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管季超0712

百年转型中的公民教育

——以商务印书馆的公民教科书为例



傅国涌





一

    公民的概念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从西方引入，它起源于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 早已名垂青史。所以，公民教育的起源可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柏拉图的《国家篇》与《法律篇》中都有对公民教育的阐述，认为这是国家组织的重要基础。经过罗马共和时代，到16世纪，公民教育在欧洲随国家思想而勃兴。[1]“由国家大规模的担承近代意义的公民训练的学校之设施”则始于19世纪。[2]从那时起，公民教育不仅成为普通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主要目标。

何谓公民教育？公民教育要达成什么目标？1924年，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说：

    概括言之，在养成明达之公民；演绎言之，则了解自己和社会之关系，启发改良社会之常识与思想，养成适于营现代生活之习惯。[3]

    1927年，陈筑山概括了公民教育的三个目的：

    一、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就文化程度而言，失学的成人与青年在三万万以上，在民智竞争的世界，面对教育普及的文明国家将何以立国？“故公民教育的第一个目的，实应今日国家的根本要求而立。”

    二、中国人讲私情、谋私利、逞私见、好私斗，重私德，轻公德，“处今日公共生活很发达很复杂的社会，表现这样的社会性的弱点，非从根本上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团体道德不可。故公民教育的第二个目的，实为对今日中国社会的病症而立。”

    三、 “中国人民向来对于国事极为冷淡，缺乏政治的常识，国自国，民自民，两者似乎全不相关，今日已入于共和政治的途径，非培养民众的政治道德知识和技能，则民国何以能保持存在图谋发达？故公民教育的第三个目的，特为巩固中华民国的根本而立。”[4]

    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变革进程在社会层面并没有停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受过新旧教育的中国人各自在继续努力，这些努力穿越了中国文化给予他们的限制，超过了原先接受的四书五经教育的范围，从异质文明中吸收了新的种子、新的思想，并通过报刊言论、教育实践和新式出版物影响社会进程。无论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还是留在国内的张元济、严复、蔡元培这些人，无论是办刊、办学，还是翻译、出版，他们的基本共识，都是要开启民智。开民智乃是为了造就一代新民，正是借助梁启超、严复的笔，“国民”、“权利”、“义务”、“平等”、“自由”、“自治”等词汇相继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通过普及最广的教科书将这些思想播洒在幼小者的心中，这是百年中国转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是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萌芽期。  

    到民国早年，公民课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创办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终刊于1948年，三十年间先后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就有80来篇，或是翻译，或是学理研讨，或是操作设计。近半个世纪中，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定，包括面临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整个公民教育的进程都没有中辍。

    然而，在以往的思想史、教育史研究中，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搅动时代风云的思潮，那些一言而为天下法、享有大名的思想家、知识分子身上，对涓涓细流、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尤其那些没有什么高深见解、旨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是长期的断裂和遮蔽造成的。

    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晚清以来的修身到民国的公民教科书为例，结合《教育杂志》的讨论文章，观察20世纪前半叶公民教育在这块古老大陆走过的路程。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里占据着主要的市场份额，《教育杂志》也曾是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大致上看清公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在萌芽、兴起、衰微的演变轨迹。

二

    确切地说，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拥有一席之地，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1912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但此时“公民”还是与“道德”捆绑在一起，没有取得自身独立的地位。严格地说，“公民道德教育”还不是普遍意义上“公民教育”，而只是新的“修身教育”，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晚清新学初兴之时，承接长期传统儒家教育，因修身的需要而设立修身课，商务印书馆1904年编辑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就是一个典范，初小10册为张元济所编，高小4册为高梦旦所编，中学5册为蔡元培所编，都署名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三人校订。

    1896年出生在贵州盘县的张道藩在回忆录中说，当年读过蔡元培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一本书和我以前所读旧书，以及我受的家庭教育，使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譬如忠孝等）有了很多的认识。也对我一生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影响。”[5]

其实，蔡元培编的修身教科书已经依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提出了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在“国家”一章大谈“人之权利，本无差等”，“国家者，非一人之国家”，还专门有“职业”一章，强调职业无高低，官员、医生、教师都要有职业道德。鼓励学生勤勉、自制、坚持正义、真理、务公益、廉洁等等。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私德层面，更多的立足于公德，或者说开始强调公民修养，这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所没有的。

初小的修身教科书共10册，每册20课，200课中没涉及一个“君”字，300个故事没有涉及一个“忠”字，大体上提倡宽容、公平、进取、尚武、信实这些价值，其中有三课“守法”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第八册19、20课讲“国民”。高小的4册，都是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的事实，并附了现代的伦理。可以说，这些修身课本已具有某些公民教育雏形，虽然还拖着一缕道德教育的影子。有些研究者简单断定那时的修身课只是臣民教育，也许是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些教科书。

民国的创立不仅是革命党人多年奔走、发难的结果，也与长期以来开启民智的努力分不开，可以说多方合力，最终水到渠成。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了很大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已呼之欲出。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6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这是《自由》一课：

人类者，天赋以自由权者也。有身体之自由，有思想之自由，有信仰之自由。

身体自由者，苟不犯罪，无论何人，不能拘束囚禁我之身体。思想自由者，若言论权，若出版权，若著作权，皆为我之所有，他人不得侵犯。信仰自由者，我所信仰之宗教，不能以国力强制之。夫以国体共和，吾人可益伸张自由之权。然自由者，固以法律为范围也。

