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三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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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忌
肖玉华



　　时下，散文这种作家、艺术家可以写，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各行业的人们都可以写的大众文体，时而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批评和冷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艺术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时政散文、女性散文等散文的理念和主张经常见诸报刊。我以为，散文就是散文，没有必要给它过多的限制和约束。只要它贴近时代和生活，符合大众的阅读兴趣，就应该给它一席之地。但是，就目前的状况，要不断提升散文的品位，达到更有创意的审美境界，在散文写作中应该注意以下的三忌。

　　一忌随从。随从，其实是一种惯性思维。散文的特点是篇幅较短、结构自由，可以说是文坛的轻骑兵。这样一来，涉足的人必然要多，尤其是一些初学写作者。就是在一些专业写作者中，散文写作似乎也存在一种用习以为常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代替对现实的自身体验。如月夜、日出、余晖、海浪、恋人、绿荫、猫狗、花鸟之类几乎成了散文的永恒主题。写这些，未尝不可。因为它是生活中的美的东西。但是，应该写出今天的花鸟和余晖的新意所在。叫人倒胃口的是，一写月夜，总少不了“月光如水”，写海浪，离不开“卷起千堆雪”，写日出，当然得“喷薄欲出”。这些，似乎已成“八股”。正如《美文》杂志《驻村手记》的责任编辑所说：“这些‘信心十足’的散文家在做着自我精神的俯卧撑。如果写到乡村，一定要炊烟袅袅，甚至不知道如今多数农家已经不烧柴禾了；写到草原，仍旧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习惯的东西制约着散文，使它走向自我贬值和媚俗、卖弄的边缘。最近，笔者看到某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4册中学语文教辅读物的几十篇散文中，就有两篇人物描写相同的文章。一篇是写长征中一位军需处长像“一尊塑像”冻死在路边，“浑身落满了雪”；另一篇是写送牛奶的老人，“一动不动”地立在路边，“成为一个雪人”。不知是巧合还是怎么的，反正这两篇文章的重要细节完全一样。这就容易使人想起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那位驻守在冰山冻死后仍然持枪站立的战士的形象。如此相似的内容，不仅使作品的感染力大打折扣，也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在散文作品中，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文章切忌随人后”。看来散文创作要不断创新、开拓，就要从立意、选材、结构、描写到语言运用，都有自己对生活的真切体验。

　　二忌远离。所谓远离，就是作者远离现实生活和时代。有些作品缺少时代感、新鲜感，言之无物，显得空泛、苍白，甚至是病态，原因就在这里。作者如果总是从自我的小天地出发，孤芳自赏，必然眼光越来越狭小，或是唧唧我我、缠缠绵绵，再不就不着边际地发出一番感慨和议论。有些作品，不大关心读者的阅读兴趣，甘当花瓶和摆设，久之，就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不少地方的晚报，20世纪80年代时，副刊还经常刊登一些作家的散文作品，如今已用富有时效性的时政散文、述评散文所取代。有的甚至把副刊改名“今日副刊”，意在突出与现实社会的联系，用以区别过去的文艺副刊。因为报纸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没有必要登一些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东西。为此，有人认为，散文创作，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有人建议，散文作家切不可游离于生活和时代之外。要调整心态，人要增加肺活量，作品要增加信息量，多一些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深度的观察、思考和开掘，使散文创作跟上现代社会生活快速发展变化的节拍。

　　三忌傲气。散文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很平和的文体。纵观《古文观止》及现代那些散文大家的作品，如朱自清、冰心、巴金、季羡林等的散文，都是循循善诱，以平等的朋友式的口吻在与读者交流，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梁实秋有一篇谈《懒》的散文说：“懒不是不可医，但须下手早，而且须从小处着手。这事需劳作父母的帮一把手——小处不懒，大事也就容易勤快。”讲得多么平易、朴实啊！如同一位长者在同你谈心。平等、平实，才可亲、可信。如果总是喜欢居高临下，常常摆出一副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平等交流，让人家看了不舒服，效果也不会好。其实，当下有些作品存有傲气，是文风问题，也是一种浮躁心理的反映，同样不利于散文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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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文体

