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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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
曹顺庆 王超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清理了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并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从纵向的时间性流变、横向的空间性拓展以及学科体系内部的否定与承传三个维度，整体论述和评价了这三个十年或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性成就和不足。在研究策略上，主要以相关著作和论文为依据，对其中思想观点进行微观论述的同时，也注重对其学理发展动向、视域的结构性迁移等学科层面的宏观把握。本文认为，以《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和“失语症”、“异质性”、“话语重建”、“变异学”等重要理论观点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比较诗学走过了开创与奠基、反思与重构、深化与拓展三个历史性阶段。

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向被提出来，是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Etiemble.René)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1]继而西方70年代涌现了很多比较诗学著作，如1978年佛克玛、易布思等人的《比较诗学》，1985年巴拉康、纪延的《比较诗学》，1990年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当艾田伯敏锐地做出那个判断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中国的比较诗学真正开始走向自觉，还是在1978年之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比较诗学走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路程。这三十年，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从开创、奠基、反思、重构再到深化与拓展，在不断的论争、批判和学科建设中，逐渐走向成熟。回首三十年，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是中国比较诗学的开创与奠基。这一阶段从整体意义上包含了20世纪初至1978年以来的著名学者的研究状况，第二阶段(1988—1998)是它的反思和重构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比较诗学从盲目跟风走向了深度质疑和反思，第三阶段(1998—2008)是中国比较诗学的深化与拓展期。在经过了“失语症”、“可比性”等重要课题之后，重新开始寻求研究策略和学理构架。



一、1978—1988：开创与奠基



在世界比较诗学史上，中国比较诗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比较诗学学科形成之前，不能不提到一些学术大师对该学科的开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贯穿诗学比较意识而缺乏比较诗学学科理论上的构建意识，但是这些学术巨著为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1908年又发表了《人间词话》。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均是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开了自觉地用西方的诗学理论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先河。以往的《红楼梦》研究仅仅局限在中国文化语境之内的阐释，王国维饱受中西文化的熏染和浸润，第一次将中国文学经典《红楼梦》和叔本华的悲剧美学相提并论，互为参照。而且，他在西方美学理论的启示下，将中国的文论范畴——意境也阐释出了别样的风貌。1908年鲁迅在《河南》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摩罗诗力说》。后来他还将《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了比较：“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2]但只是提到并涉及而已，并没有太多深入的阐述。1943年朱光潜出版《诗论》，在1984年三联书店版的《后记》中，他说：“试图用西方诗论来阐释中国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3]1948年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序言》有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张隆溪曾提到钱钟书对比较诗学的看法：“钱钟书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4]可见东西方诗学虽然旨趣相异，但也可以在某些层面上交流对话、互证互补。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领域的潜力所在，但是，“文革”十年，由于政治的干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受到中断或阻碍。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结束十年动乱，走向了一个开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开始承担着一种新的历史使命。如果说，王国维等大师用自身的学术实践指明了这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基本方法和目的，那么，新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如何展开学科理论研究、学术视野定位、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的问题。从学科史上将中西比较诗学纳入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之中，毕竟，无论前辈的比较诗学著作影响多大，如果缺乏一种学科理论意识，这些著作都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摹本，中西比较诗学要走向学术界，走向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且，将中西比较诗学放到世界比较诗学史上寻找到自身的坐标，才能为该学科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在十年沉寂之后，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开始真正起步的是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钱钟书的《管锥编》，全书由一系列的读书笔记构成，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仔细的考辨和对比。在该书中，作者旁征博引，跨学科、跨语言、跨文明地交叉碰撞，这是中国比较诗学乃至整个比较文学的一个划时代巨著。无独有偶，1979年，王元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上篇由三篇专论构成，下篇主要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神思、物色、情采等篇目。作者将相关的研究资料附在正文之后，作者有意识地用黑格尔等人的西方哲学思想来启示传统的文论研究，这也是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样，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意识还体现在美学界，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该书选录了作者的22篇论文，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音乐、绘画、文艺思想，在西方文化参照下探讨了“虚空”、“意境”、“空间意识”等重要美学范畴。同年，周来祥发表《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东西方虽然都强调表现与再现的结合，但是，“西方更偏重再现、摹仿、写实，东方更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5]。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结论未免过于粗略，但是，他将中西美学理论进行比较和相互阐发的意识，影响却很深远。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在方法上接受了这篇论文，并且在西方的视野下观照中国的美学理论。随后，蒋孔阳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上发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蒋先生的研究在周先生的基础上展开了更深入的阐述。主要从社会历史、思想渊源、文艺实践、语言文字结构等几方面来比较中西美学思想。上世纪80年代，曹顺庆发表了中西比较美学与诗学的系列论文札记：《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1981)、《“移情说”、“距离说”与“出入说”——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1982)、《“物感说”与“摹仿说”——中西美学思想研究札记》(1983)、《和谐说与文采论》(1986)、《滋味说与美感论——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札记》(1987)、《风格与“体”——中西文论比较研究》(1988)。从1981到1988年间，曹顺庆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中西美学诗学比较系列论文24篇，这为他后来写作《中西比较诗学》奠定了理论基础。1985年，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来系统清理中国美学思想资源。这些成果为比较诗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

