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演讲的魅力——从梁启超先生演说词中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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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演讲的魅力——从梁启超先生演说词中学到的
袁源


        阅读演说词就像看电视里的美食节目，好像都闻到了香味，就是吃不到嘴。特别是读梁启超先生的演说词，总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没法亲见亲听梁先生的现场讲演，当时又没有视频的保留，只能借助他人的记录，如梁实秋先生《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或者自己的想象，感受梁先生演讲的风采。

所以每教《敬业与乐业》，总好像缺了把火。学生也隔靴搔痒似的不得劲，因为简单的把此课当成议论文的范例，讲讲议论文知识（此课几乎涵盖了初中议论文知识的所有内容——议论方式上的立论与驳论、议论的三要素、论证结构及方法、论据的分类和运用等），虽是省力，却不给力。究其原因，那是篇演说词，是演讲者登台面对广众说的话，一间教室，一位教师，几十名学生，哪有那种气氛？更体现不了梁先生谆谆教诲之情味。

今天读的是梁启超先生就女权问题于1922年11月6日所做的专题演讲《人权与女权》，所学得的演讲功夫在于“说”的四种关系，分别如下：

一、“说”与“思”。梁先生演讲可谓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精彩的“说”，来自灵动而深刻的“思”。梁先生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可见，梁先生的事先思考是很充分的，不似某些专家随意的说，说到哪儿是哪儿。就拿这篇《人权与女权》来说，梁先生用若干个设问，把“人—人权—女权”以及相关的各方面阐述得缜密严谨，其中关于“人权运动”的三大阶段，更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标示得清清楚楚，逻辑性很强。而紧跟着，梁先生就用语言描摹画面，再现场景，这一来，感性的思维带来的形象生动，就会给在场者许多如临其境之感。他道：“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堡的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齐来！属地么，要自由；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十九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这段话几乎都是短句，把西方人权运动描画得汹涌澎湃，热火朝天，跟前面的细致分析相得益彰，给人强烈的感受。

二、“说”与“引”。“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引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出处同上）这一点我们读者甚至可以从演说词里感受到。从《敬业与乐业》里征引的儒家经典语录，到《人权与女权》中引述的古希腊及西方的人权现象，都很丰富。但更令人钦佩的是这些征引的书面语，在梁先生这里，可以和演讲的口语自然地连在一起，天衣无缝的连在一起，好像这些引语本来就应该在那里的。比方说《敬业与乐业》中有这么一段：“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单、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得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瞧，这里“引”朱子的话就是帮着自己“说”的，毫不穿凿生硬。

三、“说”与“听”。梁先生演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自己“说”，一方面替听者的心来“说”，于是，说者和听众就完全融合在了一起。这种模拟，让听的人常常感到如出己声，如道己言，不知不觉就被他完全吸引了。再比方《人权与女权》中开头的一段：“诸君看见我这题目，一定说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说人权自然连女权包在里头，为什么把人权和女权对举呢？”这种从听者的角度设疑的方式，构成了“说”与“听”的心理对话，虽不见如今的现场互动，但交流的力度并不减弱，甚至更能引发读者共鸣，最终实现默契，也是必然。

四、“说”与“演”。梁启超先生的演讲在梁实秋先生的笔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尽管过去了很多年，尽管他听过许多大师演讲，但依然难忘：“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出处同上） 原来真正的演说是全心投入的，其虽为“演”，然而绝不“装”，那是“说”到动情处的自然流露，又是与“说”和谐相生的另一种强化方式，所以给人深刻印象。

可以从梁先生演讲中学到的还很多，只此几点，难以尽言，特别是不能到现场感受，就如同追星族无缘目睹偶像的精彩，只能抱憾。

                          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