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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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影响--------------------------------------------------------------------------------


　　东西方文化体系的形成、发展各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东方文化体系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而西方文化体系则是世界文明古国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古文化，促成了西欧巴尔干半岛的古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的古罗马文化的繁荣，而形成和发展了西方文化体系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自古以来，有着以“人本思想”为主导和“神本思想”为主导的根本差别，从而形成了两大文化体系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造就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成就。所以，只有弄清了各自文化体系的发展规律、特点和成就，才能了解其互相的影响和作用，也才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文化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作为西方文化体系形成的发源地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三大洲之交界地区，美丽的地中海为沿岸区域带来了温和的气候，而造福人类。世界文明首先在自然条件优越的非洲尼罗河流域发达起来。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二千年的古王国和新王国时代，就形成了极其灿烂的文化；而两河流域则是在继埃及文明之后，于公元前1728年至1600年的古巴比伦时代，文化发展达到了辉煌的高峰。这两地的古文化不仅促使后起亚术帝国和波斯帝国文化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从而形成了西方的文化体系。

　　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北岸地区，由于遍地丘陵，土地贫瘠，气候多变，物产不丰，人类虽然也很早在此进行开发，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使古文化多次遭摧残而中断，文明发展长期十分迟缓。如一万前旧石器时代的洞穴文化因气候变化而中断；前十二世纪的锡迈尼文化则毁于旱灾，而匈牙利古文化却毁于洪水。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古人的生息和文化发展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古文明发达，就是由于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发展农业经济，造就了富蔗的物质基础。因此也成了周围山区落后民族争夺的重心，使其古文化屡遭战乱的破坏而毁灭。仅能繁生牧草和种植葡萄、橄榄的巴尔干半岛的丘陵贫瘠的沙石土地，只有发展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落后的畜牧经济和不稳定的商业经济，造成了各族之间互相频繁的掠夺战争，使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长期陷入残酷的战祸灾难之中。在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各族人为求生存和发展，因此人们从小就必须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强健的体魄，熟练的战斗技术，成了求存和建功立业的基础，从而全民性的体育运动，强者为王的军事联盟民主制度就发展起来。天灾人祸，朝不保夕，在人们难以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忐忑不安的心灵中，便产生了万能的神灵观念，以祈求精神的安宁和激奋。用巨石垒筑的庞大城邦建筑，不仅仅是因为石材和火山灰作混泥土之取材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依靠坚固的城堡以防御敌人的入侵。各城邦自有不同的保护神，保护神的绝对权威，造成了以神庙建筑为主体的城邦建筑文化，高大的神庙和可供全族人共同祭神的广阔广场，起到了统摄广大族人的思想精神和加强统一的有效作用。

　　公元前十五世纪从两河流域日益强大起来的亚术帝国，逐步统治了西亚和埃及，促进了巴比伦文化与埃及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亚术王朝文化的繁荣。公元前五世纪崛起的强大的波斯帝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使亚术王朝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都遭到了严重的大破坏，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又一次大交融。到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希腊马其顿帝国的崛起，摧毁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远征埃及、印度，又使中东地区的文化遭受大破坏，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大交流。印度的古文化在前八世纪因遭到来自小亚细亚的亚利安人的入侵破坏而没落，又经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入侵，而加强了与古希腊文化的交流。