在比较诗学领域开始有所突破的是刘若愚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他说：“我写这本书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6]以往的研究是从实践上中西融会，而该书最大贡献在于明确了在比较对话中实现“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这一个理论构想。1983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叶维廉的《比较诗学》，1987年，叶维廉又出版《比较文学论文选》，其中一章是《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规律》，他要寻求中西文化的那些潜在的“文化模子”。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不再追求表面上的相似性，而是要从学理和文化根源上观澜溯源。虽然后来成果颇丰，也呈现出很多问题，但是“比较诗学”在他们手中，具有了更多的“诗学”的性质。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作者在引言中宣称这是一部比较诗学的著作，关注的是人类精神冲突的价值取向问题，涉及到诗人死亡、基督教的救赎等等终极关怀式的比较研究，但他在《后记》中又说“这根本不是比较诗学”。从个中的陈述可以明显觉察到，从1978年到1988年，在这十年之中，诗学的比较意识有所前进，而且，比较诗学作为一个理论术语，开始出现雏形，但是，在犹豫和困惑中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定义。

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即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他在《后记》中说：“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7]该书第一次将中西文论史上的范畴进行系统整理、筛选、比较阐释，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艺术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以这五个部分为基本的话题，在每个话题之下分别论述中西文论话语的大致内容。在一个共同的对话框架下，进行中西诗学话语的互释互证和相互阐发。著者充分考虑到了这些范畴之间的可比性和通约性，这就比简单的表现与再现、叙事与抒情等的比较更加深化和具体。1989年曹顺庆在《文学评论》发表了《从总体文学角度认识〈文心雕龙〉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价值》，首次从总体文学角度用诗学比较的方法，将《文心雕龙》置于一个宏观的世界性视野之中来重新定位。他的这些研究方式也影响了90年代比较诗学研究的整体模式，即寻找一个共同的文化模子，在这个模子之下，展开中西方的诗学范畴和理论术语的比较阐发。

概言之，这一个十年中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一)《中西比较诗学》一书的产生奠定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以及整个学科的发展思路，(二)《管锥编》、《文心雕龙创作论》、《拯救与逍遥》等书以及蒋孔阳、周来祥等人的相关论文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范本，其融会贯通的总体文学意识形成了比较诗学的基本操作形式，(三)钱钟书、刘若愚、叶维廉对共同的诗学理论体系的追求构建了比较诗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换言之，这三个“事件”从目的、方式、理论构架方面塑造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基本雏形。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意识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一是这十年间的成就固然可喜，但是，在“比较”的名义下，究竟哪些是可比的？哪些是乱比？仍然在学理上没有澄清这个可比性问题，以至于比较诗学成为少数人的话语“独白”或内部操作，这是比较诗学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上的不足，二是比较诗学的研究视野是不是仅仅局限在中国和西方各国？局限在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古代、近现代文论的比较之中？“世界”的外延何在？东方在哪里？文明仅仅是中西两极吗？东方文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的诗学思想理所当然地缺席或失语？这是比较诗学空间上所存在局限和不足，三是这一期间比较诗学所抽取的范畴往往是横向选择的，这些范畴虽然在空间上跨越了异质文明，但是，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却有待于整体化和历史化，就是说，要将这些诗学范畴纳入一个更加宏阔的诗学比较体系之中，将横向范畴比较与纵向历史溯源放在一个共同的诗学语境之中。也就是在文论历史的钩沉中寻找深层的“文化模子”，如何去挖掘差异性背后的意义生成机制。换言之，这十年开始意识到中西的异同“是什么”，但是没有从一个纵向的历史维度思考这些表象之下内在文明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规则的终极动因，即“为什么”，这是时间维度上的不足。



