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本色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31 10:37:28

书生本色
时间:2002年12月15日作者：刘浦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1999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给周一良先生送去我刚出版的一部论文集，闲谈中，周先生问我可否为他整理一部回忆录，我当即应承下来。次年4月初稿草成，后来周先生又请几位研究生陆续作了若干增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先生走得如此匆遽，此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从书名《钻石婚杂忆》（周先生与夫人邓懿结于1938年，到1998年整60年）就可看出，这部回忆录是以作者的家庭生活为主线的。我当初曾冒昧地向先生建议，不妨写写建国后史学界的一些情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周先生一直置身于中国史学界的核心圈内，他的所见所闻可以为将来撰写20世纪史学史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但先生没有采纳我的这个提议。我明白他的苦衷。当时他的另一部自传《毕竟是书生》正遭到某些人的责难，一次谈及此事，先生淡淡地说，他对这种批评“一笑置之”。我不知道先生是否真的对这件事情释然于心。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形下再去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文革后这20多年，周先生心头始终有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一直为“清议”所不容，《毕竟是书生》所遭致的物议就是其余波。在某些人看来，这部自传理应是一部忏悔录，于是就有了那样的苛责。但奇怪的是，他们高悬的道德准绳似乎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你看那些呼风唤雨的政治家，何曾受到过“清议”的道德拷问？前几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一篇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说：“从文革中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尴尬。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我总觉得，过去的那一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责任，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我想说的是，做一个道德裁判并不难，难的是有一个不会伸缩的道德尺度。

如果要研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周一良先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像他那样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又长期沐浴欧风美雨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彻底的灵魂洗澡，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就这一点说，可以视为共产党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成功范例。根据我对周先生的了解，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知识分子，这种温顺的性格大概与他的家庭教养、与他在那样一个大家族中的长子地位很有关系。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乖”与我们在这几十年政治风雨中看惯了的见风使舵完全是两码事儿。如何评价周先生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尽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们决不应该怀疑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出自真诚，——说到底还是书生本色。这大概是接受过欧美教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固有的优点，比起后来长在红旗下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那一代人的群体人格更值得尊敬。

1980年魏建功先生去世，追悼会上有一幅王西征先生的挽联，其中有云：“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参加追悼会的周先生见了这幅挽联深有感触，当时他就对身旁的田余庆先生说，“毕竟是书生”五字不仅仅适用于魏老。后来周先生请人治一印，即以此五字为文。及至他的第一部回忆录写成，也题名为《毕竟是书生》，谓此五字“实际上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不妨说，这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经数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之后，最终的大彻大悟。

我注意到，谴责周先生政治气节的人都是史学界以外的学者，说实话，他们对周先生实在缺乏了解。周先生为人处世一贯秉持忠恕之道。2000年7月，在他用左手题写的一幅扇面上，对自己的处世原则作了如下诠释：“论语说，孔子之道忠恕而已。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在性善论原则之下，凡事尽其在我，求得心之所安。……我作人依忠恕之道，处事尚辩证唯物。”（见《钻石婚杂忆》卷首插页）这种性格是由他的出身和家教所决定的。周先生的博大宽厚，在中国史学界有口皆碑。遗憾的是，他一生以忠恕之道待人，而别人却未必肯以忠恕之道待他。当初他因《毕竟是书生》一书而遭人责难时，曾有朋友劝我写点什么文字，我没有回应。而今周先生已成古人，不能开口为自己声辩了，我自然不应再保持沉默。愿天国中的他不再受到尘世的惊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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