要之，吾人自己之生命财产名誉，固当贵重，而尤不可妨害他人之生命财产名誉。妨害他人者，即轶出于法律之外者也。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人权》一课说：

人权者，人人所自有，而非他人所能侵损者也。析而言之，有对于公众之权，有属于个人之权。

组织社会，参与政治，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人权之对于公众者。

信教自由，营业自由，生命自由，财产自由，意志所在，即权力所在，非他人所得干涉。此人权之属于个人者。

具此伟大之人权，但能各保其权，而不相侵犯，任所欲为，无施不可也。

格言：人有同等之权利。

《中华国民》：

国民为国家之分子，国势隆替，系于政治。政治良楛，系于风俗。风俗美恶，系于人民之德性。故人民对于国家，必修德淑性，以自尽其国民之分。

所谓修德淑性者，恭俭持躬，朴勤处事，入则孝弟，出则忠信，重人道，谋公益，遵奉国宪，惠爱群伦，平时则振起工商，促进文化，战时则踊跃赴难，发扬国威。

格言：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至于“尚武”在晚清就已提出，盛行于1906年日俄战争前后的军国民思想，即包含了

某些公民教育的因素，并不是民国才开始出现的新概念，《新修身》第二册有“义勇果敢”，第五册有“尚勇”，第六册有“义勇”、“武勇”。

1912年6月初版，1917年6月已出到218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其中第十一课是《选举》：

立宪政体必有国会，由全体国民选举议员，以议国政。凡定法律，收赋税，必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

国会之外，有地方议会，由其地居民选出议员，以议一地方之事。

议员代议政治，关系甚巨，故选举议员者，及被选举为议员者，皆宜慎重从事也。

第十六课是《平等》：

共和国无君主，无贵族，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

……故一国之民，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为军人，或为农工商贾，各就其性质所宜，任择一业，以自尽其天职。初无贵贱之分也。

第十七课《自由》解释，“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并强调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

第十八课《好国民》：

集众民而成国，一国之兴衰治乱，视其国民之品行能力。故修身善行为爱国之本务。

对己则修德、力学……对社会，则敬老慈幼、救贫济困……对国则纳税守法，卫国爱众。如此诚为好国民也。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等，都涵盖于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1912年4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第五条，“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当时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第四册有一篇课文《民主国》：

“我国数千年来，国家大事，皆由皇帝治理之。民国成立，由人民公举贤能，治理国家大事，谓之民主国。”

第八册53课是《法律》，“共和国之法律，由国会制定之。国会议员，为人民之代表。故国民之所定，无异人民之自定。吾人民对于自定之法律，不可不谨守之也。”

另有《司法》、《行政》、《选举权》等课，第56课《待外国人之道》说，“无论肤色如何，程度如何，皆当待之以道”，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国民意识。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编辑大意》比初小更为具体：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

连国民的参政能力都纳入编辑目标之中，这比“新修身”还要进了一步。难怪1912年6月初版的这个版本第一册第一课就是《国体与政体》：

国体有二，曰君主，曰民主。君位世袭者，是为君主国，不置君位，由人民公举总统者，是为民主国。

政体有二，曰专制，曰立宪，政权由一人或一部独揽者，是为专制国。政权分为数部者，是为立宪国。

立宪国之政权，大抵分为三部，立法属于议院，司法属于法院，行政属于政府，各有权限，一切以宪法为断。

世界各国，有君主立宪，有民主立宪，各因其历史而异。惟君主专制，不适于今日之世界，几无复存者矣。

以如此简明的方式将国体、政体问题告诉初入高小的学生，使他们明了专制与立宪的区别，这是政治常识的启蒙，一种典型的公民教育。

第二十三课是《共和政体》：

法儒孟德斯鸠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盖人民各以己意投票选举，以议一国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选定议员若官吏，则委以治理之权，而服从其下，故曰人人皆治于人。

昔者各国政体，多为君主专制。一国政权，恒握于少数人之手。又无法律裁制之。故及其弊也，万机丛脞而不能理，刑戮残酷而不能止。此尊重自由之民族，所不甘久蛰伏者也。反其道以行之，而共和政体成立矣。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惟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既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凡属国民，皆有服从之义务。而议员若总统，尤当念责任之重大，施政方针，一以民意为断。治人者，治于人者，各尽其道，则国家未有不昌者也。

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叙述民国诞生的历史，另有介绍华盛顿、卢梭等异国领袖和思想家的课文。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2560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有各种原因，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1915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11月26日张元济写给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信中说：“敝处先将‘共和’书更名‘普通’，以为过渡时代之用，已送部复核[照审查图书规程令]”。

虽然做为过渡用的“普通”教科书删去了共和国教科书中“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学龄儿童的心中，影响之深远，超过了那些议论高深的道德文章。

三

孙中山痛感国人如一盘散沙，连开会、动议、附议、表决都不会，亲手编写了《会议通则》（以后改名《民权初步》），191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在自序中说，“孩提之学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 也就是要教人学习做公民。如果论影响，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还抵不上那些公民教科书。就在这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一册，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1916年10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1919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办法分两种：（一）宜编订公民教本，专为中小学校教授公民科之资料；（二）宜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专为通俗演讲之资料。议案获得通过，联合会函请各省区教育会，搜集公民常识资料，分门编订。[6]

