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文/余世存

管季超0712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应。几千万网友在网上一睹李敖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说，无数的文学、文化、新闻界人士对李敖表态，欲发掘出李敖的大陆意义，做出只有自己是其知己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人相轻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不屑，即李没什么成就，戏子，大俗人一个；言必己出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否定，即李不会对大陆的社会转型起什么作用，对大陆的听众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虽然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但属于二丑，帮闲，拍马一类。

　　我觉得这种同行间的反应是相当有问题的。观众们看李敖，意见分歧，各有好恶，各取所需。就像发誓不入我国大陆的港台歌手，仍在市场的诱惑下，没事人儿地踏入了大陆的土地。观众要么仍能审美，要么实施审丑，都无关紧要。李敖的意义类似，却决不低于此，想想精神的魅力、思想的威力、知识的权力，李敖作为一个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学者，他的大陆之行自然有着更高一些的意义。那就是，他的公众活动，必然能够鼓舞他的读者；他的演说，必然会当作微言大义，被进行不同的解读，给识与不识的听众以影响。

　　但看看李敖的同行，他们那种近乎一致的蔑视，实在有些大惊小怪。仿佛大陆歌手指责进入内地的港台明星不“正确”似的，李敖因为这种不正确被他们蔑视，被他们断然划入另类，被他们用他们的行话进行贬损。或者因为李敖神州之行占据讲台的手段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讲台上的说辞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知识者的眼里本身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人品就不“正确”。而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在台湾知识人作品很少进入大陆的年代，李敖是少数几个惠泽大陆数代青年的作者。不少大陆有抱负的作家，如余杰、潘多拉等人，都曾一度被称为大陆的李敖。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在大陆的形象会完美得多。这用得上白居易的诗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历史是何等的吊诡。不过，白居易说的是人性的变异，李敖的经历立场却有着一脉相承地完整。

　　从大陆民众的反应来看，李敖仍在发挥作用。他在北大的演说足以抵偿他的卧薪尝胆，他在复旦、清华的演说含污忍垢也好，媚俗弄巧也好，仍展示了一种旺盛澎湃的生命力，一种个性，一种理想主义。这是数代中国知识人在大学讲台上难以灿烂展开的内容。只有李敖，华人之中，也只有李敖，这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养人眼、可以开人心、可以启智启蒙。他是游戏的，他是青春的，他又是阳光的。

　　比起金庸、杨振宁等人来，李敖并没有不堪；比起季羡林等人来，李敖也没有无耻。甚至可以说，在李敖面前，这些用于人格之类的词语失去了意义。李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患得患失的儒家人格，他追求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由。不幸的是，他一旦跟我国大陆发生了联系，他就仍会被传统的清议所追踪。他自污也好，蒙污含垢不忍白也好，一旦他要跟大陆打交道，他必然要接受大陆文化人最严苛的批评。

　　实际上，在这种外来的学人中，大概只有李敖经历了来自同行如此有默契的批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对戏子明星进入大陆市场表态，也很少对海外华人科学家、学者们到大陆来的表现进行表态，却以各种方式对李敖进行了表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或少看别人，但他们看了（至少听了）李敖本人或李敖来大陆的事。他们因此要集体痛打李敖。这是很安全的，无伤大雅的，至少是反对媚俗的。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这是因为李敖抢夺了他们的地盘，不是因为李敖比他们更出色，更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派头；他们可能会说，李敖就是一垃圾，有什么意义。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对任何已成公共现象的人物事件保持某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他们忘记了自己可能自称过是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分子。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没本事结束寄食，不会说自己的本事只在于做大陆的教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说，李敖来不关知识的事、精神的事、思想的事，李敖只是势利、讨巧，只是属于市场而不属于思想。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的演讲都涉及了自由、思想和个人精神，而且比他们的“行话”讲得更通俗，更为听众接受。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的怯懦，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在想象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人的存在奇观，一人现身而天下景从，一人立世而社会改观。他们会说，李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说得更透的。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如能如他们之意，是否还会有神州文化之旅。更不用说，他们忘记了，曼德拉、索尔仁尼琴等人，是在何种程度上起步。他们同时忘记了，中国是否需要哈威尔。他们更忘记了，中国的哈威尔出现之时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90年代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思考，我国文化人对苏东地区革命、南非种族革命的先导者们停留在想象中或一厢情愿的阶段，他们总以为先导者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忘记了，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关键之前，每个人的自觉努力都会成为先导者。他们忘记了，先行者是有担当、有忍让、有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志的。先行者决不会争论谁更正确，更不会批评同行者是否纯洁得百分之百。清洗队伍，是流血的革命党的做法。但文人显然不应是革命者。

