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背景下的都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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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背景下的都市书写
葛红兵 文汇报2006年01月18日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和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
　　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沈从文，从湘西世界逃离出来进入都市的沈从文，没有多久就在北京大学对他的拒绝中，感受到了在都市中自我失落的身份危机，他自然而然而且是极其迅速地完成了身体离乡而精神返乡的过程，湘西乡土世界的强力、野蛮成了他歌咏的主题，都市生活在这种“强力”和“野蛮”的关照下，变得萎靡、堕落，变得需要湘西世界拯救。
　　显然沈从文把乡土浪漫化了。
　　那么，那些对乡土一直保持着警惕、批判和俯视的作家呢？让我们再来看看鲁迅，鲁迅笔下的末庄、鲁镇里生活着阿Q、祥林嫂、孔乙己，鲁迅在其作品《故乡》中这样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鲁迅对乡土中国的审视是冷峻的，但是，这种冷峻却没有带来鲁迅对都市的热切，事实是鲁迅一直保持了对都市生活的隔膜。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都市的感受是矛盾的，海派都市的繁华、热切让他们着迷，但是海派都市的重商、物质、快变、骚动又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对都市保持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最终后者占了上风。20世纪中期，典型的都市叙事的代表作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中，都市是诱惑性、腐蚀性的，它是革命精神的对立物，这里充斥着使革命者堕落的种种危险。
　　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如韩东、李洱、鲁羊、东西、红柯、毕飞宇、魏微等，他们大多是农村出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留在都市，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都市中的余零者地位，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变型、由封闭社会向全球化开放社会转型、由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向社会商品意识形态主导转型的关节点上，新生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不能真正融入急剧变革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成了都市新变的旁观者和多余人，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是有保留的，带着和20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
　　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
　　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不能观察到都市生活的丰富性，而将都市单向度化了：1、都市书写的色情化，卫慧等的都市写作主要走的是这个路子，城市在他们笔下成了欲望的象征；2、都市书写的另类化，都市中的文化边缘人被当成了都市主角，王朔笔下的都市玩主、早期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都市余零人描写等，走的都是这个路子；3、都市书写的妖魔化，都市被妖魔化为名利场、角斗场，如尤凤伟的《泥鳅》等，都市变成了使农民工沉沦甚至死亡的酱缸；4、都市书写的幼稚化、伪浪漫化，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青春小说中，70后、80后作家身上，他们把都市奇幻化、动漫化，都市变成了青春炫情的浪漫舞台，他们笔下的都市是只有情感世界而没有社会生活的。
　　都市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命运？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
　　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是自觉的文化反思者，还是不自觉的合谋者，要在个人的都市经验和来自传统文本、文献的群体积淀性经验之间作出区分，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不是我们生活在都市就能认可都市的精神和价值的，有的时候恰恰相反，生活在都市的写作者常常正是把都市他者化的始作俑者，都市一方面以差异、反修辞、局部、细节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另一方面，它又是农耕文化的假想敌，农耕文化主导下都市话语不会自觉地产生出对都市的价值认同，这一点需要我们的写作者和自己的文化传统作真正的斗争，以便让都市写作从传统窠臼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