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平: 回想钱钟书

管季超0712

孙桂平: 回想钱钟书
时间:2005年7月25日 作者：孙桂平(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钱钟书先生已经故去若干年了，但他的生命历程对于后来者的意义是永远不朽的。
     
钱钟书先生是爱读书的人。他一生主要在书斋中度过，以读书为至乐。即使在病中，他也不废读书之事。他曾经自作诗云：“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在给另一位大学者程千帆的信中，他引用唐人《杂纂》中“猫儿见热油，又爱又怕”的俗语来形容自己老病不能读书又极想读书的心情（见巩本栋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版《程沈学记》）。他一生勤奋精进、刻苦锤炼，是个学者、作家和高尚的人。
     
凡为学者，有小器，有大家。小器守前以待后，在现成的文化积累中拾遗补阙，并把前世文化往后传承。大家承前启后，不仅对既成的文化积淀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而且能创造性地加以发扬光大。作为学者，钱钟书先生博览文史、贯通中西，又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无疑属大家之列。学术的意义，在于能够阐明人类的文化精神，以成先后承续、薪火相传的功德。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堪称学术经典，既植根于中外文化的丰沃土壤，又能别出心裁、时有独创。他以人类的优秀文化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将生命凝成的火焰，照亮并温暖着后学。他依托笔墨，将生命融入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一盏不熄的明灯。
     
钱钟书先生是个大作家。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小说《围城》，充盈着人生的大智慧。他对生存境遇的体悟极其生新深刻，表述时情趣四溢。一个爱读书的人，未必有渊博的知识见闻；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未必能够为学；一个学问家也未必就能培养出深沉的人生智慧；有了大智慧，要想把自己的智慧表达出来，使他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则更为不易。这一切，钱钟书先生都做到了。《尚书*吕刑》上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圣经》告诉信徒：“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们要做人中的盐。”没有光，世间就沉在黑暗里；没有盐、梅调味，食物就缺少滋味。钱钟书先生以其文字笔墨开启了读者的心智，故为世间的光；他以机智、别致的语言使我们的生活平添了情趣和滋味，又是人中的盐。
     
钱钟书先生是坦诚的人。他在1989年北京第二版《宋诗选注》附录中，毫不忌讳地引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批评他的文字（胡适先生对该书选目很不满意，认为是迎合50年代的政治风气）。他并且自述《宋诗选注》的出版，是“作为当时政治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宋诗选注》作为学术著作，是高水准的，正如胡适所评价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这在学界已经是公论。但钱钟书先生还是愿意将他在特定政治气候中的些微苟且心理暴白于天下，不想有丝毫遮掩。
     
钱钟书先生的人生是利他又自利的。一方面他以精神成果造福于人世，是大有益于社会的人。他在学术上高瞻远瞩、指点江山，开辟了新的学术途路，激发了新的学术生长点。甚至他本人及其著作，就成了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他为后学拓出了大路，提供了机会。他的散文与小说，为普通读者所喜爱因而畅销，既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使大众得到了有益的熏陶。他以自己的创造力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经济生活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视名利如浮云淡如秋菊地度着人生，在名利世界中自持其志，完成了人格的升华。这种于众生有益而又完成了品德修养的人生，在佛教中称作“自度度人、度人自度”，是菩萨境界。
     
钱钟书先生是对自己生命历程有理性认识的人，是自利利他的人，因而是高尚的人。
     
钱钟书先生的辉煌成就既基于他自觉的文化追求，更与他人生历程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钱钟书先生长于无锡。无锡学风自东林以来即重实学不尚文采，钱穆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其总结。但无锡日常的文化生活则文采灿然，这从锡剧《珍珠塔》淋漓尽致的表演、繁富精细的台词中可窥一斑。钱钟书先生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文思翩跹，显得尤其通脱，当是自小受无锡乡风熏沐的缘故。钱钟书先生又是在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近代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人，故能兼综中西古今的文明成果而自铸文化品格。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有家学渊源，其父钱基博是近代屈指可数的学者。后来他又有机会在清华大学接受新式教育，并到英国留学。由于有这样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他以传统文化为根柢融汇西学时显得圆融自如，不露瑕疵。钱钟书先生的人生历程昭示：要想成为优秀的文化人，他必须既是人类现成文化的承载者，又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钱钟书先生与查良镛先生（他也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海宁查氏）是上世纪两个杰出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社会被西方文明冲击的大背景下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光彩，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正应了希尔斯的名言：“抛弃传统是新事物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是新事物的一种收益。”应该感谢钱钟书先生，他擦亮了传统文化这面明镜，用智慧的光芒使之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