　　李敖当然不是哈威尔。但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同样是在阐明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李敖是以中国的方式讲述的。说实话，李敖用北京土话讲的中国人对抗专制的几种方式，梗了、颠了、翻了，等等之类，我国当代的知识人大多还只能归入其最不堪的菘了一类。

　　用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他是老了，可是谁比他年轻呢？他可能在媚俗，媚雅者在哪里呢？他在瓦釜般胡言乱语，可在哪里能听到黄钟大吕之声呢？五十六年来，谁见个这样的老头，在北大，在清华，在复旦凭他胡说八道，纵横捭阖，让一些人紧张，让一些人快乐，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肉麻，让一些人心痛，让一些人气闷，让道学家听到淫，让愤青听到喜乐，让革命家听到妥协，让当权者听到不知所云？”

　　看看李敖的文化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明白，我们大陆的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立身处世的“安全感”。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的社会阶层厚诬我国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才有某种意义。

　　李敖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这是不用讳言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学生式的文学审美能够从李敖的创作中受益，因为李敖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年轻时有过如同大陆撒娇派内容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等等，控诉、反抗过老大专制的中华文化。不幸的是，他的心智一直停留在这种孩童状态，即我所谓的类人孩阶段。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很少进入理性的可以交流沟通的成年层面，他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而无自我和他人意识，朴实地自处并平等地跟他者共处。他甚至不曾走过我国文化人的必经之路，为官学接纳，做政教合一式的学问，做官民通吃的清流，或者功名成就后，开门立派，做大人状，着宗师相，装德高望重貌。他仍像一个对知识有无限渴求的孩子一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学海泛舟的发现。

　　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一回事，他对社会的作用是又一回事。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抵非凡的言行，总是出自一些不为庸众所能理解的怪才、疯子、特立独行之士。这些异行，从一种个体的立场上丰富了社会和人性的经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二三流的知识、创作对于个体甚至阶层的启蒙导引力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人们身处的不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社会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我们已经说过，李敖大陆之行的效果，说明这个沉闷的社会仍需要一种新锐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文化人今天所学得习到的“温柔敦厚”，对社会的转型并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在相当的程度上，类同于传统王朝的“是何心肝”、“彼曷人哉”。人类文明的长足进展，需要的是革命性的人物事件为之催生，哪怕那些人物有极为古怪的个性。

　　李敖不是对此没有意识，但他的选择是个人性的。他不需要社会的现实认同，他是以个人的努力或见识在向历史、文化、政治致意。因此，知识界、新闻界、政界对他的讽刺，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意义。说到底，知识界也好，新闻界、政界也好，并没有占有社会名利之上的更高的道义资源。说到底，当代汉语世界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其独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可疑的。我们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对年青人个性的压制有目共睹，年青人的驯服只是一种港片台词“算你狠”式的心理，他们最终要长大，接管前人的事业，他们最终报复社会和大家。李敖没有借重任何个人以外的力量：知识谱系的、政治的、资本的，他不是表达真理的声音，他表达的是自己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超前几十年的木子美，是当今的超级女生，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对李敖最高的赞誉。我们甚至可以预言，木子美也好，超级女生也好，最终回归平常，做一个众人眼里合格的中国人，但李敖保持了他的生命理想。木子美、超级女生等人，之所以成为不了李敖，欠缺的不是公共关怀，任何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很快能够学会公共关怀，但他们欠缺的是李敖那种一生身心以赴的热情和执着。

　　可以说，李敖最大的创作成就，是创作了自己。“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是李敖的拿手好戏。这是多少中国文人学者梦想不得，或有心无胆的事业：一个活得自在、潇洒、阳光的人。我们的文化哺育下的文人学士，不是没有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总只是“小人”（乖巧的类人孩）式的英雄一时一地，只有真正的英雄（成年人）才会英雄一生一世，只有李敖这样偏执型的类人孩，才会“英雄”两岸三地。想想看，一度反抗专制极权的“80年代新一辈”给过人们巨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当年表现了非凡的个性，而今安在？已经完全在大陆社会如鱼得水了；新的千年世纪里，我国年青人只能借助于网络或影视表达个性，但去年的超级女生，而今安在？已经被市场、社会收拾得中规中矩了。

