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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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　


　作者：方华文
　　ISBN: 7560419984 　
　定价：35元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5年2月


　　内容简介： 　

　《20世纪中国翻译史》计六十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二十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全书共分为三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建国后的翻译活动。该史将翻译活动视为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故而不局限于对翻译活动的展示，也旁及产生翻译活动的环境。本书力图以宏观的角度剖析翻译的实质，以历史的实例为佐证张扬翻译的魅力，充分论述翻译的综合价值及社会影响。第一部分管窥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讲述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作者根据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做出的卓越贡献，首次提出应将他们称为那个时期的译坛“三杰”。梁启超被列于榜首；他虽年纪最轻，译的作品最少，但他创办大同译书局，培养翻译人才，以政治影响翻译事业，故而所起的作用最大。“三杰”积极引进西学，帮助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生活，了解西方社会先进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制度，从而激发国人变革的思想。该部分还用大篇幅介绍了清末民初的科学翻译、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并叙述了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情况。民国时期，我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刘半农、郑振铎、曹靖华、董秋斯、朱生豪、梁实秋、傅东华以及梅益等翻译大家的活动，把翻译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此际西学东渐风气日炽，许多学子负笈欧美，译著颇丰，门类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译著按国别划分为苏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这一时期是全书叙述的重点，所列举的译者译著最多，占的篇幅最大。第三部分展示建国后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师哲、巴金、李良民、刘伯承、楼适夷、高值、刘宓庆、焦菊隐、丰子恺、文洁若、成仿吾、郭大力、飞白、荣如德、杨武能、黄龙、罗新璋等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详尽叙述了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对苏俄文化、日本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北美文化、英国文化以及印度等弱小国家文化的译介情况。该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浓墨重彩地阐述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情况，把“信达雅”、“硬译”、“学、思、得”等散落在各处的“珍珠”穿缀起来，形成一个体系，熠熠生辉。 　

　《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出版，无论在国内译坛还是国际译坛都引起了轰动。2005年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Cao，2005：155)提到：“《20世纪中国翻译史》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活动。它追溯了中国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的百年历史，并且展现了翻译家们对这项伟大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此书广泛介绍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他们的作品、思想，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由此概括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国际译联权威杂志Babel(He Aijun, Yu Yingji, 2006：1)也刊登了数千言的文章，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及其作者方华文的翻译思想进行了介绍，盛赞此书“填补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翻译史的一段空白”。在国内，《中国科技翻译》（2006，2）、《博览群书》（2005,10）、《文艺报》(2006,8,17)等报刊杂志都撰文给予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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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zt]

摘   要：“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正确地，尽可能地理解原文的全部内涵，使译文忠于其原文，是翻译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信”。“信”是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的核心，也是后两者的基础。

关键词：严复  天演论  信达雅  信

前  言：

“一百多年前的1897年，还是满清王朝统治时期，就在这一年，时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⑴ 连严复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使得他成为人们长期以来赞誉、贬损的并不是该书，而是该书《译例言》里的几个字“信、达、雅”。 而“信”是这三个字的基础。本文将从严复其人及 “信达雅”的提出，“信”的阐释及跟“达雅”的关系，“信”标准面临的挑战这三个方面来浅析严复翻译理论中的“信”。

一：严复其人及“信达雅”的提出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 （faithfulness），译文须忠实于原文的内涵（意思、事实、语气、风格等）。“达” （expressiveness），译文须尽可能充分地、明白晓畅地表达原文的全部信息。“雅” （elegance），译文的文字水平要高，为了“刻意求显”（实现“信”和“达”）、“以期行远”（达到文化的目的），这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很大的影响。

二：“信”的阐释及跟“达雅”的关系

从狭义上讲，“信”就是忠实于原作的思想，把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而广义上讲按科学取其真谛来看，信达雅实际上只留一个“信”字足矣，即“全方位的信”。严复所说的“信”，首先说的是理解阶段，因为只有深刻理解了全文，才谈得上“求其信”。他具体指出了在理解阶段的三个通病，“浅尝”、“偏至”、“辨之者少”，有此三病就不能 “信”。所谓“信”，是指忠实原文的思想内容，是指译文的科学性；而“信”对科学读物尤其重要。许多大师都十分重视翻译中“保存原作的风姿”，以达到忠实于原文的内涵。