二、1988—1998：返观与重构



上一个十年在学科性、空间性和时间性三个主要层面的不足，在这一个十年得到了大致地解决，很多学者有意无意地朝着这个方向去推进。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该书是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中、下三编，主要由北师大的教师执笔完成。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从学科构架上深化了《中西比较诗学》，提出要建立中国的诗学理论体系，这为中西诗学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1992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这是一部国别之间诗学理论比较的专著，集中对中英两国的诗学比较研究。虽然早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版了金克木《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但是其中诗学比较的意识还不够。狄兆俊的结论是：无论是无用与有用、客观与主观、功利与超功利等等，中西方文化在每一对范畴中既是相互对立也是相互包容的。在这一点上，中英诗学呈现出明显的对话契合点。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这是第一本关于印度诗学的专著。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周来祥与陈炎合著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这是对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在比较意识层面的扩充和拓展。199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比较诗学性质的一本工具书《世界诗学大辞典》，由乐黛云等人编撰，该书为全方位地了解比较诗学范畴术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主要从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思考比较诗学，与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不同，他更多的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或者是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中西差异。例如“有”与“无”、“明晰”与“模糊”等等，他在这些话语言说的根本差异和方式层面作了文化根源上的检视，其结论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1992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了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冯川将之译成中文，199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这些专著中存在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这一时期关注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寻求一种共同诗学，更多的是从方法论上去探索和突破，或者从具体的学理框架上去尝试。例如，陈跃红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诗学不一定理解为自成一体的不同传统的比较，也不尽在各种诗学价值观能否沟通，更不在于那个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共同诗学’的乌托邦。而在于当两种以上不同的诗学阐释传统和方法原则终于坐到一起来的时候，能否在对谈和争论中探讨一种相互取长补短、综合发挥，具有钱钟书所言的‘打通’特征的诗学阐释观和话语方式。”[8]其他主要的相关论文有：《中西比较诗学方法浅论》(武卫华1988)、《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和目的》(周伟民1988)、《走向比较诗学》(张海明1993)、《中西诗学比较方法论讨论会综述》(黄耀华1994)、《中西诗学比较管见》(赵稀方1995)、《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饶芃子1995)、《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曹顺庆1997)、《寻求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曹顺庆1997)、《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张海明1998)、《比较诗学需要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乐黛云1998)、《比较诗学研究需要一种国际性学术视野》(童庆炳1998)。这些论文强化了比较诗学的学科性和理论性特征。

针对上一个十年的比较诗学的空间理论上的问题。曹顺庆1996年出版了《东方文论选》，郁龙余认为该书把比较诗学从中西“两点一线”变为了“三点共面”还“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论的影响”[9]。该书约70万字，分为六编，选译了日本、朝鲜、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国家的百余种(篇)，有对各国文论的一个简单概述引介，也有对主要文论文本的选译，另外还列出了该国文论的主要参考书目。季羡林在序言中也说：“有识之士定能‘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以往的比较诗学仅仅局限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其他东方文明却因此被遮蔽，其中的问题主要是一直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似乎中西比较诗学就涵盖了比较诗学的总体思路。而《东方文论选》在比较诗学史的重大成就是把“东方”这个文明圈拓展开去，并且纳入文论格局之中。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介绍到国内，给学术界以极大的启示，并且，把比较诗学的空间视野从中西两极的格局中拆解，把以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体系为主的诗学话语相提并论、相互生发。随后，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开创了比较诗学的新局面。随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兴起，“东方”形象在世界诗学史上开始被重塑。

