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郁达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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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为文不随时趣，与之定事大有古风

——焕元其人其书



管郁达







说起来，我与焕元从相识，到成为至交好友，书法，还有与书法有关的种种事情，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者说，书法是穿针引线的媒介。

人与人之间的际遇总起于各种各样的缘份。而我因书法而与焕元结缘，对我们两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快乐而幸运的事情。

记得是十多年前吧，我、闵思源君，还有焕元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论画、饮酒品茗。那时，焕元好象是刚从贵阳的一所商业专科学校毕业，踌躇满志、风华正茂，却蜷缩在一家不太景气的百货公司里无所事事。贵阳本来就是一个闲散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玩家”，有玩兰花的、有玩石头的、有玩围棋的，还有玩古董、玩盆景的……，林林种种，真是不一而足。像闵思源君，在我眼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玩家”和奇人：以一刑警出生而成书家，书画篆刻、鸟兽虫鱼，无一不精。且瘦骨清像、潇洒出尘，颇有些魏晋名士的风度。其时，闵君好象是在玩邮票，兼顾音响发烧，相形之下，书法更象是一桩“业余”的事情。古人说“偷得浮生半日闲”，那是因为当时的书家、画家都是吃官饭的大忙人，作诗画画的时间的确是偷出来的。焕元当时有的是时间，根本不用去“偷”，就跟闵君学起了书法，闵思源是他书艺上的老师、领路人，这是他常跟我念念不忘的。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书法其实是非常本质的一种艺术方式。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就说过，书法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了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是反映生命的艺术和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见宗白华《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美学与意境》430页）如此说来，书写这样的雕虫小技竟也与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性灵有着一种血肉般的连结，如胶似漆，有如人的呼吸。读老杜的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令人感慨无已的就是那其中浏漓顿挫、剑器浑脱、人剑合一的境界：“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读罢令人心中顿生向往之意。

人书合一，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不但是书法，也是一切艺术形式、艺术行为的最高境界，只是这境界却非惨淡经营所致，而是要在日常修为中自性悟得。王静安先生曾在其《人间词话》中拈出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拿来比附说说焕元的书艺，我以为大概是由第一种境界出来，刚刚登上第二种境界罢？正是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其一，他于书艺，不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心很深、而且是从一而终，从无旁骛。先说临贴，揩书下过功夫的就有唐人四大家，然后上溯至汉魏碑版；行揩，他取法于二王，旁涉苏黄米蔡，最后对王铎、黄宾虹、林散之等用力较深；再说创作，他开始有自己面貌的作品大都带有一丝简牍、书信的趣味，走的是学者书、文人字的路子，根正苗壮，率性而为，无法之法，显得自由漫烂。其二是焕元于书艺，与我一样，很少功利之心，纯粹就是喜欢，因喜欢而“鬼迷心窍”，渐渐成瘾。但他在书艺上所用的时日、金钱，可以说不计成本，几近于痴迷不悟。这样的人及其所为之事，有好亦有坏，坏处是，少有发表、见于媒体的机会，少有同行及书友的追捧，少有官场、商场与书法行会之间的应酬交换；而好处呢，自然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拿书艺去作稻粮之谋，酬酢之事，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当然就比有些职业书家来得痛快、自然。

古代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而文人也大都有个一官半职，所谓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是建立在田园牧歌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很少有职业的书家。书法，是行有余力的笔墨游戏，很少拿它当饭碗的。而书法在当今中国社会，早已演变为一门与世俗权力和金钱最紧密结合的艺术形式，这其中的根由。不外是书法由大众文化而变成“精英文化”，书写活动中的功效性、实用性让位于艺术性、审美性。书法成为专门之学与特权，这就为那些“以名得书”之人预留了空间。当今中国习书者之多，恐怕在任何一种艺术门类之上。这就使书艺活动也惹上了一些“江湖气”、“市侩气”，早已远离游戏心态。以此来观焕元的书法，我觉得最难能可贵且不易的是，他近些年来虽身在商海却能游韧有余，保留了游戏笔墨、寄情书艺的雅兴与闲情，这，又与古代的那些书家有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沟通：在心态上、在行事上都不那么浮躁。
    焕元的字与其温厚敦朴、委婉细腻的性情相近，比较注重点画、运笔之间的气韵与格调，起承转合、用笔用墨，处处透出一种神闲气定的祥和之气，比如，最近的行书斗方就是这样不露机锋、阿娜多姿的佳作。所以，我曾说过焕元的字近儒者而远道家就是这个意思。儒者仁厚，道家野逸。一阴一阳，倘能阴阳互补，动静相生，离“大道”不远矣！高明的书家都应当如此，不知焕元兄以为然否？

