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作为思想家与知识分子的萧萐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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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作为思想家与知识分子的萧萐父先生  

   

    今年，继贾植芳、王元化先生在上海辞世之后，9月17日萧萐父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溘然长逝，享年84岁。三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思想界的重大损失！我之所以把三先生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保存了古代遗风的刚正不阿的现代知识分子。本文仅介绍萧先生的思想与风范。他是一位有强烈的现代意识而又有深厚的传统底蕴的知识分子，是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每个人的行迹、事业或许都只是沧海一粟、水沤泡沫，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有为有守的普通人的集成么？
    萧萐父先生于1924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发起、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在武汉大学发生的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时，他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毕业后，回到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并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积极参加成都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入党，12月受党组织委派作为军管会成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后留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6年进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深造。同年，应李达校长的邀请回武汉大学重建哲学系，1957年正式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文革”期间，萧萐父先生被定为李达“三家村黑帮”，横遭迫害。虽经历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阳分校住牛棚放牛劳动改造的日子，他已开始《王夫之》一书的写作、已开始对中国从明清之际到现代思想启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萧萐父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我国著名哲学史家。他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曾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学术顾问、中国《周易》学会顾问，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著作有：《吹沙集》三卷、《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纪程》、《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合著）、《王夫之评传》（合著）等。主要编著有：《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等。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被译成韩文与英文，产生了广泛影响。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萧萐父先生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晚年一再强调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从容地探索Logic（逻辑）与Lyric（情感）的统一，并认定这一特质使得中国哲学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学实证的狭隘，体现出理性与感性双峰并峙的精神风貌。
    自1978年招收硕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来，萧老师先后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辩证法史”、“明清哲学”、“佛教哲学”、“道家哲学”、“马克思的古史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课程或系列专题讲座，开启了多个学术路向，为中国哲学史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提炼出了二十字方针：“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是他对做人与治学之道的深刻总结。
    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追求民主、自由，积极参加过4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一生坎坷，始终关心国家与人类的命运；从反右到文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别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坚定地以批判与指导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自命。他既继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价值；既正面积极地从文化与教育方面推动现代化，又时刻警醒现代化与时髦文化的负面，与权力结构保持距离，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觉与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唤知识分子独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导士人风骨，绝不媚俗，并且身体力行。他被褐怀玉，以浩然正气杜绝曲学阿世之风，绝不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权贵。萧萐父先生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为思想家的萧先生，虽然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他致力于发现与发掘中国文化思想内部的现代性的根芽，因而与持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论者、食洋不化者划清了界限；他发潜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历代官方或所谓正统文化重视的哲学家、思想家，重在诠释、弘扬在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价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与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划清了界限，这就是“平等智观儒佛道，偏赏蕾芽新秀”。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努力发挥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中的丰富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本土文化中蕴含的普世价值，并尽其可能地贡献给世界。
    作为学者的萧先生，堂庑很宽，学风严谨，所谓“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与同道、学生都尽可能做到“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为萧先生属侯外庐学派，但他晚年否定了这一点，他强调他的确受到过侯外庐先生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过汤用彤等先生的影响，甚至受后者的影响更大。他曾检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认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萧先生晚年更重视经学，曾与笔者多次详谈三礼，详谈近代以来的经学家，如数家珍。他也重视儒学的草根性，多次讲中华人文价值、做人之道、仁义忠信等是通过三老五更，通过说书的、唱戏的等，浸润、植根于民间并代代相传的。
    作为教师的萧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认真敬业，倾注心力；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对学生的教育，把身教与言教结合了起来，重在身教。他强调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晚年他对笔者谈过青年学人的培养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尽量给中青年提供各种机会与条件，如出国，晋级，享受特殊待遇等，多方照顾，到学校争取一些利益，这是对的。但年轻人要经得起磨厉、坎坷，对他们不要溺爱，而应适当批评、敲打。他认为，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现代仍要讲义利之辨。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养各领域的学生，除了他的专长明清哲学之外，他还有意识地开拓了《周易》、儒学、道家与道教、佛教、现代中国哲学、出土文献中的哲学等领域，培养了这些领域里的学术专才。他还鼓励学生自愿选择、从事政治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他一再主张甘坐冷板凳。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萧先生，有着开放、宏阔的学术视野、杰出的组织能力，敏锐地把握海内外学术界的动态，让本学科点的老师与同学拓宽并改善知识结构，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方式，实现并扩大对外交流，虚怀若谷地向海内外专家请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团结、整合学科点老、中、青学者，以德服人，尊重差异，照顾多样，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观念与团队精神，事事考虑周围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学术眼光，深具前瞻性，开拓了若干特色领域。
    作为文人的萧先生，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养与文人的气质。他对分科过细的体制内的教育多有批评。
    分别地看，萧老师是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教师、学科带头人与文人。然而萧先生毕竟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伟大的人师。我之所以要从这个视角去解读，是因为我觉得文化界、大学教育界太多的所谓教授，包括本人在内，越来越不够资格做知识分子、教师与文人，更不要说思想家、学者与学科带头人了。
    在8月30日的一次聚会中，我们心知萧先生将不久于人世了，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亲口对我说：以萧先生的学养与影响力，本省是对不起他的（按指本省常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压抑萧公）。我说：萧先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不仅属于他生活与服务了半个多世纪的本省。章先生又说：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9月23日，萧师仙逝的头七祭日，在告别仪式前，章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慨然叹曰：“萧老师学贯古今中西，诗词歌赋皆通，我很佩服他。他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我觉得，章先生是萧先生的知音，故用他的评价作结。
     
