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八十年代伦理学界风云

管季超0712

记忆碎片：八十年代伦理学界风云
肖雪慧

    一．80年代伦理学风云

80年代初刚入伦理学领域横冲直撞，还未结业，跟老师之间的分歧便已显露。不过当时对我相当包容，师生关系不错。那时，我相信，无论观点分歧多大、哪怕尖锐对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可以保持的。可是，1986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原动力》之后，情况变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其实是从当时还未付印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抽取出来的，这本书从83年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动笔、84年完成初稿。包括在书中的人的意志自由、尊严、人道主义、人的自由发展等一系列当时尚属敏感的论题，也都在84、85年整理成文章先后发表了。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针对了教科书对道德的基本界定、针对了集体主义等所谓不可动摇原则，一发表，立即在伦理学界引发一场激辩。同年，人大一位博士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文批判，我立即撰文回应，但正值反自由化高潮，文章不能问世，直到87年，反自由化运动已经夭折，才在哲学研究上发出来。一时间，伦理学界许多人都加入了论战。

像我这样对教科书代表的正统观点发生质疑和挑战的，还有王润生、韩东屏、兰秀良等青年学者，王润生作为最早一批伦理学研究生之一，他的反叛还要更早一些。只是当时跟他还不认识。但我们这批人无论彼此是否相识，几乎不约而同把质疑投向集体主义，几乎不约而同注意到完全在教科书体系视野之外的公平、正义问题，更是不约而同在寻求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很快，通过参加会议、信件交流，彼此都认识了。之后采取很多联合行动。一年一度的西部伦理学研讨会一方面团结了很多中青年学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碰撞促使观点逐步成熟。此外，在成都连续举办两次伦理学研讨班，就由我们这批当时的青年学者开讲。前来参加的除了全国各地青年学者之外，还有很多思想活跃、不满伦理学现状的长者。实际上，对来源于苏联施什金版本教科书却去掉其中人道主义内容的教材的不满，从伦理学恢复后不久就开始了。记得1984年三届年会上有人小组发言就在抱怨：现在伦理学，“教师不想讲，学生不想听。”我大大咧咧一句“不如上吊”，众人哄堂大笑。笑倒是笑了，但一门引人入胜的学科被搞到这地步，真的是该哭。

第二次研讨会是88年秋冬在我所在学校举办的。讲座之余，我们几人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后来整理出来交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于89年1月30日以《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伦理学界五人谈》为题发表了。文章一出，在伦理学界引起一阵兴奋，北京部分青年学者向伦理学会提出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讨论的要求。理事会某些人的应对策略却是：“不理他们！”

可是，当6月形势骤变，就马上开始“理”我们了。连续两年的全国年会开成批判动员会。靶子就是我们这批人的观点，而我则是被选中的主要靶子。我在一系列和著作中表达的观点自然是被置于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而我当时的特殊处境无疑也是重要原因。王润生按其一贯的观点也该是主要靶子，大概因为已不在国内，主要火力没有朝向他。

    二．周辅成先生：“我劝你将来也原谅他们吧”

学会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从父亲托有司带给我的一些报刊文章，包括求是杂志、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上那些点观点、引原文但不点作者的文章可略知一二。不过，我当时不知道，除公开发表的批判文章之外，还有一套名为“伦理学……论点汇编”的“内部资料”。这套“内部资料”，我是1991年下半年到北京后知晓的。

那次到北京住人民大学一位朋友家中。同样是朋友和同行的L正在读博。她送了我一份特殊礼物：两本打印的内部资料，即《错误……论点汇编》。《汇编》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实际上是批判提纲，第二部分是“言论摘编”。两部分分别装订，所以是两本。原来，那个事件之后，有关部门一口气宣布了大概七个学科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灾区”，据说伦理学首当其冲。那批在事件之前以“不理睬”为应对策略的人，这个时候特别“有为”。组织博士生硕士生搞出的这两套言论集，正是那种背景下积极配合“清查”的产物。虽说被点名为自由化重灾区的有多个学科，但编出言论集的，好像还只有伦理学界。参加这项政治任务的不少研究生们有看法，却没法拒绝。于是我有幸得到这么一份礼物。翻开一看，《伦理学界五人谈》自不必说，是重中之重。我跟两位朋友合写的《主体的沉沦与觉醒——关于伦理学的一个新构想》和《自我实现——主体论人生哲学》也成了最方便的言论源，在这个言论摘编中将近占一半比例。看着这东西，不免啼笑皆非。