　　的确，我们社会里，才惊海内的文章之士、学究天人的通儒大师、挑战专制的仁人志士，代不乏人；只是几乎全部如流星般划过天空。我们社会的悲剧闹剧依然，似乎其本质永远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甚至在其中表态的精英才智之士，也是风光一时而已。网络关站、民众抗争、学校改革，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贤达们明快的立场，他们的表态是那样知识正确、政治正确而又市场正确。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够得上“社会表达”的“持续性的呼应”（樊百华语），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能够一以贯之。大抵不外是，那是敲门砖，名利敲开，应该爱惜羽毛、保持低调了；或者有了成就，已堪自慰：我说过了，我的良心安宁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自以为精英者流，他们辩解自己的正当性时，常常会说到自己有过什么成就，甚至一个小报的记者，也会朗声诵出某年某月他的一个报道获得什么奖，他是对社会、文化等等有过贡献或责任的人啊）；或者被人警告，不得不退为旁观了。在这样的聪明人看来，李敖实在是个有点讨厌的人，难得平常交流的人。

　　因此，李敖的潇洒其实也只具有个人意义。年轻人可以羡慕，但最终会消溶于中国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庸人或成熟了的“心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需要的是一生的努力。虽然对李敖来说，做到这一点不难，但他活得并不容易，他是独狐求败，汉语世界少有他的朋友。就是说，李敖的存在也只对有着相同追求的人有意义，李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立德立功立言等太上不朽的人。我们当代的文化人也梦想这种种不朽，但他们忘了，那种靠自己的机巧权变成就大德，是缘木求鱼；那种不及物、不近情理、不事实践，以为言说三分天下、思促社会转型、小有所动即成时代事件的立功，属于痴人说梦；那种自以为横空出世，闭门造车，精心巧构，即能一言为万世法的立言，属于有自我认知障碍的一类人。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有太多这样的文化人。李敖是否属于这样的人，他内心是否也这样想过，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李敖一生的“行状”言，他不属于这类人，他拚杀了一生，完全在于立人，他成就了他个人。

　　李敖自承晚年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更适合他生存的台湾专制时代已成过往，台湾地区、大陆港澳等地，对他都不成为战场。一旦他生存的土壤已经完成民主转型，他就再没有战场，其他的专制地区也不是他的战场，而是他的市场。在这一点上，他跟索罗斯等人是有本质区别，也是我们的文化人容易忘记的。在索罗斯眼里，专制社会既是他的市场，也是他的战场。索罗斯的战斗也会诉诸勾兑、行贿，那么李敖在演说、小说的帮闲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说到底，专制社会的变革需要其内部上下人士的努力。我们唯一对李敖表示不满的是，他的演戏意识太强了，以至于真的会成为假的，而假的会成为真的了。

　　李敖不再是反专制的斗士，反而是市场上的推销人员。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向民治社会的民众和精英推销人生的才学经验，已经“伊于胡底”了，甚至可以说非李敖所长。因为他的长项就是夹缝中的灿烂，米粒之珠大放光华，他成于夹缝。他的市场或说战场也就在夹缝之中。因此，他虽然只具有学生式、类人孩般的学问，也有着战士不老不死的智慧，他敢于到大陆港澳来大言炎炎。这一点言行，已经足够该地区的听众们“学习领会”的了。

　　就是说，李敖虽然自称家人，但他仍属于外来的僧人，他的言行仍对转型的社会有意义。倒是我们的不少学者和记者们毫不见外，从自己人的角度指责李敖，在李身上寄托自己不能一以贯之的勇敢、正义、学问、思想，希望李敖能担待这种种好梦。不幸，李敖从不如人意。

　　最后一说，文人学者的反应有点像历史上的“濮议”事件和大礼议事件，这当然不能类比。更可以说明的李敖大陆之行反应的，可能还是大陆的顺口溜中的一句话，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像是跟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或者，我们的文人学者已经不把李敖当自己人，就像一群猴子，被主人豢养或被管制，一只外来的猴子到主人脚边走了一圈，这群猴子就对其喧哗狰狞，如中风狂走之士，如仗节死义之徒，因为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为那只猴子可能是一个奸细。



