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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里的“好词好句”实际上是陈词滥调[转帖]
2010-04-12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里，最富中国大陆特色的莫过于摘抄和记诵“好词好句”。某晚，我女儿在做一本《语文拓展与训练》作业。里面有一道题目：写出和“翻来覆去”相似的三个词语。
       女儿说：“爸爸，请帮我想三个跟翻来覆去相同的成语！”
       我随口就答：“游来游去！”
       女儿妈妈说：“不对……两个游字相同……”
       我苦思冥想了半天，总算说了一个：“眉来眼去。”
       女儿妈妈勉强同意，但“翻”“覆”是动词，“眉”“眼”是名词，总不配。
       我很努力才想出这个词，实在辱没自己研读文学二十年的薄名。
       汉字和词语，作为造句单位，大多数并无特别的褒贬倾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这些词按照拼音顺序排列，显示出了词语与词语相互平等的观念。每个词语在形态和表达意义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一个词不比另一个词更好，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特殊的等级差。一些常用的成语，也不比其它普通的词语更有价值。有独特文学追求的优秀作家，都回避俗语，研求新句。被选入中学课文里现代文学名家作品，如要求学生背诵的《荷塘月色》，开头就极“平淡”，无奇特的词语。
       我仔细地排查了整篇文章，成语寥寥，“好词好句”无踪，换成中小学生的作文要求，大概只能勉强合格。
文章里那几段著名的“好句”，如“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和“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句子拆开成单词单独来看，并无特殊之处。其中的“微风、渺茫、和谐”等词，实在算不上特别的“好词好句”。它们只是被作家有机地组合到一起，准确传神地表达出那一刻的细微感受，才形成了整段的“好句”。这“好句”，也必须融合到整篇文章营造出来的特殊气息里，才有价值。
       朱自清是一名有追求的散文大家，他在行文中，精心择取情感色彩很淡，语气相对平和的中性词语，尽量排除华丽、高亢的词语，营造一种内敛的气氛：不偏倚、不渲染、不煽情、不造作，不激进，不颓丧。这是一位审美个性卓绝的文学家，他因为不随流俗，不入媚语，不喊口号，他的作品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基本“工具性”思维，让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死词死句，并且规定这些脱离了“文学”肥沃的土壤，被折断下来的、枯干了的词句才是学生学习的核心内容。他们或许以为，用这些“好词好句”堆砌到一起，就会变成为他们所认同的好文章。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都是教材编写员自己想当然地用“好词好句”堆砌起来的“黑板报”，既无真情实感，又充满了空洞的道德教化。
       中小学生在这种死板的语文教育逻辑下，变成了可怜的词语垃圾收集者。他们每天忙于寻找散落在地上的词语碎片，把枯枝败叶扫到作业本这个垃圾筐里，为变成词语的垃圾大王而白费功夫，而不去好好阅读前人的杰作，体味其中的独特文学魅力，也不去学习观察、欣赏、体味生机盎然的树木，去感受这些自然万物婆娑、高洁、挺拔之美。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灵，需要从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和培养。只有丰沛的精神和敏锐的趣味，才能激活那些平淡词语身上的光彩。
       如果一名学生不懂得去感受自然生命的美好，尊重自然生命的个性价值，他们就不会懂得：无论多少堆落叶，都代表不了一棵树。无论收集多少“好词好句”，也难以写出一篇好作品。
      这种机械、僵化的思维模式，让小学教材编写员自信心爆棚，他们自己杜撰出几十篇拥塞着“好词好句”的课文让小学生学习，有些甚至要求背诵。他们同样不知道，百货商场橱窗里的木头模特，身上披上再多再华丽的衣衫，也只是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它们没有面孔，缺少五官，肢体僵硬，永远只会摆出一种僵硬的姿势。小学语文的编者自撰课文，就是这种没有面孔的木头人。
       古今中外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都适合编进教材里，尤其是小学教材里。中小学生如果要真正获得知性的认识，情感的培育，他们就应该在整体性的名作阅读中，浸润心灵，培育德艺。
       真正的好作品，会引导读者进入一个独特的、超然的世界里。人们读完这样的作品之后，不会仅仅记住其中的若干“好词好句”，而是会沉浸在这部作品整体营造出来的深挚情感天地里。词与句，只有被格调高妙的作家准确细腻地运用到表达情感，描写景物，展开想象的行文中，才具有独特的意义。