1921年出版的新法教科书专为改制后的小学高年级使用，杨贤江编、王云五、朱经农校的《新法公民教科书》2册与计志中编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并行。1922年12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也就是这次学制改革，正式取消了“修身”，初小改为“社会”，高小起改为“公民”。1924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1926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1929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标准起草委员会编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于公民科规定很细致：

（1）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包括家庭及其组织、学校生活、同业组合、地方自治团体、国家、个人的习惯、维持社会组织的原则。

（2）宪政原则，包括国家的性质、政治组织、代议制度、政府组织、人民权利义务、法律、公共治安。

（3）中华民国的组织，包括中华民国的起源、民国政府的组织、地方政府的组织、国宪与省宪。

（4）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原则、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消费和财政。

（5）社会问题，包括教育、职业、卫生、劳动问题、禁烟禁酒问题。

（6）国际关系，包括对外关系、国防、外交、国际关系的维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国际组织。[7]

“新学制教科书”由1924年5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修身科所强调的“德性”培养，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趋势。[8]

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16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第十六课《法治精神》在列举了人治的恶例之后如此解释：“民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国会，国会里的议员，都是人民举出来的代表，所有的法律，都应当由他们议决，再请政府公布施行。照这样规定的法律，就格外有力量，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变更或废止的。无论政府人民，都要受法律的拘束，都要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备法治的精神。”

第三册第五课这样解释“代议制度的精神”：

就国会方面来说，议员要明白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无论议决的什么案件，都要以人民全体的福利为前提。就政府方面来说，第一，行政首领须将财政方面和政治方面一切事务详细报告于国会；第二，所有法律须交国会议决，然后公布。就人民方面来说，人民虽则选出代表组织国会来执行政权，却不可因此卸责；一方面应当监督议员的言论，一方面应当做议员的后盾。这都是代议制度的精神。

第七课将人民的权利分为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叫政治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人民得投票选举和担任公职。私权是个人以私人资格而享有的权利，所以又叫做个人的权利，分为基本的自由权和补充的自由权两大类，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家宅的不可侵犯、营业工作的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有缺损的地方，个人的生活安全就没有保障了。补充的自由权包含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如果出版不能自由，人民的思想就受政府的束缚；如果集会结社不能自由，人民就不能团结许多人来做事体，所以这一类的权利也是很紧要的。此外，人民还有法律上平等权，书信秘密之保有权，请愿权等。同时也指出，人民虽有自由权，但是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或危害公安为限；过了这个限度，国家就有权干涉了。

第十一课《大总统》，“至于大总统的责任，可以分为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来说，民国大总统经由内阁行使职权，政治的责任有国务员代负，他用不着去负的。民国法律是平等的，大总统犯法，法庭一样的可以拘拿治罪。故法律方面，大总统是要负责任的。”

第十六课《好政府》，“好官吏、好法律、都是好政府的原动力。但是最重要的原动力还是好人民。好人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好人民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对于政治事务要时时关心，时时监督。在选举的时候，人民固然要认真选举；选举以后，也要随时监督国会和政府。国会和政府一举一动都有人民监督着，国会就不敢议决违背民意的法律，政府也不敢做出违背民意的事情。这样一来，自然会产生好官吏和好法律。所以人民要想有好政府，不必希望别人，只要自己对于政治事务，肯时时关心和监督就是了。”

张粒民在《教育杂志》发表《小学校之公民教育》，为小学的公民教学设计了一张简明图表：





[9]

这个图表是根据教科书循序渐进的内容安排概括出来的。1924年6月初版的还有一套四册高小用“新撰公民教科书”，万良浚、魏屏三编，王云五、李泽彰校，用浅显的文体文编写，与白话的新学制教科书系列并行，《新撰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要》与“新学制”几乎完全一样，内容也大致一样，第一册的许多篇目相同，比如“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只是“新学制”纯用白话文编写。新学制的初中公民教科书是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四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1928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193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2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1933年到1934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4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公平竞胜》提出：“第一要严守各项规则，二要态度公正，举动光明，尽自己本领努力竞争。三要服从评判员的裁判，不可妄加指摘。四要和竞争对方始终维持友好态度。五要谦和快乐，胜不骄傲，败不懊丧。”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1933年7月出版，11月已印70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民主政治是舆论政治。国民既将政权委托于政府，政府的设施是否正当，还要取决于国民。国民对于政治的意见，叫做舆论。国民真正的舆论，政府应当采取，作成法律，期其实行。

舆论是一般国民的公共意见。一个政党的意见，不是舆论。一个报纸的主张，也不是舆论。真正的舆论是由国民几经讨论而后成立。国民关于舆论，应当有尊重少数和服从多数的精神。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1923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10]

  他高中毕业于1940年，1937年之前读初中，读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的公民教科书。他说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多少人还能在未来的人生中忆及公民课给予他的训练？今天已无法知道，但是，可以确定，包括李慎之在内，那个时代上过公民课、接触这些课本的少年，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公民教育中的一些内容后来不再提了，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中国50年代社会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早年受过公民教育的人来支撑的……”[11]