虽然空间上开辟了新航道，但是，上一个十年的第三个疑惑即比较诗学时间维度的深层开掘仍然有待于解答。如果不从一个整体性的诗学史的角度纵向开掘范畴比较背后的话语规则和意义生成方式，那么，比较诗学只会在横向维度漫无边际地抽取比较，没有一个文化模子的观照，没有对其内在的深层可比性因素的探索，比较诗学举步维艰。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虽然我在研究目的上并没有改变，但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却已经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是从中西两极比较转向了总体文学式的全方位的多极比较，其二是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10]这两个转变也体现了这一个十年中比较诗学的两个重大转向。全书总结了世界文论的共同规律，从文化根源和影响变异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和考辨，展开了从诗学的范畴式比较到总体诗学的整合清理。作者不仅将国别文论史是什么讲清楚了，而且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面貌也进行了探本溯源式的纵向开掘，分析了中国、印度、古希腊三个文论源头内在构成模式及其流变播散。作者认为：“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中外比较文论史》，如果仅仅是论述‘是什么’，总让人觉得不惬于心。在最初的撰写中，我尤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我调整了撰写大纲，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为本书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述‘是什么’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为什么’。我力图从‘意义的产生方式’与‘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寻求东西方各异质文化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则，并从意义的生成来源，生成方式，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探索之中，进一步清理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发展规律。”[11]

1998年杨乃乔出版了《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该书60万字，与《中外文论比较史》相比，他更注重在一些相关命题上的深度阐发。从“道与逻各斯”、“经与逻各斯”、“立言与立意”等方面详细阐释了中国儒道与西方本体论、语言论的异同。较之以前的比较诗学研究，他的重要突破是还原了中西方的文化语境和最根本的诗学话语规则，不是从范畴和术语上去展开，而是去追寻“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发展规律”。这同样事实上证明了比较诗学的重大转变，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从表象比较到深度比较，从范畴术语比较到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

概言之，这一个十年比较诗学的重大成就或重大转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西比较美学大纲》等专著以及《中西诗学比较管见》、《自然之道》等论文的涌现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在学科体系建设上超越了上一个时期比较诗学大多注重范畴、术语的对比的总体模式，开始有意识地寻根溯源，展开深度比较，并构建“方法论”、“体系论”和“目的论”等学理构架。(二)1993年《印度古典诗学》、1996年《东方文论选》的出现标志着比较诗学从上一个十年中西“两点一线”到这个十年的“三点共面”，重新定位了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和空间座架。(三)1994年《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8年《中外比较文论史》、《悖立与整合》的出版，使中西比较诗学实现了一个成功转折。《中外比较文论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史。作者从三大文明体系源出发，阐发了世界诗学发展的总体脉络，同时，还从文论群、意义生成方式等方面梳理了中外文论的话语规则。

尽管这个十年期间很好地解决了上个十年的三大难题，但是新的困惑和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第一，“失语症”问题。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进程中，“比较”难免会出现价值取向和价值评判，当中国思想与文化文论遭遇到外国文化文论之时，如何实现平等对话、互补互证是一个根本性的立足点问题。曹顺庆指出，在比较诗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化文论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12]。罗宗强说这个“失语症”问题：“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要害，引起了学界的热烈的响应，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前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13]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第二，“异质性”问题。比较诗学在这两个十年的发展中，除了“失语症”，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比较诗学似乎都存在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中外文论必须要有“同”或“似”才能够对话比较，即求同存异，否则就是乱比。那么，完全相异的东西是否可比？比较诗学是否只有在求同存异这个框架下操作？跨文明的知识体系难道真的不能对话？第三，“合法性”问题。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西比较诗学开始逐渐走向成熟之时，内部却爆发出一股反思和质疑之力量。在经历了比较诗学的研究成果所带来“震惊”和大规模效仿所造成的“成就”之后，面对更加体系化、理论化、历史化、学科化的比较诗学，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该学科本身的合法性，首先，中西或中外是否可通约？比较诗学所找寻的“共同规律”或“共同诗学”是否可能？



