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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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
　　
　　
　　 内容摘要：本文就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中所包含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从现实出发，着重探讨80年代后诗人的书写语境，找出潜行的书写策略和可能的发展出路以及突围路径；并在行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将诗歌的基点从意义转换到语言所描述的事件，在诗意的流动过程中确立由阅读和书写所共同造就的网络诗歌的生存地位等。
　　
　　 关键 词：80年代后诗人 书写语境 书写策略 发展出路 突围路径
　　
　　 新世纪初网络诗风大兴，各大小诗歌论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蔚然成锐不可挡之势。在这股狂飙激进的网络书写浪潮中，80年代后出生的诗人应运而出，或占山拉旗，或寄人篱下，或孤军奋战者情况不尽相同；但成绩总是有的，书写效果是明显的。几年下来，80年代后诗人渐成气候，不可不说，也不得不说；尽管各种非议和漫骂盛行，谣言或鄙视共之，甚至有些所谓的“大师”们手持过时的所谓道德律令和书写尺度大加贬斥或期望扼杀。
　　 在此，我想从现实出发，着重探讨80年代后诗人的书写语境，找出潜行的书写策略和可能的发展出路以及突围路径，以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泥沙各得其所。
　　
　　 （一）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书写语境
　　
　　 如前所说，80年代后诗人多是从网络诗歌写作开始的，在网络诗歌论坛上发表、评论、参与争鸣等，那就不可避免的遭遇网络这种高科技产物的双仞效应。一方面，网络诗歌论坛作为交流、对话、沟通的平台，具有宽容、差异、共存等多种优良品格，不同风格和气质的作品可以在相同的园地里尽情的施展淋漓的才华，不同水平和禀性的写手也可以在无限的空间里找到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不同目的的参与者可以在这宽松的环境中碰撞，寻找自己恰当的定位。这样一个多元并生的书写语境在纸制媒体时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由此，网络诗歌的写作打破了主流话语的霸权地位，高手怎么样，大师又怎么样，论坛上经常发生无名小卒挑战诗界名宿的事件，由此形成了敢于言说、敢于发表、敢于抵抗的优良品格，并塑造了汉语文学话语的新时期新形象。这是80年代后诗人的大幸，在如此自由、宽松的书写语境中成长是多么美丽的遭遇！80年代后诗人们应珍惜这一时代的幸会，学会在无所拘束的环境中自由快乐的成长。
　　 但是偶像的消失、大师的解体也并非是件十足的好事，网络多元化时代伪装的民主大行其道，在无所监督面前，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失却，这造成了近中心的权力真空的出现。由此，“伪大师”、“伪高手”大批量的生产出来了，许多混迹网络诗歌论坛的名利之徒披挂上阵，拉拢一帮势力小人，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状，呼风唤雨，好不威风，好不热闹。于是许多初学者，尤其是新手上路的80年代后诗人们便极易遭受“某某派”或“某某体”的诱惑，例如有所谓的诗坛“大家”拿个名词出来，造几个半生不熟的短语，或连成几行断裂的长短句，美其名曰“新体式”，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出现了，于是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很多新手因为难以抵制名利或虚荣心，或者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写作的方向，盲目的跟随过去，结果是无端的葬送了自己大好才华和创作激情。“写作速成班”和“创作基地”也成了造就庸才借以聚敛钱财的集中营，这是诗歌之悲，更是初出茅庐或尚在摸索之中的80年代后诗人的大不幸。但愿有良知者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有见识者能看清自己的路子，切莫急功近利，无端追逐。
　　 同时，理想残存，信仰失落也使得80年代后诗人们无所适从，在纷繁复杂的网络大环境面前，书写变的不那么真诚，不那么纯粹，虚无遍地开花，怀疑招摇滋生，“什么也可以，什么也不是”的人生信条和价值取向蒙蔽了许多人的身心。于是，很多80年代后诗人找不到靶子，找不准方向，毫无书写的奔放和洒脱。政治口号、下半身、性和暴力占据了大量版面，书写成了情感或语词的发泄，纯粹是为了寻找瞬间的快感或抽搐的体验，这样的书写必然划向罪恶的深渊，没有任何可兹借鉴或传承的人文价值和审美想象而言。生活在这样的恶劣气候中，稍不留意便容易误入歧途。80年代后诗人不得不百倍小心！
　　 如果只是这两方面，那事情还有些回避的空间。但是文学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更是扼杀80年代后诗人的两大利器。这是目前在纸制媒体上占主流的文学幽灵的无意识的渗透，何况80年代后诗人大多数出身学院，从小学起便身受现有文学制度的影响，有些东西已经深入到骨髓里面，想抛弃成规另辟新路是很难的；更不用说当今的文学话语权还大部分的掌握在某些纸制媒体的手中，即使有好的想法也多是劳苦而无功。在这种业已形成的体制面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不多的；甚至网络诗歌论坛这种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物也遭受到体制化势力的围攻。比如网络写手的介入资格问题、版面设置问题、帖子发表位置等困惑着新手上路的80年代后诗人。可以感觉到的是，在部分论坛上，纸制媒体时代的游戏规则已经复制成功。这样的论坛完全成了文学报刊的电子版，只是改换头面的印刷体而已，见不得什么改进。如果顺延下去，悲剧是必然的，狂欢也只能是带着虚假面具和破旧镣铐的老式呻吟，又何谈什么创新和进步！
　　 因此，就我认为必须放开纸制媒体的游戏规则对网络诗歌论坛的管制，放弃已经破落不堪的编辑审查制度，让真正有才能有技艺的写手挺身而出，在发表、回帖和批评方面真正的实现民主化、自由化，让有良知有见识的民众去决定网络诗歌的生死去留。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扬子鳄”、“野草”等论坛做的比较好，可以借鉴。
　　 还有就是文学意识形态话问题，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同样无法避免。诗歌的意识形态化约束了诗人的自由发挥，如果说纸制媒体时代的诗人们还可以称的上是高贵的王子，行吟的歌者，启蒙的号手，虽然很多诗人并不认可他者给予自己的定位；可是现在呢，网络媒体时代的写手，尤其是80年代后诗人的文化身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无论是自称的还是别人强加的。80年代后诗人是网络流窜犯，是到处涂鸦、行为不轨的游牧民，是没有羽毛的鸡，清晨泄粪、夜晚写诗、摆案上说诗、落地上成屎，是游手好闲的自以为是的浪人，这些人才不管什么范式或规则呢，说出来痛快，排出去舒畅。在这种自身定位的置换面前，漠视或回避都是徒然。既然文学或诗歌的理念变了，那些“大师”（名诗人或批评家）们为何还执着于先前的评价标准，着意的或无端的指责、嘲讽或蔑视呢！
