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痛悼只唯实“不唯上”的李慎之先生

管季超0712

黄安年：痛悼只唯实“不唯上”的李慎之先生



时间:2010年12月28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交流网

      
  

（按:本文载《怀念李先生》（上）第235-236页，2003年版，原载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评论/2003年4月25日首发。公开发表时限于篇幅略去了原发说明。）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国际问题研究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深受我们爱戴和崇敬的李慎之先生，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四月初从河南、陕西讲学回京后不久就听到先生病危住院的传闻。当听说他是因为典型肺炎住进协和医院时，虽然为他担心但是还觉得不致危及生命，因为这不是“非典”更非“非典”晚期，祈望他能够顺利扛过这一难关。那知4月22日下午，我从网上获悉先生于2003年4月22日上午10时05分不幸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的噩耗，接着从学术批评网主持人等朋友那里得到证实，尽管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我有时还幻想着如果它不是事实该多好，为什么老天爷要和这样的好人作对呢。

四月中下旬的北京“非典”病毒肆虐横行，中华儿女正面临新的严峻考验，我们是多么需要慎之先生这样的忧国爱民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啊。现在我们的思想学术界、政治界和新闻舆论界的求实创新之士实在很少，真正按照“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行事、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不多。慎之先生受到我的崇敬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渊博而且由于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只唯实“不唯上”精神。
  
我和先生的个人直接交往很少，但是通过一些学术会议的交流和拜读先生的文章对于先生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对于国际问题和美国问题的务实研究，尽管他不是博导，但在我心目中一直奉他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13年前的一场风波，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又多了一个层面。90年代起，他对于学术思想和全球问题等的研究，使我从文化思想的视角感受到他在学术思想界的太斗和旗手地位。他的只唯实“不唯上”的直言不讳精神尤其使我感到钦佩，有时又为他担心。

作为民间学术机构中华美国学会的创始人，李慎之先生为中国美国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尽管他早已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国际片的副院长，他也没有任何行政指挥权，但是似乎有人对于这位“不唯上”“只唯实”的民间学术团体负责人身份也不放过。记得几年前为了通过民政部的“重新登记”，规定凡是主要负责人年龄超过70岁以上者原则上不再连任，这一条对于慎之先生恰恰是条硬杠杠。不得已中华美国学会秘书处通知我们这些在京的常务理事们举行紧急会议，“履行合法程序”把先生“拿下”，其实，一来这种规定对于学术团体来说实在是不实之举，二来搞双重标准的大有人在，“原则上”对于有些人可以而且必需留下，似乎他不留下这个地球就不转了，而对于慎之先生这样的学者则“原则上”必须名正言顺地拿下，岂不十分“民主”，这里的原则究竟是什么，人们只能从“唯上”来考虑了。此后先生的民间学术职务没有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于先生的崇敬。

记得2000年春的一个时候，我在美国期间从网上看到先生的一篇直言不讳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学者中影响之大不亚于一场地震，因为这篇文章的直言和“不唯上”精神，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文章发表后先生的待遇会是什么。在中国你可以批评前人，可以借古喻今，但是直言不讳地甚至含沙射影地评论现任是要犯大忌的，因为有人认为这会影响“稳定”，尽管在中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克林顿和小布什，但那是美国的总统，何况美国也不在乎，再说这还表明我们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回国后，一次开会和先生聊天时说起这篇文章，先生告诉我他本意并不是要在网上发表，迄今他还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怎样在网上发布的。其后不久，据说先生等四人被点名，其中三位都有搞美国研究的经历，我没有看到正式“文件”难以证实，但是先生的文章不能发表、先生的参与学术活动遇到了重重困难却是事实。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先生的只唯实“不唯上”文章怎么遭此待遇实行“封杀”和“隔离”呢。我们天天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但是我们的行动为何与实事求是背道而驰呢。
  
凡事要实事求是，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如果我们的学术思想唯“导向”、唯“主旋律”、唯“上”不“唯实”，其后果不堪设想，那不成了“导向”和“主旋律”的“yes man”了。记得今年两会时，北京的“导向”和“主旋律”大概是不能让老百姓了解SARS实情的，因为那样一来不干扰了“大好形势”，这不也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么。但是一打纲领顶不上一个适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北京控制SARS扩散的最好成绩时机呢？我们在谈论纲领时是不是忽视了行动？这说明实事求是要“唯实”的，如果“上面”真正“唯实”一定是十分欢迎“不唯上”“只唯实”的意见和观点的，否则还有什么真正对人民负责可言呢，还有什么创新可言呢。我们讲创新首先是来自广大群众的、来自实践第一线的创新，而不是紧跟“唯上”的创新思维定式。只要看看某些创新语录，几乎没有一条不是首先由群众提出来的，这个知识产权该是属于群众的，也是属于历史的。例如在延安时期就有生产力标准、就有为人民服务、就有为人民大众的文艺，这是我今年三月在延安参观时的突出感受，当然今天讲这些会有新的发展。此外，我们学术讲自由，宣传守纪律，而无论讲自由还是讲纪律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这正是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的。哪个时候如果还不实事求是连保存自己恐怕都会成问题的。而现在导向喜“盛世”拒忧患，不实之举实在太多，如果不是这次SARS的惨痛教训，我们的导向官员们不知道还要怎么高唱以前那套不实情不合的“导向”呢。

我和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午间自助餐的时候正好我和先生在同一桌，有更多机会向先生请教问题。那时先生精神还很好，十分健谈，涉及很多话题。在谈及他的安全和健康时，我说“您现在可能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希望您注意自我保护”，他给我留下一句永远难忘的话：“我问心无愧”、“我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这从以后，我不时打听先生的近况，但是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再也见不到他了。
  
先生的精神不死，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