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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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小说评论摘要

   陈继明的《骨头》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父亲的回忆讲述与现实人生描述的交叉结构中，把“复仇”“名誉”等支配人生追求的概念与生存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活得有出息是父亲对儿子的企盼，因为有出息就有“名誉”，就是对以往残害自己家族的人的复仇。问题是这个被父亲讲述的有关“复仇”“名誉”的故事竟是一个“谎言”，在给祖父母迁坟后，父亲才告诉大家，“复仇”的对象根本不重要，因为是自己人先下手把人家给打死的。这样的结局会留给大家怎样的　思考的追求也会有着怎样难言的苦涩和悲凉。
    （王光东，《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序》）
    ２０００年末，陈继明《一棵树》发表，这个１９６３年出生的作者借小说讲一位老人与沙漠中一棵老树的故事：“一棵树，一半死了，一半活着！”“信义老人活着的惟一意义，就是保护它。”这样的素朴跃入眼目，叫人没有话说。它短如说话的句子人们已经不再会用。然而惊异不在语言，而是村里的人都在等病入膏肓的老人咽气后将那棵老树砍了给他打棺材，可是老人在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是醒了过来，说：“我还忙着呢”，于是那树再次躲过了斧头。人树生命相系到如此地步，而这种生死又出自“６０年代人”手，是让人惊异之余也深感安慰的。以文学方式说“不”，不是口号，不用概念，其声也微，却以活过来的生护着理想，这个理想大多时候只有两个字：坚持。
    （何向阳，2002年1月19日《文汇报》《本土的坚持》）
    在陈继明的《骨头》（《十月》第５期）中，一个家族的两代人背负着血海深仇走过了几十年时间。小说写得诚挚、沉郁，我们看着山一般的仇恨怎样压迫人又激励人，人被仇恨追逼着认真、顽强的生活，但吊诡的是正是浩大的生活最终消融了仇恨。
    在小说的最后，人们在阳光下安详地清洗着先人的遗骨，这时已经没有仇恨，只有对生活充满感恩之情的肯定。
    （李敬泽，０１年１０月２５《南方周末》）
    生活在偏远宁夏的陈继明，只是近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写作之余陈继明，将意味着一种坚忍和沉默。但是，金子总会发光。也许陈继明正因为“寂静”才格外“芬芳”。寂静也是一种力量！《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是篇比较出色的心理现实小说。它把犯罪成因的揭示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而远高于同类题材的小说。无论写农村还是写城市，陈继明的小说都能从中体现与西部文学传统的传承关系。
    （冯敏，《中华读书报》）
    读陈继明的小说《节日》时，感到作品遍布沧桑。小说通过龙助妈的生前好友举举妈的意外死亡，道出了龙助妈在生死之间的那种独特感受。在意义的空白处，是生活悖论的一面，这篇小说写的很成熟，显示了陈继明写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才能。这是一篇用诗意捕捉瞬间的小说，全篇无一句诗，却以大量的生活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把问题指向了终极。
    （冯敏，《文艺报》《来自西北的意义充盈的新生代》）
    在《寂静与芬芳》（《人民文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大限将至的老人倾听着天地间的寂静，寂静渐渐转化，成为“一种由熟悉的气味，一种由成熟的麦子的甜味儿、晚归的牛羊的腥味儿，以及天地间一些不知名的怪味儿混合成的芬芳”，“这气味是神秘而亲切的，是由来已久的，含着一些确切的召唤和一些莫名的暗示”。
    那是由生命的高贵而生的深广的感动，面对大地的敬畏和谦卑。所以，“死”不约而同地被写得“悲辛交集”，终归于烟波浩淼的宁静。
    （李敬泽，摘自文艺报《两棵树，在远方》）
    陈继明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平民百姓。他描写他们的生活、命运、离合悲欢，无论对幸福的渴求，还是在苦难前的坚忍，都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些小说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作者舒缓的语调的叙述下，却有一种非常亲切的平凡生活的魅力。
    陈继明的叙事风格轻松自如，语言文学精致、有灵气。他的小说有诗的神韵，我想这和他从写诗进入文学创作有关吧。可以看出他写作力求摆脱俗套、追求富有美感的表达，这是他作品中总的精神趋向。
    陈继明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但在创作心境上却不尽相同。他出生在农村，对童年和少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叙述那些发生在农村的故事，极富地方色彩，而西北大地有厚重的历史传统，淳朴的民风民情，深厚的人性，他追求在平凡静默的日常生活中，书写灵魂的美丽和沉重。这些小说所表现的农村人的生活和历史，有作者赋予的浪漫想象，韵味悠长，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温暖的情绪。
    （张凤珠，摘自短篇小说集《寂静与芬芳》《序》）
   
