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事关盛气与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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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事关盛气与耻感

李建军

　　批评是一种求真的精神现象。它因真诚和真实而存在，因虚伪和虚假而没落。所以，说真话，乃是它必须服从的律令。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首先，批评家要有敏锐的辨识力，要能发现被层层假象遮蔽的问题；其次，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做有伤尊严的失职和堕落；甚至，还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做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批评的文风之好坏与境界之高下，从专业能力方面看，决定于批评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从伦理精神方面看，则决定于他的气是否盛、耻感是否强。

　　从中国文论的角度来看，作文的要道，全在一个“气”字上：气盛则言宜，气衰则言乖。故自孟子首倡“养气说”以来，“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就成了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黄金定律和不易之论。唐宋两朝论文章，尤喜以“气”作比譬。刘禹锡说：“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丽不以凿枘，咀嚼不以文字”(《答柳子厚书》)。而韩愈的比喻更形象，也更有名——他将“气”喻为“水”，将“言”比做“物”，视“气”为决定写作成败的关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逮及清代，“文气说”益昌，强调的语气，也更加斩截，类似“有气则生，无气则死”这样的话，几乎成了挂在一些学者嘴边的流口常谈。

　　作为一种复杂的结构，气至少由三个层面构成：一个是生理学层面，一个是心理学层面，一个是伦理学层面。其中既有先天生成的一面，也有后天养成的一面；就前者说，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就后者说，它又具有可重构的变易性。虽然就其最初形态来看，气无非是“鼻息出入之气”，但是，通过积极的修养，这种自然形态的“生理之气”，可以逐渐升华为精神形态的“心理之气”与更高意义上的“伦理之气”：“理气此气，血气亦此气，圣贤庸众皆此气，辨在养不养耳”(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上册，《思篇·二十八》)。

　　那么，对文学批评来讲，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气”呢？

　　答曰：是伦理意义上的“盛气”，即充实而勃郁的浩然之气。它是真气、英气、正气、胆气的混合体，是批评家在克服了内心的顾虑和恐惧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个性舒展、情绪饱满、心智活跃的状态；只有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批评家才能以一种自由的心态进行写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如果处于气虚和气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因为胆怯而左顾右盼，而言不由衷地说漂亮话，而虚头巴脑地说好听话。尽管，对一个批评家来讲，情、识、才、学也很重要，但相提而论，浩然之气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评家的内心就缺乏勇气和活力，他的情、识、才、学就很难被充分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这种浩气甚至还应该有“怨”和“愤”的因子，即因为强烈的不满和热切的渴望，而表现出来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性诉求。在司马迁看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意有所郁结”则是圣贤们著书立说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史记》之所以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胸臆间，也有一股沛沛然的浩气，就在于他的浩气里，流贯着敢“怨”、敢“发愤”的精神。李卓吾在《焚书》中论及《伯夷列传》时，便肯定了这一精神，同时，他也批评了后代学者的气沮色挠，没有出息：“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的确，文学批评的不发达，往往不是因为批评家的气“太盛”——所谓“盛气凌人”的批评，其实并不多见——而是因为气太弱，弱到了近乎低首下心、低声下气、没有耻感的程度，因此，便无痛痒，无不满，无对话，无交锋。然而，浮枵不实的好听话，却是现成的，只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朋友”或有点儿名头的作家，那么，无论他写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烂作品，都有人热情而慷慨地赞美它——他们的赞美，有时几乎到了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颠倒的程度。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吕坤也说，“沾沾煦煦，柔润可人，丈夫之大耻也”。一个丧失耻感的人，大体上就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混世主义者；而批评家一旦丧失了耻感，便很有可能把说假话当做家常便饭，就有可能成为“柔润可人”的乡愿。所以，古人的耻感，我们也应该有，不可因为我们的不肖，而使先人独专斯美。然而，正是在“知耻”一事上，我们却有违祖训，显得很不成器。

　　最近，我有幸阅读了一部涉及五代之乱与宋辽之争的当代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后记”里，作者自称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和觉悟：“时下的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因而，为了远离贪嗔痴“三毒”，他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宗教”，然而，他所信奉的宗教——一种我闻所未闻且名称很怪的“宗教”——不仅没有帮他变得更加智慧和成熟，反而使他连最基本的事实感和判断力都丧失了。这部作品的“反小说”的叙事和粗糙的语言所造成的阅读障碍，已经很折磨人了，然而，更让人惊诧和难以接受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它的历史观和宗教思想——它对民族英雄的贬损，对觍颜事敌者的赞美，实在是太出格、太离谱了。

　　“五代”之际，中国进入了政局最为纷乱的时期，也进入了世风浇漓、士节最差的时期。正因为关怀世道人心，正因为看到了砥砺士节、匡救世风的迫切性，陈寅恪先生才在《赠蒋秉南序》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然而，我们时代的这位对“西夏”文化情有独钟的小说家，却偏要跟欧阳修唱反调，立志要给冯道和秦桧这样的无特操、没骨气的人翻案。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由人团捏的软泥巴，对那些是非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那些忠奸已经有定评的历史人物，后来的人们固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他的立场和观点多么具有“现代性”和“宗教感”，都不能丧失最基本的历史感，都不能颠覆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