（这是一年多前的旧文，应朋友之请而谈。朋友读后说，原来更严重的是大陆文化人的青春期漫长而不堪。今闻李敖有退隐之念，想起旧文，愿敖兄身心无恙，日子快活！）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应。几千万网友在网上一睹李敖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说，无数的文学、文化、新闻界人士对李敖表态，欲发掘出李敖的大陆意义，做出只有自己是其知己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人相轻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不屑，即李没什么成就，戏子，大俗人一个；言必己出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否定，即李不会对大陆的社会转型起什么作用，对大陆的听众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虽然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但属于二丑，帮闲，拍马一类。

　　我觉得这种同行间的反应是相当有问题的。观众们看李敖，意见分歧，各有好恶，各取所需。就像发誓不入我国大陆的港台歌手，仍在市场的诱惑下，没事人儿地踏入了大陆的土地。观众要么仍能审美，要么实施审丑，都无关紧要。李敖的意义类似，却决不低于此，想想精神的魅力、思想的威力、知识的权力，李敖作为一个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学者，他的大陆之行自然有着更高一些的意义。那就是，他的公众活动，必然能够鼓舞他的读者；他的演说，必然会当作微言大义，被进行不同的解读，给识与不识的听众以影响。

　　但看看李敖的同行，他们那种近乎一致的蔑视，实在有些大惊小怪。仿佛大陆歌手指责进入内地的港台明星不“正确”似的，李敖因为这种不正确被他们蔑视，被他们断然划入另类，被他们用他们的行话进行贬损。或者因为李敖神州之行占据讲台的手段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讲台上的说辞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知识者的眼里本身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人品就不“正确”。而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在台湾知识人作品很少进入大陆的年代，李敖是少数几个惠泽大陆数代青年的作者。不少大陆有抱负的作家，如余杰、潘多拉等人，都曾一度被称为大陆的李敖。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在大陆的形象会完美得多。这用得上白居易的诗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历史是何等的吊诡。不过，白居易说的是人性的变异，李敖的经历立场却有着一脉相承地完整。

　　从大陆民众的反应来看，李敖仍在发挥作用。他在北大的演说足以抵偿他的卧薪尝胆，他在复旦、清华的演说含污忍垢也好，媚俗弄巧也好，仍展示了一种旺盛澎湃的生命力，一种个性，一种理想主义。这是数代中国知识人在大学讲台上难以灿烂展开的内容。只有李敖，华人之中，也只有李敖，这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养人眼、可以开人心、可以启智启蒙。他是游戏的，他是青春的，他又是阳光的。

　　比起金庸、杨振宁等人来，李敖并没有不堪；比起季羡林等人来，李敖也没有无耻。甚至可以说，在李敖面前，这些用于人格之类的词语失去了意义。李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患得患失的儒家人格，他追求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由。不幸的是，他一旦跟我国大陆发生了联系，他就仍会被传统的清议所追踪。他自污也好，蒙污含垢不忍白也好，一旦他要跟大陆打交道，他必然要接受大陆文化人最严苛的批评。

　　实际上，在这种外来的学人中，大概只有李敖经历了来自同行如此有默契的批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对戏子明星进入大陆市场表态，也很少对海外华人科学家、学者们到大陆来的表现进行表态，却以各种方式对李敖进行了表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或少看别人，但他们看了（至少听了）李敖本人或李敖来大陆的事。他们因此要集体痛打李敖。这是很安全的，无伤大雅的，至少是反对媚俗的。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这是因为李敖抢夺了他们的地盘，不是因为李敖比他们更出色，更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派头；他们可能会说，李敖就是一垃圾，有什么意义。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对任何已成公共现象的人物事件保持某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他们忘记了自己可能自称过是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分子。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没本事结束寄食，不会说自己的本事只在于做大陆的教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说，李敖来不关知识的事、精神的事、思想的事，李敖只是势利、讨巧，只是属于市场而不属于思想。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的演讲都涉及了自由、思想和个人精神，而且比他们的“行话”讲得更通俗，更为听众接受。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的怯懦，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在想象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人的存在奇观，一人现身而天下景从，一人立世而社会改观。他们会说，李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说得更透的。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如能如他们之意，是否还会有神州文化之旅。更不用说，他们忘记了，曼德拉、索尔仁尼琴等人，是在何种程度上起步。他们同时忘记了，中国是否需要哈威尔。他们更忘记了，中国的哈威尔出现之时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90年代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思考，我国文化人对苏东地区革命、南非种族革命的先导者们停留在想象中或一厢情愿的阶段，他们总以为先导者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忘记了，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关键之前，每个人的自觉努力都会成为先导者。他们忘记了，先行者是有担当、有忍让、有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志的。先行者决不会争论谁更正确，更不会批评同行者是否纯洁得百分之百。清洗队伍，是流血的革命党的做法。但文人显然不应是革命者。