　　 于是，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去意识形态化便成了诗歌发展和探索的重点所在，如何消解意识形态的枷锁是80年代后诗人必须直面的困难。当然，文学或诗歌的发展自然有其规律可寻，网络媒体时代平民是主要群体，平民的胜利、平民的狂欢、平民的领地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即使带有虚假繁荣的阴影，诗作泥沙俱下，很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是评价标准变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已经成为网络诗歌书写主流的生活方式，经典成了悬置的镜像，或偶尔怀念的文学或诗歌化石。这样的情况下，经典文学所灌输的浓重意识形态化色彩对网络诗歌写作而言已经是鞭长莫及，那些怀有异议过气“大师”切莫感慨80年代后诗人的叛逆与不羁，时移事异，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既定国策，又何苦坚守意识形态化的权柄做垂死的挣扎呢？！走出去未必不是好的方向，加入到平民的盛宴中去，也为80年代后诗人做个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榜样；而不是在书房里面捉弄什么已经被时代所抛弃的所谓理性主义或深度思辩的启蒙。
　　
　　 （二）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书写策略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我想有必要对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文本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等问题展开研究，以便理清思路，找到方向。
　　 在此，先来探讨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主题问题。在阅读了大量的“80后”诗歌文本后，我可以肯定的说，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有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就其内容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大主题：情爱、成长、日常和调讽等。这样说是有着根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捏造或自以为是的误判。
　　 就我认为，80年代后诗人最关心的还是情爱主题，这一主题的网络诗歌占据了很大的版面，尤其是大多数新手上路的女诗人几乎脱离不开这个既定的主题。这本是无可厚非的，80后年轻的一代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在传统抒情诗的氛围中继续的延续汉语诗歌应有的脉络。这里面的情可以分为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对陌生人的同情等，爱则有着不同的界定，可以是包含深情的情感之爱，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肉体之爱和充满快感及欲望的狂欢。诗人们为情愁而歌，为乡愁而唱，为性的压抑、苦闷、发泄而歇斯底里的兴奋不已。这些都是情理之中，时代变化了，诗的评价标准也要随之变化，而不能拘束于经典抒情诗的纯洁传统加以排斥。当然，在“情爱”的主题下还掩藏着奢望或可遇而不可求的无奈与踯躅，忧患于黎民之请，沉寂于生命悲欢，这和经典文人的放纵、不羁有着多么的相似，只是改换了场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秩序。在有意为之或无意透漏中，我们能从80年代后诗人书写“情爱”的诗歌文本中得到生命和人生的颇多感慨，这是幸事，又是诗人和时代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使是在高科技统治一切外在现象的网络时代，诗人的内心仍然是隐秘的，有着难以言说却令人感受颇深的灵魂园地。
　　 再说成长主题，这一主题也是80年代后诗人经常书写的主要内容。这与诗人们阅世不深、经历有限是有着很大关系的。传统的成长主题主要是解说为人之一生的苦闷或史诗式的大而无当的宽广的描述；但在众多的网络诗歌文本中，成长有了新的含义，不再是整体的描述或阐释，而成了断裂的艰辛或郁闷的暴发。当然，成长叙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真实生活的叙述，有梦幻境界的解析，有亦真亦幻的多重置换。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叙事中，“仙梦”占据了大多数，有关成长的叙述不是理性的分析和刻画，而是多做感性的描绘，借助于神仙法力或精灵古怪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与当今小说新秀们的做法如出一辙，诗人们设置了光怪陆离的场面去战胜自己的苦闷，去获取自己的渴望，在这改头换面的包装下仍然是一颗颗年轻稚嫩的心灵的呼唤和挣扎。这是什么，算是逃避责任或回应现实的极端方式，还是理想和信仰在现实中不可实现时的某种转移的寄托呢。如此种种，幻象成了审美的主要，生活退居后线，当作点缀或学者们研究的铺垫。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新文学新诗歌发展的契机呢，不好说，但有一点，当诗普遍的蒙上了梦幻的外衣后，现世的人生渐渐隐退，娱乐和瞬间的享受占据了主流，认识的功用被抹杀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后诗人们在找寻诗歌的生长点时选择了虚幻的梦境，成长变的不那么真诚。这是民族自信心普遍丧失的集中表现，也是可能导致诗歌沦陷的危险因素之一；尽管这可能是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但我们应该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最新的变化，对于成长主题下场景置换的文本现实不可不防。
　　 至于日常和调讽这两大主题，我想可以从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方面去分析。就前面所说的，80年代后诗人面对的是纷繁芜杂的后工业场面，日常的琐碎是生活的真实，时代文学的主流因素也要求书写现实的实在和可能的实在，何况影视等其他媒体也走向了狂欢化的表面实在，如果再拘束于深刻叙述和深层追求则有悖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日常生活作为抒写的对象，且收效甚好，很多优秀的网络诗歌文本都是在细节的描述和技巧的把握中显示出80年代后诗人超强的实力的。调讽也有着广阔的天地，不平则鸣是我们民族诗歌传统的优良品格，80年代后诗人又是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猛阶段，“我不狂谁狂”和“人不轻狂枉少年”成了很多人的格言，于是照准现实的腐败和阴暗，集中火力进行深度的打击；但是，诗歌毕竟是诗意的，表述也要在技巧的范围内进行，调侃和讽刺造就了新鲜的诗歌文本，也成就了“垃圾派”等人的创作。这些都是新诗发展的历程，在调讽中展现童年的回忆、抒发未来的情怀、揭露现世的不平是诗歌的题中之意，80年代后诗人学到手了，幸与不幸还在将来。当文学或诗歌真正的实现去意识形态化的时候，调讽主题也许就失去了现实的效力，但作为诗歌技巧还是可以保留的。
