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发展史视角看高中语文新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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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发展史视角看高中语文新课改（上）


薄守生


    以史为鉴，可以避惑。关于我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一些了，然而这些成果对语文课改的介绍却不多，几乎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除此之外，我国“语文教学史”研究得又如何呢？我们只能说，此类论著尚不够多，且不够专，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这些论著中的“主线”不甚明了，用于指导高中语文新课改的价值非常有限。


“教”有规律但无定法

    关于教学方法的问题，笔者打算少谈一些，甚或避而不谈。有人说“教学是一门艺术”，言外之意即在方法上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科学方法，这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教无定法”。
    科学对艺术可以使用的手段较为有限，如同机器人最多能够复制艺术品，却无法真正地进行艺术创作。笔者认为，教学有基本规律，却没有固定方法。我们经常说某人“没有艺术细胞”，言外之意是说他没有从事艺术这一行当的天分，教学应该也是这样：高水平的教学需要天分（即创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普通水平或者低水平的教学不需要天分，谁都可以学会（即复制）。教学天才有没有方法可以传授？如果可以传授，那只是人才，不再是天才了。当然，在大众教育时代到来的今天，过多地、盲目地谈论天才，这甚至有“教育歧视”的嫌疑。


高中语文课程为何要改革

    教学目标决定教学内容。自古至今，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在先秦时代，我们所谓的语文大约就是识字而已。封建时代的“尊经”就是语文，目标主要是“教化”人。然而教化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味道，类似于我们现阶段的“两课”。但是，如今已经有了“两课”的课程了，不宜名目重复；于是就有了其他的一些表述，比如要求语文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审美的问题、道德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教学目标的议论。
    高中语文课程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不合理，所以需要改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以往的语文课程弊端最多，改革的迫切性远远超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科目。那它又为什么不合理？主要症结就在于高中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不够明确，或者说目标游离，或者说“可爱而不可行”。大家公认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即使有也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是教学方法的问题，不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小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明确的，读书认字嘛。那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呢？不知道，或者说不明确。全国那么多所大学，有那么多的中文系，师范大学有中文系，综合性大学有中文系，理工科大学也大多设立了中文系，连农、林、水、地、矿、音、体、美、医等等院校都开始设立中文系了，然而对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目标问题却没有真正统一认识。


一点确定不了一条直线

    根据最简单的几何学知识，两点可以确定一条直线，要想有一条确定的线段首先要确立两个端点。高中语文课程（一条线段）就是小学语文课程（可以抽象为端点1）和大学中文系课程（可以抽象为端点2）的中间部分，由于端点1确定而端点2不确定，所以，对于“高中语文课程迷惘”我们也就都能够理解了。
    令人费解的是，人们都在反思高中语文课程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反思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呢？似乎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真的没有疑问，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问题。举例说，某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最喜欢的课程是外国文学课，为什么喜欢呢？因为老师喜欢放奥斯卡获奖影片而不讲什么知识，最多让学生看完电影后谈谈感想什么的。如果都是这个样子，那大学中文系是什么？回答只能是“中文系=奥斯卡”，因为这样的课学生喜欢，老师也轻松。但是，如果把这种情形放在高中语文课上，估计没有人会觉得妥当。于是，高中语文课程的问题在这“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简单模型中得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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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发展史视角看高中语文新课改（下）




薄守生





语文史的轮廓

    就教学内容而言，语文课程在历史上屡有变化。夏商周时代，蒙童识字就是语文。在封建社会，基本上可以说“经就是语文”，学语文就是读经，并且强调“一经通而百经通”，必须精读，不可粗枝大叶地读读了事。
    封建时代的“经”就是一切学问，不但包含了今天的语文、哲学、历史，还包含了今天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学科不分家，一切学问为一经。到了近代社会，中国科技文化非常落后，于是来了几波“西学东渐”，学科门类渐渐分化，“经”也几度瘦身，范围渐缩。清朝末年，新学堂里有了“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的课程名称，但看重的还是“经”书时代的书面语，这时又被称为国文。再后来，随着白话文运动、歌谣运动等学术思想的兴起，口语开始受到重视，也就有了“国语”的说法。国文和国语合二为一，发展为今天的“语文”。这就是语文史的轮廓，也是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历史变迁。


考查人文性的新思路

    可以说，语文是不断瘦身瘦过来的，内容减负一直是趋势。现在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改革提出了要设置种种“模块”，模块的大量增加也许是希望语文回到无所不包的经学时代。
    大家都知道，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具体表现为“语文包括‘语言学’和‘文学’两部分，语言学比较接近科学，而文学则是艺术，前者偏重工具性，后者则偏重人文性”（温儒敏）。科学往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验证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的。艺术则不同，艺术的学习、涵化的问题更为复杂。高考中能够“标准化”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涉及艺术、情感的东西则很难通过简单的考试去评定。所以，高考语文试题中较为客观的题目是有关语言文字的试题，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许多人认为“取消高考无益于高中语文课改”。可是，对于高中语文中涉及的审美的、情感的因素，为什么必须通过高考来评定呢？音乐、体育等可以作为必修课却不列为高考必考内容，语文课程涉及审美的、情感的那部分，为什么不能进行同样的操作？如果可以，那么高考一类的话题就不再是语文课改的绊脚石了。
    可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把高中语文肢解为两部分了：高考只考语文的工具性，不考文学人文性；“文学人文性的语文”按照音乐、体育一样的课程来操作。当然，这种肢解是否有利、是否有一定的可行性笔者尚不敢断言。


谁的专利，谁的语文

    除了本文的主题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就是学科自律性和他律性的问题。教学研究、教育学在国内确实很尴尬，因为这类学科自律性差，专业性不够。就研究者而言，搞古代文学的可以称为大师，搞现代文学的也可以，搞语言文字学的还是大师，但似乎很少有专门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人被称为大师。有个别人小学没毕业，错别字连篇却成为“知名”作家；还有小学生跨越中学阶段直接升入大学中文系，也可能会成为优秀学生，可是其他学科却不一样。没学初中数学的话，高中数学很难学好，而高中数学没有学好那么高等数学一般也是学不好的，这是学科的问题。高中语文新课改步履维艰，与语文课程的自律性有关，也与研究者的专业性有关。
    纵观美国近20年的教育改革，“教育界在改革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体缺席”，改革的主体是企业界、地方政府和民众等等，但是笔者不知道美国教育改革是否特别关心人文性、审美能力这类问题。因为“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有来自民众的压力，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但是恰恰缺少来自企业的压力”，语文课改的问题才是一个问题。如果完全由企业界来主持这场课改，语文课改或许将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改革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和政府的支持认可；如果得不到这种支持认可的话，问题将依然还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