五

1937年3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从课本来说，比以前的更贴近学生，更为成熟了。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的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的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例如语文课的国文，不独可使我们能明白清楚地叙述事理，表达情意，而且可从中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外国文，使我们得由外国的语言文字中了解外国的事物情况。又如历史地理，不但使我们明白本国与外国的历史事实与地理情况，且可激发我们的爱护国家、爱护民族的观念。这些知识，可说没有一种不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不但如此，我们做课业的活动，直接是学习功课，间接乃是培养公民道德。”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

1939年，罗廷光在《教育杂志》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即带有浓厚的党化教育意味，与商务版代表的公民教科书长期以来致力的目标已有很大差异：

确认三民主义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理想，也便是中学实施公民训练的无上准则。……本此以实施训练，则：第一，中学生须认清“中国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为建国及解决社会问题唯一之途径”；第二，彼等在公民科及其他有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问题等）上对他种主义尽可多方面研究，但以不离乎三民主义的立场为是。……[12]

从修身课到公民课，重视公民教育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营出版机构的一贯宗旨。针对小学公民教育，不仅有教科书，在配套的“小学教育从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之理论与实际》，“师范小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概论》，“小学教师丛书”中有《小学公民训练教材和教法》，此外还有《学生自治须知》、《公民教学法》等，“小学生文库”中除了《国家浅说》、《政治浅说》、《民权初步摘要》、《民权主义浅说》、《法律》等，另有一本叫《好公民》。在“民众基本从书”中也有一册《怎样做公民》。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怀疑虑，“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194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1940年7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 “参阅者”名单包括朱家骅、吴铁城、陈果夫、陈布雷等要员，官方聘请的梁实秋等专家，出版家王云五虽然也名列其中，主导权已转移。尽管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还在，公民权利、地方自治、公民训练、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是在教科书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党化教育的不断侵蚀、污染、异化，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此时的公民教育实际上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微，20年代的黄金时代再也不可能重现了。虽然1947年12月汪懋祖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为中学公民教育概括了五个原则，那也只是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不可能付诸现实：

1、公民的习惯与品性

2、公民的动机

3、公民常识

4、培养公民理性

5、树立公民理念和信心   [13]

抗战后期，李慎之在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成都一个中学教过半年书，校长让他包教全校高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全部公民课，教的大概已是国定本。他说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晚年回想起来他深感惭愧，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为未来的民主建设多培养一些元气，所以1997年11月他在《改革》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下一辈子最想做的工作就是再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 [14]

自1949以后，公民教育不仅退出学校，而且在整个社会销声匿迹，以致今天许多人把政治课、思想品德课与公民课相混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初中开设公民课，二十五年过去了，公民课尚未得到恢复。2005年杨东平等编的小学版《新公民读本》出版，也未能使用，新公民读本的中学版则迄今未见出版。今天，即使我们像李先生那样怀抱一个当中学公民课教员的梦想，也依然只能是梦想。



                                                     2010年11月6日杭州



说明：此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程巢父兄帮我复印了24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身、新修身和公民教科书，凡来自这些教科书的引文，不一一标明出处。此外，还要感谢王小庆兄，他编的《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待出版）选录了《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的有关公民教育文章，他撰写的前言也令我受益。

注解：

[1] 曾在幹《略论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8年2月。

[2] 常道直《小学公民课教学法》，《教育杂志》1924年1月。  

[3]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4] 陈筑山《平民的公民教育之计划》，《教育杂志》1927年9月。

[5] 张道藩《酸甜苦辣的回味》，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68年。

[6]吴家镇《高时良现阶段中国公民训练之鸟瞰及其改进》，《教育杂志》1936年3月。

[7]易正义《民国初年中学“公民”课程的建立》，《亚东学报》2009（29），转引自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8]彭基相《公民的训练》（译文），《教育杂志》1924年9月。参考王小庆王小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前言》。

[9]张粒民《小学校之公民教育》，《教育杂志》1924年4月。

[10] 《李慎之文集》上册，62页，自印本2003年。

[11]谢泳《1913年的美国公民学》，165—166页，《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

[12]罗廷光《国民精神总动员与中学公民训练》，《教育杂志》1939年11月。

[13]汪懋祖《中学公民课程之讨论》，《教育杂志》1947年6月。

[14]《李慎之文集》上册，53页，自印本2003年。

管季超0712

转帖：1980年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
马波

        
     【1980年11月3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王军涛贴出的《竞选宣言》中说：

     我的竞选，是为了接受人民的选择。假如我当选为人民代表，我将坚持维护人民利益，与危害人民的贪官、政客斗争；我的竞选，是为了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管是否当选，我将为这一崇高目标奋斗终生。

过去的十年，我们已学会怀疑和批判；未来的十年，我们要学会创造和建设；让我们新一代推动中国！——这就是我的竞选口号。】



    在北大学习四年，令我最难忘的就是发生于一九八O年的北大竞选。虽然竞选的仅仅是海淀区人民代表，既无权，又无利，但富有民主追求和爱国热情的北大同学们却无比积极主动地投入了进去。藉此机会，他们纷纷提出了各种新鲜思想、异端见解，不同观点，向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极左理论发起了一轮轮凶猛的进改。这是继西单「民主墙」之后，又一值得载入中国民运史册的一件大事。
    谁说我们中国人素质差，落后，不配享有民主?北大竞选的实践完全批驳了这种观点。难道因为孩子幼小，不会走路，就永远不让他站起来练一练吗?北大竞选不单单是一场民主选举的大演习、大训练，而且还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按照民主的程序，选出能代表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表。