三、1998—2008：深化与拓展



历史总是在总结反叛和质疑之中推进的。经历上一个十年比较诗学的辉煌之后，知识分子所持有的主体性反思开始大规模呈现。首先是余虹发表的系列论文：《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1997)、《“比较文艺学”之我见》(1997)、《“中西比较诗学”：其名其实》(1998)，1999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这三年的思考主要涉及到中西诗学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长期都在预设的普适性中进行，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具有“不可通约性”，并提醒我们正视将“文论”视为“诗学”样式的“学术后果”，警惕那种“制造诗学普遍性的神话”的“跨文化共名的做法”。吴兴明认为他的重大推进在于“思路”，“沿此思路，纠结于中西文论诗学比较研究之学理地基上的一系列疑难与困境似乎有了走出的可能”[14]。他的考证与论辩引起了这个十年中关于中西文论“普适性”问题的论争。80年代叶维廉等人倡导的“共同诗学”以及后来的“比较诗学”在这个十年遭受到了巨大的攻击。余虹认为中西异质的文论体系是不能纳入同一个比较体系之中的，他认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诗学体系，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不可通约性”和“结构性差异”。

2000年，饶芃子的《比较诗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也指出：“我们力图在更深广的‘文艺学’的视野中对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为了避免‘文论’和‘诗学’这种传统命名方式的历史局限，在更具包容性的名称之下展开我们的研究，我们将我们的研究命名为‘中西比较文艺学’。”[15]在这一本命名为《比较诗学》的专著中收录了作者25篇相关论文，作者在《自然之道：中西传统诗学比较论纲》一文中指出：中西传统诗学要么“大而代之以‘量’取之”，要么“小而代之以‘貌’取之”。她认为问题在于：“中西传统诗学的比较研究一直不曾追问这两者的理论前提和基本诗学方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耽搁是中西传统诗学比较研究迟迟不得登堂入室而徘徊于门外的根本原因。”[16]她的观点是“中西传统诗学在表面的巨大差异下走着一条共同的、十分隐秘的道路：自然之道”[17]，可见，饶芃子比余虹更深刻之处就在于，她不仅认同其所谓的“不可通约性”，还从“自然之道”这样一个根本的思想前提下来清理诗学的方法论问题，试图解决这个结构性差异。

由于在《比较诗学》序言中已经提及“比较诗学”一语的问题所在，所以2002年饶芃子主编了《比较文艺学丛书》，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与《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是一脉相承的。该书分为三本专论，三本研究资料汇编。这六本书是作为“比较文艺学的基础性工作”而出现的。该丛书力图丰富属于比较文艺学的整体构架，但是，在宏观思路上，却走了一条与比较诗学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工作正是对比较诗学学科的另一种形式的丰富和完善。

这一时期，与“不可通约性”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走向是“失语症”问题的展开。1996年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发表以后，学术界相继发表《回到语境──关于文论失语症》(张卫东)、《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曹顺庆)、《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学选择——兼评当前诗学讨论中的“失语症”论》(高旭东)、《“失语症”与文化研究中的问题》(高小康)、《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蒋寅)、《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曹顺庆)、《再说“失语症”》(曹顺庆)、《后殖民主义与文论失语症命题审理》(章辉)、《论“失语症”》(曹顺庆)、《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陶东风)等等。可见，“失语症”不仅是这个十年的重大理论症结，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的致命症结。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文化身份存亡问题。事实上，“失语症”的第一次提出者不是曹顺庆。黄浩刊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的《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就引起了第一次反响，如唐跃发表于《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的《文学尚未失语——关于黄浩同志〈文学失语症〉一文的不同意见》。但是，关于“失语症”，在国内文艺理论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并产生了集体性的学术反思的论文是曹顺庆发于《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曹顺庆认为，失语的终极原因是长期“西方化”的最终结果。中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而不是“化”，没有从根本上认可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和独立性，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的偏颇，“因为双方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平等交流对话，要么是西方理论崇拜，要么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作祟。很难超越这种异质文明之间的鸿沟达到‘共在之域’”[18]。导致中国文论总是在西方话语的牵制之下被改头换面、支离破碎，最终无法言语。就连很多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之中的华裔学者也存在这种问题。例如刘若愚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的文学理论》，还是没有摆脱“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基本思想。