　　 以上是分析了80年代后诗人网络写作的四大主题，其中的解读就包含了80年代后诗人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问题，我们选择自己熟悉的主题，造就自己时代的主要话语体系，这是时代的必然，也蕴涵着无奈和尴尬的成分。当然因为个人爱好和才力所限，在阐释具体的书写策略和生存遭遇方面必然还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整体书写状况和出路的研究还有必要进行下去。
　　
　　 （三）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发展出路
　　
　　 下面谈论80年代后诗人网络书写的出路问题。有一点我们必须相信，只要有鲜明的旗帜，80后群体就可以突出重围，在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占主流的现行诗歌版图上确立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言说力。诗歌的本性是语言，这毋庸置疑，所谓的诗永远是一段文字，是语言，80后群体的诗也应该是如此。语言是诗歌的原始状态，但不是先验的预设，也不是终极的顶点。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群体曾经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就我认为这很不合理，这句话犯了形上的错误，将诗和语言给隔离化、主观化、理想化了。当然，这无非是“他们”故弄玄虚的旗帜和口号而已，至于诗的本性是什么，想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作为有影响的诗歌群体，这样一个存在明显谬误的观点的提出将会极大的破坏诗的理念，是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此就不展开说了。再说知识分子写作，这一线的经典作品和大师级人物颇多，几乎占据了学院派的主流，但是有句话不得不说，即“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就诗歌文本而言，某些作品的西化现象实在是太严重了，几乎抹杀了现实日常生活中诗意的存在。至于第三条道路，我认为难成气候，无法和前两种写作相比较，多是些无聊的谩骂和不负责的闲扯，自以为拯救中国诗歌，结果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很难以对网络诗歌的建设做出多少的贡献。
　　 总析之后，我想说的是80年代后诗人要想尽快的发展，必须提出自己的诗歌观点，在和一些潜网多年的80后朋友讨论后，我觉得“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也是80年代后诗人可以实践的理念之一。这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是个永不停息的流动的诗歌过程，包括事件、现象、文化、意义、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
　　 上面提到，诗的本性是语言，所谓的诗永远是一段文字，书写在纸制品或电子媒体上的文字。因此，诗必须从语言出发，必须从语言的实在状况出发，借助于语言或文字实现诗的文本性的存在。但是这种出发必须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意义趋向上面。诗不但要求书写出来，还要能够以适当的方式解读出来，这种书写和解读是诗的题中之意；否则诗就不能成其为诗。“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的命题即遵循了这样的理念，普遍顾及了诗的本性问题，适当的解决了诗的书写和解读等一系列的问题，认为诗生活在
　　 书写、传播和解读的流动过程中，而不是凝固在特定的媒介表面做冰冷的他者。
　　 “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具体的解说如下：“诗从语言出发”，这里面的“出发”是个有所指向的过程，语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多向的置换过程才能够成为诗的语言，才能在大众的视野中“再回到语言”，回到诗的实在状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事件以及事件的集合“事件串”是必须经历的第一站。就我认为，诗的书写必须从事件或事件串出发，从活生生的现实状况出发，必须立足在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上，以个体事件的描述或事件串的整体总结为基础从而构造具有现实生命的诗的语言。叙事诗是这样，抒情诗也应该是这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80年代后诗人在网络诗歌书写时必须从细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生活中的事件或事件串出发，通过诗的不同状态在不同阶段的流动去建设诗之本性的意义；而不是预先的设置诗的意义或主题，或者根本就抛弃日常生活中本来拥有的诗意因素。
　　 诗经过语言、事件或事件串后到达现象，这里的现象是是同一首诗或一系列诗的多重事件的复指，也指一切诗歌文本中相同或类似事件的整合；诗人在书写时不应该拘泥于一角，而应该从整体出发，尽量给自己的诗歌文本找到恰当的定位，使之依存于现象，而不是突兀的在事件的范围内旋转。诗人还必须把诗放在一定的情景中才能把握诗的内蕴，而这种情景是需要诗歌语言去构造的。诗人用语言构造情景，读者也从语言出发寻找情景，诗人和读者在情景中实现碰撞，从而有可能进一步的书写和阅读。而就我认为呢这种情景呢就是此处的现象，这样的情景是深入诗歌书写和阅读的第一次交锋，是诗意追寻和释放的必然，只有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努力才能够使诗真正的成其为诗。同时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或诗人用语言构造的情景并不同于中国古典文艺学所说的意境或境界，情景只是语言描述的事件或事件串在诗意旅途上的进一步构造，而不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丰富的意义集合体；在此还没有意义可言，只能是诗意的萌芽时期或初步的构造阶段。
　　 现象之后是文化，在此处的文化是现象集合后经过权力删除或挑选后所形成的一定区域或民族的显性的整体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必然有其独特性，但也应该消除其附加的神圣性光环。诗人在书写的过程中经历文化，这是每一首诗产生所要求的必然，而且文化作为诗人书写的场地，有着极其重要的限制或保护作用；只有符合特定的整体生活方式或文化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知识分子写作的某些诗歌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现行的文化，不可能引起太大的效益，也不可能对民族诗歌大发展起到多大补益。认识到这一点，80年代后诗人在网络诗歌书写时必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进行，而不能过度的超越或无限的推延；这是诗的内在要求，也是诗意存在的必然。因此，80年代后诗人要牢记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不能有所抛弃或做出无畏的逃避。当然，披着汉字外皮的洋诗是不算数的，顶多有着娱乐效用或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