不料想，回成都没几天，收到L来信，说送我《汇编》的事，被导师知道了，要她交回，否则会影响学位授予。我只好赶快复印一份留下，寄回了原件。

几年后参加全国伦理学年会时，这位师长仍然像过去一样慈祥。一位跟我并不熟悉的伦理学同仁见状，对我说，如果不是经历过那几年，看到现在这种父亲般的慈祥，问寒问暖、问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花钱大手大脚、没计划……，简直无法相信曾经对我是怎样的上纲上线，怎样的动员和组织批判。

那种批判后来至少在搞出《汇编》那所大学的伦理学教学中延续了多年。这情况，北京一些朋友不时在来信中告诉我。后来，98年周辅成先生来信也提到：那所高校的伦理学研究生、进修生常到访他家，谈到教学内容，“在讲台上，一直是将你们五人行的理论驳来驳去，没有什么可教的东西。”对这样的做法，周先生很生气，说“以骂人为题，代替教学研究，这也够大胆了。”

但周先生宽厚豁达，希望我也这样。同年底，他的来信有这样一段：“还是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在‘狱中记’说得有趣，‘饭碗与前途，逼得人人有主张。’……我劝你将来也原谅他们吧。从另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十分可怜的。”

    三．长者风范

80年代，思想理论上有很多禁忌，但也是一个向禁区突进的年代。我们在伦理学领域的探索，招致了阻扰、嫉恨乃至借政治事件使出非学术手段。但理事会也有诚实正直的学者。一位副会长90年出版《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我在《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原动力》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在他书中没有被当成“……自由化”言论，而是归入到了“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之中，作为“突破禁区，开展自由争鸣”的一个方面。93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教程》时，我和几位朋友被摘录进《言论汇编》的一些观点，在他这本书中是列入“伦理学基本问题研究空前活跃”部分的。

但最令人感佩的是周辅成先生。80年代，我们跟周先生没有过接触，但他始终关注着我们的探索。我们任何一点进展，都使他兴奋。后来才知道，周先生一直视伦理学为人学，而公正是这门特殊人学的主题，“一部伦理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公正思想史”。发现我们在探索中注意到伦理学的人学性质，触及到公正这个主题，周先生十分欣喜。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前景时说，“我以为，21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西人讲伦理道德，从古至今，多以公正开始，或者说以正义为道德中心，辅之以仁，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相同，而是伦理学要成为一独立学科，就应该遵循这秩序或架构”。

在他看来，我们从主体性或自我实现讲起，与现行伦理学过分依赖的苏联施什金等人排除正义、自由意志的路途相比，这条路更为端正。因为，“不注重主体、人格的价值，是无法讲社会公正、社会道德的。要使人脱离奴役状态，这是最根本条件，也是应该走的第一步。”所以，当光明日报发表的《五人谈》引起某些人愤怒和恐慌时，周先生从中看到的是希望。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运用非学术手段排斥异己、遏制探索精神的风气，而他那段时间的文章和接受访谈的经常性话题，是平等自由的论争和保护探索精神。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

管季超0712

记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
肖雪慧

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一．深厚的学术背景

作为我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的学术背景极其深厚。1911年，他出生在四川江津一个耕读之家。1927年中学毕业后考上成都大学的预科。16岁的他不仅学业优异，还跟志同道合的同学在成都一些报纸上办了几个专刊，发表评论、针砭时弊。他为此面临被开除学籍的危险。校长找他谈话要他认错，他拒绝违心认错，在校长面前说出：“说话总要凭良心”。结果，学校给了他记两次大过的处分。

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美国退还庚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教育西学、国学并重，西学是强项，国学也不弱。在周先生看来，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比胡适在北大筹办的国学研究院还要强一些。