曹顺庆对“失语症”的系统阐述，在比较诗学领域引发了两个命题：一是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二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两个命题是“失语症”的两个大致的出路，也是比较诗学研究寻求突破的两大理论策略。1996年曹顺庆、李思屈在《文艺研究》发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1997年又在《文学评论》发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他把“话语重建”和比较诗学的“中国化”作为“失语症”的一种应答和思想出路。在过去的研究中，比较诗学的面貌一度在“西化”还是“中化”之间游离。尤其是很多比较诗学著作和文章套用西方的术语概念来阐释中国文论并标榜为比较诗学。这一方面没有将西方诗学进行语境化挪用，另一方面也将中国文论的本然面貌阐释得面目全非。话语重建与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不是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沉潜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会中西，而自铸伟辞，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19]这一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有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1999)、李清良的《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2001)、曹顺庆的《中国文化与文论》(2000)以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1)。这一系列成果中对中国文论“虚实相生”、“言意之辩”、“以少总多”以及“本末思维”等话语言说方式的整理充实了中国文论的诗学话语体系，也深化了这个时期的比较诗学研究，向展开中西平等对话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失语症”的出路除了从中国内部清理出一套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外，还要化用西方的文论资源，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研究。如果说话语重建是“中化”，那么第二步就是“化西”而不是“西化”。这才能做到比较诗学的跨文化视野。曹顺庆认为，任何比较诗学体系都不可能是无所不包，也不可能只是某一国的，“比较”是一种迂回方式。X与Y无论如何比较，最终目的不是获得一个谁优谁劣的价值评判，也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为了进入中国文论话语自身的重建和发展之中。是为了在比较中相互“启发”、“照明”、“检视”、“互补重建”。在比较诗学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无论是范畴术语比较还是体系模式比较乃至文化模式比较，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解决“失语症”的两大步骤就是先要清理出自身的话语规则，然后再去融会西方的资源。这两个步骤奠定了这一个十年比较诗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动向。而在第一步取得一些成果之后，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了比较诗学的另一个使命。但是，余虹早就指出中西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那么，能否“化”？如何“化”？曹顺庆说：“可以说，文化也好，文论也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都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他国化’。”“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他国化’这一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20]他还指出：“化用他国文化与文论的一个重要动因是互补性。”[21]

这一期间的重要成果还有：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2000)，以及论文《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谭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李夫生等)、《西方文论中国化笔谈》(李怡等)、《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童真等)、《“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周春等)、《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曹顺庆)等等。

这十年的第三个走向是关于”异质性”的讨论。导致“失语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中西诗学比较上的异质性因素，使得中国文论被西方诗学所同化，中国文论成为西方诗学的一个注脚。正如余虹指出的“不可通约”和“结构性差异”一样，在“求同”倾向出现问题的时候，“异”的价值就充分体现出来。1999年，曹顺庆与吴兴明在《替换中的失落》中指出：“中国诗学应该在整体上反省自己的知识形态并寻找出路，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化归的方式向西方认同。”[22]而“所谓异质性，是指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本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这种异质文论话语，在互相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新的文论话语”[23]。另外，曹顺庆还发表《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笔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论的异质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等相关论文，进一步强化了对异质性的探讨和研究。

具体而言，关于诗学比较中“异质性”问题的研究思路或理论策略，主要是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以往的比较诗学研究往往体现在跨文化，但是，“文化”较之“文明”，还缺乏一种对更宏观的异质性的考察，如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就认为只有在同一个文明圈内才能比较，曹顺庆认为其局限就在于它的“跨文化”而不是“跨文明”，他认为“跨文明”“强调对不同文明之间异质性的研究”[24]，作者把比较诗学的异质性的广度和深度做了一次提升。相关论文还有：《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曹顺庆)、《异质文明对话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曾利君)、《作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的合法性》(唐小林)、《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可比性问题》(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曹顺庆)、《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杜吉刚)、《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季俊峰)。