    这次竞选传播了大量的民主思想，把一些头脑单纯的同学，从毛泽东思想的宗教教条桎梏下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民运骨干，如王军涛、胡平、杨百揆、房志远、张炜等。他们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中国官方却不喜欢这次竞选，发出种种责难，并进行新闻封锁，严禁报导有关竞选的活动。致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至今不清楚其中内幕。

    当初，北大有几个同学曾冒着危险，秘密印了一点点有关竞选的材料，但数量极少。我在同学中只发现女界竞选人张曼菱有一本，但张女士极为珍惜，拒绝外借，我只能眼鉴而已。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有一本北大竞选材料汇集。

    如今，香港田园书屋经理黄尚伟先生决定出版这本北大竞选材料汇集，我非常高兴。黄先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实在是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大家都知道：出这类书是赚不了钱的，所以，我相信北大广大学友及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都会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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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竞选运动大事纪

    北大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一九八O年十月六日开始的。第一阶段（大致整个十月份）是选民登记和选举干部学习阶段。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大约十月中旬，北大部分学生公民开始酝酿竞选。

    十一月三日学校公布选民榜，进入第--阶段，即张酝候选人阶段当天上午，经济系夏申、国际政治系房志远、技术物理系王军涛相继贴出竞选宣言，这是北大第一批站出来的候选人。与此同时贴出的最初一批介绍竞选人观点的文章中（房志远《我的一些观点》、夏申《争取民主，实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和《假如我当选代表》），均触及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评价、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墙、魏京生案、取消四大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又涉及到当选后要为选民办的具体事项。

    十一月六日，哲学系易志刚宣布参加竞选。

    下午房志远在二教一O三举行我校竞选活动中第一次答辩会，到场五OO多人，窗户外都趴满了人。《人民日报》记者参加（以此为地点，国内外记者频繁出入北大，采访北大竞选运动），鉴于会场太挤，以后竞选人答辩会基本上改在办公楼礼堂举行。

    同日哲学系《竞选动态》出刊，这是北大竞选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中立报导组织。

    傍晚，即将出版的中文系中立刊物《竞选短波》在礼堂、大饭厅五四操场对三百多人进行民意测验，这是北大竞选运动中第一次民意测验。

    同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即后来所传[三条指示]）。

    十一月七日，哲学系研究生胡平贴出《竞选宣言》。当日下午，胡平在三十八楼三楼文艺室与同学见面，回答问题。实际上是第一个小型答辩会。从此这种便于接触选民互相了解的形式，在北大竞选运动中被广泛运用。

    吃午饭时，夏申在大饭厅举行答辩会，到会者最多时达两千，夏申竞选委员会所办《公民》油印小报开始出刊。

    下午，王军涛答辩会（注：答辩会凡不提地点者均在办公楼礼堂）到会人数一千五百人以上。答辩会成功。

    《竞选短波》正式出刊。

    北大选举工作指导组发布通知，要求把介绍候选人情况的「专栏或文字物」张贴在指定地点。

    十一月八日，国际政治系杨百揆、中文系张曼菱、哲学系杨利川宣布参加竞选。其中张曼菱在《告选民书》第三部分就「女性与社会问题」发表自己主张，引起选民的兴趣。

    历史系中立刊物《历史的一页》正式出刊。

    十一月九日，法律系袁红冰，中文系姚礼明，研究生会主席薛启亮宣布参加竞选。

    十一月十日，学生会主席、经济系张炜、物理系于大海宣布参加竞选。

    下午，易志刚答辩会，到场约六百----七百人。

    晚上，杨百揆答辩会，到会约一千人。会上有人递条子问及北京市委《通知》，杨百揆对其中某些提法持异议。历史系李鸿宾发言，表示坚决反对《通知》，全场热烈鼓掌。

    在《竞选动态》的倡议下，当晚十时,部分候选人或其代表,三个中立刊物（《动态》,《一页》、《观察》）的代表在三八楼文艺活动室开会。会议原拟商讨举办竞选人联合答辩会的问题（会上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但由于北京市委《通知》的出现，大家被迫就可能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否决了发《告全市高校同学书》的建议，决定委托《动态》起草由全体与会竞选人签名的《告北大同学书》，正面阐述竞选者对北大竞选运动的看法。会议决定今后各竞选人之间要加强联系，不互相拆台，不搞人身攻击，不搞小动作。团结一致，配合校党委，把北大的选举搞好。

    同日房志远整理答辩会上选民提问条，贴出《我的回答》。

    法律系中立刊物《观察》出刊。

    十一月十一日，图书管系许欣欣反北京市委《通知》之道而行之「打定主意，加入竞选者行列」。

    法律系刘大生贴出《评北京市委三项指示》小字报，这是我校除各竞选班子和中立报导组织外，出现的第一份同学个人的宣传品。

    校内出现匿名大标语「你知道新时期的四五英雄吗?他就是--李鸿宾」。

    下午，于大海答辩会。

    晚上，张炜答辩会，到场一千五百人以上。答辩会成功。北大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也在台下听，并与竞选人姚礼明谈了话。他表示：市委是有三条指示，但校党委支持「用各种方式宣传候选人」，他还表示愿意与所有竞选人座谈。

