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思想 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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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思想 博大精深

作者:管国全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也是希望的季节。在北京昌平这块“风水宝地”上，我们“固执”地种下了信念的种子——《管子文化》杂志继续出版，让我们老祖宗的伟大思想流传千古、惠泽万世。
老祖宗管仲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可贵的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通览《管子》全书，细研《管子》各篇之精华，可见他的思想经天纬地，包罗古今，涵盖万象，杂揉百家，云蒸霞蔚，博大精深，古代任何一位思想家均不可与之并驱，与之比美。其著作《管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道学、儒学、文学、史学、数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教育学、考古学、生态学、管理学、农学、医学……各个领域，几乎每一个学科均论述精辟，符合科学，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甚至有些学科的论述，时至今天仍然熠熠闪光，可供社会主义现代化采用，指导生产，指导工作。这就充分显示了《管子》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重要地位。
    《管子》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政治风云复杂多变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中总结出来的。他的思想上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姜尚名君贤相治国安邦思想之精华，下开儒、墨、道、法、阴阳、五行、诸子百家思想之先河。他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鼻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可以说，管子之前的思想文化管子承之，管子之后的思想文化管子开之，如无管子承前启后，中国思想文化未必象今天如此辉煌壮观，灿烂多姿。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斯言信哉。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管仲是我国古代一位无以伦比的伟大思想家，就连“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思想也稍逊一筹。因此，可以说，管子思想是儒墨道法诸子百家思想之先驱，是历代改革家，变法家进步思想之奠基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汉武帝如果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为“罢黜百家独尊管术”，历代封建王朝将“尊孔”变为“尊管”，则中国封建社会不致延长2000余年，中国思想文化史要比现在更加灿烂辉煌。中国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将遥遥领世界之先。
感谢老祖宗的护佑，他老人家伟大的思想如阳光般永远照耀着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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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文化 源远流长


作者:管子文化


在这本“试刊号”即将编辑完成的时候，北京终于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据说是60年来初雪最晚的一年。雪不算大，但是让盼望已久的人们欢心鼓舞。瑞雪兆丰年——大家仿佛看到了新一年的美好希望。
创办《管子文化》杂志，是中华管子文化促进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经过不到两个月的筹备，《管子文化》的“试刊号”终于在3月份和各位宗亲以及朋友们见面了。
很荣幸，我们是管子后裔，老祖宗留下的盛世华章即将在我辈再次被发扬光大！
更荣幸，我们生长于这个伟大的国度，能让我们有机会重温五千年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精髓，并贡献一点我们的绵薄之力！
相桓公霸春秋一匡天下名千古，富民众强家国九合诸侯顺八方。从阶下之囚到春秋第一相，无疑我们老祖宗辉煌传奇的一生是绝无仅有的。对内，他辅佐齐桓公厉行改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重振大齐雄风。对外，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开创春秋霸业。
管仲相齐辅政君王成首霸，光辉耀目留存言论著春秋。政治上的功勋卓著让他誉满天下，而思想言论上的真知灼见更是为他赢得了后人的讴歌和礼赞。《管子》巨著，万世传颂。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科技，教育等无所不包。经世致用，备受推崇。影响千古，彪炳青史。
但与之同时，我们又深感压力，管氏老祖宗所倡导的思想文化，曾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过无数奇迹。时至今日，我们无论在哪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无法超越！日常事务中，我们也都自觉与不自觉的在运用老祖宗的经典理念！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
历史不断的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遗弃属于自己根本的文化传统，就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强林之中。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浪潮中依旧光辉灿烂。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结合，对现代国家的治理和企业管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
以管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是民族之根，也是民族之魂！
怎么发扬？如何发扬？是留给我辈乃至后世子孙的永恒的命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文化博大智慧和神奇魅力也越来越被关注和推崇，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是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在此，让我们以宗亲的名义，再次凝聚管子后裔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老祖宗优秀的文化遗产，踏上新的征程，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唱出我们最美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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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



2005年 3月 4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温家宝总理借用《管子 •乘马》中的“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一语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温总理告诉大家：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加倍努力。