　　李敖当然不是哈威尔。但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同样是在阐明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李敖是以中国的方式讲述的。说实话，李敖用北京土话讲的中国人对抗专制的几种方式，梗了、颠了、翻了，等等之类，我国当代的知识人大多还只能归入其最不堪的菘了一类。

　　用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他是老了，可是谁比他年轻呢？他可能在媚俗，媚雅者在哪里呢？他在瓦釜般胡言乱语，可在哪里能听到黄钟大吕之声呢？五十六年来，谁见个这样的老头，在北大，在清华，在复旦凭他胡说八道，纵横捭阖，让一些人紧张，让一些人快乐，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肉麻，让一些人心痛，让一些人气闷，让道学家听到淫，让愤青听到喜乐，让革命家听到妥协，让当权者听到不知所云？”

　　看看李敖的文化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明白，我们大陆的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立身处世的“安全感”。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的社会阶层厚诬我国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才有某种意义。

　　李敖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这是不用讳言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学生式的文学审美能够从李敖的创作中受益，因为李敖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年轻时有过如同大陆撒娇派内容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等等，控诉、反抗过老大专制的中华文化。不幸的是，他的心智一直停留在这种孩童状态，即我所谓的类人孩阶段。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很少进入理性的可以交流沟通的成年层面，他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而无自我和他人意识，朴实地自处并平等地跟他者共处。他甚至不曾走过我国文化人的必经之路，为官学接纳，做政教合一式的学问，做官民通吃的清流，或者功名成就后，开门立派，做大人状，着宗师相，装德高望重貌。他仍像一个对知识有无限渴求的孩子一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学海泛舟的发现。

　　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一回事，他对社会的作用是又一回事。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抵非凡的言行，总是出自一些不为庸众所能理解的怪才、疯子、特立独行之士。这些异行，从一种个体的立场上丰富了社会和人性的经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二三流的知识、创作对于个体甚至阶层的启蒙导引力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人们身处的不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社会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我们已经说过，李敖大陆之行的效果，说明这个沉闷的社会仍需要一种新锐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文化人今天所学得习到的“温柔敦厚”，对社会的转型并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在相当的程度上，类同于传统王朝的“是何心肝”、“彼曷人哉”。人类文明的长足进展，需要的是革命性的人物事件为之催生，哪怕那些人物有极为古怪的个性。

　　李敖不是对此没有意识，但他的选择是个人性的。他不需要社会的现实认同，他是以个人的努力或见识在向历史、文化、政治致意。因此，知识界、新闻界、政界对他的讽刺，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意义。说到底，知识界也好，新闻界、政界也好，并没有占有社会名利之上的更高的道义资源。说到底，当代汉语世界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其独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可疑的。我们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对年青人个性的压制有目共睹，年青人的驯服只是一种港片台词“算你狠”式的心理，他们最终要长大，接管前人的事业，他们最终报复社会和大家。李敖没有借重任何个人以外的力量：知识谱系的、政治的、资本的，他不是表达真理的声音，他表达的是自己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超前几十年的木子美，是当今的超级女生，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对李敖最高的赞誉。我们甚至可以预言，木子美也好，超级女生也好，最终回归平常，做一个众人眼里合格的中国人，但李敖保持了他的生命理想。木子美、超级女生等人，之所以成为不了李敖，欠缺的不是公共关怀，任何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很快能够学会公共关怀，但他们欠缺的是李敖那种一生身心以赴的热情和执着。

　　可以说，李敖最大的创作成就，是创作了自己。“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是李敖的拿手好戏。这是多少中国文人学者梦想不得，或有心无胆的事业：一个活得自在、潇洒、阳光的人。我们的文化哺育下的文人学士，不是没有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总只是“小人”（乖巧的类人孩）式的英雄一时一地，只有真正的英雄（成年人）才会英雄一生一世，只有李敖这样偏执型的类人孩，才会“英雄”两岸三地。想想看，一度反抗专制极权的“80年代新一辈”给过人们巨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当年表现了非凡的个性，而今安在？已经完全在大陆社会如鱼得水了；新的千年世纪里，我国年青人只能借助于网络或影视表达个性，但去年的超级女生，而今安在？已经被市场、社会收拾得中规中矩了。