　　 只有在文化范围内书写才可能有意义，在我认为，意义是诗最终的志向，也是诗人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的最后驿站。但诗歌的意义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在书写和阅读中不经意间的突现，并不是诗人赋予的或读者解释的，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与诗人写作的文化背景有关，更和读者解释所依赖的文化背景有关。意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和对话，是诗人和读者灵魂沟通后的产物；凝固的媒介状态的诗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应于80后群体，我们在书写的初始并不要给以诗以意义的预设，等到进入流通领域后，诗的就会有自然而然的意义，这并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事实就是如此，任何人不可以违背。
　　 还有就是意义如何出来的问题，这就需要80年代后诗人在诗歌技巧和技艺方面多下工夫了。诗意并不是随便每一首诗的书写和阅读所能拥有的，只有在那些符合民族语言规范又包含高度技巧和技艺的诗歌文本中才能体会的到。诗歌语言中所蕴涵的诗意要流动出来，必须要有合适的途径，这就涉及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问题。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是诗从作者到读者的最后一环，也是诗人最后的承担责任的领域。高明的诗人要在技艺技巧方面多努力，否则以前所下的工夫都是徒劳的。现阶段，汉语的表达机制和显现方式还处于转型时期的混乱过程中，要想有所突破，必要的训练是应该的。80年代后诗人也要加强运用诗歌语言的技巧和技艺，只有现行民族语言运用的纯熟了才能够写出可读的耐读的网络诗歌。到此，诗的流程已经回到了语言，我们的旅行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以上我谈论了“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的具体解说，当然，理论的阐述是苦涩的，其中必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不是错误或失误。
　　
　　 （四）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突围路径
　　
　　 在此，80年代后诗人可以亮出自己最通俗的观点“我在用民族语言书写和阅读的流动过程中探询诗意的存在”，也就是我所说的“诗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旗帜下，书写时代经验的当下性体验，写具备强烈视觉刺激和感官效果的集束话语，总归是一句话“你能接受就好，诗意就在其中！”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语词的狂欢，正是认识到了诗意和语言的辨证关系后的彻底的解脱和主动的承担。
　　 当然，有了自己的想法或旗帜，80年代后诗人也不一定就能突围成功。我觉得其中有四方面的因素直接关系到80年代后诗人网络诗歌书写的前途和命运。其一，是要有大量的可以拿的出手的有些诗歌文本，否则，空谈理论是没有实际效益的；80后在创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成绩的，在此不赘述。其二，80后群体的理论和批评必须有自己的声音，必须独具一格，充满破坏的激情和构造的魄力；这正是80后群体的软肋所在，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因素，80后还没有出现自己的有实力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但这不是问题，加以时日，80年代后诗人的同龄人必然会随着网络诗歌书写的崛起而崛起。其三，是要有高水平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支持和帮助，在其成长阶段给以扶持；可喜的是，有些成名的“大家”已经认识到了80后蓬勃势头，还是给予了适当的援助的。其四，80后的网络诗歌书写必须和网络诗歌阅读相联系，培养大量的可以接受的读者，以一定的方式给予读者适当的引导，促使网络成员特别是80后的成员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了解诗歌变化的依据和合理性，在最大承受能力下容纳80后诗歌文本的存在，并在阅读中和诗人共同去挖掘诗意的所在。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网络诗歌书写时代在改变态度后读者应该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也是读者的职责所在，否则就没有读者地位的所在。
　　 至此，我对80年代后诗人的网络诗歌书写的解读已经有了大致的结论，希望能有所补益。探索还在进行，我将在实践中继续有所补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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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诗歌的谱系与身份焦虑
　　 金浪
　　
　　 当代诗坛从来都不是一片宁静的乐土。洪子诚先生曾经表示过，出于对新诗，特别是“当代诗坛”的敬与畏，以至于十多年很少涉及新诗的研究 。当九十年代以一场争论 而成为历史之后，诗坛内部的分化——“知识分子”与“民间”——逐渐成型，并在新世纪里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尽管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对这种分化提出了警惕和批评，进而又有了“另类”、“第三条道路”、“70年代出生诗人”、“70后”、“中间代”等等提法。但是这些命名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反而使当下诗坛的情况更加复杂化了。
　　 在诗歌史上，命名从来就不是件稀罕事。命名一方面是为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的需要，具有滞后性、学理性，如“九叶派”、“朦胧诗”、“后朦胧诗”等；另一方面也便于诗学主张的提出，如“新月派”、“非非”、“知识分子”、“民间”（这里暂时搁置后两种命名的合理性问题）等，具有宣言性和新颖性。尽管目的各不相同，但这些命名至少都是从诗学内部出发的（不一定都是始于诗歌内部），而稍后的“70年代出生诗人”、“70后”、“中间代”这些命名以“出生年代”来对诗人，进一步来说是对诗歌（难道诗歌也是被生出来的？）进行强行划分，已经明显地从诗学跃入到社会学的范畴。可以说，这些命名一开始就与诗歌无关，或者说它们始终指向诗歌以外的东西——话语权力，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行详细讨论。
　　 “80后”与上述的命名一样，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这种简单而粗暴的话语方式。在对“80后”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进行一番反思和质疑的工作：即这种命名本身是否能够指涉诗学内部的嬗变关系，并具有时间纬度上的断裂的必要？是否遮蔽了新一代诗歌创作的复杂状况？是否重新陷入话语权力的角逐？又是否是在制造一种新的二元对立？……我相信这些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80后”诗歌的现实状况，从而使对“80后”的考察成为自反性的认识路径。也许有人会指出这篇文章仍然在使用这个已经被我否定的词语，但这种使用却是以充分考虑到“80后”诗歌内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为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对话语暴力所带来的意义趋同有所警惕。只有在完成了对意义的悬置后，“80后”才不再是一种命名，而成为一种描述。正是在对这一乌托邦性质的追逐过程中，本文才具有反思的可能性。