温总理进一步指出，“生于虑”，就是要未雨绸缪，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工作。“成于务”，就是要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失于傲”，就是说越是形势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温总理引用《管子 •乘马》中的这句话，意在勉

励广大干部要团结一致，带领群众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乘马》篇中的“乘”指运算，“马”指计数的砝码，“乘马”的意思指的就是经济谋划，本篇主要论述发展国家经济的主要原则及具体措施，是《管子》治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乘马》篇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而篇首所选文字侧重的是谋划经济的方式问题。作者指出：搞经济谋划不能大意，要“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所谓“虑”，就是考虑、打算；“务”，就是追求、努力。也就是说，经济谋划产生于深思熟虑，成功于专心致志，而失败于傲慢。没有深思熟虑，谋划就不可能产生；不专心致志，事情就办不成；不傲慢就不会有闪失。作者认为只有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方式，通过细致的运算，使国家控制市场流通，做到“知量”、“知节”；确定军赋多少，做到“知任”、“知器”，力求制定的经济措施切实可行，符合客观实际，就能实现强国的目的。

　　管子“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思想，主要是针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提出来的，但由于它揭示的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的运用就超出了这一领域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它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还适用于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来说，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存在“虑”、“务”的问题，而“虑”尤其具有决定作用，正如宋代的苏辙《上昭文富丞相书》中所言：“天下之事，急之则丧，缓之则得。”“缓”就是深思熟虑，就是周密的部署和详备的谋划，是所有事业成功的起点。有了这个前提，再加上“务”，也就是不懈的努力之后，事业就有了成功的保障。而就个人而言，当一个人有志于某项事业时，如果缺乏上述两个条件，一切蓝图只能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当然光有了这两点还不行，还需要时时小心在意，谦虚谨慎，因为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事业接近成功或已经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因为一时的骄傲懈怠而功亏一篑的现象。在这里，《管子》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圆满地完成一件事其实是不容易的。

　　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讨论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这一句古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旨在重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级部门要群策群力，周密考虑和精心安排各项工作，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带领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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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作者:王建堂


在浩瀚的中华古籍海洋里，分布着无数个科技文化绿洲，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管子》；西方哲人李约瑟，就是读着《管子》步入中华科技文化殿堂、进而首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无疑，《管子》堪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
      鲜明的求实精神
     实事求是，为汉语语境中最经典的科学话语：“求是”是人类智性的终极目标，而求是的必要前提是“求实”；《管子》显示着鲜明的求实精神。其脍炙人口的第一警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即精神文明是建筑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这是天下大治的第一要件，在此，《管子》的精辟概括，是诸子百家所望尘莫及的。春秋诸侯蜂起，群雄逐鹿；管子为何能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先，在于其始终高扬着求实图强的精神旗帜。管子所强调的治国方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怎样才能富民呢？国家须运用经济杠杆，提高粟价，刺激农业生产，粟多则民富国强。《管子》云：“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其次，《管子》的求实精神，还体现在“言实”关系上，强调臣对君不得“言过其实”，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民情；明君主要以法按其言而求其实，“言而无实者诛”——言过其实即为杀头之罪。反之，明君对百姓的“圣心”，也应该是“实也、诚也、厚也”；且明君“公信力”也是建立在“求实”基础之上的；好虚名则无其实，“无实则无势”，即无实，失去百姓信任，就失去了君王的威势。再次，《管子》还注重一般“名实”关系，强调名实相生，按实定名，名副其实；“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求实、务实精神是十分突出的，所以其不仅敢大胆言利，且还积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刺激生产；那些重粟、煮盐等富民强国的求实之举，使齐国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雄踞五霸之首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管子》——先秦首部“实学著作”。