“异质性”研究中的另一个理论思路即变异学研究，2006年，曹顺庆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等论文，并且在他的两本专著《比较文学学》和《比较文学教程》中专章论述了变异学的基本理论。曹顺庆认为：“在文学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除了可以确定的实证性影响的因素之外，在文化过滤、译介、接受等作用下，还有许多美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难以确定的因素的作用下，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25]如果说，法国学派是求同忘异，那么，美国学派就是求同拒异。而中国学派，从一种阐释的角度来进行比较，不管是单向注脚还是双向阐释，都存在着“求同无异”的思维模式，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用中国的文学现象来注释西方的理论，不知道中西文明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异质性问题。因此，变异学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求异，尤其是诗学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过滤、社会集体想象物等问题。

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主要围绕什么是比较诗学，比较诗学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怎样开展比较诗学研究，比较诗学的走向和深化等等问题加以探讨。各章节之间环环相扣，既有细致的理论分析，又有实际的案例讲解。可以说，该书比较全面地接受了比较诗学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际运用。

概言之，随着“失语症”、“话语重建”、“跨文明对话”、“变异学”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成果的出现，标志着比较诗学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这一期间，国内学界也在纷纷寻找比较诗学新的出路，这些研究思路也丰富了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整体构架。

例如“理论诗学”的提出，周启超认为比较诗学研究虽然热火朝天，但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比较诗学的症结之一在于主观化强制：要么是以汉语言文化来诠释西方诗学思想，要么是以英语文化来阐释中国诗学思想。这种解读的科学性何在？”由此，作者提出了“理论诗学”来回应这种挑战：“理论诗学守护文学本位，开拓理论空间，追求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寻求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阐释力的文学理论。”[26]，此外王向远提出“东方比较诗学”：“所谓‘东方比较诗学’，是一种地区性诗学的比较研究。与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不同，东方比较诗学就在东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由于历史上东方各国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东方诗学之间也有着许多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而，东方比较诗学不存在‘可比性’的问题，也不存在比较的共同基准问题，它具备了比较研究的一切应有的前提和基础。”“把东西方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诗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真正完善的‘比较诗学’体系的建立，必有赖于东方比较诗学的研究的充分展开，我们应该以此作为今后‘比较诗学’努力的方向。”[27]他认为我国的比较诗学研究片面将比较诗学等同于“比较文论”，并且偏重于中西比较诗学，而很少将中国以外的东方诗学纳入比较诗学的整体构架之中，所以不仅要清理中国文论的诗学话语，还要进一步展开东方文明圈中的诗学比较研究。

与此相似，除了东方文论，谭佳认为中国当代文论也应当参与到比较诗学之中。她指出：“所谓‘比较’一直存有裂缝和断层。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这业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不争的学科前提和范围。而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则似乎永远理应被淡漠和缺席，这种不加反思的学科定位和研究视域是理所应当的吗？”[28]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对话研究”：“在对话式比较中，一种新型的、平等的言说关系或话语伦理将得以重建。这是因为对话遵循的是问—答逻辑，也就是说，在对话中没有任何权威，在问—答逻辑中真正居于权威地位的是问题本身的呈现及其解决，此问—答逻辑对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都具有规范和矫正的作用。换言之，对话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达到互证、互识。”[29]另外，还有人提出现象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不管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到何种程度，比较诗学的合法性都不可能仅由现成的诗学传统来承担，恰当的做法或许是：让谱系学方法用于诗学历史的知识学清理，现象学道路承担起开启诗学知识的合法性。”[30]作者认为比较诗学应当采用现象学还原和谱系学的双重眼光，才能突破其方法论上的困境，找到新的出路。高玉甚至提出“超越性诗学”或“第三种诗学”：“我们主张另一种超越，即后现代主义模式的中西比较诗学。”[31]“既要超越中国性，又要超越西方性，要具有世界意识，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涵纳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第三种诗学。”[32]