“信”是严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的核心，也是后两者的基础。严复把“信”和“达”看作互为条件，“信”固然是重要的。“顾信实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理解了而不能表达或表达得不好，那么对翻译来说，理解就是空的。严复的这一观点与翻译过程的理解与表达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的分析是一致的。而“信达之外，求其尔雅”，就是译文完美的第三阶段。事实上，一般的科技和社科读物的翻译只能要求 “信” 和 “达” 即可，只有少数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名家学术著作才可能需要译得“雅”。 “思想内容”是通过语言表达的，语言首先表达“思想”，当然也附带表达“感情”和“风格”。仅从语言的表达功能来说，也必须在“信”的前提和基础上追求“雅”。例如：“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的发言提纲中，所有汉语词汇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The bearded，large．Featured Muslim Mullah...made his speech from not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ords were written phonetically in Arabic characters. ”⑵ 由此可见，“信达雅”标准中的“信”既是指“信”于原作的每一细节，也是“信”于原作的整体风格，两者是一体的。没有细节，就没有风格。在“信”的前提下，求其“达、雅”。

三：“信”标准面临的挑战

进入信息时代,译文的由“忠于原作者”向“对读者负责”的转变, “信”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以前, 翻译的多为纯文学作品、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以及宗教宣传品等, 要求 “忠于原作者”, 译者主要向作者和原文负责。进入21世纪以后, 商业合同、产品宣传册、新闻、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实用性文件翻译的数量迅速增加, 译者的职责是顺应市场, 对译文的使用者负责。”⑶ 例如, 翻译一份广告文稿或公关新闻稿, 要达到宣传效果; 翻译一本书, 要达到预期的市场销量。于是,翻译工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以能否达到这种期望来衡量，导致了对传统翻译标准的质疑, 对“信达雅”，尤其是“信”的翻译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

结束语：

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在翻译工作中，原文是翻译之本，原文与翻译、原作者的关系是主次关系。如果能正确理解并运用“信达雅”三翻译原则，尤其是其核心和基础“信”，那么，我们今后将在翻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⑴ 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⑵ 沈苏儒．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⑶ 刘扬，王佳娣．“信达雅”——箴言化高层级的翻译标准．湘潭大学学报，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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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二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



为提高青年学者有关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水平，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定于2011年6月举办“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二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本暑期班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协办，为期六天。具体资料及报名手续开列如下：



日　　期：2011年6月27日至7月2日

主办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课地点：上海复旦大学

上课形式：上午由著名学者讲授有关翻译、文学、历史及其它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及课题，下午以小组讨论形式探研翻译史研究问题，学员须先事阅读指定学习数据



主讲学者：

陈力卫（成城大学）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黄克武（中央研究院）
王宏志（香港中文大学）
邹振环（复旦大学）



语　　言： 普通话

费　　用： 暑期班不收任何费用，住宿由主办单位提供及安排，交通费用及膳食由学员自行负责。

资　　格： 以中国翻译史或相关课题作论文题目之硕士及博士研究生

名　　额： 30

报名手续： 下载并填妥报名表格后（http://www.cuhk.edu.hk/rct/），请连同一篇自己最近撰写有关中国翻译史的文章（已发表或未发表均可）电邮至translationhistory@cuhk.edu.hk。

截止日期： 2011年4月30日

通知日期： 取录学员会在2011年5月10日前接获正式通知及邀请信

查　　询： 吕汇思小姐，电邮地址：translationhistory@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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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
图书编号:2581578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定价:38.0
ISBN:781077789
作者:文军主编
出版日期:2006-01-01
版次:
开本:23cm
简介:
本书收录了1880～2005中国出版物中有关翻译史的论文和论著的相关信息九百余条，每条均按以下顺序编写：序号、作品名、作者、刊名、刊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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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

http://book.sina.com.cn


编修中国翻译史是一件极重要但也极艰巨的工作。我们中国过去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而翻译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成就大、历史长，所以整理起来问题也就多。真要想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非集合许多专家通力合作不行。

