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你有雅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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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批评，你有雅量吗？

来源：文汇报
   

    民间有句俗话：木匠怕漆匠，漆匠怕谈匠。谈匠，便是广义的批评家。

    在文艺界，不少创作者害怕、讨厌批评。

    自我膨胀

    几年前，上海一家出版社为一位那时当红的旅美女作家开了个新作研讨会。现在开这种会，谁都习惯了“十句‘批评’九句夸”的皆大欢喜，不想，这个会倒还倔强地往“正道”上走了几步，于是出现戏剧性一幕。先是一位评论家率先在一片溢美声中昂起头来，提出了真正的批评，认为这名女作家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应该有“超越”的自我要求，不要总在“奇崛”的路子上重复自己……这番话唤醒了长年惯于说客套话的其他批评家的“职业精神”，竟接二连三对女作家作品中的各种不足也提起意见来，尽管态度诚恳，说话婉转，多是“建设性的意见”，但研讨会毕竟不再一片祥和。只见那女作家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她突然打断一位正发言的批评家，拂袖而去，让所有在场者非常尴尬。出版社本来安排了晚餐以便继续其乐融融，结果因此不欢而散。

    近来常听到对当今文艺批评的批评，认为批评家们一个个变成了“表扬家”，敢于直言的已属凤毛麟角；还有人说，文艺批评圈演变成了一个关系场、交际场，只看见嘻嘻哈哈一团和气。其实，在“人情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与创作者缺乏雅量、听不得不同意见颇有关系。

    有些创作者自我膨胀，霸气十足。前几年，就有一个上海的文化名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嘲笑批评家，称批评家之所以做了批评家，是因为他们当作家不成，没有创造力，于是只好对作家和作品评头论足。言下之意，创作不易，批评容易，创作高一头，文艺评论低一头。

    还有一个名导演，在一次首映式上，听了一位观众对他作品的批评，以一句“他不懂电影”的故作轻描淡写，便把那年轻人贬为“业余”——他的意思是，只有像他这种“专业电影创作圈子”中人，才有资格谈论电影。

    这些言论，骨子里都透着创作者居高临下的傲慢。不过，自我膨胀者常常未必真有实力和底气，反而是因为心虚和害怕才虚张声势。

    但记者发现，这些言论还有点影响力：正如很多人以为，写股评赚稿费的是炒不来股票赚不到大钱的人，写评论与搞创作，似乎“道理一样”。

    问题是文艺评论家怎样展示自己的价值而纠正人们的偏见。可惜，诸多批评家自己并不争气，只表扬不批评的平庸的评论文章充斥于市。这种丧失了独立性的评论，还真的是作家、作品的“寄生物”。

    批评家郜元宝表示，“作家有没有雅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是一回事；而批评家倘没有推开一切顾忌的决绝，不能单凭一颗赤子之心去和作家的灵魂真诚热烈地拥抱、对作家作品作冷静客观的分析，那么，不仅自己无法抵达当代文学的核心，也会把作家们拖离这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正在展开的当代历史。”

    选择性宽容

    “某某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继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现在的读者，常常能在新书的封面或腰封上看到这样的溢美之词。对这类明显言过其实的吹捧，作家们的表现比较微妙。

    一位作家对自己一本新出的散文集被印上这样一段文字，这样解释：“这是出版商的炒作，对此，我也很不满意，但他们也是为了多卖一些书嘛。”

    有时候，作家也会对出版商作道义谴责，说些狠话，比如对于文艺评论被收买：“批评和文学之间，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掺着一个市场经济，掺着一群书商，掺着一个败坏的风气，很多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十分不纯粹！”

    心里头，还是宽容——对印在自己书上的好话，对出版商弄来的文艺评论中的好话，哪怕好话里掺杂着假话，一律宽容理解，毕竟利益相关；但对真正的批评，却往往反应强烈，动辄反目——除了伤自尊，恐怕还担心销量、版税以及今后的稿约。原来，宽容也是有选择性的。

    挺拔的竹子从不互相纠缠，只有乱长的蔓草才总是绕成一团。

    当年，庞德认为艾略特的《荒原》不够现代，替他把原诗砍掉了三分之一篇幅，可艾略特仍在题记里把《荒原》“献给埃兹拉·庞德”。上世纪30年代，戏剧家阳翰笙请茅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作序，茅盾直言不讳道：“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坚请写序。茅盾推辞不掉，就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说，“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很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是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达感情的……”茅盾送上文章后，觉得阳翰笙一定不会用。可阳翰笙就将茅盾的这个序一字不改地放进了自己书中。

    文艺的发展和繁荣，当是创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努力、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鲁迅才说，对待批评，“要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什么时候，我们的创作者自觉寻求真诚的批评了，才可能距离大师更近些。本报首席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