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误区：诗歌冷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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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误区：诗歌冷热观

　　　　　　　　

阎延文



这是诗人注定在精神原野漂泊的时代，到达彼岸的距离如此遥远，传统的禅与道消失了，东方文明的静美空灵在物欲社会中被击打得粉碎；而西方基督教传统又是那样遥远，无论中国诗人怎样呼天怆地，普罗米修斯的火种仍然如雾中看花，显得有些隔膜。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狂欢节般的诗歌激情冷却后，当前诗歌虽然保持了探索的锐气，但却疏离生活的热度，呈现出崇尚市井、抹平深度的写作态势。诗歌的“零度情感”初露端倪，泛滥的诗歌模仿遮盖了鲜茂的原创性。在为诗歌上路之前，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诗歌情感热度的神话与误区。

中国古人早就说过：“诗缘情。”西方诗学传统也确信：诗歌源自酒神戴奥尼奥索斯的躁热与迷狂。踯躅于两大诗歌传统之下的中国诗人，本应是情感的晶体凝结，时代的热泉与光源。但是，在尴尬的诗歌落潮中，情感的“热度”似乎正被稀释乃至蒸发，只留下令人迷惑的苍凉记忆。这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纵观当下的部分诗歌，我以为诗歌热度的迷失表露于以下几个向度：

首先，缺乏思想的浩茫与明亮程度。诗歌的深度，集中体现在展示人类精神苦难的深度，以及诗人个体对苦难的敏感与发掘。正是在生命悲苦的沉醉中，在理性的沉思和思想的浩茫中，诗人才能创作出最优秀的诗篇。在文学品类中，诗歌是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只有在生命此在的沉醉中，才能找到精神的欢畅。翻开史卷，正是诗歌那壮丽的生命感，锋芒毕露的才华，情的骚动、灵的放纵和个性自由的无所顾忌，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花朵。然而今天，诗歌曾拥有的锐气豪气、刚劲苍凉、喜悦梦想，甚至泪珠与欢笑，都在一派时尚的精细语词和虚伪技巧中，如沙漠之水归化于无形。甚至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微妙的情感色彩，也已经日渐苍老了，很难产生震动人类心灵的强悍力量。思想苍白，成为诗歌热度迷失的第一位元素，正使诗歌日渐远离艺术的理想国。

其次，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西方人常说，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殊不知，中国诗歌最惊心动魄的美学传统，既不是南方的巫术九歌，也不是北方的郑卫之音，而是包容在诗歌理念深层的忧患意识，是五千年民族文化涵养的悲悯情怀。那吞吐大荒的胸怀，热力澎湃的力度，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与天地同体、物我合一的至大至刚境界，令人隔绝千古为之喝彩。然而，在冷凝过度的现代诗歌语境中，诗的热量正如夏日露珠，不断蒸发消散，成为物欲社会骄阳下一道美丽的影子。诗人对百姓苍生的浩大悲怀不见了，对社会人生的透视和人类良知的追问也显得软弱无力。由于缺少激情参与，也就无法抵达思想的颠峰，更难以凝结出冷峭的反讽、透骨的逼视和入木三分的解剖。如果说诗歌是虚假艳丽的瓶花，也许过于苛刻。但失去生命热力的花朵，无论多么精致，又怎能焕发生命的激情与爱？

第三，缺乏人间关切，丧失了生活的参与力。记得一位诗人兼记者朋友说，他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后，曾向若干位诗人约稿，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思考或者不愿写这类题材。人们不禁要问，当一个民族处于正义激愤和情感热潮的时候，她的诗人为何如此冷漠，如此无力？我们也许不能苛责诗人，但今日诗坛确实缺少屈原那种“长太息以掩涕”的悲天怆地、杜甫那般“安得广厦千万间”的人间关切，更缺乏拜伦那样以生命实践诗歌理想的圣徒之路。诗歌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热点的参与力，不仅无法与报告文学等文体相比较，就是同样处在象牙塔中的小说、散文，也比诗歌更具当下冲击力。这种远离尘嚣的追求，固然是对政治诗歌的矫枉过正，但诗歌一旦丧失了人文关怀，丧失了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的情感支点，试问：诗歌，将向何处安身立命？

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但“零度情感”的诗歌神话，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原载《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