谈到时代的划分，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但第一个阶段是佛典的翻译，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从后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外国和尚跟中国和尚从梵文、巴利文，还有其他西域“胡语”里译过来的经典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为中文同梵文文法构造非常不同，所以最初翻译的时候，当然感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实际的需要，许多译经大师都谈到翻译的标准和理论。这些理论有的非常深刻周密，一直到今天还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但假如真想了解这些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译文同原文对一下。可惜这些经典的原文，绝大多数都散佚了。在印度本土也早销声匿迹。最近几十年来陆续在中亚西藏迦湿弥罗等地发现了许多原本，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原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方法来仔细研究。鸠摩罗什说过：

“天竺国俗，甚重文制……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他把翻译比作“嚼饭与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他的翻译都可以说是意译。他的徒弟僧睿说：

“梵文委曲，师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

现在我们把他译的大庄严论拿来同新发现的梵文残本一对，虽然发现他常删去原文的繁重，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变易原文。这样我们对这些书上的记载就了解得具体而深刻了。鸠摩罗什这种办法不一定值得我们学习，但他的译文之所以为大家所爱好，之所以流传这样广，恐怕与他的译法很有关系。又如义净，他的译文我们读起来觉得不像意译。拿他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同梵文原本一对，我们才知道，在散文部分他的译文对原文很忠实，一到了诗体部分，他有时候也有删削。

以上只是随便举了两个例子。假如我们把这几位大师的译文同原文仔细校对，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许多可以供我们参考或学习的地方。当然，想编修一部中国翻译史工作多得很，决不能只限于把译文同原文对校；但要编一部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这种对校的工作却也是不可缺的。

195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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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中国翻译史”第四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综述
    2010年12月19日至2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书写中国翻译史”第四届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在香港召开，知名学者王宏志、黄克武、邹振环、James St. André、关诗佩、罗岗出席了研讨会，来自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等地的17位从事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年轻学者应邀与会。广外高翻博士生欧阳东峰通过论文评审获邀参加研讨会。
      
    会议为期二天，共安排了七个专场，与会者就中国翻译史中“外来译者的翻译活动”、“中书外译”、“翻译与阐释”、“语言与文体在翻译中的演变”、“译员培训与口译史”、“民族志”、“杂志与翻译”等方面展开了讨论。研讨会由一位与会者展示研究过程和成果，一位专家针对性地提出评论和意见，其他专家同行们对此自由讨论的形式进行。会议气氛热烈而深入，大家畅谈各自己的看法和经验，思想的碰撞带来了宝贵的启发，专家们提出的真知灼见让后学新人们受益匪浅，特别提到了如下几个关键词：

1．脉络化(contextualize) 和历史化(historicalize)
文本不是在真空下产生的，讨论一个文本的翻译过程和结果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研究译者、译作、译论等翻译史问题时要联系横向和纵向的历史情况与发展，不要脱离语境，仅停留在事物的内部讨论问题会导致片面和孤立的研究。会议着重提到了外文系出身的学生在从事翻译研究时，由于缺乏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业训练，面临着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的现状，需要研究者根据自身情况，及时查漏补缺。翻译史研究有text，也要有context，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资讯的发达也使研究更趋向精密的考证和开阔的视野，因此翻译史不宜做成资料的堆砌，在考证史料揭示史实的同时，还应分析义理，认识历史，置翻译现象于政治史、社会史、专家史等大背景里综合研究。

2.  详尽研究(Be specific)和研究聚焦(Be focused)   
    翻译史研究牵涉的问题较多，在记录和解释一段历史时经常包罗万象，泥沙俱下，研究者很容易陷入研究问题不清晰、研究思路和焦点被虚化的局面，因此与会专家建议要厘清研究问题，将研究对象和背后的学术关怀勾连起来，这也是进行研究的依据和出发点。针对学员们的情况，专家指出，不要做太大的议题，反对泛而不精，要守住自己的阵地，翻译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复杂性和天然的比较性，涉及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学科，特别离不开文化史思想史的讨论。

