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杰出青年学者朱中原网络文汇[季超辑录]

管季超0712

西安行（一） (2006-06-19 17:21:06)


西安行（一）
机场

此次西安之行是去参加一次关于文人书法的高峰论坛。论坛由著名作家陈忠实所在的白鹿书院主办，名为“白鹿书院.首届中国文人书画展及文人书画论坛”。论坛的参加者主要由文学界及书法界、学术界的20余名人士参加，我有幸忝列其中。文学界的参加者有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因故未到）、余秋雨（因故未到）、张贤亮（因故未到）、熊召政、孙见喜、方英文、陈源斌等，书法界及学术界的有刘正成、王岳川、张铁林、斯舜威（美术报原总编辑）、胡传海（《书法》杂志副主编）、吴振锋（陕西书协学术委员）、陈新亚（因故未到）以及我本人等。
去那天，刘正成、张铁林、我及书法在线斑竹李飙由北京出发。王岳川因回成都探母，由成都出发。
6月16日中午，刘正成、我及李飙三人匆匆赶到机场，张铁林另行到。我们三人先到，张后到。路上，刘公嘱托李飙事先联系张铁林，但打了好几个电话均未接。其时离飞机起飞只有三十分钟，当时我们估计张可能还在睡觉，担心赶不上飞机。故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但一个未接。刘、李都急了。不想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张终于接电话了，李飙问张出发没有。张说还没有，马上出发。
到达机场时，离飞机起飞时间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由于张的票还在我们手上，所以必须要等到他来才能换票上。到达机场之后。我们又给张去电。不想一连去了五六个电话也未接，我们都猜测着他未接电话的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不必接，第二种可能是路上汽汽笛声大，听不到；第三种可能是张根本就还未出发，说不定他在等下一班机呢。第四种可能就是他未带手机。最后利用排除法，首先排除了第二种可能，因为车窗门是关着的，手机一般都能听见，随既第三种可能也排除了，因为如果张要赶下一班机的话，至少应该跟我们说一声啊。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第一种情况了，因为张是大牌演员，像这种事遇得多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根本不会慌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离飞机起飞只有几分钟时间了啊。种种可能越猜越迷惑，甚至连第一种可能也开始站不住脚了。后来才知道，其实以上我们所猜测的三种情况都不是。张后来说，他因为拍戏，需要同声传译，故把手机铃声关了，一直听不到。听到的那一次仅仅是个偶然。“真相”至此终于大白。刚开始时只有李飙及我着急，刘公并不着急，刘说，不忙，他知道的。可是等到只剩十分钟时间的时候，刘也开始急了。最后的时候，刘也一连给张拨了几遍电话，仍然没有回应。
急人自有天象。正在忙不所措的时候，张一脚踏进机场。右手提一个大箱子，左手手提带里装着两幅字画。李飙及我赶紧冲过去，接过行李。行李交由我看管，李去帮张换票，然而晚了。售票处提前5分钟就已停止售票，而且电脑已经关闭，电脑关闭，均无法售票。无奈，张又找到了那里的管事的，但无济于事；随后，刘又给民航总局局长打电话，那边回话说电脑已关闭，无法售票，只得改签。
于是，2：15分的飞机被迫只得改签到3：15分。推迟一个小时。
改签换票之后，我们一行四人到候机室咖啡厅小坐闲聊。
张一进咖啡厅，就被一群人“盯”上了，纷纷走过来要张签名。柜台的一个服务小姐从张进来的那一刻，两只眼睛就一直在那呆呆地看，一直盯着。她看了看张，又疑惑地看了看我们，张坐定之后，那服务小姐似乎又在用疑问的眼神问我那人是不是张铁林，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思，故意笑着不答话，但实际上已经在暗示她了。后来，服务小姐在给张送去咖啡的时候，就带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要张签名了。张签名很搞笑，很有风度，把硬笔当作毛笔使，看得那服务小姐都呆了。张签完之后，服务小姐估计是紧张得不得了了，回去的时候差点碰翻东西，弄得人家心情好不平静。
西安之行路上就遇到了这么一段小小的插曲。本以为上飞机之后插曲就已结束，然而插曲并未结束。
到达西安咸阳机场之后，李飙扛行李，我拿着相机准备拍照，一下飞机，我就提着相机冲出出口处。一眼就见到了在那等候的此次活动的操办者之一、文化学者李廷华先生及在西安驻扎的包总（网名九斤老太）。我和李廷华先生素未谋面，只见过他的照片，但我一出去就认出了是他，他也一眼认出了我，而且九斤老太还不停地朝我挥手。当时我扛着相机慌了，以为他们几人早已出来了，但我们找了好久也未见人影，几个出口都找了，也不见人影，情急之中，才发现他们几个人还在里面。
出来之后，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有好些张的粉丝也过来凑热闹，捡个照。
正在我们下飞机不久，恰好自成都而来的王岳川先生的飞机也赶到。当时也是找了找半天才找到大名鼎鼎的王学者。王学者一下飞机就笑眯着眼睛对我说：“中原，你又瘦了。”弄得我好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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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邵华泽先生的忘年之交 朱中原 算起来，我与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已有两年了。 和邵老认识时，我刚好24岁，他74岁。整整差50岁。那一年，我刚踏上书坛刚不久，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 和邵华泽先生的交往很是巧合，或许是上天的安排。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机缘吧。邵老后来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2005年年末，我应《美术报》编辑斯舜威先生之约，写了一篇关于书坛的年终观察文章《2005：中国书坛的民间话语阵痛》。