　　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在这位作者的笔下，文天祥陷阵却敌、不避汤火的英雄行为，不仅无功，而且有罪：“在所谓的‘汗青’中，耀武扬威的，恰恰是帮凶和罪人。”总而言之，“所谓的‘民族大义’，其实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部落对同类举起屠刀时理直气壮的嚎叫。……千年来的文人们讴歌的，便是这个了”。在这部的作品里，“宗教”被当做旗帜举起来，尊严却被当做泥土踩在脚下，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全然没有了意义——只要能活命就够了，管他天下是谁家的天下。

　　本来，严肃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严格的尺度和严谨的态度，要对作家不成熟的创作和不可靠的思想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从而向社会提供负责任的判断和有价值的“批判性话语”。然而，让人困惑和失望的是，面对这样一部小说，我们的一些批评家，却不仅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质疑精神，反而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文过饰非的好听话，竟然认为这位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低估了，竟然认为他已经进入为数不多的“大作家”的行列了，全然没有正常的文学批评所应该有的“盛气”——面对问题直言无讳的正气和胆气。

　　是的，在那些热诚的批评家的内心，总有一股不可遏抑的盛气。当然，“气盛”不是为了“凌人”，而是为了“立言”，为了维持真理和批评的尊严，使它不至于堕到尘埃里。批评是与自尊和良知密切相关的事业，而正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判断，则是批评必须服从的道德律令。

　　几乎所有优秀的批评家，都是敢说真话的人。他们也许显得尖锐、冷峻，但却毫无恶意。他们不怕得罪人，也很少考虑因为批评自己会失去什么样的利益。在对待批评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纯粹的学术态度和高尚的专业精神。李长之对鲁迅的批评、常风对《子夜》的批评、李健吾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批评、傅雷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连环套》的批评、苏雪林对沈从文小说种种缺点的批评、朱自清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和“民初的游记”的批评、龙应台对无名氏与王祯和小说的批评，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值得称道的典范。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常风先生对《子夜》的坦率批评。要知道，自1933年6月出版之后，茅盾的这部作品就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赞扬。然而，对这样的评价，常风先生却“不敢苟同”。1936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愚暗的意见”：“就《子夜》的中心人物吴荪甫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灵魂的木偶。这是一个多种人格的混合物，但是在叙述中似乎缺少若干必要的说明。像傀儡戏中的木头人一样，吴荪甫是一个被劣等的玩傀儡戏者在摆动着。这部伟著的开始就是一个不幸的征兆。”倘若放在今天，这样直言无隐的批评，肯定要被我们时代忠厚之态可掬的人们，归入“酷评”之列的。然而，关于《子夜》，常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却是最有事实感和问题意识的观点，也是最值得珍惜的意见。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如果没有那股“盛气”，常风先生断然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那一通几乎要犯众怒的议论来。

　　伟大的别林斯基——他的名字几乎可以被当做“批评家”的代名词——也是这样一位“气”很“盛”的批评家。他真诚地肯定过许多作家的成就，但也批评过不少作家的问题，即使对自己曾经欣赏和赞扬过的果戈理，一旦发现他后来的创作出了问题，他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事实上，这种充满激情的批评精神，在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特别需要的。不少有成就有影响的研究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优秀的批评家，而他们的著作里，也都充满批评的激情和“盛气”。例如，在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在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在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中，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中，在马克·斯洛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甚至在布鲁姆的值得商榷的《西方正典》中，我们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批评精神的存在，也能感受到一股“盛气”的存在。

　　在广受欢迎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里，勃兰兑斯这样评价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不像歌德那样是一个平静的人。在他的摇篮的上方闪耀着不祥的星；他和拿破仑是同年生的，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的残酷黯淡的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有明显的反映的，给了他们一种狂野的品质。”这样的文字，优美而深刻，一针见血，充满“盛气”——这股气，他在评价海涅、贡斯当、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乔治桑、缪塞、圣伯甫等人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勃兰兑斯的批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批评的文风，不仅是一个语言和形式的问题，还是一个与批评家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的问题；文体问题其实就是文气问题，而文气则与心气相通，是作者的个性、气质、人格和德性的外在表现。《易经·系辞下篇》里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一段极为深刻的话。它说明，文风的形成和差异，其实就决定于批评家的性格特点和人格状况，甚至决定于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伦理行为和道德体验。所以，仅仅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从技巧和形式的角度，根本无法完整而全面地揭示文风形成的原因。

　　勃兰兑斯在谈及法国“浪漫派”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长也很精彩的话。他说，作家若是看着公众的脸色行事，为了赢得自己时代人们的赏识而写作，那么，即使他赢得了桂冠和财富，他也是不存在的，他的作品也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只有当他“没有任何思想顾虑，道出了他的亲身感受，写出了他的亲眼所见的每一部这样的作品，不管它刊印的版本多么稀少，却是一部有价值的文献，而且将永远是有价值的文献”。

　　其实，对文学批评家，也可作如是观。打油诗云：文章所贵在风骨，最是盛气不可无。对文学批评来讲，所谓“盛气”，是含着“气节”和“正义感”的意思在里头的，与“耻感”是相通的。一个好的批评家，只有当他行己有耻、不仰人鼻息的时候，只有当他敢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批评文章，他的文体才有可能是活泼的、热情的、有个性的，才能最终达到韩愈所说的那种“气盛言宜”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