　　从公元前七世纪到三世纪古希腊文化的繁荣，是离不开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营养哺育的，无论哲学、天文学、历法、数学、几何学、历史学、建筑、雕塑和文学艺术等，无不深受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古文化的深刻影响。四大文明古国古文化的发达，都同农业经济的发达直接相关，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的密切关系，促进了天文学、历法、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贫瘠的巴尔干半岛并未能造就如埃及、巴比伦的古文化传统，古希腊文化是在继承和吸收埃及、巴比伦、亚术和印度文化的基础上发达起来的。当时的一些文化巨人，凡著名的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史学家、建筑师、雕塑家和文学艺术家等，无不是在深入地学习研究这些地区的古文化而成长起来，创造出卓越的成就的。例如早期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泰勒斯（约前640－546），前四世纪以后的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等，都是如此。不仅古希腊的天文历法是袭用古埃及、巴比伦的，就是他那卓越的神庙建筑和雕塑艺术，也是在继承古埃及的神庙建筑陵墓国王、王后的写实雕塑艺术和亚术的宫殿建筑、浮雕艺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死，人死是永恒的生，因此特别重视国王陵墓和神庙建筑。为了让灵魂可以归附尸体，他们一方面制作木乃伊干尸，一方面制作写实雕塑人象，以防木乃伊一旦腐败，灵魂仍可找到其主身，因此促进了古埃及写实人体雕塑艺术的发展。亚术文化是继承巴比伦文化和吸收埃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亚术人重现世和来世，因此重视豪华的宫殿建筑艺术。这些古文化艺术成就都为古希腊文化艺术辉煌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优秀的古希腊文化是在汲取三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三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古文化却因屡遭战争的破坏而没落。建筑在掠夺战争基础上繁荣起来的古希腊先进文化，又随着亚力山大的远征战争而远布到三大文明古国的发祥地，使这些地区的文化希腊化，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体系的坚实基础。罗马帝国兴起，基本上继承了希腊文化，强大而残酷的奴隶制统治，使希腊文化进一步普及到欧洲、小亚细亚、阿拉伯、印度和北非洲的广大地区。四世纪以后因遭北方蛮族和匈奴人的横扫，造成了西罗马帝国文化的没落而中断。

　　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而残酷的战争祸乱，使长期处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大文明古国地区的文化丧失了其优势和光辉，终于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愚昧落后的宗教思想统治，不仅造成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区的文化长期处于停止不前的落后状态，而且对后来的黑暗封建统治，造成了西方文化体系整整一千多年的没落，直到十四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代，才重新获得了新的生机。

　　古希腊时代的文化是多神教的带有民主性的奴隶制文化，是以人化的自然神与自然的人化神相结合为特点的，因此，天人是既相分又相合的。在人们的观念中，人可以借自然神的力量或自然神可以借人的力量，以战胜邪恶和达到某种谋求的目的，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智慧和力量，推动了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发达。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目的在于冲破和推翻中世纪基督教愚昧思想的统治，解放人们的思想，发挥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来改造落后的社会和自然界，以发展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因此，文艺复兴是借古开今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他们颂扬自然界之美和人的伟大力量，崇拜科学，相信人对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与中世纪禁欲主义神权相对抗。这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各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废墟的雕塑艺术和奥托曼土耳其军在一四五三年消灭了历时一千一百二十三年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迫使许多拜占廷学者逃离故土，带着古文化典籍涌入意大利，使得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社会上重又发出光辉，引起了长期蒙受宗教禁欲主义蒙蔽的西方人震惊而奋起。正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廷灭亡时所救出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所掘出来的古代雕刻，在惊讶的西方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自然辩证法·导言》）。然而，文艺复兴西方文化的繁荣，除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文化复兴的动力之外，还受到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作用。火药传到欧洲，制造出了火枪和大炮，从而轰垮了中世纪封建帝制赖以统治的阶级基础——骑士阶级，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灭亡；指南针，不仅使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实现了他从西方绕地球到中国的理想，而且使西方新兴资本主义魔爪可以伸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几乎蹂躏了所有后进的民族，大肆掠夺世界各地的财富和文化成果，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刷术与造纸术，不仅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繁荣，而且使其文化伴随着侵略战争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被征服的地区和国家。

　　自十四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使西方文化体系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取得了及其辉煌的成就，从而居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优先地位，推动了世界各地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这一文化进步和辉煌成就的取得，有如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繁荣一样，也是建筑在掠夺战争的基础上的，是靠残酷的侵略战争，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和文化成果，使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其文化成就的取得总是以破坏他人文化为代价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系的发展始终存在着扩张性、破坏性、包容性、不稳定性和跳跃性，总是散发着火药味和血腥味。