       单独存在的词语，仅是一个中性的字符，它的字（能指）和意（所指），在长时期的约定俗成中，大致固定。只有社会变动急剧的社会，尤其是像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巨大变化时期，才会把各种词语的表意符号和它的特定表现内容加以割裂，重新组合，蜕变或者剥落，变成复杂的新含义。比如“地主”这个词，在其先前的本意上，并无特别的贬义，而是对土地权拥有者的命名：占有大量农田的“士绅”是“地主”，拥有耕地的“农民”也是“地主”。凡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官宦或者黎民百姓，都是土地的主人。这个普通的名词，经过上个世纪中期的暴力改造之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咒。“地主”自己不仅会被打倒，会被消灭，会永世不得翻身，他的后代子孙也会被剥夺基本的教育权利，成为真正的社会弃儿。那个时代，任何人对“地主”这个词都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沾边惹祸。
       词语的“阶级性”，是暴力赋予的，不是天生的。这种“阶级性”的暴力判断方法，在语文教育中改头换面，变成了“好词好句”的优劣评级选择。难道，“好词好句”需要记诵，“坏词差句”就要全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把火烧个精光么？这种词句好坏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逻辑，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能挑选十分之一不到的词语来膜拜，学习和记诵。剩余的大部分词语遭到了贬抑，受到了鄙视。这些词语，是不是该全都挑出来扔掉呢？根据过去的贫下中农识字逻辑，确实不需要这么多词语，只需要出一本薄薄的，只有二三十页的识字本，足矣。
       一篇好作品的最基本要素，不是“好词好句”，而是作家的独特思想和情感。好作家，能运用貌似普通的词语，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趣味表达出来，使这些词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新的语文教育，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推行叶圣陶主编的简体版中小学语文教材起，为了迎合各种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断地修改，最后简化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字报集中营。
       近三十年来，虽然在选择篇目上、在教材编选和图文形态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核心的教育思想，没有明显的改进。
       “语文”侧重于“语”，而无关乎“文”，其“机械论”“工具论”的思维，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对于经典作品的解释，也用寻找中心思想，划分段落大意的方式，来屠宰肢解那些无辜的作品。
      这种教育进行了五十年，我们可怜的中小学生，经过多年的机械训练，脑袋里塞满了成千的“好词好句”，却写不出一篇稍微有点真情实感的文章。一九七八年以后，大陆文学界里有点成就的作家，很多都是语文学习的差等生——他们的文学感受和阅读训练，是从阅读跟课文毫无关系的“闲书”开始的，他们的写作学习模式，大多数是自学成才。而那些中小学语文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被连续灌肠般洗脑，长大成人之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文学作品的基本欣赏能力，脑袋里装满了词语的垃圾，内心里凝结着几小块麻木的情感。他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过着浑浑噩噩的熏肠人生。对自己、对情感、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生，他们都几乎一无所知，而患上了失语症。只有当今网络疯狂流行的缩略符号，聊天工具上的各种怪词串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雷”词，才是对他们封闭已久的蒙尘心灵的最大解放。
       一只垃圾桶装得再满，散发酵出来的也是臭气，而不会酿造出飘香的美酒。
       只有好的文学作品，才使得最普通的词语具有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不去阅读经典名作，不去感受这些作品给人们带来的高尚情感，而专注于搜集“好词好句”，是典型的杀鸡取卵。就像是把一头美丽的驯鹿杀死，剁成碎片，然后让学生们来围观鉴赏这些肉块。好的作品，不会堆砌“好词好句”。欣赏一篇作品，就要用心地取感受其整体的品格，凌迟肢解，只能得到片鳞只爪。



                                                                            陈词滥调
与“好词好句”相对应的是“陈词滥调”。
       从浅层意义上看，这两者本来应该有着本质的相反意义。“好词好句”就其表面的词意而言，应该指那些感受独特的、个性化的词语，而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的僵化模式，却把这种个性化的词语摈弃，而选择共性化的、无差别的词语来代替。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受重视的成语的学习和记诵，就是这种共性化词语的明显例子。
       经过相对漫长历史时期的整合以及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语变成了一种高度浓缩和概括性的描述符号。而正是这种概括性和浓缩性，使得该词语的特定描写对象普遍化，庸俗化，进而变成了人们不经过大脑思索就脱口而出的“陈词滥调”——一到春天，就姹紫嫣红；一到夏天就骄阳似火；一到秋天，就果实累累；一到冬天，就冰天雪地。一高兴就欢呼雀跃，一难过就伤心欲绝。
