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盛”之一的汉川善书 文\高雅
善书,故名思义是劝人为善的书,它是一种韵散相间,讲唱结合的曲种,古时称为“宣讲圣喻。” 汉川善书的源流
善书是民间文学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据四川天日镇古墓出土的“说书俑”所析,远在汉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现了散韵相同,说唱并茂的“骈文”和“俗讲”。宋元以后,说唱文学的种类日益扩大,明代永乐年间便有“钦颂善书”印行天下。清代时,善书由案头文学发展成讲唱文学,且产生了善书曲艺,流行于八旗直隶各省,后北衰南盛,除流行于湖北的武汉、孝感、荆州和黄冈等市县外,在上海、重庆、河南开封、四川万县、湖南津市等也有从事这种宣讲活动的艺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南方的善书渐趋消亡,惟湖北汉川、蔡甸、仙桃一带的艺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且逐步形成了以汉川为中心的“汉川善书”。
善书之所以在汉川生根、开花、结果,是由于历史上汉川是众水汇归之区。清代至民国,襄河两岸开出九条支津,汇归汉水,水乡逐渐变成平原,群众也逐渐由捕捞转至耕种,生活日趋安定,对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由于善书是一种叙述体,不象戏剧那样要求化妆,其形式简单,易于继承,故善书很快被人接受,并发展演变成为汉川的曲艺曲种。 汉川善书的演绎发展
历史沧桑巨变,汉川善书经历了移植、发展、提高的演变过程。
辛亥革命时,汉川的善书艺人,在台上贴出“宣统小奴逐回家去,讲我大汉扭转乾坤”的横幅,取代了传统的“宣圣谕歌贤词因为消灾解厄以了愿,讲道德说仁义务必洗心革面而酬神”的对联,场地的布置和艺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时期,王海元、谭新春、陈宗福、潘炳学等一大批人土投师学艺,使善书艺人队伍迅速状大,并以汉江为界,形成南北两大艺术派别,汉川善书得以全面创新发展。
首先,大胆吸收了其它曲种和地方戏曲的长处,改革了原来善书的演出形式,由“一人班”发展成“两人班”,进而又发展到多人同台,分工角色,上下场犹如戏剧,自然活泼,用定场诗代替了“圣喻”,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其次,吸收地方民歌、生活音调乃至本地其它曲种的音乐,改造、创立、丰富了善书的唱腔,使观众听起来亲切、动情。
其三,改革了唱词框架。过去的善书常是三、三、四式的十字句。难以表达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汉川艺人突破了这种传统框架,创造出三、二、三式的八字句,四、四、三和三、四、四式的十一字句,三、三、七式的十三字句,五、五、七式的十七字句和不规则的长短句式,同时又改革了一些唱腔,使古老的善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四,在整理、移植、改编古书目的同时,创作了《三槐冤》、《活鲫鱼》、《浪子回头》、《一口血》等大批取材于本地的新
书目,用善书向人民大众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使善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与此同时,一批汉川艺人径入武汉在鹦鹉洲、罗家墩至江岸一带搭班演唱,挂牌“汉川善书”,名噪武汉,盛极一时,乃至汉川善书同黄陂的花鼓,阳逻的高跷被誉为“湖北三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黄陂、汉川两县的民间艺人在汉口观音阁(今研口区文化宫)成立了“评书”宣讲联合公会,公举陈树棠、李少霆、巴静卿为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汉川入会的艺人有50余人,王海元任善书宣讲组组长。抗战时,联合公会被迫停止活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又恢复其组织。联合公会为培养艺人,提高善书艺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投师学艺的卢维琴、周生炳、傅海林、陈贻谋、傅好安、何义甫、罗培芳等,后来皆成为汉川善书享有盛名的艺人,他们的徒子徒孙亦成为善书舞台上的骨干力量。 汉川善书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山口大学教授何部泰记曾于2002年和2004年两度到汉川市文化馆考察汉川善书的讲唱活动,并在日本出版了研究专著。 汉川善书今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 2006-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