周先生清华求学时期就开始了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他涉猎广泛，凡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的思想和学科，都引起他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兴趣，刚上大学就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1932年，年仅21岁，已经在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伦理学研究论文《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同年还发表了《歌德与斯宾诺莎》、《康德的审美哲学》，前一篇后来收进南京中山书店出版的《歌德之认识》一书，后一篇是我国最早研究康德美学的文章。1933年从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吴宓、金岳霖等。是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后首批研究生之一。这期间，他专攻西方哲学史和西方伦理学，发表了《克鲁泡特金的人格》等重要文章，与此同时，还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1936年毕业后，几经辗转回到成都。起初编辑《群众》月刊，接下来跟挚友唐君毅、牟宗三合编《理想与文化》期刊。期刊在学术上的高水准吸引和团结了一批一流学者，形成当时中国一个学术重镇。

1940年发表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哲学大纲》。其时，还不到三十岁。

周先生的深厚学术根底和出众才华引人注目，从三十年代后期起，先后在四川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作副教授、教授，后来接受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席位，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哲学系，开始了一言难尽的几十年。

还不必具体接触和深入到周先生的著述，仅从上述学术经历，就可看出他的学术背景和根基是后来某些所谓哲学权威和伦理学权威难以望其项背的。

二．几十年的准备工作

1949年之后不久，伦理学被指为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学科，一夜之间从大学课程中消失了。同样命运的还有跟伦理学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有着互为凭借或互补关系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院系调整后，这些学科都停止了招生。

1 952年，周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跟一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起整理中国哲学遗产。但整理必须在官方意识形态划定的框框内进行。这样的整理，在周先生看来，把古人思想变成了“干巴巴几条”。我想，我们大学时代读的那套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的中国哲学史，应该就是这种对古人哲学思想去丰富性和去生命化过程的“成果”。

学者根本没有发挥自己学术个性和独创性余地的“整理”，对周先生这样有着三四十年代那种学术经历，深谙学术自由、独立思想之重要性的学者来说，把生命耗费于上，是很无奈的。1958年后，他又“回头来搞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伦理学。”而这门学问在当时的处境，周先生后来在自述中一句话透露出来：“这是自批判武训传之后，谁也不去想的东西。”然而，从少年时代就说话行事凭良心、不惜为此付代价的周先生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使伦理学甚至在大学都没有立锥之地，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恢复伦理学，他一直心存希望，而且多次呼吁。其他几门被取缔学科同样有学者在呼吁恢复。实际上，在57年反右之前曾经恢复有望。据周老回忆，当时科学院的潘梓年和中宣部的周扬、于光远就恢复伦理学的教研召集了多次座谈，听取曾研究或讲授过伦理学的学者的意见。自然，周先生每次都参加了。

反右打断了这个过程。他们的呼吁和推动恢复的努力还被一些人当成“右派翻天”的证据。

反右运动之后，又有了学科恢复的希望。但中断多年之后，人手成为大问题。周先生始终认为，研究伦理学的要懂哲学，研究哲学的要懂伦理学。他想请贺麟专在伦理学方面努力，如能答应，再理想不过。可是一句反问“你还想讲伦理学？”贺麟先生自己因伦理学曾遭受的个人羞辱和磨难、伦理学研究者随时头悬达摩克里斯剑的险境都在包含其中了。周先生退而求其次，建议找几位写过共产主义道德文章的老革命一起筹备。开了几次读书会，“因故未能继续开下去”。因什么“故”，周先生语焉不详，但从80年代重开伦理学后发生的斗争以及周先生被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会排斥等种种迹象看，周先生的观念很难见容于老革命，应该是最重要原因。

建立一个伦理学教研实体的工作，一时是无法继续了。好在，上级有意恢复伦理学，这种情况下，周先生可以自己单干。于是，一方面埋头苦干，默默准备，编辑出版了前面提到的几种书，另一方面，给学生开西方伦理学史讲座，还带了一位研究生，培养出那个时代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这些工作，都是在60年代初至文革之前进行的。文革再次打断了恢复伦理学的进程。这一断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后，恢复伦理学的政治障碍基本消除。经过两年筹备和努力，北大伦理学教研室终于正式成立。其他几个单位也在同期成立了伦理学教研室。接着，周先生参与了创建全国伦理学会，担任名誉会长和顾问。

