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闲暇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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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闲暇出智慧?





                许锡良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在中国的基础教育界有教育权威人士很早就提出过一个在中国很受欢迎的绝妙的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要对学生来个一个“去三闲”,在这里，所谓的“三闲”，是相对学习来说的，即想办法把学生放学之后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习，因此，规定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必须互相监督，让每个学生不能够有闲言、闲行与闲思。也就是说，就是要让学生在任何空闲时间里都不得空闲，仍然要想着学习。据说如此抓应试教育，效果果然卓著。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闲言与闲行，都是比较容易通过外显判断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有闲思，是用什么办法鉴别出来，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难题。

在“去三闲”的同时，还规定了老师与学生必须时时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人人在做事。总之规矩真是多如牛毛，而且真是霸道之极。可以想见生活在那样的铁笼子里将会是一种什么生活。幸亏我做学生时不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长大之后也不在这样的学校里任教。否则，今生今世真是要被剥几层皮。

自古以为，中国人大多似乎喜欢以忙自居。见面问候一声“忙”，那不但是对对方的关爱，同时也是一种称赞。中国汉语成语有“日理万机”用来形容大人物的忙，一般人即使再忙，无不能够配用这个成语的。其实，汉语也是前人用心机造出来的。忙字由“心”与“亡”组成，亡，既可以解释为死亡，也可以解释为丢失。因此，忙字，也就既可以解释为“心死了”，也可以解释为“丢掉了自己的心思”。无论哪种解释，其实，忙字里，已经不可能产生出智慧。仔细分析起来，说一个人忙，其实无异于等同于骂人。



其实西方对于一个人闲暇时间早就有非常精辟的论断。人家毫不犹豫地说：“闲暇出智慧”。这里所谓的闲暇其实就是相对于劳动来说的。所以罗素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作《悠闲颂》，千方百计证明闲暇对于人类社会的伟大意义。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劳作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之后，人的闲暇时光会越来越多。将来学会劳作的重要性远不如一个人学会消闲来得重要，而且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至今现在许多自由职业者，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消闲中工作，在工作中消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但是，我们经常说，劳动最光荣，并且别出心裁地把劳动定位为体力劳动。殊知体力劳动的将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凡是体力活大多机器都能够代替。甚至连部分脑力如记忆力与计算力都是可以用机器代替的。其实，真正喜欢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人又不多。那种劳动基本上是把人当成工具与牛马来使用的，劳动的过程既没有什么愉悦的体验，也没有什么人的尊严。人，一旦被当成劳动的工具之一，其实，乐趣之少也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孟子那段关于劳心与劳力关系的话在当时的环境里倒是一句大实话。他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这段话在“文革”时那劳动最光荣的岁月里是被批倒批臭的。但是，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只有劳心者才有权享受劳动成果，而劳力者其实就是被劳心者当成了劳作的工具。陕西作家朝阳的散文《丧乱》中有一段话：

我鄙视一切把农村视作田园的人们，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给予身体的痛苦和重压。……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疾，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转此自王木春先生的《今天，还有多少乡村文化值得守望》

这种艰苦的劳作生活谈不上什么光荣，更谈不上什么尊严，只是为了糊口，为了生存下去，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但凡有一种可以替代这种劳作的机器，能够把人解放出来，人是万万不愿意那样夜以继日地劳作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过这种劳作经验，就容易把这种劳作看成是一种田园诗的意境。其实这个世界上，写田园诗的人也仍然是一种悠闲人士。中国的田园诗人都只是生活在乡村却并不真正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像陶渊明这样的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并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散步，即使算是劳动，其实也类似于今天的作秀。真正的乡村劳作，好是当牛做马似的感受，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寒风袭袭，那种滋味，不是穷苦的人农村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在这样的艰苦劳作中，要想有什么闲暇时间是一种奢侈，因此，要说这样的劳动人民最聪明，最智慧，这其实也是一种欺骗，要说，这世界是这样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其实也只是一种愚民政策而已。事实的真相只能够是，世界的思想智慧是有闲阶层创造出来的。牛顿要是不能够及时离开那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去剑桥大学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是不可能发现出那么多的物理定律与数学公式的。世界的每一次变化，都是有如牛顿这样的悠闲之士研究出了新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变化的。



英国人斯科特著的《数学史》中提到对数的发现过程。对数的发现是17世纪时英国的贵族约翰．纳披尔的功劳。纳披尔其实就是一个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从来不需要为生存而去劳作的人。饱暖思淫欲，闲暇出智慧。因此，他就琢磨出了对数的概念。其发明过程是寻找算术级数与几何级数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是匀速运动和加速运动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得出了对数的概念。瓦特虽然作为一个工人，显然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特别向往能够发明一种机器，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闲暇时光，因此，他发明蒸汽机，以代替人的劳作。而且这个发明过程也是因为有闲暇时光。倘若当年的瓦特也如当今中国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那样两头不见阳光，回到家里累得倒床就睡，恐怕是再优秀的头脑也难创造出什么来了。



就学生的学习来说，学生的闲暇显然是相对于学习来说的，而不是相对劳作来说的。学生的学习，本来就是与思想智慧打交道的，好的学习状态，其实就是一种闲暇状态。因为良好的学习状态就是精力充沛，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的状态，这样的学习忘我状态，其实，无所谓闲暇还是忙碌。



但是，如果学习变成了一种负担，成为一种奴役人的手段的时候，那就难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今天的应试教育，其实都是将人的大脑奴役的过程。特别是当学生的学习变成了简单的背诵与计算的工具的时候，学习的负担过重，必然让学生变得肤浅，因为他们长期被繁重、单调的背诵所充斥，生命的灵性与光辉都被剥夺殆尽。这种教育其实就是剥夺人的心智的手段，也是消灭人的天性的方式。通过应试教育洗礼的人，其实生命已经变成了灰色的，不但不会对这个本来充满奇异的世界感到好奇，而且也不会对人世有一种同情心。最近复旦学子在黄山遇险被救之后的表现，其实不应该成为什么热点新闻，那本应该就是他们所受到教育的最合理的结果。复旦大学作为有实力掐考试尖子的实力雄厚的高等学府，将那些受到应试洗礼并且脱颖而出的考生一网打尽，那是可能的，在这里能够有幸成为漏网之鱼的毕竟是少数。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本来就是失去生命灵性的教育，本来就是要让孩子学会漠视生命，漠视他人的存在，现在孩子们这样做得很好了，反过来又大惊小怪，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从小没有享受过自由、闲暇，没有得到尊重与爱的孩子，长大了也不要指望他能够得到什么思想、智慧、个性、爱心与尊严。孩子从小被控制得越严，长大了兴趣爱好就越少，自主性就越差。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生命化教育，而生命化教育，又从来都是自由的教育。作为教师，只需要守住悬崖的底线，然后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会发展自己的思想，培养符合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个性，思想智慧从来就不是在枷锁中能够成长的。自由自在，悠闲自得，人心有如飞鸟，自由翱翔，才能够飞得高远。



2010年12月1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