对影响中国书坛的10个年度人物进行了独立的评论。文章在《美术报》用了三个整版同时刊登，文章刊出之后，反响巨大。据斯舜威先生当时反映，文章发出来之后，打电话询问的不绝如缕，他说当时电话都打爆了，说是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有人以为我肯定是个中年以上的人，也有人认为我这个人肯定是个有很深背景的人，不然说话不会这么大胆。而在这所有的询问者当中，其中有一位老人便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著名书法家邵华泽先生。 邵华泽先生说，他和斯舜威先生是老朋友，每期的《美术报》他都从头到尾一一细读，尤其喜欢看那些评论当代书坛的批评文章。他盛赞《美术报》是一个敢言媒体。当时斯舜威先生跟我说，邵华泽先生读到我的文章后，便向他打听我这个人。斯舜威先生对邵华泽先生说，作者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现在好像是在天津的《中国书画报》工作。邵华泽先生便立即打电话到了天津的《中国书画报》，而当时接电话的一个编辑恰好跟我认识，那位编辑说，“他不在我们这，他在北京的《中国书画》杂志工作。”随后，邵华泽先生便又将电话打到《中国书画》杂志，但不巧，当时我刚刚离开《中国书画》杂志，赋闲在陋室，《中国书画》的人说我已离开杂志社，并告诉了邵老我的手机号。 这样，几经辗转，邵老终于“找到”了我。 当接到邵老电话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便问：“你是朱中原同志吗？”我一听心头有点发毛，以为是在哪发文章惹事了，但还是诺诺地说“是”。他第二句话便是“我是邵华泽”。我当时一时没反应过来，但隐隐感觉这名字很熟悉，后来终于反应过来了，邵华泽不就是那个人民日报的老社长吗？心想人民日报的老社长给我打电话肯定没好事。后来他第三句话又是“我看了你的文章了。”我一听，这下肯定完了。但紧接着他第四句话便是“你在《美术报》上的文章写得很好，敢说话。”这样一听，心头的石头方才落了下来。 就这样，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便和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成了好朋友。邵老随后又告诉了我他的手机号，意思是我可以随时到他家去找他。 没过几天，我去了他家。邵老很慈祥，很健谈。他的屋子不大，但满屋子都挂满了他的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邵老从小就很喜欢写书法。他父亲绍宗伯也是浙江淳安一个很有名望的旧时文人，写得一手好书法，可以说是书香门第。邵老虽长年从事新闻工作，后又任人民日报社长、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和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等实职，但是他自己坦诚，尽管有这么多实际的头衔，但他一直把书法当自己终身的职业，他对书法的执著和虔诚追求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说他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来临帖写字。因我是搞书法评论的，我每次登门拜见他，他都很高兴和我谈话，谈话的主题就是书法，临走时还时常会送我一盒茶叶或写有他墨宝的镇纸板。邵老很谦虚很低调，每次谈话，他都主要听我说，而且很注意我对当下书坛及书家的评价。他说他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也很少参加主流的书法活动。可以看出，邵老是一个很甘于寂寞、追求艺术独立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去他家，他主动说要给我写几幅字，然后拿出纸笔来认真地写了几幅，写完之后还问我说“写得好不好”。我这人是从来不主动求人写字的，没想到他倒主动给我写字了，让我着实吃惊。这与很多所谓的名家摆谱完全不同，人品高下立时可见。 邵老时常约我参加一些书法活动，他一次在北大搞自己的个人展览时，特邀我参加，展后又让我与他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可以看得出，他对于地位、等级之类的是不在乎的。 以至于后来有人时常对我开玩笑说，我的朋友都是一些“老”朋友，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交朋友，那一定很好玩。 尽管邵老说他自己对书法是业余爱好，但他对书法却有很深的见解。由于多年的新闻工作，他的眼光非常敏锐，而且他非常希望当代书坛能有人敢讲真话，讲实话，也希望书法媒体敢刊登批评文章。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领导者，尚且能这样放开地说话，而相反，一些书画媒体反而却缩手缩脚，怕得罪这得最那的，足见其人品之高尚与思想之通达。 我与邵老之交，平淡如水，每每相见，谈书论艺，无需名利，唯愿此谊山高水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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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入书协：是改革冲动还是权力献媚？                                                      朱中原（艺术学者，书法批评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全国两会刚开完，也是国家颁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公布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而且，就在公布的当天，我应邀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专访，恰好也是在这天，得知关于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这件事上，许多网友表现出了可贵的道德良知和艺术良知。