　　 “80后”诗歌的谱系——一次考古观察
　　 按照比较公允的说法，“80后”的最早提出是在2000年，2000年8月《诗参考》率先刊出“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这一年也正是诗歌领域内“70后”揭竿而起的时间 。时间上的接近在某种程度上应证了“80后”对“70后”这种命名方式的有意模仿，甚至有人直接指出“80后”乃是对“70后”提法的沿袭 。而“80后”诗歌在主流诗歌杂志上的集体露面主要是在2002年和2003年 。此后他们创建网络论坛，组办民刊，编选诗集和理论集 ，逐渐成为新世纪诗歌写作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当然，这首先和“80后”诗人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正如前面所说，“80后”并不是千篇一律、白板一块，而是一个异质性的指称领域。在考察80后的诗歌谱系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70后”概念的倡导者的一席描述：
　　 接触知识分子的诗人呈现出“学院派”的风格，与民间写作的诗人来往的又是“口语”写作。有一部分诗人既不是“学院”，也不是“口语”，而是另一种独立的诗歌元素，他们的诗歌方向和风格各不相同。
　　 既然是不同的“诗歌方向和风格”却又为什么同属一个“流派”？上文指出“70后”诗人具有“另一种独立的诗歌元素”，却又对这种独立的元素语焉不详，可见这种命名本身就值得怀疑。更可笑的是文中补充道：“‘70后’渗透进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并催生出‘中间代’诗歌流派。” 文学史上的后辈戏剧性地反过来决定前辈的意义，引来了伊沙等人的不屑与嘲弄 。以上的语句虽然暴露了命名方式的破绽，却已经有了指出“70后”诗歌谱系的尝试。“学院”和“口语”的分野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分野。大多数“70后”诗人的创作始于90年代，是在99“盘峰诗会”之前。可以看出，这种分野其实早已隐埋在后朦胧诗和第三代的诗学实践中，只是在世纪末的焦虑中才一触即发。“80后”的诗歌谱系实际上也必须上溯到这个时期，甚至更早阶段。文学史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是机械地代代相传，很多诗人往往从更早的诗人那里直接受益，西川曾在《诗学的九个问题之我见》里论述过这样的情况 ；在接受影响的同时，诗人们也因为“影响的焦虑”而对传统进行不断地“修正”。“天底下没有什么新事物”，所有的分歧都处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并在各种力量的偶然性建构中隐藏或突现。我们在追寻“80后”诗歌来源的复杂序列时必须坚持那些在诗歌自身散落中发生的东西。
　　 “80后”的内部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枕戈认为80年代的遗留下来的是“神性——半神性”的传统，90年代则是“口语——物欲”的传统，而且“上述两种传统都给我们打上了强烈的印记，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游移而不能自拔，有的人则在作持续的激情衰退，更多的人则纷纷戴上面具以求自保” 。情况可能还要复杂得多。“80后”诗人弥撒提出过一系列繁琐的划分方法 ，不管他的归类是否准确，但很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老八零”和“新八零”的划分，这种“80后”内部的新老划分事实上引起了新一轮的权力分化，可见代际划分在更新速度更快的“80后”身上已然失效。
　　 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这种没有经过时间冲刷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正如敬文东在对“70后”诗歌的评论中指出，“70后”的风格还处在不断地变化中，诗人很可能会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突然转向而颠覆了风格规划的意义。面对瞬息万变的“80后”，我更加感到要把这些还在探索初期的诗人沉淀为某种风格的艰难（事实上，这种工作也意义不大）。我也不赞成上述那种“神性”与“物欲”的划分方法，类似的提法还有“神性写作”与“反神性写作”，“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 。（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划分和对号入座，划分隐含着“内”与“外”，注定会遗漏世界的完整性）在我看来，这种本质主义的划分方式必然导致本质决定论的机械性，造成时间上的人为割裂，忽视、压抑了事物的诸多层次。我更愿意把这种分野看作一种历史延续的过程，一个福柯所说的“呈现那些被想象成自身一致的东西的异质性” 的过程。
　　 （一） 朦胧诗——后朦胧诗——知识分子。
　　 “80后”诗人的一种写作延续了新诗的抒情传统。这种传统根植于在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写作中，向前还可以追述到“九叶”、“政治抒情诗”、“象征派”等更早时期。当然，这种写作还试图融合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纬度的反思和探索，试图整合90年代诗歌的叙事和口语资源。这些资源都以异质的的形式共存于当下的“80后”诗歌中。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熊盛荣的诗《后半夜》。
　　 后半夜，我是一只失眠的钟
　　 我的孤独，在滴滴答答地走动
　　
　　 除了影子之外，我找不到说话的人
　　 我的身体里缓缓地吹着一阵风
　　 风吹着我的乳名、姓氏。吹着我变粗的喉结
　　 分泌的荷尔蒙……哦，风吹着风
　　 风吹远童年的幻像、少年时期的爱情
　　 风吹响我的皮肤、肋骨。吹响这后半夜、这孤独
　　 这失眠的钟、这二十三年的岁月的河流
　　 熊盛荣的诗都比较长，很多都是关于贵州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如《在黔南》、《大田坝》等，具有浓烈的风土气息。这首《后半夜》一如他的风格，意象浓密，语言流畅，抒情性强，直接继承了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传统。事实上这也是“80后”诗歌抒情一脉的共同风格。除了抒情性与意象性外，也有部分的诗人表达了自己对一些精神主题的感受、反思和探讨。如谷雨的这首《小夜曲》：
　　 一个人死了，在夜里，脸上冒着湿气
　　 仿佛一直没关上的抽屉
　　 在火柴盒里，吐出鱼刺和咖喱
　　
　　 生锈的钟表，停在那里
　　 时间：深夜十二点
　　
　　 一个人死了，在夜里，面对着墙壁
　　 墙壁上有壁虎爬过的痕迹
　　 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一个人死了，我们看见的悲剧和葬礼
　　
　　 我的呼吸，停在那里
　　 时间：凌晨八点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无法逃避
　　 一个人死了，他的呼吸回到了夜里
　　 深夜十二点，或者更远