     丰富的科技知识
     李约瑟为何能捧着《管子》而步入中国古代科技殿堂？因《管子》中蕴含着丰厚的中国古代科技知识矿藏，此为其求实精神外在的知识形态化。首先，令今人赞叹不已是《地数》篇中记载的矿藏知识：“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山之见荣者”，就是不同矿藏在地表显示出不同矿苗，是矿苗与矿物、表里共生现象的最早记载，也是关于“磁石”最早记载之一。其次，在农业生产方面，已有了五谷、桑麻、六畜的有序记载；“四种而五获”(四年五熟)的复播记载；农业生产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的明确记载；尤其对农业生产工具的详细记载(耜、铫、镰、耨、椎、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已相当完备。再次，《地员》中还载有极为宝贵的植物生态学知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由于山地高度不同，温度各异，水分分布各异，而造成了植物垂直分布现象，由低到高依次为十二类：叶、郁、苋、蒲、苇、雚、蒌、荓、萧、薜、萑、茅；对植物生长与地理环境的对应关系作了深入观察与较为科学的说明，与当代植物学相吻合。最后，对生命起源的认知，《水地》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为生命之起源，且认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是父母精气合成的，而精气的物质存在也是液态，生命初始态似水流而成型。另外，在《地数》中记载：人的饮食是“无盐则肿”，这是关于“缺碘人体会浮肿”的最早病理学记载。以上载于《管子》中的科技知识，在世界科技史上均占有独特的首创地位，《管子》——先秦唯一的“科技全书”。
清晰的数字化思维
      科学的核心就是实验与数据；《管子》中的数字化思维尤为突出，其治国安邦的大政方略，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清晰数字化思维基础上的：用数据筹划，用数据分析，用数据说事。数学起源于应用，《管子》可谓古代“应用数学”之祖，数字化的表达比比皆是。正如《七法》篇所云：“不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即要成就大事业，不懂得数字计算是不行的。如《揆度》说明天下地势是“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天下水占到十分之七，陆地占到十分之三。《地数》又云：“地之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其出水者8000里，受水者8000里；出铜之山467山，出铁之山3609山”。固然这些数字化表达还不甚准确，但在当时能有如此清晰的数字化思路的确难能可贵。又如其对“国有余藏，民有余食”的数字化论证：农民年耕30亩土地，就可解决吃饭问题，按丰歉年景平均计算：一亩地一年收获一石，则此人就有30石的粮食，瓜果蔬菜收获相当10石，糠秕六畜相当10石，此人一年就有相当50石的粮食收获，粮食就有了相当的积蓄，社会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又如其对农业生产季节的把握：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于雨水后25日；冬至后60日为惊蛰，75日为雨水，而最佳的春播时间，不能超过冬至后的100天，只能在雨水后的25日适时进行；故君王在这25日内绝不能扰农。另外，《管子》中除有大量整数计算外，还有不少分数、倍数、比例的表述，还有大量度量器、度量单位的表述；更可贵的是，《管子》是先秦典籍中引用乘法口诀最多的，共8条之多；故《轻重戊》云：“伏羲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提出九九乘法口诀是伏羲创制的，虽不能算科学的结论，但“九九之数”的概念，为《管子》首创。《管子》——先秦最重要的数学文献之一。