    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从心里学教师内心的一闪念写起，到犯罪事实的形成，这个心理转变过程描写很细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给我一种生命、生存极其艰难的绝境印象，到最后我发现了一个极具生命力的老人。他写出了一个人学上的健康生命。这样的作品不仅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价值，也提升了小说的人文价值。我在陈继明等人的身上发现了他们表现美的能力，这不仅是文体上的能力，也是精神上对美的信念。
    （李洁非，2000年9月14日 《文学报》）
   
    陈继明最大的特点是在不动声色中写惊心动魄的东西，如《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写环境，又写到人，把人性中的恶揭示得淋漓尽致，不著一字，尽得沉重。
    （牛玉秋，同上）
   
    我很高兴，在陈继明等人笔下，我们的底层百姓不再以简单的愚昧感呈现出来，而是充满了诗意和原则立场。
    （何志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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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重评中国小说


《看历史》文┃李怀宇

在中国的小说史研究领域，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无法绕过的作品，其地位之高，曾无人能望其项背。夏志清捧出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何曾发现并审评这四人作品之优美呢？


在访问生涯中，我不时有“人不如其文”的经验。然而，对夏志清的性情，我自信从熟读的文中便可猜中十之八九。未见夏志清时，我早就想好了，访问孙康宜教授之后，请她打电话帮我约夏先生。果然，我在耶鲁大学和孙康宜相谈甚欢，当孙教授和夏先生通过电话后，把话机递给我，马上听到夏先生说：“You are welcome!”

2007年11月19日，我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了夏志清先生位于113街的寓所，从这里可以步行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我看过夏先生《书房天地》一文，对他坐拥书城的情景早已了然于胸，夏先生也乐于带我四处看藏书。书架上外文书看得我眼花缭乱，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王洞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

初次见面，我送了一本《访问历史》给夏先生。2007年11月26日下午，我再去夏家，发现书上凡是提到“夏志清”之处，均划上了标记。夏先生提起其中因缘，夏太太则特别跟我说：“你访问陈之藩那篇写得最好。”我才想起《访问历史》中陈之藩先生的谈话：“唐德刚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的女孩，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当年唐夏二公因《红楼梦》而吵架之事，如今可置之一笑，我却发现夏先生有点黯然神伤，夏太太说：“我们两家还是好朋友。”

孙康宜的《“快人”夏志清》中说，夏志清自称保持年轻的秘诀不过是按时吃许多维生素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夏家一个桌子上摆放维生素之类的药品。聊起长寿之道，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八十多岁，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话犹在耳，如今撰写此文时，听说夏先生的身体已经很差，思之怅然。《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我对胡适越来越佩服”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却一生从商。夏志清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自称“当代中国小说，简直不看，一直在研读西洋文学。”

我问：“您在上海读的沪江大学算是什么样的学校？”夏志清解释：“比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稍微差一点，NO.2。教会学校有很多种，沪江大学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址设江湾的校园很大，抗战开始后，学校搬进上海租界。我也住在租界。”

我问：“您在沪江大学英文系，英文念得怎么样？”夏志清道：“没有问题！学校的教师有好有坏，学生也有好有坏。教会学校的好处就是不少课程是美国人用英语讲授的。”

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写了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论文，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当时胡适从美国返回北大任校长，夏志清恰因留学之事有了和胡适面谈的机会。

那次面谈的印象，夏志清说：“胡适看不起教会学校，一听我是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就大失所望。他对英美文坛的行情不熟悉，他说美国大学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讨厌艾略特(T.S. Eliot)、庞德(Ezra Pound)，这是二十年前的老话，早已站不住了。那时候艾略特已经公认是英美的首席诗人、批评家。”

夏志清又笑道：“我在街上也跟胡适见过一次面。我带着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另外一个班上的，她带着另外一个女孩子陪她来看我，正好胡适走过来，看了我一眼，不好讲话了。他以为我拿到留美奖学金后到处风流。”

1978年，夏志清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写序道：“德刚兄认为胡适在哥大研究院两年，绝无可能把博士学位修完，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又道：“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后标准’，另一方面因为反胡阵营中找不出一位学问、见解（且不谈人品）比胡适更高明的主将堪同他匹敌。”