　　 同样是面对夜晚，谷雨想到的就不仅是对童年和岁月的感慨，他深入到了对死亡和时间的同一性的思考。谷雨的诗有效地克服了抒情诗的不及物性，从对日常经验碎片的敏锐感受和生存体验出发，开始他思辨的精神诘问。同样具备这种精神探索的还有丁成，他的《村庄腹地的火焰》关注到农民的现实处境，并通过对于农村、农民、祖先的一系列反思道出了这样的感受：
　　 在黑暗中途经农村
　　 目光不能断裂
　　 有一种姿势不能轻易改变
　　 我们现在作为城市的居民
　　 更多的我们得保持生命原初的记忆
　　 ——《村庄腹地的火焰》
　　 丁成后来的写作试图把抒情与叙事统合得更好，但似乎并没有达到谷雨的纯熟。相近的还有王梦灵、唐不遇、刘东灵、张进步、阡陌尘子等人。这些诗人（当然，只能是其部分诗作）显示了“80后”诗人作为个人存在介入当下的能力，使抒情的诗歌也具有了及物性和世俗关怀。诗评家陈超早在1993年就断言“（抒情诗）姿态降低了写作的难度，抑制了灵魂求真意志的成长，使诗走向新一轮的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它难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经验，和把握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丧失了诗的时代活力。”因此，“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时代。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确实更危险。” 陈超的话极富洞察力地揭示了先锋诗曾经存在的困窘和对未来的规划。
　　 抒情诗在经过90年代的叙事和口语的双重冲击下早已成为了亡国之君。事实上，这种排挤和疏离正是以“反抒情”的形式来完成的，正是这种“反抒情”使得90年代的诗歌史的“整体性”出现了很大的“破裂”，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的“破裂”，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曾高举过这样的大旗。当“成规”遭到排挤性的剔除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一种“成规”走向了另一种“成规”。整个90年代诗坛，诗人们谈的都是叙事、叙述、口语、知识分子、民间、中年写作、本土化……，这些关键词在被不断地赋予意义，不断地解构和重构的同时成为了诗学的时尚。我们可以统计一下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中对抒情诗的正面论述，简直是少之又少。曾几何时，抒情成为了一种落伍，成为了过街老鼠，这正是二元对立造成的新的意识形态规避，是一种话语建构的附带结果。当然，抒情从诗学中被剔除出去并不等于它不再在诗歌实践里生效。我相信没有哪个诗人敢理直气壮地说诗与抒情无关。90年代的一些优秀诗作中，抒情并没有缺席，而是通过直觉地把握保持了与其它元素的技术平衡。但是，在经验相对贫乏的年轻诗人中，直觉把握的失效使得口语诗大行其道，沦落为不入流的口水诗与打油诗。对抒情的重新重视已经提到了诗学的议事日程之中，诗人徐江在《诗歌断论》中肃清了抒情与叙事，抒情与语感的关系，并指出两者都不能构成对抒情的“超越” 。事实上，“超越”从来就不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关系上的，“超越”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批判话语，而应该是行动本身。
　　 现在的情况是，新世纪诗歌更好地整合了过去的诗学资源，这是新世纪诗歌的普遍倾向，而不是哪一代，或者哪一派的单独成就。具体到“80后”诗歌中，这种倾向不仅体现在有学院派风格倾向的“80后”诗人中，也深入到“第三代——口语——民间”诗歌一脉。
　　 （二）第三代——口语——民间
　　 在各种选本中，口语诗似乎在“80后”诗歌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70后”诗歌中。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编辑的品位，另一方面也的确是90年代诗歌整体性“破裂”的结果。现在的局面是，“知识分子”因为其精英位置和诗学追求本身的高难度的知识储备而使得初学者和读者都望而生畏，“知识分子”在艺术领域“反崇高”、“去中心”、“平面化”的后现代潮流中被想象为理应打倒的对象；而“民间”凭借其“人民性”先天性地具有与大众的亲和力（尽管也有很多人认为口语诗不是诗）。事实是，它无形中降低了诗歌的门槛，在技术上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成为诗人的可能性。以至于似乎会说话的人都会写诗，最终导致的是口语诗的良莠不齐，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口语诗的质量。
　　 口语诗似乎肇始于第三代（准确地说应该是“非非”、“莽汉”、“他们”），但事实上，这个谱系可以向前推到“新民歌运动”、40年代解放区诗歌和更早的胡适的《尝试集》。经过90年代的诗歌实践和诗学论争后，如今口语诗的合法性危机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被建构成为新世纪诗歌实践的主流形态之一。口语诗狂飙突进的年代正是“70后”、“80后”诗人开始创作的时期，其中很多人都对口语诗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即便是不同路数的诗人也不得不以承认口语诗的合理性为前提。当然更有价值的是，一些诗人在诗歌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克服口语诗的表现局限，在口语中进行了多方向的探索。可以来看一看木桦的诗《花火》：
　　 就是在和房东吵架之后
　　 从他家蓝色的玻璃后面
　　 我顿生了这个念头
　　 我想牵着女友的手
　　 沿着笔直的铁轨，向西
　　 到一个叫喀布尔的地方
　　 去看一次烟火
　　 在铁轨上
　　 我就作火车头
　　 女友作车厢
　　 我们在茫茫的草原上穿行
　　 我以为我们脚下长了轮子
　　 这种口语诗发掘了口语中柔软的一方面，并通过“日常想象”（而不是形而上的哲学沉思）的发散赋予了诗歌一个开阔的空间。甚至可以说，这首诗的抒情并不弱于任何意象式抒情，近于于坚的部分探索。口语的柔软和抒情性完美结合可以说是木桦致力的一个方向，再看这首他的《烟花》：
　　 我很想成为一只海螺
　　 我马上就会因为这只海螺
　　 而想起大海
　　
　　 凌晨一点的大海
　　 我也就想想你吧
　　 想想你上面的轮船
　　 想想我不在的时候
　　 简单的几句话就具备广阔的空间和浓烈的情感表达。另一个极端是土豆，同样是口语诗，他却发掘了口语的坚硬。如这首《死》：
　　 一个中年男人
　　 站在阳台上
　　 然后跳下去
　　 在这之前
　　 他把手里的砖头
　　 砸向一个想救他的警察
　　 楼下面的气垫
　　 没有接住他
　　 他选择了这种死法
　　 没留下一句话
　　 只是被记者录下
　　 在中午时分
　　 播了两遍
　　 这种砖头一样的语言和不动声色的叙述让死亡产生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效果。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口语诗写作的“80后”诗人还有旋覆，受到布斯基影响之后的旋覆，语言更有冲击力，诗作也越来越无所拘束；鬼鬼的诗意趣盎然，奇思怪想，但有时候却过分简单；赖小皮的口语诗则更重视口语的随意性，也在口语中加入了反思的纬度；春树的诗在叛逆精神和语言的干脆爽朗上下功夫，但我希望她能够走得更远；石子（小村）的诗语言节奏明朗，更重视肉体经验的表达……这些口语诗人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主要活动在“秦”、“春树下”、“诗江湖”等论坛。
