这篇文中有一句“近些年鸟枪换炮，书多了些”，且莫把这句话轻轻放过。书是怎地“多了些”的？若问究竟，不妨读读他的《闲话家珍》：
我终于凑成了两橱书。看来，我这个初中一年级生似乎也有点“知识分子派”了。闲暇时总要凑到书橱跟前，动动这本，摸摸那本，如数家珍。
说是家珍，有点往脸上贴金。“家”字倒不含糊，“珍”字则须作别样解释：珍者，非谓贵重之珍本书，乃珍存珍藏意也。说句寒酸话，我这橱中非但没有珍本，且卷数不全少头无尾者比比皆是，因为其中很有一些像电影《望乡》中阿崎婆家里的猫，是捡来的。然而，珍爱与贵重之间并非都是划等号的，“敝帚”不是也可以“自珍”么。
说是捡来的，未免说得好听了，世上哪有白捡之物？其中还有一个“赚”字。我书橱里有一本《元白诗选》，就充满了连“捡”带“赚”的戏剧性，可是说来话长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些买破烂的将“封、资、修”的书按“废纸”价钱一捆捆地收来，一转身，又将一捆捆的“废纸”堆到街头巷口，任人挑拣。打着幌子名曰卖废纸，实则是卖书。而买家打着幌子名曰买废纸，实则是买书。正应了俗话说的，“挂羊头”买卖“狗肉”也。
我经常在这“羊头、狗肉”摊旁转来转去。
这号书贾（姑且算作书贾吧）有两类。一类是仍不脱买破烂的本色，以轻重厚薄论价。这好办，专挑书薄而又对口味的，只花几分钱就到手了。另一类可就难缠了，他们虽是文盲，可眼盲心不盲，不懂书的好坏，可会相面，会察言观色。比如你往那儿一站，他先端详你了。有一次我从书堆里翻出一本洪升的《稗畦集》，问这本“废纸”要多少钱？他说五角，我丢下书走了。可又舍不得走，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这一下可被他看出了心思，再一问，六角。我说刚才不是五角么，他说没有说五角。讨价还价，只好赌气花了五角五分钱将它买了回来。
我挨了赚，也学聪明了：蹲在书堆前，扒来扒去，表现着最大程度的冷然漠然。其实早瞄准了《元白诗选》，却将无关的书拿起放下，问价还价。这是虚晃一枪，声东击西。到了火候，单刀直入，不屑一顾似地捡起目的物，并自言自语：“这本纸薄，好卷烟，多少钱？”“一角。”“五分。”“拿走吧。”就这样差不多是白捡来了元微之、白居易。
这招数也不全灵。有一次我正在声东击西进行迂回，猎取目标是《樊川诗集注》，不想半道上杀出了个“程咬金”，一位老者抄了我的后路，伸手捡起这本诗集。“多少钱？”“八角。”“买了。”我白费了心计，眼看着目的物被人抢走，有苦难言。
我的家珍中除了连捡带赚来的，还有被我救了出来的。说是“救”，也未免好听了，其实还杂有个“窃”字。这是效仿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说法的。
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文化大革命”算是纠缠不清了）。我偶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造纸厂的原料堆里有的是书，我托了个后门，打通关节，提上菜篮子，混了进去，再混了出来，这样像唱《盘关》一样混了几次，我书橱里的“队伍”又壮大了好多。
“窃”字虽不光彩，却也颇堪自豪。比如那位发出“彼（拿破仑）以剑锋创其始，我以笔锋竞其业”的壮语的巴尔扎克，就是被我从这种绝境中如此这般地救出来的。它虽遍体鳞伤，至今仍“得其所哉”于我的书橱之中。
为我书橱增添光彩的，是诸作家、诗人好友赠赐给我的大作，它凝聚着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友情。这倒与“珍”字沾边，的是珍贵。
还有一类家珍，我谓之“闻风而至”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非惟独于我，凡国家干部职工都有份的。这就是因学习需要由单位发给的书。比如，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了，发给了《红楼梦》。批孔了，发给了四书。批宋江了，发给了《水浒传》，不只七十一回本，还有百二十回本。有文有图，煞是好看，且像陪送嫁妆，评论资料也纷至沓来，我且乐得笑纳。