　　西方古文化体系由于神本思想为主导，造成了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压抑而处于被动地位，思想上无法冲破“理式世界”、“绝对理念” 和上帝主宰的束缚，导致宏观的、思辨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十分艰难；在形而上学思想和唯心主义神学思想的引导下，使思想方法长期处于主客观的分割状态，认为只要把神创造的人本身和自然万物分别加以研究，就会获得真理，获得美，从而推动了分门别类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神灵主宰的绝对权威，形成了神创造的一切都是美的观念，因此产生了“美的形式”、“艺术模仿自然”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又因为认为人能从本身认识绝对精神，人体是精神的住所，也就是精神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所以神能借人表现出来（黑格尔语意），所以形成了古希腊人神合体的理想主义的人体雕塑艺术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体绘画艺术的发达，以至神奇的人体美比例成了古神庙建筑的标准尺度，“黄金分割”和球体曲线美成了形式美的法则。文艺复兴使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艺术精神得到了发扬，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和文艺的繁荣，然而，传统的神本思想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研究、再现客观世界，仍然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的基础规则。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达，大大增强了人改造自然的伟力，减少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和恐惧，而把自然当作了欣赏和利用的对象。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金钱万能，唯利是图，造成了经济技术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自然界和人性又遭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蹂躏。被从基督教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西方人，却又转向了遭受机器、现代化和金钱的奴役，因此又产生了新的天人相分思想。现代西方兴起的形形色色的抽象派艺术，就是人性失落造成精神变态的反映，这种对古典艺术、文艺复兴时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反动，是资本主义文化畸形发展的表现。艺术家想找回人的灵魂，人性的自由和人的存在价值，却又无法抗争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因此将那些破烂垃圾、抽象几何结构、数学比例和光怪陆离的光色等等的莫名其妙地加以组合，这种令人费解的现代抽象派艺术，是处在痛苦中的那些艺术家因憎恶现实世界而憎恶那些写实主义艺术，因此转向了自我发泄而亵渎艺术，艺术家思想精神的不正常，正是社会文化发展不正常的反映。

　　西方现代派艺术从一开始产生，就受到了中国传统书法和绘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书法、绘画艺术，是受人本思想、天人合一观的主导，以抽象表意为特点，在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影响下，艺术以无象之象为最高之象，所以，书法艺术和文人写意画艺术，便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高等艺术。它们是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严格的艺术程式语言和风格规范，创作者和欣赏者是息息相通的。西方的一些艺术家虽然吸取了一些形式风格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中国艺术的规律特点，他们只为求奇求怪，随意所为，主观精神与艺术创作，与客观实际是相分割的，否定现实、否定传统和肯定自我的主观愿望并没能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应有的表现。这种抽象艺术之所以能受到资产阶级上层统治者们的重视，得以陈列在高华的殿堂中，并不是他们真的爱它、欣赏它，而是为了对社会精神危机矛盾的疏导和虚伪的愚弄。不少西方人开始注重中国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观的研究，说明了他们开始又一次重视了人性解放的问题，叫喊了几百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罪恶问题，无法使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