　　 （三）日常——下半身
　　 值得提出的是“下半身”诗歌对“80后”的影响。“下半身”的提出是在2000年，主要成员都是“70后”诗人。“下半身”是在盘峰诗会之后提出的，而他的主要成员也几乎清一色的是“民间”的赞同者 。“下半身”继承了口语写作与“日常性”的传统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反叛性。在“怎么写”的形式革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们从“写什么”的方面提出“诗从身体开始，到身体为止”的口号，把内容革命降到了反道德的底线。事实上，在面对长久以来隐埋的意识对身体的长期统治和规训的局面下，“下半身”有其合理之处。第三代提出了“回归日常”的口号，而“回归身体”则把这种对日常经验的重视转换到身体经验上来。2000年后开始创作尝试的“80后”，很难逃脱这种极富叛逆精神的诗学主张。很多人长期光顾“下半身”的网络论坛，并尝试按照“下半身”的标准来写作，如：春树、李傻傻、阿斐、巫女琴丝等都深得“下半身”前辈的喜爱。可以说，这最后的一场诗学革命是“80后”直接从“70后”那里吸取的资源。“下半身”因为自身创作与诗学主张的脱节，由身体走向了性器官，很多“下半身”的成员如尹丽川、朵渔都对“下半身”诗歌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批评。“下半身”运动逐渐平息，成员各自分化，但对身体经验的重视却保留下来，成为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又一资源。“80后”很多诗人正是从“下半身”开始走向了自己不同的创作道路，但“下半身”在对“80后”的谱系考察上是绝对不容错过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下半身”运动，“80后”诗歌将会呈现另一番情景。
　　 上面简单勾勒了“80后”诗歌的三个谱系，很多诗人沿着这些谱系继续推进，更多的诗人则游移在三条谱系之间。当然，也有少数诗人存活在另一些诗歌谱系之中，如所谓的“纯诗”，他们直接借用了里尔克、艾略特、米沃什、叶芝、奥登、斯曼德尔斯塔姆等国外诗人资源，进行着孤独的“纯诗”写作，比如哑孩子，她的诗始终用一双纯洁的眼睛来面对世界的本质。她的是写得纯洁、干净而质地新鲜。我相信，像这样的“局外人”还有很多。
　　 诗学焦虑，还是身份焦虑？
　　 正如前面对“80后”诗歌的谱系考古所揭示的，“80后”绝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正如“80后”这个词语本身所蕴含的时间概念，它是根植在当代诗歌史的传统中的。有人为了突现“80后”这个命名的合法性，人为地制造一种“断裂”的假象。作为一种现象，这种“断裂”运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却忽略了新诗本身的延续性和诗学根基的建设。
　　 “断裂”基于“浮出水面”的强烈冲动，这一口号在集体出线的2002年尤其响亮。被誉为“80后”第一本诗学理论集的《蓝星·80后文论卷》中大部分的文章都在强调这种“断裂”论调，但却普遍缺乏“断裂”的理论根据。事实上，这本与其说是诗学理论，不如说是宣传手册的集子充满了偏激、叛逆、甚至是幼稚的言论。文中很多的观点和立场其实在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中有了详细而周密的论证，而这些所谓“80后”的诗论家则硬是凭借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对那些冷静而富有启示意义的言论弃而不顾。在面对诗学主张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凸显自己作为年轻人被压抑、受排挤的局面，企图通过对群体激情的唤起来实现“断裂”的目的。例如春树在《八十后诗歌的速食一代》中号召“所有八十后联合起来”的原因有三：
　　 1．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形成气候；
　　 2．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扶植我们，我们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自己扶植自己；
　　 3．可能也是太无聊了吧，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
　　 请注意这和“70后”提出之时的宣言“历史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给自己位置”如出一辙 。仔细地来考察这三个原因，可以看到，它们分别来自于现状、处境和内心的空虚。言外之意就是，我们的诗歌没有形成气候是因为没有掌握话语权，为了掌握话语权所以必须自力更生、跻身主流，而这一切的原始冲动仅仅是因为无聊，是青春本能的发泄，从而把青春作为颠覆的合法理由，建立起一种情绪化的话语机制，试图把一切受压迫的对象集中起来。这种革命性质的运动方式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但运动的结果却总是会带来新一轮的混乱无序。旧的权威倒下后又会有新的权威出现，老的范式的失效总是以新的范式的建立为代价。稍了解新诗史的人都知道，80年代的朦胧诗从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对抗开始的，但却很快地陷入到新一轮的意识形态话语和集体无意识中，这些又成为第三代竭力推翻的对象，新诗筚路蓝缕直到90年代才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局面。“80后”这种命名方式却希望通过集体的想象式认同而把诗歌写作重新拉回到集体无意识的盲目混乱中，可以说是在大开历史的倒车。
　　 事实上，“断裂”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模式隐含的原则又总是“新”比“旧”好。这种现代性意识似乎已经根植在了现代人的头脑中。社会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以十年为一代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参考系有其合理性，“代际换位”有时候甚至被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因。但如果把这种划分方式放到前现代社会几乎一无是处，而在后现代社会代际换位则又更加迅速。“80后”内部的分歧似乎并不比“80后”与“70后”更小。对于“80后”来说，“断裂”与其说是来源于诗学上的革新冲动，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对抗方式。渴望获得话语权，渴望“浮出历史地表”，渴望“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统统来源于一代人的身份焦虑。正如前面对“80后”诗歌谱系的考察我们已经看到，“80后”诗歌已经不存在什么诗学上的合法性危机，他们更多的是在深化前人的诗学主张，并在此之上进行的后续整合。决定“重出江湖”的徐敬亚指出，“70后”、“80后”诗人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细致的情感、琐碎的生存，他把这看作是中国诗歌“本土意识”的增强 ，可以说这也正是“深化”的结果。
