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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涵:论青年作家的写作
作家:梅子涵
我当青年作家的时候,认为自己很懂儿童文学,激扬文字,可是成长以后知道,我懂得很少,甚至基本不太懂,于是开始努力地补习。这是我后来阅读很多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原因,我想在一个世界的儿童文学大学里上上学,为自己获得一个不虚假的“儿童文学学位”。
所以,青年作家的很多不懂,是要等到不是青年作家的时候才渐渐懂的;而当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会渐渐地懂,那么我们应当为此激动,因为这意味着还有机会走很长的路。
我当青年作家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实际上只是青年作者。因为有很长的时间我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不是作家协会会员,是不好意思认为自己是作家的。如果别人称你作家,那么你的心里是害羞的,脸上也有害羞的神情。我1971年发表了处女作,名字叫《征途》,我的写作征途也开始了。我写了十几年,十几年以后我才小心谨慎地填了一张表,陈伯吹先生、洪汛涛先生在上面签了他们的名字,承认了我,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作家。可是我仍旧害羞,因为我没有出版过一本书。1990年我的第一本书才出版。从处女作到第一本儿童文学的书,我的征途是19年。第一本书的名字叫《男子汉进行曲》,男子汉进行曲很漫长。
我把自己的这个征途的时间表叙述出来,只是想问问自己,我的征途的那个年代,是不是很缓慢,是不是过于认真,是不是对于青年作家太缺乏关怀和照料,那时候的文学出版是不是过于挑剔和清高,那时候的文学写作是不是太把文学当文学了。我的回答是,我想起那个年代很快乐,我感谢那个年代给了我文学的崇高感,感谢那个年代“作家”两个字是持重的、诗意的,当人们说起这两个字时呼吸已经变得抒情,因而使得我直到如今还能继续持重、诗意地走在这路上,我希望以自己抒情的呼吸影响生活。我感谢那年代编辑们喜欢在退稿单上写的那一句不讨人喜欢的话,那句话是:“缺少些新意”或者“新意不够”。就这么一句话,一个回合,已经把你挑于马下了。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清楚到底哪儿“缺少些新意”、“新意不够”,但是我们没有还价,也没有想到请编辑吃一餐饭,吃过了也许他还是说没有新意,我们想的就是要重新写,想着“新”“新”“新”。“缺少些新意”这一句话,就把文学的这个门庄重地关上了,同时也庄重地让我们看见文学的门应该怎样跨进。我们写出了多少新鲜的儿童文学呢?我们不好意思夸耀,可是至少知道了文学写作不可以陈旧,不可以尾随,不可以移花接木,更不可以抄袭。如果陈旧,如果尾随,会平庸、猥琐;如果移花接木,如果抄袭,会身败名裂,只能像小偷一样不敢露出背影,苟延残喘。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操守!也是在那个年代,我读到恩格斯的文章《现代文学生活》,他对青年作家说,不管你是小溪还是大河,都不要让自己的风格里夹杂太多别人的东西,你想尖酸,但是也不要海涅式的尖酸。我记住了恩格斯的这句话。连第一流的杰出也不能挪用,那么第三流的平庸还可以仿照吗?感谢那个年代让我懂得文学创作就是含有要为文学提供新的艺术、新的面貌的意思。一个真正写作文学的人,应该是一个文学的艺术提供人、增添人。感谢那个年代,出版一本书就好像等候一个从天边走来的人,从天上降下的神,要等那么久。不管那本书纸张是多么轻薄,装帧怎样素面,我们都会兴奋365天,签上名字送给别人,别人是双手接过,并且为你夸耀。感谢在那个年代,我恰好当着青年作家。
我当青年作家的时候,住在一个18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我住进去的时候,心里很没有理想地想,我大概会一直住在这里的。于是我很安静地在这里生活,认真写作。我写作的那张文学的桌子很小,在房间的左角落。一盏母亲给的珍贵的老台灯把亮光洒满一桌,一桌上全是安详。班马陪着方卫平来看我,他们在心里说,哦,梅子涵的小说是在这张文学的小桌上写出来的!他们心里都有感动,因为他们的文学也是在这样的小桌上诞生的。那时,我们三个人的眼睛里也都是平和、宁静,没有躁动;那时,通往杭州、广州的铁轨上正有列车驶过,声音穿过田野,震动在我的木窗上。那时的上海也是有很多田野的,那时没有房价、没有版税、没有虚张声势的排行榜,更没有听见过“首富”这个词。那时,文学的生态是接近于绿色的。那时,青年作家的内心绿色很浓。
我这样地说着那时,说着我的青年作家的时代,不是怀旧,只是说说从前的日子。不是想教育青年作家,而只是想说说,我认为的文学应该怎样,我认为的文学家是什么。我其实更是在提醒自己仍旧在行进的征途,我的文学征途还很长。
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哪里是我们的路呢?》。现在,我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
我们应当羞于把很多随随便便的文字拿来当儿童文学。我们不可以拎来一个“多元”的词,就把破破烂烂也当成儿童文学。
我们心里的儿童文学应当很精致,很风趣,很干净,很像金色的向日葵,看着它,一个孩子能知道太阳在哪里,成年人也能知道。
我在文学的演讲里,不止一次说到过一个二战时期波兰的故事。一群年轻的游击队员,在寒冬夜晚,从各自藏身的洞里,冒着危险,来到森林远处的另一个洞。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们去听肖邦的钢琴曲,它从留声机上放出,还朗读童话,听吉卜林的《山丘的故事》。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有很多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解释是,他们童年听过,他们熟悉,所以他们即使被占领了,还会冒着危险去向往。后来,他们从洞里冲出,波兰解放,欧洲解放。
我们的文学也要为中国人留下这样的熟悉和向往。我们不能做到吗?但是我们至少要努力!
很多年以后,我们不在了,虽然在,也写不动了,但那时,我们的书都很有尊严地仍旧在别人的书架上,而且紧紧靠在一起,那是我们真正的温暖和诗,那时,我们会说很多别人听不见的话,我们之间真正的爱,也许是在那个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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