　　随着西方现代宇宙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开始注意了中国古文献《易经》、《老子》、“天道观”的研究，和中医中药、气功、饮食等文化的研究，世界各地的古老文化似乎被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伟力开发殆尽了，唯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尚未被开采。在当今世界上，已没有象中华民族那样的文化体系，自从老祖宗开天劈地以来，始终绵延不断，炎黄子孙一代代团结在龙旗下，创造着、保卫着、发展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她是与西方文化体系相对应的强大的东方文化体系的代表，她是靠中华民族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没有如西方文化体系的发展温床是建筑在其他民族灵魂与智慧的结晶，其辉煌成就始终散发着中华大地的泥土气息和民族人民汗水的芳香。其文化体系的连续性、积累性、严密性和深邃性，是世界没有的；其地下文物埋藏量和出土文物之多，古迹留存之广，其古文献积存之丰，也是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与之相比的。现在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潜在的积极精神相结合，乃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获得生机和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华文化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中华大地位于亚洲的北温带地区，肥沃的土地，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适度，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华民族大概在一万年前，先民们就开始了农作物的种植；六七千年前磅礴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彩陶文化，和同时出土的农业工具，作物种子，证明了我们民族已经处在稳定的农业经济时代、自然条件的优越，保证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人们可以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掌握起来的天文历法规律和农业生产依天时地利的规则，子子孙孙相互传习、继承，就可以顺利地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农业丰收。即使遇到自然灾害，由于一年四季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旱作有水作，兼以畜牧业、渔业和林木业，以及因地域广阔，大有回旋余地，因此总可以保证我们民族的人民安定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种独特的物质生活基础就形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体系。农业经济的稳定性特点，形成了血缘家族为基础结构的氏族、部落、公社和邦国的稳定性。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自然条件，即使农业生产技术比较简单落后，也能获得很好的收成，所以只要掌握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就可以把生产搞好。因此，在改造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祖宗具有了绝对的权威地位。上古神话“盘古分天地”、“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燧人氏钻木取火，及有巢氏、神农氏等等神话，无不是讴歌祖宗的伟大，把祖宗神化，充分表现了“人定胜天”的伟大思想。这与古希腊神话由自然神主宰人类命运的思想观念，和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绝对统治人们的思想，是不同的，这是由不同的物质生活基础决定的。我国先民的观念，不仅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能掌握自然，造福人类。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文历法，这就是我国天文历法产生远古的原因。我国的天干地支农历是依据太阳、月亮运行变化，和一年四季八节变化的规律而创制的，这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所创获的。神话“夸父逐日”就是同历法创制有关演化而来的，夸父，就是太父、天父，父字古文作 ‘屮’，是手杖，‘ ’也是手杖，手杖为什么为“父”？夸父追太阳渴死，其手杖能化为邓林，邓字的“登”旁是礼器，“邑”旁是土丘；林，为木成林，木在“五行”中代表春天、东方，当与农业有关。为什么夸父就是手杖，手杖是木，而与农业有关呢？联系“逐日”就明白了。手杖是测日影的“圭”，即日晷 ，依一年中日影变化规律，测得夏至和冬至，分出春分、秋分，得四季八节，十二月和三百六十日之年，而创制天干地支历法。所以“夸父逐日”是歌颂祖宗创造天文历法的神话。而历法是因农业生产规则的要求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帝俊是太阳神兼月神，因为他的妻子羲和生了十日，常羲生了十二日；他又是东商族和西周族的共祖（《诗·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山海经》“帝俊生后稷。”）他派遣助手后羿去射日，而后羿妻嫦娥又奔月，成了月神蟾。这些神话都是同天干地支历法的创制和完善有关系的。帝俊又是玄鸟，他的佐副官是春神句芒，亦为玄鸟。玄鸟即燕子，是春分候鸟。又名朱雀，春分日黄昏，二十八宿朱雀星毕显于南天，这是候鸟象与星象相一致形成的观念。鸡是太阳神，“一唱雄鸡天下白”。鸡一啼，天就亮，太阳升，百鸟唱和，因此鸡成了太阳图腾金鸟、五彩凤凰。故鸡为历正，主管历法（历法依太阳运行变化测日影而创制）。因为古人的历法是凭自然界的信鸟、信虫、信兽之象的变化来纪农时节次之变化的，如《诗经·七月》。鸡成了百鸟之王，与以鸟象记农时节次密切相关。如《左传·昭十七年》有云：“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劳）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蟾成了月神，是因为春天蛙（蟾）复苏即要繁殖，往往在月夜鸣叫连天找配偶，农谚曰：“鸡叫太阳蛙叫月”。这一自然现象规律明显，先民因此将蛙同月亮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看一看黄河流域自六千年至三千年前的琳琅满目的彩陶图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鸟纹、鱼纹、蛙纹、花叶纹、鹿纹，乃都是同天文历法相关而造就的。陶器是伴随着农业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不能违背天文历法规律，而自然界中的各种与天文历法相联系的信象则十分显明而准确，而先民只凭经验，无法理解和科学地解释这种自然规律，因此神秘化而产生了泛神灵的观念，把各类信鸟、信虫、信兽、信花等都神灵化。所以彩陶上的这些图纹，是巫术图腾，含有先民祈求农业丰收、丰衣足食的巫术意义。由于这些神圣图腾主在表意，所以由象生而逐步抽象图案化。我们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牛首人身”，是太阳神神农，就是“稷神”；黄帝“人首龙身”，其佐后土，所以黄帝居中央后土，有四面，执绳而制四方。实际上黄帝就是土神“社”；“绳”为准绳，即历法。农业离不开土地和历法，因此“敬天保土”观念是我们民族特别强烈的意识；对“炎黄祖宗”的绝对崇拜，饱含着我们民族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深刻意义。“中华”、“华夏”族，即为“花” 族，花为农业图腾，可能得名于六千年前的华山夏水旁的庙底沟彩陶文化时代的花族。庙底沟彩陶图案多是花叶纹、鸟纹，可作证明；汉画象砖伏羲女娲手中拿着规矩和花草，亦当是同一意义。所以后来“社稷”也成了国家的代名词。“龙”图腾是各种虫、兽、禽氏族图腾的综合意象神物，作为民族的族徽图腾，他含有民族氏族（家族）为基础结构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这一民族特点决定了我们民族文化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

