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ZT）

管季超0712

刘阳：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ZT）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也不够脑袋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摺”，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帐，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乖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儿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钟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钟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原载《中国诗与中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