   
     明确的分类说明
     分类说明，是科学传播有效方法之一，它可较准确，条理地传播型态化的科学认知，给读者以清晰、深刻的接受印象。《管子》中此类说明文字颇多，准确地抓住事物“同中之异”的表征，根据一定标准，对事物作出原创性科学认知与分类说明。如《度地》篇根据水的源流、归宿不同，在人类认知史上，第一次把水分为：经水、枝水、谷水、川水、渊水五类。即出于山而流于海者叫经水，从它水分流入于大水者叫枝水，从山沟里流出来的水叫谷水，从山沟里流出又汇集在一起的水叫川水，从地下涌出而汇聚一起的水叫渊水。以上对不同水流的划分，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但在先秦典籍中实属首创；其对水流特征宏观上的把握，标志着人类对水的科学认知迈出了理性的一步。又如《地员》篇对土壤的认知，将土壤划分为上、中、下，然后根据其地势、肥力、土性、地下水位的不同，分别说明上土有粟土、沃土、位土等；中土有壤土、垆土、壏土、沙土等；下土有犹土、殖土、凫土等。不同的土壤可生长不同的树木花草，可种植不同的庄稼与经济作物，因地制宜，才能地尽其用。再如，依据山地高度不同、地下水位深浅，将泉分为悬泉、復吕、泉英、山之材、山之侧。凿地2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悬泉，其上可长樠树；凿地3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復吕，其上可长柳树；凿地5尺可至于泉水的叫泉英，其上可长杨树；凿地14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材，其上可长格树；凿地21尺可至于泉水的叫山之侧，其上可长榆树。2600年前，作者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已经具有了如此清晰的分类思维趋向，这在人类科学认知史上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管子》——先秦类化认知的标本。
     纵观先秦典籍，《管子》是蕴含科学思想与科技知识最丰富、求实精神最突出、数字化思维最鲜明、分类说明最清晰的一部，集中体现着管子2600年前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被称为“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之宗”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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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诵读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管子·兵法》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医院看望季羡林老先生时，和季先生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当时，温总理引用《管子·兵法》中的“和合故能谐”一语在于说明：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针对季先生提出的“人内心和谐”的话题，温总理说，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前文温总理所引的“和合故能谐”讲的是“和谐”的重要思想，其理论渊源非常悠久。相传早在西周时期，齐太公就曾说：“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六韬·守土》)意思是说尊重民意就能得到人民拥护，使人民宗亲团结就能上下愉悦，这是施行仁义的准则。齐太公从“仁政”的角度肯定了“和”、“合”的重要性。《管子·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在管子看来，即使是个人之出生、成长，也是“和”、“合”的结果。在军事层面上，管子主张要以“道”和“德”来养兵。这样一来，人民就能团结。人民和睦团结全军就能行动协调一致。普遍地协调一致了，军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层面上，管子认为只有“君臣亲，上下和”，国家才能大治。后来，齐国的晏子继承并发展了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晏子用调和不同味道才能制作出美味佳肴，调和各种声调音律才能演奏出美妙音乐作比喻，形象地阐明了“和”、“合”的重要性，提出了“尚和去同”的观点，这与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观点差不多。所谓“和”，指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谓“同”，恰恰与“和”相反，指的是只美其美，不美人之美，是对他人意见无原则的附和或者蛮横地要求他人美己之美。可见，“和”在社会生活中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儒家那里，“和”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就个人心性而言，然后逐步往外推，从小到大，由己及人，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和”，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即说明了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之“和”。他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范畴，其内涵非常丰富，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当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温家宝总理所引“和合故能谐”这句话，在中国古代对“和谐”的论述中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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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姓起源