    作者简介：郭齐勇，1947年生，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著有《文化学概论》、《熊十力思想研究》、《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儒学与儒学史新论》。
    （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8年12月4日，此为未删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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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萧公文选序

  

    业师萧公，博学慎思，有为有守，在中国哲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年，其所开创的学风，所拓展的论域，所取得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今武汉大学出版社辑其论说，去芜存菁，为《萧萐父文选》，命齐勇校读一通而序之。不才涵泳萧门近三十年，义不容辞，勉力为之。
    先生治学，首贵博淹，同时重视独立思考，独得之见。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印哲学，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发展的历史圆圈。他与李锦全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得到广泛认同，累计印行了十余万册，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十多所学校采用，培养了两代学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刍议》一文，在哲学史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为当时哲学史界的方法论自觉起了示范的作用。尔后，先生又以不断更化的精神，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逐渐建树了“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他是最早具有文化自觉与学科自觉的当代学人之一。
    先生治学，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通观全史与个案剖析相结合，提出了两个之际（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与文化转轨的概观，改进了哲学史的分编与分期（将周秦之际、明清之际单独成编），提出并论证了“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系统学说，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先生的原创性智慧表现在其学术专长----明清哲学，特别是王船山哲学方面。他以对世界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史的多重透视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历史根芽与源头活水的观点，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影响甚巨。他由王船山、黄宗羲、傅山等个案入手，探讨17世纪晚明清初的哲学形态与学风的变异，进而剖视18世纪的历史回流和19世纪的思想悲剧与近代难产，引出“历史接合点”问题的思考（“接合点”就是先生的特别用法），建构起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的论域。先生以王船山为中心的明清之际哲学思潮的研究成果，自为经纬，成一家言，为国际汉学或中国学界专家们所推重。其深意在于清理出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的正确把握。因而，他在这一论域中与杜维明、包遵信二先生的双向争论，就有特别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意义。有关这一方面，本文选中多方涉及，又见于《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王夫之评传》、《船山哲学引论》等著作之中。
    先生一贯鼓励学生们对他的思想与学术提出批评，展开讨论。在新的时代，以先生的学养与诗人哲学家的气质，他的“启蒙”论说实际上早已超越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们的单面性、平面化与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今天，东西方学者进一步反思启蒙理性的局限，以更加多维的视域理解人类各民族文化，诠释现代性的多元及其与传统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加珍视先生“启蒙”论说中开发出的新的生长点，并努力对他的学说予以深化。
    先生以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严肃认真地实践“双百”方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产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的动态发展观。他坚持史论结合和古今贯通的原则，回应来自海内外各方面学人的诘难。他以开放的心态，坚持传统文化多元化的观点，反省批评“伦理异化”，同情理解“思想异端”，倡导道家风骨，提升人生意境，又重视易学源流问题、西学东渐问题、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方法学反思与禅佛教的研讨，评判20世纪中国的文化与哲学思潮。他很早就提出并论证了“古史祛疑”的论题，又积极关注考古新发现与新出简帛文献的研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中国”与“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与新氛围中，他文思敏捷，笔力尤健。
    萧先生的慧解，源于他的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他以上下求索的精神，申说自己心中的历史情结，关切国事民瘼，思考世运国脉，与时偕行，推陈出新。他有很强的历史感、现实感与参与意识，文集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情怀。