提到书店里买书，似乎没有什么可说嘴的了。然而，人一有了癖，没事也会有事。比如养花癖、爱鸟癖、洁癖、书癖，一得了这个癖，就爱之失当，神神经经，颠颠倒倒起来。就因了这个“癖”，使我几乎惹出了麻烦。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了《契诃夫小说集》，分上下两卷，精装且有插图。我买回来，朝夕观赏，爱不释手。孰料爱之深则责之严，忽然发现书脊上有一斑痕，这一下可腻烦了。愈腻烦愈想瞅它，愈瞅它愈觉得扎眼。不行，得想法去掉这块心病。我试着用棉花蘸上水轻轻去擦，斑痕倒是没有了，可又成了更扎眼的白色，而且凸凹不平了。这更腻烦了，只好再另去买一本下卷。还好，书店里还剩有一本。书脊上也无斑痕，心满意得地买了回来。又岂料没了书脊上的毛病却又发现了别的毛病，皱褶甚多，更更腻烦了。这个契诃夫将我折腾得神魂颠倒。不行，还得再买。我又乘车远征到市郊书店。幸好还有三数本。我站在柜台前一面说着好话，一面遭受着售书员的白眼，恨不得将眼珠子变成X光机，洞察一切。出了一身汗，终于选出了差强人意的一本。老天不负苦心人！
像一夫多妻，一本上卷，三本下卷，那怎么行？总得把多余的打发了。可是两本下卷谁去买它？只能到收购旧书的书店去贱价处理。当我将书放到柜台上之后，书店人员看了看那两本崭新的下卷，又看了看我。问我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是两本相同的下卷？我如此如彼地说了，他虽如此如彼地听了，却皮笑肉不笑得令人发毛。说：“书先留下，回去拿工作证去。”我这才恍然明白了他的皮笑肉不笑的背后是什么。老天爷！这一回我可真的跟“偷”字沾了边了。当然，事情的结局没有弄出麻烦，按百分之六十的价款卖掉了那两本下卷。不过，恐怕至今那位书店人员仍不会相信我的如此这般的解释的，我敢打赌。
或问，在所谓的“家珍”中有抢来的么？我说强取豪夺乃犯法事，君子不为。然少年之时，不谙事理，确也胡乱抢过。但此时想来，事虽可鄙可惭，亦复可感可哀。
1945年，解放聊城战争中，我们初中生被围在城里，从枪一打响，可就没完没了了。连打带围将近一年。居民陆续逃离出去，十室几乎九空。混水摸鱼的和大兵们四处乱窜，大肆搜敛财物。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耳濡目染，渐渐地也眼红起来，也跃跃欲试铤而走险了。于是不约而同直奔“友益堂”。这是一家大书局。面对着琳琅满目的“无主之物”，像饿汉见了满桌酒肉，我们心跳，我们浑身发烧得像发疟子，发一声喊，拥了上去。又于是在我们的桌上桌下、床头床脚堆满了崭新的《古文观止》、四书以及升学指南……吃着红薯干喝着白开水志满意得地守护着这些精神食粮。
我随着又一批难民要出城了，瞅着一捆捆的新书，割肚牵肠，好不难受。更有一位同学，死说活劝也不出城，很有点与书共存亡的劲头。直到聊城解放了，家里人用小车把他拉了回来。我跑去看他，他奄奄一息地躺在炕上，我悄悄问：“书呢？”他唰地流出了眼泪。大人们说：“为了那行子书，几乎给饿死，这不傻了？”
在《光明日报》上曾读到陈迩冬先生的文章。在谈到曹操破邺、曹丕纳甄氏，曹植时不过十二三岁，纵使早熟，也不会从此就一直私恋着嫂嫂时，写道：“偶忆四十余年前与亡友孟超兄闲谈，孟超编造说‘曹植当时不曾注意女人，他一头扎进袁氏藏书里去了。’此语极妙，可补《演义》之阙。”
这“一头扎进袁氏藏书里去了”，不只极妙，即以我在聊城的亲身体会，亦足证以这“编造”可信之极。
我的“家珍”，惹出了这么多闲话。
姜德明编《书香集》，序中有几句话：“我在征稿信中说，诸如谈藏书、买书、卖书、借书、送书、失书、毁书、写书、译书、编书、印书等等，都可以引出一些有趣的文章。我甚至想，最好有一篇是写偷书的。果然，韩羽同志的一篇有所涉及。”
看来‘偷’也有一点点好处，能补《书香集》之阙。
本文节选作者新书《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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