    同日，历史系部分同学发起组织（北大竞选资料汇集研究小组）。与各竞选人，各报导组建立了协作关系。

    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政治系田志立宣布参加竞选。同日，十六个竞选人联名的《告北大同学书》贴出。

    十一月十三日，中文系刘娟宣布参加竞选，同时公布女生状况咨询结果。

    下午，袁红冰答辩会。

    晚上，张曼菱在二教二。三举行「女生恳谈会」（也有许多男生参加）。杨利川举行答辩会，到会约六百人。

    晚九时半，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等人找了党员竞选人夏申、张炜、杨利川等人，传达中央书记处有关竞选的指示精神，并谈了三点：

    一、北大选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二、候选人的情况是好的。三、怎样才能让选民了解候选人，这是选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希望北大选举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来。

    同日，中文系新闻一班贴出《关于成立选民团联络委员会倡议书》，提出在选举结束后成立支持和监督代表的选民团。

    同日，校选举工作小组把候选人名单发下讨论。拥有六千选民的学生选区因竞选之故仅有候选人二十九人，而拥有九千选民的教职工选区候选人多达二百七十多人。

    十一月十四日,竞选人继续发表政见（刘娟《女性解放与人的价值》,胡平《竞选计划》,《我的一些一政见》》。

    《竞选短波》公布对各竞选人观点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

    本日出现《多来点真货--也谈民主树上的塑料桃子》，对竞选人在十一月十日会议以后所采取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

    十一月十五日，杨百揆贴出《现在要注意的问题》。

    本日出现《也评张炜答辩会》，指名对张炜表示不满，认为《告北大同学书》动机不坏，效果不好，使竞选有名无实了。

    至此，北大竞选中出现所谓「务虚」与「务实」之争。争论是围绕着竞选活动是应该讨论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还是学生实际问题；对长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是应该大改，还是根据实际条件（工农觉悟）小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孰先孰后；当选代表的主要条件是敢于为人民讲话，还是老练、稳重能够为选民为办实事等问题展开的。尽管持不同观点者都不主张用「务虚」、「务实」之说，也没有正面展开大的争论，但这一争论或明或暗地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十一月十六日，从本日起夏申陆续贴出：《论整体现代化组稿之一--一切为了人》（十一、十六）《之二--也谈经济体制的弊病和改革》（十一、二十二）、《之三--四化质疑》（十一、二十四）、《之四--论高校改革》  （十一、二十八）、《之五--一个假说：现行体制的革命》（十二、二）。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大的争论。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分三个选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搞好选举。学生选区由各候选人、中立刊物代表参加，会上，竞选人提出大字报场地不够，造成互相覆盖。选举小组同意扩大大字报区。

    晚上，胡平《论言论自由》专题答辩会，到会一千五百多人，外校也有不少人参加，答辩会成功。胡平某些主要观点，如：[言论自由没有阶级性」，[言论不自由的原因之一在于人民羣众的不觉悟]，「劳动模范不一定是合适的人民代表」等，成为后来「胡平问题」争论的中心。

    房志远贴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制》。

    十一月十八日，晚上张曼菱答辩会，到会一千多人，会上出现少数人身攻击的条子。

    经济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部分同学贴出《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致全校公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

    十一月十九日，从本日起王军涛陆续贴出《论高教制度改革》,《重新估价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组稿之一--历史的回顾》（十一、十九）、《之二--现状的分析》（十一、二十二）、《之三--改革的展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十一、二十四），系统阐述自己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和现实问题的看法，他的观点也没有引起大的争论。

    张曼菱贴出《女子也是人》，对选民递条中人身攻击内容表示抗议。本日出现了支持胡平的大字报。

    十一月二十日，杨百揆贴出《文化大革命还是封建大反动》、《什么人适合当代表》。

    本日选民的大字报明显增加，大字报集中在：一、夏申与部分选民分别贴出大字报，声援张曼菱，反对「下流者」。有一个理科同学为此愤而撕毁选民证（后经张曼菱说服，认识到这样做不对，要求学校补发）。从今天起，学三东墙北段与学四南墙几乎成了张曼菱大字报的「专区」。二、反对「务实」、「策略」观点。三、反对胡平的某些观点，其中尤以李青《评胡平的[言论自由」讲演》（认为胡平观点是穆勒《论自由》的翻版，「自由意志论」的表现，宣传的是资本主义竞选）引入注目，当天下午即有人在李文上加批语表示异议。

    十一月二十一日，袁红冰贴出《怎么办》。

    本日大字报，一、支持张曼菱的大字报进入高潮，基本是一边倒。二、反对「务实]观点，《关于竞选发展方向的几种可能性》提出，现在上头明令禁止或暗中组织反对北大竞选的局面都不太可能发生，由某些稳健派出面，在党委不干涉前提下，使竞选运动沿「正常轨道发展是最可能发生的，也是最坏的。三、出现反驳李青的文章。四、出现夏振勤的《团结起来，开展一次温和而彻底的全面改革》,这是北大竞选运动中最早出现的单纯阐发自己观点而不针对任何人的理论性文章。与此类似的文章还有，樊立勤《关键在于党，在于实事求是，在于名符其实-谈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入党的必要性和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关门主义的危险性，兼评北大的学生竞选》（十二月二日），经济系部分同学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新统治阶级》（十二月八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日除王军涛和夏申的大字报《见前》以及胡平《论言论自由》一文发表外，其它许多大字报其特点是调子都与昨天相反，对张曼菱问题，出现了第一篇张同班同学写的不赞成张曼菱的大字报。（《评（女子也是人）》），「务虚」,「务实」之争，出现了支持「务实」观点的大字报「胡平问题」出现了又一篇反驳胡乎观点的大字报，另外，北大一分校李胜平当选西城区人民代表的「消息]贴出。