　　中国人对自然山水、花鸟的欣赏和热爱，是与养育我们民族的农业经济密切相联系的；而对祖宗神权威的崇拜，造成我们民族不能欣赏和再现人体美，人体是父母生养之体，不可言丑美。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的表意性规则和特点，是与注重表现人格精神，与农业生产节次同自然信象变化规律不能相违而又难以穷究的原因相联系的。我们民族泛神灵观念，扩展了民族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任由驰骋的广阔天地。祖宗神的绝对权威，导致产生了“天人合一”观，把人神化，以颂扬人主宰自然的伟大力量，这不仅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也增进了民族“人定胜天”的思想精神，“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就是我们民族改造中华大地、造福子孙的伟大精神的写照。所以人本思想乃是民族思想体系的根本。我们民族的哲学，就是以天文历法为基础产生的“天道观”和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产生的“人道观”互相结合而建构了民族独特的哲学体系。

　　《易经》是我国古代巫术文化的哲学经典，它包容了古代的“天道观”和“人道观”，奠定了民族的哲学基础。《易经》的基础是八卦、六十四卦，八卦传创于伏羲，它是依河图、洛书演化，实际上是与天文历法的创造相联系而创造出来的。《易·系辞上》有云：“是故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可以联系“夸父逐日”来解，“卦”字从圭从卜，即是用圭测日影；“太极”即是圭（手杖）；“两仪”，即是日光与日影（阴阳）；“四象”，即四季；“八卦”，为八节之年。天文历法关及农业生产的吉凶，所以起到定吉凶、生大业的重要作用。历法与数相关，古人以数卦象，测阴阳变化，确定四季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变化。商甲骨文已有完整的天干地支历法，和从《礼记·月令》，可以推测我国天文历法发达之早，现在已发现新石器晚期的“八卦”数符号，也可断定八卦产生之早。“八卦”起于数，乃是与历数相关，《尚书·洪范》中的“五行”观，亦当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易经·井卦》讲到“改邑不改井”，《孟子》讲到古代“井田制”。《管子》讲到“伏羲制九数”。“洛书”九宫图，当与五行、八卦为据的“井田制”相关。从六千年的半坡遗址村邑布局，和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大墓，可以看出四方、五方的建制。大墓主人头南脚北，似仰卧正对北斗星，东龙西虎。恐与二十八宿相关。东西北的三小儿人殉，恐具有“天人合一”的神圣巫术意义。依北斗斗柄在一年中的运转方向变化定四季、四方，当是相当远古的事了。