我与焕元相识近二十年，他给我的印象，是重情尚义、敏于行而呐于言，有古代遗风的那一类好好先生，总是平平和和的，不急不躁。而我的性情却要激烈得多，以为自己是呼风唤雨的角色，做事不计后果。但，奇怪的是，我们总能友好相处，而且是推心置腹、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大概也是一种默契与互补罢？

古人有云：“观其为文不随时趣，与之定事大有古风”。写字是游于“艺”、修心养性的风雅之事，字和文章到了一定的境界的都是写自己，所谓“字如其人”就是了——焕元的字与他这个人是相通的，书艺在他的身上已经化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喜欢他的字，更喜欢他这个人。









甲申年孟春于昆明圆通山下兽邻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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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

中国当代艺术最新突破



艺术作为理性自由的表达，是维护个体的一种手段，也是成熟的公民社会或者自由社会的前提。美术批评家提名的作品展，在当代中国的单极空间里，呈面了多元的新的可能性。



张洁平



2009年的许多事，都要从金融危机说起。当代艺术也不例外。人们还记得2008年前的中国当代艺术，那种兴旺到目眩神迷的状态，张晓刚的《老照片》、岳敏君的《笑脸》、王广义的《大批判》、方力钧的《光头》，不管艺术家本人是否乐意，汹涌的国际资本在中国硬是捧出了当代艺术界的“四大天王”。这标准，当然是以国际拍卖行苏富比，或者佳士得的拍卖价而定。另一方面，热钱涌入，宋庄搞艺术的“苦哈哈”们突然就富了。

这里面，有多少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成长与主体性显现，有多少是资本膨胀的泡沫，谁也不敢说。金融危机的到来，仿佛洪水退去的沙岸，贫瘠与高峰同时显露，冷静下来的批评者们开始探索当代艺术的下一个可能性在哪里。这就是刚刚在北京当代艺术馆闭幕的“领升·2009中国美术批评家提名展”的主旨。

对普通人来说，“美术批评家提名展”是个拗口的词。业内人士则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因为自1994年影响盛大的“首届批评家提名展”之后，这是第一次由批评家提名的艺术家作品展览。

提名者是“领升艺术论坛”学术委员会邀请的十六位与会批评家，青年批评家的冒起惹人关注；参展者则是被提名的三十五位艺术家，大部分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年青艺术家。用策展人管郁达与赵野的话来说，这个展览就是为了“呈现多元的新的可能性”，因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Havel）说，你不要忽视个体的声音，这种声音不能被忽视的时候，变革就来了。亚洲周刊专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管郁达和赵野。管郁达是中生代艺术批评家的代表，赵野则是艺术圈外的诗人。他们在云淡风清的云南遇见，两个同样热爱八十年代的自由与浪漫的中年男人，说起了共同的想法，一拍即合，一个年轻批评家提名年青艺术家的展览跃然而出。以下是访谈摘要：

怎么看金融危机后，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现状？

管郁达：中国当代艺术这二十年，用很短的时间，把西方现代艺术一百年的路快速地拷贝过来。有几个阶段的不同，八五时期，有个中心的信念，是集体主义意识，像王广义的大批判、张晓刚的大家庭、方力钧他们。他们都有一种社会意识，要么批判，要么对社会病理的一种呈现。八零后的年青艺术家，他们可能更多地致力于意念本身。艺术家可以作为启蒙工具，承担社会意识，直接表达社会的呼声或呐喊。中国当代艺术这二十年，我觉得在语言方面我们有很多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拷贝，但是我们自身的语言方式和语言形式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当代艺术在探索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但以往有过的对西方现代史有用的经验，被证明无法在中国复制。前些年，很多人向西方推荐中国当代艺术，他们在选择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他者”的形象，是一个猎奇的、泛意识形态化的、符号的东西，包括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卡通主义也好，他们“选择”了中国当代艺术，我们是被选择的。当代艺术它必须和本土经验融合，要有主体性，这样我们成长出的这个现代性是有根的，不是表面现象的躯壳，不是没有灵魂的东西。

现在能看出这样的趋势吗？比如这次展览，很多艺术家是三十五岁以下，从他们的表达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未来的趋势？