       这些都是典型的“好词好句”，它们因为被长时期地、无意识地滥用，而变成了“陈词滥调”。通过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僵化传承和记诵学习，人们的个人感受，就被抹煞了——巨大的南北距离，广袤的东西差异，全都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词语里，被彻底填平。无差别的认同，是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诉求，也是文化趣向。人们通过这种“陈词滥调”的学习和表述，获取了彼此的身份认同感。
      “身份认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政治、文化圈里诸种人群的习惯性焦虑。人们通过传诵“陈词滥调”的方式，不断地寻找彼此的共性，在这个基础上，种群内所有成员都获得了继承种群文化暗语的权利，排他性地、并且自由畅通地通过这种“陈词滥调”进行信息交换。
       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巴黎小市民，用“外省人”一词来确立这座城市的中心地位，以及作为这座城市市民的潜在荣誉感。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小市民，则用“外地人”一词来区分他者的身份，寻求内在的认同，并且通过排斥性、贬抑性的命名方式，潜意识地凸现了一种相对狭隘的排他心理。香港人，则站在长期的外在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把整个中国大陆称为“内地”，大陆人则被命名为“内地人”。这种跟上海的“外地人”的排斥性命名方式，相映成趣，都同样地隐含着这两座城市与其它地方不同的特殊性诉求。
      “樱花”是日本国民性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描述，“郁金香”是对荷兰的另一种指代，而“紫荆花”是香港人的自况。每一种具体的象征，都暗示着这个群体——国家、地区、民族、部落、城市、乡村——的强烈自我认同心理。身份认同，是对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孤独的恐惧和逃遁，而“陈词滥调”，则是最好的抗生素。
       从中小学生开始学习的“好词好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强烈自我价值认同的方式之一。通过这种学习，各具自我个性特症的学生，被集体化、类型化、抽象化、从而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指称：鲜花。“鲜花”所具有的特殊的脆弱象征，我已经在第一篇文章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这种对学生个性的有意识打压，是把他们训练成合格“螺丝钉”的必由之路——脆弱的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有价值。单独的螺丝钉没有价值，只有千千万万颗螺丝钉拧在一起，才组成一具有价值的机器。所有的比喻，都指向了“非人性”的“物性”。
       在这个弯曲而漫长的路途中，“好词好句”腐烂、变质，成了“陈词滥调”。
       我们当下社会，“陈词滥调”的泛滥，表明了整个社会的自我缺失的焦虑正在弥漫，犹如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在《暗店街》里描述的那样，自我被自己遗忘，因此自我变成了他者。叙述者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彻底失踪，被漫天飞舞的“陈词滥调所淹没”，成为一个阿Q在最后画押时努力描摹的“0”号符码。
       跟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自我解放运动的激烈探索不同，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自我”成为沉重心理负担的社会里，“陈词滥调”反而变成了便于隐伏的草丛。所有人都面目模糊，头戴丝袜，腰缠布带，手擎利斧，打着“山寨”的旗号，在想象中宽阔的原野里，烧杀抢夺，坏事做尽。个性价值的消失，让这种无罪感轻松地超越了“原罪感”——集体有罪，而个体无辜。
       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群体性事件往往隐伏着巨大的破坏力，而在“正义”、“复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陈词滥调的鼓舞下，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会情绪失控，而以暴力的方式来倾泻仇恨与不满。个体隐伏在群体中，却往往能得到赦免。在中国传统的习语里，这句话叫做“法不责众”，在西方传统文化的理解中，这叫做“多数人的暴政”。暴力和暴政的背后，通常隐伏着这些没有五官特征，只有握着石头的手高高地举着的群体中的个体。