    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与哲学思想资源，萧先生以宽广的胸襟，悉心体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坚持殊途百虑、并育并行的学术史观。他重视一偏之见，宽容相反之论，择善固执而尊敬异己。他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易于相资；然对异于己者，则更需要互相尊重与切磋。”他重申黄宗羲的“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先生曾挥毫题辞：“多维互动，漫汗通观儒释道；积杂成纯，从容涵化印中西。”这恰是先生一生学术的“夫子自道”。他肯定人类的、中华的文化与哲学思想之多源发生，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多维发展。他强调文化是生命，是生生不已的过程。他批评僵化陈腐的道统教条，反对简单抽象孤立静态地评论任何一个文化传统或思想流派。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先生反思“五四”时期至上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思潮，超越中西对立、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既反对不加分析地维护传统，又反对盲目幼稚地鼓吹西化，虚怀体认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不能把古、今、中、外、同、异、共、殊的任何一方任意加以忽略或夸大。他肯定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连续性、偶然性及内在的张力，异质文化传统的可通约性，古、今、中、外对立的相对性，跨文化交通与比较的可能性。他反对以化约主义的方式理解文化、历史、哲学、传统，肯定各民族历史上的各社群生活的样态、成文与不成文的社会制度规范、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宇宙观念、价值取向、致思方式、审美情趣、终极关切与现实关怀的多元、多层、多面性与相对相关性。他对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颇有争议的《大乘起信论》等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晚年，先生一再谈到中国哲学的“诗性特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从而使得中国的先哲们在“心灵的创造活动中实现着美和真的合一，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学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学最后仅局限于科学实证，而是把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归结为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即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境界。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总体上乃是诗化的哲学”，或具有诗性特征的人生哲学。“诗性哲学”的提倡是其一端，也是先生人文素养的一个侧面。在先生那里，文史哲不分，诗书画同气。
    他关于文化与哲学传统的思考，离不开“人”的问题。什么是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的种种色色的人与他所处的生存环境，人的特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与天地人物我的种种关系，人的信念信仰，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人生智慧，人的知情意，人的抽象的与具体的理性，人物品鉴，做人的尊严，人格操守等等，都是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哲学中有人。中国哲学的观念是从哲学家的人格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文如其人。萧先生的文是萧先生的人的缩影。
     在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人才培养上，他作为学科带头人，明确提出了“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二十字方针。他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又非常重视第一手资料。他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一书，一直是我们的案头书。先生教书育人，重在身教。吾等初入师门，先生手书周敦颐的《爱莲说》，并与我们一道诵读。他一生追求并希望我们这些后学体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意境。先生崇德广业，双修无碍。他很重视做事，强调在成就事业中做人，把做人与做事结合起来。他最喜欢《易•系辞上传》的话：“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又常引用《易•彖传》的话：“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诵业易成，风骨难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觅。先生是人师！吾师的精、气、神，唯在其人格美与风骨。他把儒的真性、道的飘逸与禅的机趣巧妙地配合了起来。
    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在晚生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离不开老师的指点与关爱。近三十年来，直至今天，有时候老师有意无意，看似不经意地，其实是有意在启迪、提撕，让我在做人、治学和善处各种关系方面更加健康、合宜与完善，甚至发现我的学生的德业诸方面的问题，也跟我交换意见，予以点醒。我从内心感谢恩师的指点。我现在常对我的学生说，先生对我的有言无言之教，我感受最深的，一是人格的成长，所谓壁立万仭，风骨嶙峋，“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取真知启后人”，与利禄之徒划清界限；二是学习的能力，一直到今天，他八十多岁了，心态比我们还年轻，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对学生重在培养、诱导、启发、提升其自我学习与继续学习的能力。弘大老师开辟的事业，我深深地寄望于来者。
    萧老师还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可谓名满天下。他与师母对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对武汉大学有很深的感情，从《缀玉集》上精美的书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赤子般的拳拳之心。师母的梅花与老师的题诗浑成一体，相映成趣，堪称一绝，在学界颇有口碑。为了展示武汉大学的人文底蕴、传统与风采，让后辈知道什么是“文人”与“人文”，我们特选编了老师的诗书画集与文集，承校长刘经南院士看重，慨然从校长基金中拨出专款，又承本校出版社的重视，悉心编制，终于有了这一套三种书的出版。相信这一套书一定会博得我国文化界、读书界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