当提起唐德刚这位常常斗嘴的老朋友，夏志清说：“唐德刚捧胡适，同时也要开胡适的玩笑。胡适很好，我对胡适越来越佩服。”《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从西洋文学到中国文学

夏志清的留学生活，他的长文《耶鲁谈往》已经细叙。我看得最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夏志清要乘车往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New Haven）时，是兰荪教授亲自开车送他到火车站。“我乘船来美，带了一铁皮箱书。抵达旧金山后，又买了一架打字机，没有人接送，简直难以行动。留居美国已五十三年，还没有第二个长者诗人学问家为我这样服务过，至今每想到兰荪，还是不知如何报答他。”——我初抵美国，从普林斯顿要乘车往纽黑文时，正是余英时先生亲自送我到火车站，当时我也带着一个装满书的行李箱。那是我今生难忘的经历！

1952年，耶鲁大学博士夏志清获得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从此“过了三年（1952-1955）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

我问：“您怎么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答：“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生时。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我读英国文学，主要先研读英国的大诗人，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容易讨论。”

当年耶鲁大学所藏中国现代小说很少，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开发得早，这类藏书比耶鲁大学多，夏志清便每个月到哥伦比亚大学来一次。我问：“那么多书怎么看？”夏志清说：“不要怕书看不完，现代小说这么多，但名家的作品，一本一本，仔细看下去，应看的东西，好像都看完了，再去找新的看，假如自己能发现一个新作家，多么开心呀！”

夏志清谈起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心得：“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别人的书，大话很多。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的小说不错，《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我也没有骂鲁迅，可是我觉得鲁迅这个人胆子太小了，他骂国民党很厉害，苏联他一个字都不敢骂，这一点是丢人的地方。”

夏志清又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当然老舍有才，有中国老派人的味道。老舍在英国、美国都待过，后来变了。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郭沫若不用提了，老舍变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写了不知多少剧本。”

我说：“您对茅盾的评价好像不太高？”夏志清说：“茅盾开头很好，我很欢喜他。后来就不大好，一个人根据一条路线写小说，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来。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不能因为小资产阶级就要骂一通，这是不通的。1940年代他写《霜叶红似二月花》，还是写得不错的。”

我问：“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像萧红的书，您就没有看？”夏志清说：“当时没有看，因为图书馆没有书，后来看了，发现萧红好得一塌糊涂！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我接着问：“《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里没有讲萧红，会不会觉得遗憾？”“当然遗憾，应该讲的，后来我要为萧红写篇专论，碰巧那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正在写萧红的博士论文，假如我先有文章刊出，他的博士论文就更难写了。因此我改写端木蕻良，让葛浩文有充分的时间把论文写完。”《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我怎么会看走眼呢？”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经典，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对这四个人重视不够。

那时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纽约放映，至少在纽约华人圈中是热议的话题。我便顺口问夏先生：“您怎么看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没想到夏志清的回答是：“《色戒》是后来的东西。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她到纽约来住过一两个月，我请她到上海饭馆吃汤包，蟹壳黄都请不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我问：“在1940年代，《围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夏志清说：“《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锺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锺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

1976年1月3日，夏志清写了一篇《追念钱锺书先生》，事缘宋淇写信告诉他“钱锺书先生去世了”。后来知道是误会，夏志清和钱锺书在哥伦比亚大学见面后，便写了《重会钱锺书纪实》。等到钱锺书逝世，夏志清又写了《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悼念他。

我问：“见了钱锺书真人，跟看他的文章有什么不一样？”夏志清说：“他对我很好，很感激我，他是在意大利看见我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看到，就大为感动。本来内行都知道他才高博学，可是在1940年代末期，上面有意要打击他，他的小说就没人看了。后来大捧他是我的书发行以后。钱锺书就是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钱锺书待人过份客气，但对我真是当知心朋友看待的。”——钱锺书给夏志清的信中称道：“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大赞张天翼的才华，我不免要问：“现在很少有人再提起张天翼了，为什么？”夏志清说：“不晓得，当年红得很，在美国也很红，什么原因不晓得，一直不提他。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都红了，就张天翼没有红。”

我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应该是作品来说话，现在看起来，张天翼的东西站得住吗？”夏志清马上说：“当然站得住了，我的话也没有假的，他最厉害了。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沈从文和张天翼两个人才太高了。可张天翼就是不红。”

“我怀疑是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夏先生，您有没有看走眼？”