法国学者阿莫西和皮埃罗所著的《俗套与套语》 里说，“群体，某个少数民族，或者某个较大的民族，某个国家，当然还有某个性别。这些不同类别的集体意象在身份确立和相关的行为和互相作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在长期的相互指认中，形成很多概括性很高的描述——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绅士，德国人→认真。等等等——这些词语，如“法国人浪漫”，是典型的“陈词滥调”。它通过一种无差别的描述，把整体法国人囊括进去。即使这个国家里有很多认真的法国人，也无法逃脱这个“陈词滥调”的枷锁，他必须“浪漫”起来，才能融入“法国”这个身份认同里，或者，他拒绝认同而被排斥到另外一个国家，不得不身份移民或者精神移民。也有一些伪法国人，为了给别人造成一种“浪漫”的假象，他们的交谈中，时不时地掺杂着一两个法国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妮娜等人的嘴巴里，总是不断地迸出一句法语来。在谈话中加入法国词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上流社会社交圈的时髦。在中国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流行歌曲里常常会加进几个英文词，而增加了时髦、洋派的气氛。这种“时髦”的话语，这种“陈词滥调”，就像是在身上喷洒花露水来冒充法国夏耐尔香水一样，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和他者的混同，通过不同意义的偷换，而占有了对方的一部份价值。又或者，一个高级女人，因为喷洒了兰蔻花露水，而让自己沾染了“法国”色彩，从而把自己和身边的俗人区分开来，并顺利进入了另外一个价值圈里。
       在中国大陆文化圈里，南北差异也很大。
       北京人喜欢嘲笑上海小男人，上海喜欢抨击北京人的夸夸其谈。
       这种城市身份的标签，同样适用于其它不同的省市，例如武汉和长沙，浙江和江苏。不同地区的人自我互相混同，而跟其它的地区彼此排斥。这种认同的方式，是典型的庸众生存，大众化生存。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上海的一部分文化人开始言必称“三十年代”，张爱玲笔下描述过的“旗袍”，成了穿越时光隧道的云霄飞车。一旦这个词汇和风尚迅速风靡，它就变成了“陈词滥调”。“陈词滥调”的最明显特征，是“从众”——在那个时期开始风靡大陆文学界的原捷克作家昆德拉把这描述为“媚俗”。
      一名优秀艺术家，一个个性独特、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必须跟“陈词滥调”，跟“媚俗”作抗争。正如昆德拉在他的名作、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写到的医生托马斯和女画家萨宾娜一样。为了把自己跟“布拉格之春”事件里的庸众、政客和御用文人区分开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模式。托马斯变成了建筑工人，萨宾娜远走他乡。只有“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笔下的独立知识分子，才能保持自己的敏锐洞察力，而不被“陈词滥调”淹没。
        《俗套与套语》这样为“陈词滥调”作了描述：
       俗套（Stereotype，即“陈词滥调”）加强了个人对自我的承认，而自我承认被定义为主体对于自我进行的评价。事实上，俗套(stereotype)首先是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归类工具。在此过程中，一个群体获得了一种面貌特征，一种同一性，这种面貌特征使之与其它群体区别开来。……个人的多样性被缩减到最低程度，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或者说，他们缺乏发现这种多样性的能力。
      “人们拒绝看见这种多样性”，正是对中国大陆中小学语文教育模式的最精确描述。
      语文教师奉命行事，他们通过每天强迫小学生进行无意义的“好词好句”的训练，从而把他们全都混同为一个整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三好学生”。这种学习还造成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暗示：“好词好句”是“我们”“三好学生”的，“坏词差句”是“他们”“差等生”的。通过这种简单的垃圾分拣程序，把“我们”和“他们”分开，用一种粗暴而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一分为二”地把整个世界破开，分成两半，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一半是善的，一半是恶的。这种可怕的分裂无处不在，不仅造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分裂，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而且造成了词语的分裂，从而把“爱与恨”的观念，强烈灌输给这些学习者。
      在这种学习不断地得到强化之后，这些学习者的智力开始退化，只会用“接受”和“抵制”的方式来看待“他者”。凡是赞同和表扬我们的，就“接受”；凡是对我们进行批评的，做出不符合我们观念的事情的，就“抵制”。
       一整篇文章，例如上文引用的《荷塘月色》，假设精心地把“好词好句”挑选出来之后，把其它的内容扔掉，那么，这就像是吃鱼时，挑出了几根鱼刺塞进嘴巴里，然后把整条鱼扔掉一样。
       这不可笑，也不荒诞。
       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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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俗套与套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丁小会翻译。书名“俗套”，是“Stereotype”的规矩中译，也可译成“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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