    十一月二十三日《未名报》出刊，成为北大竞选运动中一个活跃的刊物。

    本日大字报，一、王军涛《答选民问》和计算器系杨伟明的长篇小字报，都对张曼菱关于女性问题的观点持异议，而张同班同学的大字报则把问题从张曼菱对待人身攻击的态度和女性问题观点，扯到张平时及竞选运动中的为人上，问题涉及面越来越大了。二、胡平问题，大字报又是一边倒，除支持胡平观点的大字报外，胡平本人也发表了《简答李青》一文。

    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日各竞选人贴出一大批观点性文章，除王军涛、夏申的文章《见前》外，还有房志远的《论我国当前社会基本矛盾》、杨利川《社会主义民主大纲》、《官僚主义批判大纲》，另外胡平还针对一些同志把他的「人民羣众不觉悟」说成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观点，不合马克思主义一点，引用马列语录，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晚上，刘娟在二教一O二，姚礼明在二教一O一分别召开答辩会，去的人都不太多。

    对张曼菱的批评进入最高潮，张曼菱同班同学今天贴了三份大字报，对张曼菱从理论到为人全面指责。张曼菱则公布了部分人身攻击性条子内容，以「回击邪风，保卫民主选举」。同时，支持张曼菱，反驳批评者的大字报也开始出现了《评「评《女子也是人》]》。此外还出现了一篇反对胡乎观点的大字报。

    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大选举工作组发出公告，确定学生选区正式候选人为三名。

    学生选区指导小组发出公告，要求「张贴宣传物」者必须署真实姓名，文责自负，否则予以撤除（但实际上没这样做）。

    胡平原定今晚在大饭厅举行第二次专题答辩会，并邀请持不同观点的李青等人到场，当日傍晚突然宣布延期。原因据胡平说是广播器材没借到。但当晚胡平接受了共同社记者采访，后来也变成为指责胡平的一条理由。

    本日大字报几乎全部是支持张曼菱的。与张持不同观点的人，从其同班同学到王军涛都受到批评。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杨百揆在二教二O三举行第二次答辩会。

    杨利川贴出《我们要做大地上的安泰》。

    本日大字报上，支持与反对张曼菱的继续争论。

    十一月二十七日，杨利川竞选委员会提议并组织的竞选人联合讲演会，定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举行，本日贴出海报。

    晚，胡平举行《民主与法制》专题答辩会，到会一千多人，正在进行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成为会上热门问题之一。会上，有人递条子问胡平为何他不参加联合讲演会，胡平表示，他曾去联系过，主持人说参加者已太多了，因而没排上，今日中午他碰到王军涛和张炜，两人建议他还是参加，如果人多，不妨下午、晚上分两批进行。王军涛公布材料，介绍他参与主编的《北京之春》从出版到停刊的前后经过和事实真相。

    本日大字报，有两篇是为张曼菱辩护的，一篇是不赞成胡平当代表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合讲演会组织者贴出《通知》，说胡平答辩会上所传讲演会分两批举行一事不确，讲演会仍按原时间地点举行。

    下午，张曼菱第二次答辩会。

    晚上，于大海、王军涛、田志立、刘娟、杨利川、杨百揆、张曼菱、张炜、房志远、夏申，十人举行联合讲演会，一千五百多人参加。

    会上，张曼菱披露前几天有人曾经当面去做她的工作，要她「体面地退出竞选]。杨利川在讲演中则提到，法国人民第一次行使自己投票权的结果是选了政治骗子路易．波拿巴，这一历史悲剧今天不能重演。王军涛则提出「爆炸性问题」--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王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一、历史唯物论，二、政治学说，三、对人类文化遣产的态度。关于第一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始构造自己的社会模式的，而毛是从阶级关系分析开始的，他把阶级关系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从而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第二点，毛在中国没有建立马克思赞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没有建立列宁式的苏维埃制度，（王同时认为中国由于条件有限，也不可能采取这两种形式。）也没有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制，而是实行了专制性的政治体制。关于第三点，毛对文化遗产的态度不是继承和批判地扬弃，而是采取简单否定以致反文明反文化的态度。综上所述，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王还认为现在关于毛是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正统的看法有两种：（一）他为我们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领导我们打天下，而这一点，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伟大中国革命家!