阎晶明


　　●余秋雨散文中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对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
　　散文是一种最难用理论去框定的文体。广义的散文是一切用优美文字写下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一切不可归于小说、戏剧、诗歌和理论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被划入到散文的行列。日记、演讲录、墓志铭、回忆录、书信、作家的创作谈、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札记和随想录，都有可能被当作散文来阅读。散文和别的文体最容易在界别上发生模糊。鲁迅的《故乡》是小说还是散文，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杂文是散文还是言论，“小说的散文化”、“散文化的诗歌”，历来都是文学研究者要面对又很难说清楚的问题。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散文，一个可以囊括一切“美文”的文体，关于散文的言说，就很难在一个目标下讨论。
　　狭义的散文是指那些有着“刻意”的抒情色彩、明显的“纪实”风格和夹带着艺术想象的思想议论的文章。确有一批作家，他们专事这样的写作，于是“散文家”的头衔被特定地指称某一类作家，即以现当代中国文学而论，从朱自清到梁实秋，从杨朔到秦牧，从贾平凹到余秋雨，是人们通常指认的散文家。因为他们大量地、专门地从事这样的写作。于是，散文的概念就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被人们狭义地认领下来。可我们明明知道，从古至今，有多少散文名篇并非出自“专门”的散文家之手。不要说《古文观止》这样的经典结集，就是翻读一下当下的“散文年选”，从作者阵容讲，人员构成恐怕也是最复杂的。于是，对散文的评论大多只能从具体现象入手，对散文的文体研究也更多地强调其中的精神因素。郜元宝说当下散文的症结在于“散文的心”没有摆正。“散文的心”本身并非是一个理论概念，但我们一读即知作者所指的内涵。与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我手写我心”这类常规的散文观念实为同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散文，应当说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文体，报纸副刊的大量滋生，助长了散文的发达。只不过，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企图把那些言论性的杂文，文体轻灵的言论和评论，等等这些并不规范的文章从散文里划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为数很少的几本专门的散文杂志里去评说这种延续已久、四处漫延的文体。似乎只有划定在“叙事散文”、“哲理散文”、“抒情散文”或者“游记散文”、“校园散文”、“友情散文”这样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对散文本身发言；只有选编成“名家散文”、“散文百家”、“精美散文”，才有可能确定散文家的身份；只有在“文化散文”、“大散文”、“新散文”的名目下，才有可能对最新的散文现象做出描述。可以说，“散文家”是一个身份非常模糊、最有可能被质疑其“专业性”的称呼。散文研究与评论也最难形成统一的概念，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散文的疆域已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认定的范围，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随想，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米兰·昆德拉的《雅克和他的主人》，这些包含了哲学思想和批评观念的智慧文字，谁敢说不是优美的、精美的、名家的散文呢？
面对疆域无限的散文，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我看来，散文除了它的“兼容并蓄”外，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同时又是一种极为脆弱的文体。我们可以谈论的，正是蕴藏在这种文体中令人心动的脆弱性。散文的脆弱在于，它是一种来不得半点虚假的艺术形式，散文中的“小我”过分狭隘，我们就不会与其中表达的感情沟通；散文中的“大我”过分夸张，失去自然与亲切，我们又会敬而远之，无法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如果作者的情感是真实的、叙事是纪实的，但在形式上拘于陈式，情感的动人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作者在形式上力求新变，内容上又失之于真切与独特，矫揉造作又会成为我们的第一印象。而失去动人性或在阅读的“第一印象”中失分的散文，其价值就会严重缩水。不确切地说，类似的情形如果发生小说里，还有补救的余地，发生诗歌里还有谅解的可能。而散文是丝毫不可放松的。于是这个看似无形的不确定文体，其实对写作者往往会提出最为严酷的要求。一个人刻意去做专门的散文家，事实上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就文学史的情形看，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都是非专门家写成的，成名的机缘有时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谁能说诸葛亮含泪写下的《出师表》、鲁迅愤怒而成《记念刘和珍君》是冲着散文写作去的呢？

　　这就不难知道，为什么许多专门的散文家的创作，最多受到怀疑。新时期初期，有过对杨朔散文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其“作品”中那个“小我”的感情，究竟在多大程度应合了“广大读者”的真实感受。近两年来，关于“余秋雨现象”的争论五花八门，就创作学的角度看，余秋雨散文中那个独行于“文化苦旅”途中的“大我”，他的感情抒发是否存在真切性的缺失，事实上比某些篇章中的“硬伤”更为致命。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对当代散文整体走向和审美趣味的评价。
　　散文，既可以是出师前的动员，也可以是父亲的背影；既可以是对白杨的礼赞，也可以是对荷塘月色的欣赏；既可以是领袖的一篇演说，也可以普通百姓的一封家书；既可以是面对黄河的合唱，也可以是对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倾听。所有这一切无疆域的奔驰，都取决于是否能表达出令颤栗的真切感情，是否把持住了那一份脆弱的真情，是否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