　　的确，我们社会里，才惊海内的文章之士、学究天人的通儒大师、挑战专制的仁人志士，代不乏人；只是几乎全部如流星般划过天空。我们社会的悲剧闹剧依然，似乎其本质永远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甚至在其中表态的精英才智之士，也是风光一时而已。网络关站、民众抗争、学校改革，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贤达们明快的立场，他们的表态是那样知识正确、政治正确而又市场正确。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够得上“社会表达”的“持续性的呼应”（樊百华语），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能够一以贯之。大抵不外是，那是敲门砖，名利敲开，应该爱惜羽毛、保持低调了；或者有了成就，已堪自慰：我说过了，我的良心安宁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自以为精英者流，他们辩解自己的正当性时，常常会说到自己有过什么成就，甚至一个小报的记者，也会朗声诵出某年某月他的一个报道获得什么奖，他是对社会、文化等等有过贡献或责任的人啊）；或者被人警告，不得不退为旁观了。在这样的聪明人看来，李敖实在是个有点讨厌的人，难得平常交流的人。

　　因此，李敖的潇洒其实也只具有个人意义。年轻人可以羡慕，但最终会消溶于中国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庸人或成熟了的“心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需要的是一生的努力。虽然对李敖来说，做到这一点不难，但他活得并不容易，他是独狐求败，汉语世界少有他的朋友。就是说，李敖的存在也只对有着相同追求的人有意义，李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立德立功立言等太上不朽的人。我们当代的文化人也梦想这种种不朽，但他们忘了，那种靠自己的机巧权变成就大德，是缘木求鱼；那种不及物、不近情理、不事实践，以为言说三分天下、思促社会转型、小有所动即成时代事件的立功，属于痴人说梦；那种自以为横空出世，闭门造车，精心巧构，即能一言为万世法的立言，属于有自我认知障碍的一类人。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有太多这样的文化人。李敖是否属于这样的人，他内心是否也这样想过，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李敖一生的“行状”言，他不属于这类人，他拚杀了一生，完全在于立人，他成就了他个人。

　　李敖自承晚年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更适合他生存的台湾专制时代已成过往，台湾地区、大陆港澳等地，对他都不成为战场。一旦他生存的土壤已经完成民主转型，他就再没有战场，其他的专制地区也不是他的战场，而是他的市场。在这一点上，他跟索罗斯等人是有本质区别，也是我们的文化人容易忘记的。在索罗斯眼里，专制社会既是他的市场，也是他的战场。索罗斯的战斗也会诉诸勾兑、行贿，那么李敖在演说、小说的帮闲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说到底，专制社会的变革需要其内部上下人士的努力。我们唯一对李敖表示不满的是，他的演戏意识太强了，以至于真的会成为假的，而假的会成为真的了。

　　李敖不再是反专制的斗士，反而是市场上的推销人员。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向民治社会的民众和精英推销人生的才学经验，已经“伊于胡底”了，甚至可以说非李敖所长。因为他的长项就是夹缝中的灿烂，米粒之珠大放光华，他成于夹缝。他的市场或说战场也就在夹缝之中。因此，他虽然只具有学生式、类人孩般的学问，也有着战士不老不死的智慧，他敢于到大陆港澳来大言炎炎。这一点言行，已经足够该地区的听众们“学习领会”的了。

　　就是说，李敖虽然自称家人，但他仍属于外来的僧人，他的言行仍对转型的社会有意义。倒是我们的不少学者和记者们毫不见外，从自己人的角度指责李敖，在李身上寄托自己不能一以贯之的勇敢、正义、学问、思想，希望李敖能担待这种种好梦。不幸，李敖从不如人意。

　　最后一说，文人学者的反应有点像历史上的“濮议”事件和大礼议事件，这当然不能类比。更可以说明的李敖大陆之行反应的，可能还是大陆的顺口溜中的一句话，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像是跟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或者，我们的文人学者已经不把李敖当自己人，就像一群猴子，被主人豢养或被管制，一只外来的猴子到主人脚边走了一圈，这群猴子就对其喧哗狰狞，如中风狂走之士，如仗节死义之徒，因为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为那只猴子可能是一个奸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