    此外，专家们还提出几项技术性的建议：写完结论再回头阅读论文，检验上文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摘要和结论宜分别撰写，珍惜每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勿过度引用关联不大的名人名言；勿用别人的意见做论据；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本着负责严谨的态度从事科研工作；论文题目要切题；提供充分的选材依据等。

    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始于2004年，之后每2年一次，今年为第四届，每次邀请十来位译学新人做会议论文展示，由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点评，旨在提携后学，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故名“新芽”。该会重在个案研究和史料的发掘，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关心中国翻译史的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本次研讨会上专家教授们从议题选择、分析角度、史料挖掘和理论架构上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各位年轻学者积极热情，从与专家同行的教导与互动中收获良多，并围绕着中国翻译史的翻译活动、翻译影响、翻译功能等各个层面进行对话，对推进翻译史研究这一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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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史概述[zt]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当许多的国家还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时候，我国的翻译事业就产生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我国的翻译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2年，即公元148年。根据翻译的内容，可以把翻译史分为四个时期。

一　东汉至北宋时期

这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时期，历时约一千四百多年。后汉时，安息国人安世高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九十五部佛经译成汉文；过些时候娄迦谶来到我国，他也翻译了十多部佛经，他的学生支亮，支亮的弟子支谦，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望的人；还有一个名叫竺法护的人也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的广泛流传作出了贡献。

从隋到唐，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一个阶段。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深，并总结出一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实践。释彦琮以后出现了一个翻译巨星玄奘，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所贡献，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宋时的干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盛况已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则渐渐地走向衰落。

佛经的翻译，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由于佛教思想是一种迷信思想，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国家和民族，比如亚洲的国家和民族，迷信思想严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中。在文化上的影响有语言、文学、学术思想等，尤其在语言方面，非常显著，不仅吸收了梵语词，还利用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刹那、因缘、天堂、地狱等，语法的长定语、倒装句也多起来。其它的如音韵学、雕刻、建筑、音乐、绘画等都有佛教的烙印，敦煌艺术就是明显的例子。

二　明朝至五四运动时期

这是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性阶段。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欧各国的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严复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严氏选材严谨，态度认真，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我国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林琴南采取与他人合作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著名的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等。林氏不懂外文，是靠别人口译给他，他再用古文笔译出来的。译作中错漏较多，但他的译作使中国认识了一些世界一流作家，了解外国的生活，无形中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这是有功于中国作家和读者们的。

西方的文化科学的介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都是同国外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有密切的关系。

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时期

五四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的翻译业，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内容来说，我国开始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文艺理论、苏俄及各国的进步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比如《俄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就是这一期的译品，这些译品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文学方面，如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作品，法国作家雨果、莫泊桑的作品，也陆续介绍进来。从形式来说，白说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在译本中占了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比较有成就的翻译家有成仿吾、郁达夫、曹靖云、韦素园、冯至、梁实秋、周作人、胡适、田汉、傅雷等；影响最大的有鲁迅和瞿秋白。鲁迅的译约占全集的一半以上，著名的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还进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组织翻译工作，如组织未名社，对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的译作也占本人文集的二分之一，他是马、恩、列关于文学之经典理论最早的有系统的介绍者；还翻译了普希多、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译的《海燕》，至今读来脍灸人口，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马列主义的输入，苏俄及其它进少文化的引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四　新中国成立至今时期

中国的解放，也给翻译工作得到了大解放。翻译工作因而进入了一个最兴盛、最光荣的时期。译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飞跃发展，翻译理论日臻完善。这时期的翻译工作有这么四大特点：第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之下，坚持为了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大量地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论著。第二、翻译作品不仅质量上数量上都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任何年代，而且范围扩大，翻译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也介绍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第三、翻译的任务有新的变化，不但要译进来，而且也肩负着译出去的任务，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我国丰富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外国人。第四、翻译的原则比较统一了，翻译的标准逐渐走向一致，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