　　古代的天人合一观、阴阳观，有生于无的哲学观，当同天文历法相联系。夸父的手杖，就是太父、太极，手杖作圭测日影，阳光在天，日影在地，即分天地阴阳，也可谓“盘古分天地”。手杖不作日晷，并无意义，是无象之象，是“无”（不是空无）。作了日晷，它便包含有能化生天地、阴阳、四季八节、制历法、定吉凶、生大业的伟大意义，所以它可引申为天地万物之母。先民一切观念都产生于经验的总结，历法的神秘性，会使先民形成独特的“天人合一观”、阴阳观，以无为本观。八卦、五行的神圣性，是同这些观念相关的。“八卦”是图理哲学，由于天文历法所掌握的自然天道的规律的不可违背性，对农业生产，对人类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天人合一”巫术观念主导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八卦”因此成了探测天地人事吉凶变化的神圣巫术工具。“八卦”是无象之象。占卦是以卦挂象，而意不在象，得意忘象也。因此产生了《易经》这部上古典籍，它包含着科学的迷信，迷信的科学和巫术迷信，所以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我国的上古巫术文化史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延续到整个奴隶制社会，直到老子、孔子时代，才结束了上古巫术文化史。“六经”是上古文化发展的结晶，是经孔子删定之后确定的经典文献。如何来判断老子、孔子思想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这里涉及到我国古代史的社会分期问题。依照我国文化体系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来裁定，就比较清楚了。历时三千年的彩陶文化乃是原始公社历史的标志；青铜和玉礼器文化（青铜供制作兵器和礼器，未用于制作农作工具），乃是奴隶制社会历史的标志，青铜和玉礼器文化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才完全结束；铁器文化，标志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蒸汽、电力、电子、原子能等成为社会生产动力，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而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主导思想之特点也是很清楚的，原始公社制社会乃是“德治”社会，奴隶制社会乃是“礼治”社会，德成了其施政的辅助；封建社会乃是“法治”社会，德、礼则成了其施政的重要辅助；资本主义社会乃是“党治”社会，德、礼、法则成其施政的重要基础。由于中华民族是以血缘氏族（家族）为基本结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民族，其血缘氏族（家族）结构和农业经济的恒稳性，造就了民族文化体系发展的恒稳性、继承性、积累性、深邃性、严密性和保守性。这种特点，使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只是所有制度的变更，即由公社公有制变成了家族贵族私有制，以战俘和罪人充作公室、贵族家庭奴隶和百工奴隶之外，本族庶民都是自由农民，奴隶制压迫剥削被蒙上了脉脉温情的面纱，社会在原始公社血缘体制的基础上，以家族体系结构依“井田制”农业和军事编制建邑建邦，从而建构起严密的奴隶制分封制统制体系。士是基层奴隶主贵族，是大夫的家臣，为书吏、商贾、基层军事长官，“士食田” 是地主，负责收缴租税，向大夫、邦国、王室纳税、纳贡、出军费、军资和组织训练军队士兵，出征打仗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不知有国” ，不能参加邦国和王室政事，士是奴隶主统治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中介阶层，能享受到奴隶制礼教文化的教育，掌握着基层的一些实权。所以到春秋末期和战国时，士能依靠铁器、耕牛的新生产力开垦私田致富，士能依靠工商业致富，依靠军功致富和扩大军权实力，依靠其丰富的文化知识取得高官厚禄，等等，发展成为社会最活跃、最有势力的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我国古代这种有限度的家族奴隶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一直保留着其尾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予以消灭。
　　古希腊、罗马那种发达的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因为没有西方这种残酷的灭绝种族的各族之间互相不断地侵略、掠夺的战争历史。中国古代主要是民族内部各氏族部落或各邦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争夺统治王权的斗争，而不是互相毁灭、占有的战争。如商汤革夏命，武王革殷命，都是家族王权得失的更替。有些专家说“武王革命”，西周代殷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这是站不住的。武王起兵推翻殷王室纣王的腐败、残暴统治，获得了殷朝大多数邦国的拥护，殷军倒戈和六百多个殷邦国叛殷顺周，“革命” 基本上是和平解决的，西周分封诸侯八百，凡投顺的殷邦国是原封不动保留的，西周只是整顿完善殷朝的分封制，主要靠推行“以德配天” 、“遵礼尚施”的善政，以维持统治，因此造成了“成康之治”的盛势。《诗·噫嘻》中的“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乃是歌颂成王在春祭大典时，率领全国诸侯卿大夫和助耕甲士等在帝籍举行劝耕仪典之盛事。把它作为证明西周有数千万奴隶被驱使共同劳动的发达奴隶制是错误的。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只有殷旧族徐淮夷的多次叛乱，而无奴隶组织起义。即使到春秋末期和战国，也仍然是以家族为结构基础组成的新邦国之间互相争夺天下统治王权的斗争。在我国这种家族奴隶制体制下，奴隶制是不发达的，奴隶被分散在家庭中服役，社会主体力量是庶民，即农民，他们是自由佃农，而非奴隶，“井田制” 的土地是分到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基础。真正的大规模的农民、奴隶起义，乃是在秦王朝封建帝国建立以后，消灭了以家族为基础结构的诸侯邦国奴隶制封建等级体制，推行了郡县制，才使广大人民被置于封建制大一统的残酷压迫奴役下，秦始皇残暴的苛政，空前规模地向全国征调民力服劳役，从而把千百万人民有组织地投向火坑，终于促成了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是封建制度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农民大起义，也只能推动封建王朝的更替，促成新王朝“仁政”的实施。所以中国血缘民族与农业经济基础的特点，造成了古代社会发展史大一统的稳定优势，这种优势又造成了民族文化体系发展的稳定性、渐变性、缓慢性和保守性。依据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就能明了老子的“道学”和孔子的“儒学” 在民族文化体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了。老子的“道学”和孔子的“儒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上古的巫术文化，主要是“六经”，尤其是《易经》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富有理性精神的新时代思想，从而标志着巫术文化思想时代的结束，开创了战国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这是我国古代史上唯一的一个思想解放时代，自然，这个新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历史变化造成的。老、孔思想为建构和完善民族文化思想体系奠定了根本基础。可见东西方两大文化思想体系基础的建立任务，是在同一个年代里完成的。