四、小结



总体说来，中国比较诗学研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清理如下：第一个十年最大成就是《管锥编》、《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西比较诗学》、《拯救与逍遥》等著作和论文在比较诗学学科领域的开创、奠基，以及在方法论、目的论等方面的坚实铺垫。但问题体现在三点：一是学科体系和可比性边界问题尚未很好垦拓，二是中—西的两极视域在空间上未显完整性，三是横向的范畴比较缺乏纵向的生成机制陈述和话语规则清理。第二个十年的成就体现在三点：一是《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等在学科理论体系上的深化和拓展，二是《东方文论选》、《印度古典诗学》等把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和空间座架从“两点一线”变为“三点共面”，重塑了世界诗学的总体格局，三是《中外比较文论史》、《悖立与整合》、《道与逻各斯》等使比较诗学研究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从表象比较到深度比较，从范畴术语比较到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从横向空间比较转向了历史性的话语规则的比较。这三点转变使得比较诗学从第一个十年实现向第二个阶段的成功转型。但其问题体现在：(一)“失语症”问题的困扰。这是20世纪整个中国文化与文论的重大症结。如何在诗学比较中避免“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等倾向成了这个十年留下的最大难题。(二)异质性问题。这个十年比较诗学的普及导致部分人盲目求同，生搬硬套地比附。如何界定异质性、类同性、可比性之间的边界问题，有待于深化和拓展。(三)合法性问题。在比较诗学方兴未艾之时，另一个症结被指出，即不同文化语境的文论体系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可以想当然地“通约”和“归类”，这涉及到学科存亡的理论问题。这三大困惑成了下一个十年的主要任务。第三个十年的关键词就是“失语症”、“话语重建”、“跨文明对话”、“变异学”。其成就体现在：(一)《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文艺学》等宣告了中西文论思想的“不可通约性”和“结构性差异”，从另一个向度否定了诗学比较的可能性。这次论争或对比较诗学的叛逃，意味着学科身份和边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对“失语症”的全面体认和系统阐述。从1996年到2008年，关于“失语症”的论文达到315篇，“失语症”问题检视了比较诗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西化”倾向。把“比较”的目的定位为中国自身话语的重建而不仅仅是文论比较，这是比较诗学乃至文论界的重要论断。(三)《中国诗学话语》、《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国文化与文论》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系统工程初步成功。这些论著摆脱了诗学比较的一般思路，开始完全立足中国文化与中国语境，总结出“依经立义”、“以少总多”等中国文论独特的诗学话语，这是解决“失语症”的一个良方。(四)《中西诗学对话》、《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如何实现“中国化”》、《“误读”与文论的“他国化”》等所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的策略。该策略“以中为主，以中化西”的模式使比较诗学研究更加深入。(五)异质性、跨文明和变异学。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是异质性的两个子命题。跨文明研究是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中国学派的一次深化和超越。从“跨文化”到“跨文明”，标志着诗学比较更加尊重异质性，并且善于从无关性的“异”中互补和发现。变异学与此相辅相成，主动“求异”、“和而不同”。对异质性的体认、发掘和利用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新路标。(六)这期间还出现了“东方比较诗学”、“理论诗学”、“超越性诗学”、“现象—谱系诗学”等积极的探索。这一个十年的问题在于：(一)如何进一步清理中国的诗学话语规则？(二)如何展开跨文明的变异学研究？(三)如何丰富和完善比较诗学体系？所有这些，将有待于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参考注释：

[1]艾田伯：《比较文学的危机》，于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卷第332页。

[3]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7页。

[4]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4页。

[5]周来祥：《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载《江汉论坛》1981第2期。

[6]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7]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后记》，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8]陈跃红：《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9]郁龙余：《旧红新裁熠熠生辉——简评〈东方文论选〉》，载《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0]曹顺庆：《寻求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

[11]曹顺庆：《寻求比较诗学研究的新路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期。

[12]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13]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4]吴兴明：《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15][16][17]饶芃子：《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18]曹顺庆、王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

[19]曹顺庆：《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20]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

[21]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2]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3]曹顺庆：《比较诗学的重要突破——〈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序〉》，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24]曹顺庆：《跨文明研究：把握住世界学术基本动向和学术前沿》，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25]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26]周启超：《“比较诗学”何为——关于研究路向的一点思索》，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3期。

[27]王向远：《比较诗学：局限与可能》，载《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8]谭佳：《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瓶颈现象及其反思》，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9]黄念然：《对话：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维度》，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6期。

[30]肖伟胜：《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困境及其出路》，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7期。

[31]高玉：《论当代比较诗学话语困境及解决路径》，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

[32]高玉：《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载《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原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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