　　 与前辈诗人不同的是，“80后”普遍地缺乏诗学危机感，他们更多地强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是时代造就了他们，并以此作为“断裂”的根据。这种转移事实上也是诗学——社会学转移（我并不否认社会因素对诗歌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否又重新回到物质决定论的老路上，而诗歌的嬗变有多少是来自于诗歌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敬文东在评论“70后”诗歌创作时指出“时尚培养了（或实验出）了他们（70后诗人）的形式风格……追求个人在现世中的享乐、甚至狂欢，成了“70后诗人”比较打眼的外在标志。他们的动作是较为私人化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私人性动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出现的……90年代的时尚喂饱了他们。” 在敬文东那里，社会因素是一个参考因素，而在“80后”的宣传中却以决定论的方式出现 。而敬文东提到的“90年代的时尚”似乎只需换成“二十一世纪的时尚”就能原封不动地扣在“80后”的脑袋上。
　　 在文学史上，诗学焦虑和身份焦虑实际上也许从来就是一种综合症。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遇有创见地指出了焦虑症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他甚至指出没有焦虑的诗人实际上已经沦为仅仅是一个读者 。但是在“80后”诗人身上，诗学焦虑普遍失效，身份焦虑却成为“断裂”的绝对动力，并通过想象建构作为敌人的父亲，并通过阉割父亲来确认自己 。可以说，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学对文学的僭越。
　　 尽管新世纪的诗歌在进一步地深化，更重视生命体验，“母语思维”也得到增强。但是目前的现状是，90年代的诗歌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它们仍将存续在新世纪的诗歌实践中，而有待在写作实践中破除迷雾，实现“超越”。最近徐敬亚提出了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对新世纪诗歌建设有着积极地的参考意义。其中一条思路是回到“业余”，回到“业余”也就是回到原生点，回到“个人”，回到“场外”，从而避免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遮蔽。令人可喜的是，已经有“80后”诗人在这样做了。
　　 2005年11月28日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修订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紧随其后的龙脉诗会（1999年11月）延续了这一论争。
　　 2000年，黄礼孩编选民刊《诗歌与人》2000卷《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卷》，正式出版《70后诗选》（海风出版社）。
　　 黄礼孩：《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见康城、黄礼孩等主编《70后诗集》序，海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诗选刊》从2002年开始每年的最后一期“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都把“80年代诗人”放在刊首，2003年9月推出专号“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选”A、B卷；《诗刊》也从2002年起开辟“校园系列”收入80后诗作；《诗潮》则从2002年起设置“校园诗抄”，作为80后诗人作品专辑。
　　 曾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80后民刊主要有《八十年代》、《思与诗》、《弧线》、《秦》、《新文学观察》、《蓝星》等，出版诗集《八十年代后诗选》（春树主编，2002年）、《独立—E世代诗人作品选》（老刀主编，2002年），理论集《蓝星·80后文论卷》（丁成等主编，2002年）
　　 黄礼孩：《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见康城、黄礼孩等主编《70后诗集》序，海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伊沙：《拒绝命名的焦虑》，《诗潮》2002年11—12月刊。
　　 西川：《诗学的九个问题之我见》，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 ... rdID=10&ID=2651
　　 八零后诗人弥撒归纳说：“对于八零后诗歌：集中在春树下、秦论坛和诗江湖论坛的一些口语诗人，其中大部分倡导并且跟随下半身写作，代表诗人有春树、木桦、张4、张稀稀等；还有另外一部分，既活跃在门、原、诗选刊、诗歌月刊登论坛的诗人，他们的主要风格偏向于知识分子写作，其中知识分子写作与他们、非非风格的杂糅，亦有知识分子与乡土诗的杂糅，代表人物有刘东灵、熊盛荣、张进步等，八零后口号由他们提出来，他们叫老八零一代。道不同不相与谋，最近一年来，提倡开放性和兼容性的一伙人又从老八零中分裂出了一派人，年龄比老八零年轻一两岁，主张口语写作与知识的分子写作兼容。主要有丁成、啊松啊松、 十一郎、弥撒、秦客等等！”转引自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 ... rdID=10&ID=2651
　　 李震：《神性写作与反神性写作》，吴思敬：《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均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收入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152页。
　　 陈超：《求真意志：先锋市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5页。
　　 徐江：《诗歌断论》，《诗选刊》2005年4月刊。
　　 “下半身”发起人沈浩波就是盘峰诗会“民间”立场的极力鼓吹者。
　　 转引自老刀：《命名·民刊·后现代以及其他——〈蓝星·80后文论卷〉阅读手记》，http://www.poemlife.com:9001/Poe ... &ColumnSection=
　　 徐敬亚：《原创力量的恢复——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三》，《文艺争鸣》2005第六期，第19页。
　　 敬文东：《没有终点的旅行——也谈“70后诗人”》，收入陈超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19——120页。
　　 相关文章见枕戈：《80后诗歌创作现状及展望》，http://www.cul-studies.com/bbs/p ... rdID=10&ID=2651；李原：《新时代的诗歌写作》，http://yanruyu.com/jhy/author/35806.shtml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一版，第57页。
　　 “他们或者有意地倡导传统的汉诗（如杨炼），或者有意地学习西方（如欧阳江河），或者陷入古老的世纪英国（如王家新），或者不中不西（如韩东），他们都走向一个没有尽头的极端，以致完全失去自己的本真，即使看问题也带着有色眼镜，而不能自拔。”见李原：《新时代的诗歌写作》，http://yanruyu.com/jhy/author/35806.shtml
　　 徐敬亚：《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新世纪“诗歌回家”之二》，《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