三．遭遇逆淘汰

过去了的整整三十年间，思想改造、写检讨、受批判之类事情，对周先生和所有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可逃遁的。这耗费掉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八十年代，周先生收到挚友唐君毅从海外寄来的厚厚几大本文集，不由得对学生感叹：“看，他出了这么多书。” 其实很多知道当年《理想与文化》周、唐、牟“三剑客”的人都明白，周先生的学术根基和思想才华即使在三人中，也是出众的。如今的反差，不免令人感慨。但周先生为人豁达，他放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挫折得失，全身心地为伦理学学科的恢复作准备。而他自嘲为“单干户手工产品”的几部名著选编、言论选辑对未来学科建立尤为重要，它们使学科刚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不致面对的是毫无学术资源的一片空白。而且，对一个真正想从事研究的人而不是靠抄袭别国教材（比如抄袭苏联教材）搞“教研”的人来说，周先生提供的这些思想学术资源，也是迈不过的。

伦理学能够在中断三十年后恢复并有了一些发展，周先生的作用任何人无法替代，他的功绩任何人无法抹杀。但他却很快遭到排挤并边缘化了。

1984年召开的全国伦理学第三届年会是换届会。整个会议没有安排什么具实质意义的学术讨论，却未经会员酝酿讨论、甚至连举手表决的形式也未走一下，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和名誉主席、顾问名单就公布了。令许多与会者惊讶、困惑和不解的是，周辅成先生未在名单之中。现在想起来，那次换届是文革之后对思想界再次进行整肃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也是周先生替因参加竞选而在分配时陷入困境的学生奔走之后。被当成“精神污染”清除的是在思想界刚刚开始复苏的人性思想和人道主义——尽管当时谈这个话题所依托的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人道主义是周先生青少年时代就确立的终身信仰，“清污”运动中又不加避讳为学生奔波，那些凭借权力阻止人们的精神启蒙、阻止人们对既有意识形态发生怀疑的人，对他是怎样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学会中才学不足却权术有余的人对他的猜忌、排挤也非一时。他的出局其实在所难免，但太不合情理。

排斥远没有结束。1987年，他在领导北大伦理学研究室七年后“因故退休”了。“因故退休”是这次北大哲学系讣告中的措辞。用这奇怪的措辞，意味着周先生退休的真实原因不便说出。我跟周先生有过很多通信和见面交流，但周先生从不说这些。我也是这次看讣告才知道他在1987年“因故退休”了。因什么“故”，不便猜测。但对八十年代大学教师队伍的情况是知道的。经过此前几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持续摧毁，特别文革十年对知识和人才的毁灭性打击，在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之际，知识和人才的断裂形势严峻，大学教师奇缺，像周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当时根本没有退休一说。不寻常的“因故退休”使他在被全国伦理学会排斥后，又被排除在他几十年致力恢复的伦理学教学之外。

但周先生毕竟是一代大家，涉及学术评价、审核的事情，相关部门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可后来连这也“免”了。曾跟周老谈起过国家课题评审问题，他说，最初高教委在伦理学专题上，也要听取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使把持课题分配权的人不满，高教委从此不再找他。

周先生遭受的排斥可谓彻底。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学界发生的逆淘汰现象，在他身上表现得骇人听闻。

但正像北大哲学系讣告所说，周先生“坚贞而宽厚，仁慈而正义”。他遭遇的一切不公，都不能伤害他的精神。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国伦理学的进展，学界后辈任何探索性成果都令他兴奋。他自己也一直笔耕不辍，且锋芒很锐。

昨天，从凤凰台得知北大又一位98岁老人去世，都是学问大家，但身后事一个极尽哀荣，一个冷冷清清，这样的厚此薄彼，周老是不会在意的，但留给人的思索不轻松。

2009年7月1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