    是可以做到的。（二）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是一个失败的将中国引向灾难的理论。这些后来都引起激烈的争论。

    张曼菱贴出《向选民负责，向选举运动负责》，对十天来有关她的责难，全面地进行回答。

    本日大字报围绕胡平展开支持、反对者均有，其中《李青简答胡平》把问题提到「给不给『反革命份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份子』『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以言论自由」的高度,易杰雄的《向竞选人胡平提几个问题》则对胡平从政治观点到个人品质全面指责。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大选举办公室发布《预选正式代表候选人办法》，学生选区定于十二月三日选举候选人，胡平《论言论自由》一文油印成册，每班一份发往全校。

    本日晚，张炜贴出《我的社会改革观》，这是「温和改革」观点的代表作。

    张曼菱同班同学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张曼菱的评论。

    围绕胡平的争论进入最高潮，双方都出了好几篇文章，哲学系十一名研究生，针对所谓胡平在本系研究生中得不到支持的说法，宣布成立「胡平竞选委员会」，哲学系陈舀的《对胡平观点的一些看法》则是反驳胡平观点诸文中较有份量的一篇。

    十一月三十日晚，由张炜发起，张炜、杨利川、房志远、王军涛、胡平、于大海、田志立、张曼菱和学生区选举工作区申宝珍、张虹海在三八楼三O九开会，协调竞选人之间关系，会上，胡平和杨利川就杨找人代抄李青第一份大字报等问题进行长时间争执，会议没有取得明确协议。

    本日大字报：一、出现一批支持胡平的大字报。二、《邀请》王军涛前去就毛泽东问题进行讨论。三、《请杨利川回答》要他说清楚谁是政治骗子。

    十二月一日晚，杨利川答辩会。

    本日大字报围绕胡子展开激烈争论，双方各不相让，《想想为什么?》历数十多天来「反胡平」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照此下去，究竟这场运动会引向什么道路上去?」反对者也毫不示弱声言，《我还是不选胡平》。

    此外，哲学系研究生董亦农写出《所谓「幕后交易」的真相》，自称自己不是胡平班子的人，劝说张曼菱退出竞选纯系其个人所为，与胡平无关。

    《未名报》贴出《质问王军涛》，掀起了有关「爆炸性问题]争论。

    本日还出现《请问杨利川》，继续追究骗子问题。

    十二月二日晚，王军涛第二次讲演答辩会，到会一千多人，会议围绕「爆炸性问题]展开，许多选民上台争着与王进行辩论。

    本日出现反驳王军涛「爆炸性问题」的大字报高潮，争论围绕着前面（见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引王军涛各项观点展开。

    十二月三日，学生区预选投票。

    十二月四日，从本日起，王军涛陆续贴出《毛泽东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序言（十二月四日），第一部分（十二月八日），第二部分（十二月九日），系统阐述其观点。

    十二月五日，公布预选结果，胡平获二八二一票，王军涛二四OO票，张炜一七二二票，成为正式代表候选人。

    下午，北大选举办公室召集候选人会议，要求以后集中力量宣传三个正式候选人，选举运动中提出的各类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个人建议分三大类（政治、经济、文教》，总结选举运动中提出的改革见解。

    十二月六日，本日继续出现反驳王军涛的大字报。

    十二月七日，房志远贴出《怎样评价毛泽东》，基本上支持王军涛的观点。

    十二月八日，本日除王军涛及经济系部分同学的大字报外（分见十二月四日及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律系苏明忠分别于八、九、十，三天贴出总长达二万五千字的《我不赞成投王军涛的票》，这是反驳王军涛的文章中较有份量的一篇。

    十二月九日，本日出现支持王军涛的大字报，其中之一的《向机器人致敬》  一文，由于把持不同观点的同学说成各式各样的「机器人」，引起不满，两天之内该大字报上贴满了反对该文的批绦、漫画。

    十二月十日，竞选人杨百揆、房志远、刘娟、张曼菱、许欣欣贴出大字报，支持王军涛的观点和勇气，呼吁选民支持改革，投王军涛的票。

    十二月十一日，正式投票选举代表。

    十二月十三日，公布选举结果，学生选区共计选民六O八四人，投票率九一、二％，胡平得三四六七票，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王军涛得二九六四票，张炜得二O五二票，均未过半数（教工选区选举结果三名代表亦只选出两名）。

    学校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选举法，决定十二月十八日进行补选。

    十二月十五日，胡平、夏申、房志远、杨百揆、刘娟、张曼菱、许欣欣、于大海、田志立、姚礼明发表《呼呼》，希望选民善始善终，搞好选举。

    十二月十八日，进行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草案）》征集学生签名。

    十二月十九日，公布补选结果，学生选区选民共计五九七六人（另有一O八人在外地实习，不计在内），投票率八一0三％，王军涛得二九三四票，张炜得一四五八票，均未过半数。

    校选举办未就是否进行第二次补选表态。

    《竞选短波》挂出意见箱，并贴出说明,指出这次竞选运动意义重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广大选民就对竞选的过程、经验教训的认识踊跃投稿，以便总结经验，互相促进。

    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国人大选举办公室来人找胡乎、王军涛、北大选办工作人员等了解情况，他们个人认为北大的选举基本上是成功的，希望北大能提供一些经验和数据，供以后修改选举法参考。

    附录：

    十二月十七日：张曼菱等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女性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研究会得到校方支持。

    十二月二十五日：部分竞选人、中立组织代表、学生社团代表在一教一O六开会，商讨筹备成立全校性的学生学术社团和筹备成立选民监督团（监督代表，沟通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会议原则上就成立上述两团体达成一致意见，并推选出两个筹备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