“我怎么会看走眼呢？没有人捧他，什么道理？这句话问得好！很可能，他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夏志清捧的四个人中，我最喜欢沈从文的小说，便故意笑问：“现在人家把沈从文捧得那么高，会不会过了一点？”夏志清答：“不好这样讲，因为他是另外一种才！他把湘西讲得这样好，真奇怪，多少人捧沈从文。张天翼一个都没有，左派朋友一个都没有为他讲话，没有人响应的。” 《看历史》2010年10月刊

■ 不看通俗小说

我向来喜欢看些“好看”的小说，对一些文学史上评价甚高的小说，有时看了竟想打瞌睡。记忆里，许多慕名的小说买来看不到十页，便丢到一边去了，包括夏志清认为很好的一些小说，我都没有耐心细读，真佩服他为了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竟看了那么多小说。

我问：“《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什么不提张恨水那么畅销的小说家？”

“流行作家我是不写的。”

“但张爱玲也是流行作家。”

“不对，张爱玲新派得一塌糊涂，不一样。张爱玲是洋派的。”

我又问：“金庸的小说呢？”

“金庸的也不看，都不看。张恨水属于‘礼拜六派’。一定要把张爱玲归入流行作家，是不通的。”

“我们现在看畅销程度，20世纪上半叶，张恨水是极为畅销，下半叶金庸是极为畅销。”

“你要看武侠小说，有多少小说要看？金庸的小说要看的话，早期的《江湖奇侠传》也要看，那还得了？武侠小说，我一律不看。当年是界限分明得不得了，新旧分明。现在的文学史，金庸当然要放进去了。中国小说现在不一样了，近代、现代、当代都分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是五四运动发生新的文学，别的不管。”

“问题是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的啊。”

“这不一样，等于美国小说一部分是大学生看的，一部分是普通人看的。张恨水、金庸的小说也有一点西方的东西。我看过一下《啼笑因缘》，樊家树是一个杭州来的大学生，一个有钱人的女儿爱他，一个女侠也爱他，一个唱戏的也爱他，没有道理的，三个人都爱他，完全是发疯的。”

我想起金庸在《天龙八部》后记中提到“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江湖上传闻：当年夏济安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禁不住拍案叫绝，连忙给好友写信：“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外国去了。”

夏志清说：“我哥哥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武侠小说很新鲜，他看过的。中国人看武侠小说，尤其是科学家。1960年代在加州大学，有一阵子大家都在看武侠小说。有人从小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就怕这个事情，我觉得好玩就去看电影，看武侠小说，no time。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我一概不看，现代通俗小说我都不看。我哥哥什么都看，而且觉得张恨水很好。”后来在闲谈中，夏太太告诉我，金庸曾经送过一套作品集给夏志清，倒是夏太太很喜欢看。

夏志清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他扬名海内外的两部英文专著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订）和《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

我和夏先生的两次长谈，话题的中心总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反而没有细问《中国古典小说》。现在回想，可能《中国古典小说》中探讨的六大名著说的人已经太多了。

夏志清专门提起他的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种种遗憾，可惜我英文太差，无法理解其中的曲直。

夏志清说：“我改治中国文学之后，并未忘本，西洋文学仍是我治学关注的一部分。当今有特别好的欧美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著作，我是尽可能要去阅读的。我仍在继续研究中国古今小说，你若看了我的新著《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哥大出版社，2004年)就知道，我已写了不少篇明清小说的论文，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那六大名著。我评论《镜花缘》、《老残游记》、《玉梨魂》等近代小说的文章，皆见《夏志清论中国文学》，早已有中译本，可惜一般访问者都没有看过。一有空，我即要写一篇评论《海上花》的文章。我的研究主题早已不是张爱玲、沈从文这些现代作家了。我要研究三本英文专著里尚未讨论到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小说名著，所以绝对没有时间去研究、阅读当代武侠小说了。”

在夏先生家，我留意到纽约华人祝贺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一个小贺礼。2006年，夏志清当选院士时已是八十五岁，而他的得意接班人王德威早就是院士了。我问：“王德威是您最欣赏的后辈？”夏先生说：“他是最好的。”我又问：“20年后的王德威会不会成为夏志清？”夏先生马上说：“他早已是夏志清了。他手里有钱，才华也出众，跟我不一样，他不批评人的，人也很好。每年开一两个学术会议，讨论当代的台港大陆作家，让年轻的中西学者有发表论文的机会。他是做大事业的，闯天下闯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