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说实话，无论是从学术水准还是从艺术才华角度看，我对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是十分敬佩的，而且我认为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现代印学以及日本印学史等领域是有着极大贡献的，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然而，正是因为对其的这种敬佩，才让我对新近发生的这个事件感到很失望。 在我看来，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这件事跟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务院大部制机构改革倒是有那么点巧合，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曾经表示：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一种改革探索。陈振濂先生对自己这个做法的评价可是不低的。难道是陈振濂先生对国务院的机构整合改革早有预见？事实上，尽管陈振濂先生一直都有着传统中国文人那种强烈的以文入仕的情结，但我以为他是没有这种预见性的，或者说他的这种预见性是很不切实际的。只不过，中国的事情，无论是在何种行业，何种领域，都有某种本质相同性。 当然，话又说回来，西泠加入中书协事件，和时下的大部制改革还是有着性质区别的。大部制是国务院主导和力推的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与合并，在职能上进行重新调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改革，而西泠印社加入书协，完全是一种行政归附，不是改革。从行政层面说，中国书协为中国文联主管之下的一个准官方性的文艺团体，而西泠印社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威望和历史积淀的完全民间性的精英社会团体，显然，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在由民间向官方靠拢，由边缘向核心靠拢。然而，这种做法却使得印学艺术真正被边缘化了。 陈振濂先生在接受中国篆刻网和中国书法网联合采访时也一直在为自己辩解，他说西泠印社虽然成为书协的团体会员，但并不意味着西泠印社就是被书协“收编”了，说是“收编”，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思想。而且他还说：“西泠印社作为百年社团，没有任何一个行政级别可以套用，在全国仅此一家。以一个行政级别的处、厅、部级来套用，这样的思维本身就是‘官本位’，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要论级别，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品牌，一是国家级的社团，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是国家级博物馆，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在中国没有一个社团或群众团体有这样的文化品牌，但这些级别不是官本位的行政级别，而是学术级别，没有必要去依靠成为书协团体会员来提升级别。”很显然，从陈振濂先生的回答中可看出，西泠印社明明就和金融书协、石油书协一样，成为中国书协的团体会员了，但他又不肯承认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是为了获得行政级别。陈振濂先生说得对，西泠印社有四个国家级的级别。然而，虽然有这四个国家级的级别，但是却没有一个级别有中国书协的行政级别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陈振濂先生才心甘情愿地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而这一点，他恰恰又不肯承认。无论陈振濂先生承认不承认，从行政管理角度说，西泠加入中书协之后，其行政级别当然是提高了。因为道理很简单，有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团体，未必就有行政地位，反之亦然。这在中国早已是普遍的事情了，并不新鲜。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间性的文艺或学术团体，他们的存在完全不需要获得国家政府部门的注册或批准，因之，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然而他们却是对当世或后世影响极大的文艺、学术团体。西泠印社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那种既想向权力靠拢、又怕失节的心态了。 而且，更让人可笑的是，陈振濂先生还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态：“成为（书协）团体会员不仅不会丧失独立性，反而会使印社的活动空间更大，西泠印社……与中国书协是互相支持、互相联络的关系。事实上，石油、铁路、金融等书协和中国书协的关系都是如此。”至少从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上我们可以看出，陈振濂要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主观愿望是，希望加入之后，方便西泠印社开展工作，解决以前印社工作开展不太顺利的难题。如果陈振濂先生真是这样想，我们当然表示理解，而且我相信广大印学同仁也愿与之共同协商解决之。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搞活动时有利于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西泠完全可以与中国书协或其他官方团体进行合作，而且他也明确说了，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开展活动时便于合作”。既然是合作关系，那就说明不需要加入。既然加入了，那就肯定是明确的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了，还用得着说是合作吗？ 