管郁达：这种趋势实际上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文化自觉在抬头。这次展览，呈现了很多不同的方向。首先，通过批评家的提名的机制，改变了单一的排行榜和以金钱论英雄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十六个批评家和学者，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有个人的偏好和立场，结果呈现一个“去中心”的样貌。我们不想去构建一个体系，因为这个操作方式本身是反中心、反体系的，这个展览的意图更重要的推崇一种多元、多中心，甚至于是边缘和离散的状态。我们不期望做成一个引领中国当代艺术何去何从的展览。本身我们就反对这样一个事情。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涂鸦风格、图像风格，他们都在一起，不是单一指向，我想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比较真实的呈现。这个趋势也完全超出我们的意料。艺术家的语言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无法安身立命，个性又从何谈起。如果要讲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的青年艺术家，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呈现各种各样的风格，去探索，去表达。有一些很成熟。杨黎明，抽象主义；丁炜，现代寓言：何工，宏大叙事；关晶晶，纯粹的艺术语言本身的探索。

去中心化会不会失去方向？

赵野：我不是这个圈子的里的人，我没有那些圈子里的论资排辈的概念。我反而更欣赏青年人的锐气，希望让年轻人有一个出场的机会。不管是市场和学术，我们从没有想树立一个标杆，这个太大了，我们没有兴趣做这种事情。策划这个论谈的时候，是在金融危机最迅猛的时候。当时大家是很悲观的，没有人想到这一年好像就快过去了。在悲观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能不能让年青人显示出新的可能性。通过这种呈现，大家再来做一些研究，而不是在书斋里，想当然地做出一个标杆，引领一个方向。

管郁达：赵野讲这个，是我们最原始的想法。这些年我在批评界是属于“中生代”，他们送我一个词是“承前启后”，那在我之前有比我年长的，在我之后有更年青的。二零零七年开始，我们发起了一个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每年会有老中青三代批评家坐在一起，有聚会和讨论，这个讨论有很奇怪的现象，越往后开，大家越失望。第一次开还有一个新气象，往后会慢慢变的体制化，都在讲怎么样与国际接轨，怎么样制定章程，怎么评选，老先生也有一个论资排辈的体制，年青人就没有机会在那个体制里说话，即使有，也是个拼盘式的，“我们让年青人说话，我们给你说话的权利”，你的权利是被我们给定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让公民自由，让公共空间的建立，让公民社会，如果我们身为艺术批评家，都不是在自己的民间空间里实现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教育，我们谈会么中国的民主自由。我在云南是边缘的，就想提出这么一个召集，遇上赵野，一拍即合，为什么我们怀念八十年代，书家诗人文学家都在一起热火朝天的讨论，后来就分化掉了，越来越圈子化，那种自由精神反而少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提议非常好。

有什么需要反省的？

管郁达：我们希望强调展览的新锐性，有更多实验性，更多一些中国的本土经验。比如实验性，整个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实验性的探索我认为最生猛的还是八十年代。八九之前，那时候是高昂的甚至歇斯底里的乌托邦，比较符合艺术发展的真实状态。2004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化介入了新的因素，艺术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模式，把中国变成了产品加工基地，卖场在香港伦敦纽约，当代艺术成了一个生产流水线方式，资本涌入，这个时候要做出一个清醒的判断是不容易的。2008年，泡沫破了，大家才知道艺术要回到本质上去。

这二十年来中国的成长是三驾马车，政治、文化和市场，文化是个弱势角色。我自己很悲观，这二十年来，政治对中国社会有贡献，经济有贡献，文化的贡献在哪里？艺术家你的贡献在哪里？比如你贡献一种生活方式，像海明威那一代人，贡献精神价值。这东西没有出来，这些艺术家有钱，很快富起来，没有提供出钱买不到的精神价值或者生活方式。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家变成他的画卖了多少钱他就是天王，这东西跟福布斯排行榜有什么区别？

赵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提出，美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现代性还有一半是永恒不变的。反观二十世纪整个现代化艺术，更多是注重现代性那一方面，不断在变，不断在变，把各种语言各种手段都尝试尽了．我认为现在大家应该回过头来重视那永恒不变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再加上个人强大的心灵感受力和个人的创作才华，这也是可能性之一。现代艺术就是不断发明新的语言，后现代艺术觉得没办法创造新的语言了，就搞各种语言的组合、拼贴，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回到永恒不变的美。回到艺术家的内心，艺术家本身的审美力量和感动。

管郁达：这些基本问题，在讨论中往往被滑过去。我希望能做的深入的思考，不要很快就浅尝辄止，滑到下一个问题上了。我们的很大误区就是，我们拿来很快，但我们真的没有建立一些东西。中国当代艺术缺少在政治学的意识、公共空间讨论的自由。艺术作为我们理性自由的一个表达，它是维护个体的一个手段，也是成熟公民社会或者自由社会的建立，中国是滞后的。在这样一个单极的空间里，我们去谈论个体的自由时，多少是有点勉强。哈维尔说，你不要忽视个体的声音，这种声音不能被忽视的时候，变革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