　　老子的“道学”，是古代农业经济和天文历法的科学成就为基础而形成的“天道观”，作为建构他的“道学”体系的支柱的。他创造性地确立了以“道” 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来研究和论证天道规律、自然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并运用“天道观”来探究“人道”发展规律。因此老子的“天道观” 是正确的，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而他的“人道观”则基本上是消极的。他依据天道规律“无为而无不为”的不可违背性，来否定人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的积极能动作用，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消极“人道观”，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孔子的伟大在于他批判了老子消极的人道观，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积极人道观，使民族固有的“人定胜天”思想精神得到了发扬。他吸取了老子“天道观”的正确思想，从中华民族血缘家族结构体系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出发，创造性地确立了以“仁”为他哲学的核心范畴，来研究和论证人道发展规律，及人道与天道的关系，从而建构了他的儒学思想体系。孔子“仁”学的思想内容是“孝悌” 、“忠恕”，本质上是强调“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是民族血亲的泛爱主义。后被西汉董仲舒发展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法则教条。“仁”是中华民族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体系和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思想的根本，所以，以“仁” 学伦理道德理论为基础的孔子儒学，是对民族“人道”发展规律和特点的高度概括，从这一根本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克已复礼为仁”的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是符合民族文化体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独特思想。孔子从这一主导思想出发，强调了发展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和举贤任能的治国方针的重要性，并构想出“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老子的人道观的消极性导致了他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面前软弱无能而惟有退隐山林，而孔子积极的人道观，则是使他能正视现实，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变革，开创私学，努力为社会培养和造就推行他思想路线的优秀人才。但由于他过于理想主义，致使他一生虽奋斗不息，却难以建功立业，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然而，由于他的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因此并不因为他在实践中未见功效而减弱它的光辉。孔子的儒学是属于唯物主义的，是积极的、进步的。老子的“道学”和孔子的“儒学”开创了我国理性哲学发展的新时代，建构了民族文化思想体系发展的根本基础，推动了战国理性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制造了舆论，开辟了封建主义思想理论发展的道路，把民族思想体系引向了新的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少学者认为老子、孔子思想是代表奴隶制思想，或代表封建制思想。恐怕都不确切。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在新兴的封建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汉武帝时代，由董仲舒完成的，他提出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方针，宣布了“百家争鸣”的理性思想发展时代的结束。他的“儒术”，乃是以巫术文化思想的“天命观”为主导，综合老、孔思想和其他各家的一些思想，建构起来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这一封建主义的新儒学便成了而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无疑老子、孔子思想乃是民族文化主体思想的灵魂，也正由于此，才使封建社会思想发展始终有着生机，封建制度越走向没落腐朽，孔子、老子的社会地位也就越高，直至神圣化、神灵化。从封建统治阶级乞灵于孔子、老子欺骗人民，以求巩固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的消极面，也可说明孔子、老子思想积极的一面。正因其有积极作用的潜在力，才会被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蒙骗人民，起到巩固其封建统治所期望的消极作用，这是辩证法。