陈振濂还说，网友往往会拿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相比较，然后评判互相之间的关系高低问题，他将网友的这种判断当成是“基于一种斗争的思维”。在他看来，“人为地把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对立起来进行比较，把两者处理成敌对矛盾、一比高下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对作为团体会员与否做出批评，首先这种对立思维是没有必要的，两者不是敌对的，更不必以打擂台的方式决一高下。”在这里，陈振濂先生显然还停留在文革式的上纲上线思维模式上，将别人正常的判断说成是“斗争的敌对的思维”，这显然是他主观强加的。在这里，陈振濂先生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一是误把网友将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关系相比较当成是一种敌对关系。难道说提出某某人与某某人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说此二者是敌对的吗？难道正常地指出两个单位之间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斗争的思维”吗？二是误认为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明显是在歪曲事实，或者是不承认事实。中国书协与西泠印社之间怎么会没有高下之分呢？论行政地位，当然是中国书协高于西泠印社；而论学术水准与艺术史地位，则显然是西泠印社远高于中国书协，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如果否认了这种高下关系，就是否认了中国书法的现状，就是在混淆视听。当然，在这里，我决不是说中国书协不如西泠印社，只是说它的精英性没有西泠印社那么明显，因为中国书协本身是一个群众性普及性的艺术团体，其性质与西泠印社是不一样的。在陈振濂先生看来，承认了高下关系就等于是一种斗争思维，我不知道他的这种逻辑思维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 在这种斗争思维和敌对思维“指引”下，陈振濂先生进而认为，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和加入的金融书协、石油书协等无高下之分，“各个社团之间的职责不同，本没有高下之分。金融书协的构成，可能在名家数量方面达不到西泠印社百年积淀，但反过来，我们西泠印社也无法去全面影响金融界并取而代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不必非得在其中比出个你死我活，或你是老大我是三流。”陈振濂一方面说西泠印社是全国其它任何艺术团体都无法比拟的百年老社，一方面又说西泠印社与金融书协及石油书协等这些行业书协无高下之分，这我就不知道陈振濂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了。陈振濂先生竟然说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与金融书协这样充满铜臭味的行业协会没有高下之分，我不知道是陈振濂先生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呢还是他在说违心的话。如果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陈振濂从一开始就不该做西泠印社的负责人；如果说陈振濂先生是因为迫不得已才说出这样违心的话，那我为陈振濂先生以往的才华与独立品格的消泯而感到遗憾。换句话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都为陈振濂先生感到遗憾。让人不解的是，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协会在艺术上怎么能与西泠印社这样的精英团体等量齐观呢？既然承认了西泠印社的艺术史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与这些行业书协没有高低之分呢？既然西泠印社甘愿加入中国书协，和金融书协这样的行业书协平起平坐，那又怎么能说没有降低西泠印社的地位呢？ 陈振濂先生还说，“西泠印社在全国各省的活动中，除了要靠自身的社会影响以外，还希望得到书法篆刻组织和非书协系统的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社团，目前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进一步把西泠印社的品牌做大做强。”很显然，陈振濂认为西泠加入书协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这个理由也很牵强，既然西泠印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知名精英团体，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遍布海内外，既然西泠印社的社员都在国际国内篆刻艺术界享有其他社团艺术家所无法比拟的艺术地位，那又怎么能说西泠印社不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呢？西泠印社遍布全国及海外的知名篆刻艺术家，本身就是开展工作的最好人员和品牌，怎么会不方便开展工作呢？如果说真的是无法开展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西泠印社本身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做到位。 或许，陈振濂先生让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的初衷的确是好的，那么，如他所说，西泠加入书协，主要是为了便于加强其开展活动的行政效能，而“不会影响到其自身独立的行政运作和艺术品位”。我对这种说法感到也很纳闷，在此提出来与陈先生商榷：既然一个具有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都加入到别的行政归属的艺术团体中去了，又如何保证其原有的行政归属和行政独立权呢？