　　老子、孔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概念和“主义”思想，他们所处的春秋末期，还只是奴隶制“礼坏乐崩”，封建制开始产生量变时期。所以，他们是站在为民族造福，企图解决社会弊病的愿望立场上，以博大的胸怀，从民族文化体系发展宏观的高度，来研究和总结上古全部巫术文化，汲取其精华，以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也由于我国古代的巫术文化带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如原始时代的神话传说，奴隶制时代的“六经”思想内容，无不是如此。稳定的农业经济，优越的自然环境，严密而稳定的血缘家族基础结构的古老民族，容易崇尚黄帝、尧舜时代原始公社制的“大同”社会理想，老子的“小国寡民” 社会和孔子的“大同”社会，都是把传说中的上古社会理想化了的新构想。孔子崇拜周公，也是因为周氏族在取代殷之前还处在原始公社共和制时代，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尚书·无逸》），“伯昌号衷，秉鞭作牧”（《楚辞·天问》）。所以周族能兴盛起来，并引起了处在殷王朝残暴统制下的各氏族邦国向往周邦国的开明政治，这就是周文王不动干戈，凭“仁德布四海”，便得三分之二天下；至武王革命，令殷军倒戈，大部分殷侯国叛殷向周。西周王朝的建立，天下人心所归，因此使周公能吸取殷王朝灭亡的教训，切实施行周文王的“以德配天”、“遵礼尚施”的方针，教戒贵族统治者们要“知稼穑之艰难”，使奴隶制礼治和德治相结合，让百姓安居乐业，巩固和发展了新王朝的统治，这是奴隶制时代的王道。孔子所以对周公推崇备至，主要是赞扬他的“以德配天，遵礼尚施”的政迹。孔子处在社会动乱不安，周王室日益衰落的时代，高呼周公以求救世，是很自然而客观的，也是积极的，理想主义的。但孔子在理论上把夏商周盛世都归为“小康”社会，唯有“大同”社会才是他的最高理想社会。这就是孔子的可爱、纯真和伟大之处。他的理想，从此也成了我们民族长期来梦求的社会理想。这不是孔子凭空的构想，而是符合民族文化体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因此它能深入到民族人民的心灵深处，当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总会从心底发出对这位圣人的崇敬和咏叹。所以，老、孔思想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某种超时空意义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惜牺牲、团结奋斗，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和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精神相衔接。使深埋在民族心灵中的在封建社会无法实现的孔子“大同”世界理想，飞跃到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使民族的“仁者爱人”的仁爱道德规范能赋诸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使我国人民的思想要获得解放，而且能有前所未有的魄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吸收西方传统文化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来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聪明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史上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优势和地位。我们将在努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广泛地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建构起先进的新的现代文明，相信将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再显东方巨人的灿烂光辉。

                                                                                                                                     苏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