既然西泠印社是想以加入中国书协来提升其活动运作的能力，那么其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就得与与中国书协的步调保持基本一致，或者是积极向中国书协看齐，而只有在中国书协的统一领导之下，才可能取得步调一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泠印社又如何在活动过程中保持其独立的行政权和独立的学术权威呢？比如，在具体开展一次篆刻大展评审活动中，到底是以中国书协为第一权威呢还是以西泠印社为第一权威？评委人员如何构成？是由中国书协主导呢还是由西泠印社主导？如果说是由中国书协主导的话，那么西泠印社的权威又到哪里去了呢？而如果说是由西泠印社主导的话，那么中国书协的行政权威又置于何地呢？ 而且，陈振濂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将“合并”、“合作”混为一谈。因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是合作，那么，在开展活动时，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将是两个完整的法人实体；而如果是“合并”即西泠印社加入了中国书协，那么，西泠印社这个完整的法人实体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一个法人实体——中国书协。如果陈振濂承认是合作，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并没有加入中国书协；而如果承认了加入中国书协，那么就等于是承认了西泠印社将不具有完整的法人实体。二者只能选其一。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关键性问题都没有搞明白就去盲目地开展活动，那么，今后势必会产生纠缠不清的法律和产权纠纷，即解释权归属的问题。合作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实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合作，而合并则是 两个法人实体重新合并为一个法人实体。 再从行政管理学层面看，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之后，将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按照陈振濂先生的意思，当然是仍然保持其完整的独立的行政运作权。我觉得现实可能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事实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只可能以三种方式体现：一种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即产生新的中国书协；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成员单位，既受中国书协的行政领导，也受中国书协的艺术指导，其一切行动都应该受书协指挥和调遣；一种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二级单位，这样，西泠印社仍然具有独立的活动能力，仍然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可以独立地开展活动。那么从陈振濂的意图来看，显然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到底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第三种情况呢？陈振濂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是希望第三种情况。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种情况也是很吊诡的。因为，如果说是西泠印社成为中国书协的一个二级单位的话，那么他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必然是同一个部门，而现实情况却是，西泠印社和中国书协都分属于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在上述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状况都不可能是。西泠印社加入中国书协本身就是一个怪胎，是与现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都不相符的。 按照陈振濂先生所说，西泠印社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但是又不隶属于中国书协，又不归中国书协管辖，这能做到吗？成为书协团体会员的西泠印社社员也将是中国书协会员。那么具有中国书协会员资格的西泠印社社员的社会身份和艺术地位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么多的西泠印社社员能同意吗？这一举动有没有经过西泠印社社员代表大会的民主决策？ 陈振濂先生还表示，西泠印社之所以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书协，是因为在海选过程中遭遇了组织选拔工作的难题。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泠印社的海选模式是否具有合理性。西泠印社本身就是一个精英艺术团体和学术机构，怎么会以海选这种模式来开展活动呢？海选不是不可以，但海选的过程本身也是其学术品位和文化品格降低的过程。这种活动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既然不合理，本身也就用不着开展，自然也就不存在他所说的海选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情况了。 陈振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地说，“正是因为得到了奥组委、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这样的单位的支持，才使得西泠印社的‘百年西泠。中国印’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当然，他这样说，也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获得这些单位的支持就一定要加入他们吗？难道西泠印社不加入这些组织，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吗？ 我认为，陈振濂先生作为一名书法学术界的精英人士，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呼吁广大书法家、呼吁社会公众来关注和传承西泠文化和人文精神上，而不是放到如何去让西泠印社搞活动赚钱上。当然，市场经济社会，社会团体乃至行政团体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市场化也是有条件的市场化，如果说让西泠印社、少林寺、西安碑林这样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都市场化、商业化和行政化了，那么，文化的传承就基本没有什么希望了。 陈振濂先生不断地在为西泠印社这些年来的工作评功摆好，并将自己在西泠印社搞的海选活动和加入中国书协的事说成是重大改革，还将其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能得到公众乃至西泠人广泛认可的。一个举世皆知的事实是，西泠印社在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但没有维护其原有的地位和声誉，不但没有出现在艺术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反而还在步步后退，甚至作出有违西泠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举动，其中就包括“西泠海选”。“西泠海选”机制是不是完善我不想去讨论，我只是想说海选机制是不是适合西泠这样的文化机构。很显然，“西泠海选”更多的是一种表演和做秀，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根本无法和湖南卫视搞的超女相媲美。湖南卫视的超女完全是娱乐性质的，娱乐本身就是这样的，但“西泠海选”却违背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品格，它只能离真正的艺术越来越远。“西泠海选”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和反对声浪，而陈振濂却将这种争议说成是“正是因为有争议，才显出其价值”，依照他的逻辑，一个人做了错事或犯了罪，遭到了别人的质疑和指责，从而引起了关注，而这样的行为就被陈振濂先生看成是“有价值的”，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说出的最没水平的话。 平心而论，我认为，作为一名西泠印社的掌大印者，陈振濂先生肯定是想有些作为的，而且其中也不乏想大力改革的冲动，具有改革的精神当然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不能忽视，那就是：改革不能以改变学术宗旨和艺术精神为代价，不能以牺牲广大印社社员的基本利益为代价，不能违背基本的民意指向，否则，任何改革都是徒劳无益的。 （注：文中所引陈振濂先生言论均出自于中国篆刻网陈振濂答记者问原文，若有不实之处，请以中国篆刻网原文为准，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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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　　青年书法家，艺术学者，书法理论家。四川内江人。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硬笔书协会员。首届“中国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特邀专家。曾任《中国书画》杂志编辑、《中国画品》杂志副主编等职。所提出的“书坛潜规则”、“书法非常道”、“书法社会学”等理论曾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朱中原先生是一位学者型、文人型的书法家。其行书宗二王，以宋人为尚，力追米芾、苏轼、山谷之文人韵致，力倡“文人书法”、“学者书法”。对现代于右任、张大千等兼有融摄。

　　他具有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素养，其学术研究横跨土地制度、政府体制改革、文化转型、艺术批评等多个领域，尤以书法理论和当代书法史研究见长，对当代书坛现状及书坛人物有独到的批评与关注，令书坛人士振聋发聩。他的书法研究以社会学视角切入，力图打通古今书法史，并梳理出当代书法发展轨迹。他在《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中国书画》杂志、《美术观察》杂志、《美术研究》杂志、《书法》杂志、《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赏评》杂志、《青少年书法》杂志、《艺术市场》杂志、《中国商报》、《中国艺术报》等专业刊物发表理论及批评文章百余篇，计100余万字。另在《南方周末》、《瞭望周刊》、《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观察》等海内外政经评论刊物发表思想学术文章多篇。为美术报等多家刊物专栏作家。

　　朱中原先生曾应邀出席“兰亭论坛”、“2007北京国际书法学术论坛”、“首届中国（西安）文人书法展暨文人书法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山西）荀子文化节暨荀子文化高峰论坛”等全国书画、文化及政治、经济类学术研讨会，曾应邀赴全国多所院校讲授书法理论及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因其对当代中国公共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他被海内外网友评为2006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