管姓，列于《百家姓》之一百六十六位，在当今姓氏排行中列一百四十位，人口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九，即每一万个汉族人中就有九人姓管。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管虽非大姓，但从古至今，代有贤人，英才辈出，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关于管姓的起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周文王第三子叔鲜，其二是周穆王姬满，其三是少数民族锡伯族、傣族中的管姓。
1、 起源于管叔鲜。此说见于《史记》卷三十五《管蔡世家》，《通志·氏族略》、《中国姓氏起源》、《广韵》等典籍中亦有记载。《史记·管蔡世家》中说：“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武王已克殷 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 《高密管氏家谱》康熙十六年序云：“管氏之姓，其始乃文王子叔鲜，受封于管，以国为氏，今郑州管城是也。”（今河南郑州管城区）。但是，同一篇《管蔡 世家》读下去就会发现这一说法还有些问题，那就是叔鲜“无后”。司马迁说：管叔蔡叔“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于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 “管叔作乱诛死，无后。” 司马迁特地交待，说得很明白，管叔因造反被诛杀没有后代，那么后世管姓从何而来呢？近见江西《齐川管氏宗谱》，其光绪二十二年《齐川管氏重修宗谱序》中说：“管氏之先为文王第三子叔鲜，受封于管，后因以国为姓。至成王十一年乙未，命叔元子兑为纶邑大夫，岁时奉祀，因徙纶别管城。”也就是说，管叔鲜虽然 “无后”，但成王让叔元的儿子兑继承了叔鲜的封位，把管城迁到了纶邑，其后世自然为管姓。
2、 起源于周穆王姬满。此说亦见于《通志·氏族略》、《风俗通》等典籍。说周穆王时，将其庶子分封于管，至管仲始显于齐，后世子孙以邑为氏。今人浙江龙泉管月福先生，在研究了龙泉管氏族谱等史籍后，著有《龙泉管姓》一书。他在书中认同了这种说法，认为管氏第二起源为“西周穆王姬满的后代，管夷吾（仲）出自周穆王。”而龙泉管姓“系穆王之后，夷吾（管仲）支系，管公明（辂）后裔。先祖居平昌郡（今山东潍坊一带）。”另据与高密、诸城管氏同族同宗的莒县管氏后人管恩灼所著《双凤山下人家》一书之论述，《莒县管氏宗谱》亦认同此说。认为莒、诸、高之管姓都是出自管仲、汉之管宁、管辂，至晋之管辰，皆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中锡伯族、傣族中亦有管姓。其中锡伯族之管姓乃其瓜尔佳氏之汉姓也，此氏亦有改姓“关”者。傣族之管姓待考。
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改革，通货积财，尊王攘夷，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勋卓著，名扬天下，青史留名，故管姓子孙尊管仲为得姓始祖。但《高密管氏家谱》的修纂者是很慎重的，他考证了历史，认为“自周之后，若齐之管仲，楚之管修，汉之管宁、管辂皆出于周，以谱牒失传，不敢妄认。”这一点齐川谱的魄力大一些，认为管仲是继管兑之后的第十四世，而管宁、管辂都与管叔鲜一脉相承。而管月福先生则认为龙泉管氏是“穆王之后，夷吾（管仲）支 系，管公明（辂）后裔。”值得注意的是，不管齐川管氏还是高密管氏、莒县管氏、诸城管氏，都承认自己是出自龙泉管氏的。如按管月福先生的说法，大家都是管仲的后代，那么高密管氏也应是出自周穆王了。穆王乃西周继武王之后第五代天子。所以不管是出自管叔鲜，抑或穆王，都是出自姬姓，是黄帝的后代，真正的炎黄子孙。这一点，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周本记》里记载得很清楚：自黄帝之后，第四代为帝喾（高辛），然后依次是后稷、不窋、 鞠、公孙、庆节、皇仆、羌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孙祖类、古公亶父、公季、昌。昌即姬昌，周文王是也。也就是说，除去黄帝之父少典不计，自黄帝至周文王，整整十九代，至管叔鲜，正好是二十代，再下去四代，则是穆王姬满，其血缘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在西周众多的诸侯国中，管国立国早，消亡亦早，其后世子孙风流云散，繁衍播迁。时齐鲁富庶，多数子孙播迁山东，亦有徙往安徽（管仲即颍上人，属安徽）、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者。春秋时除管仲相齐外，同时代的齐有管至父，可见此时管姓主要繁衍于山东，这也是天下管姓多出自山东的原因。至西汉时，见于史册的管姓有汉高祖刘邦妃管夫人，李陵之军侯管敢，燕令管少卿。 而齐川谱说管氏始有郡望（平昌）乃自管衎，其“以中涓佐高祖”打天下，以功封平昌侯，平昌在汉时与高密同属北海，大体在今山东潍坊一带。总之，管氏郡望应在秦汉之际形成。东汉时农民起义首领管亥，亦齐人，据北海。而三国时魏之名人管宁、管辂亦均为齐人，而且都是今潍坊一带人。东汉初，有曾任山东副都军务的 管思藏，自江西豫章之带源徙居闽地宁阳招贤里羊岗坝（今福建宁化水茜张坊村）。中常侍管霸、顿丘人管伯都是河南籍，可见此时河南仍有管姓。另外三国时管宁自朱虚（今山东临朐一带）迁居辽东三十余年，自然有子孙留居当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管姓避乱有西去秦陇，南及潇湘者。据《管氏宗谱》载：“齐 有管仲后裔，秦陇有管纯后裔，湖湘有管修后裔，辽宁有管宁后裔。”另据考证，管修为管仲后代，春秋时为楚大夫，被封为阴邑，称为阴修，故其后代有以阴为姓者，于此可见，阴姓乃出自管姓，至南北朝时也有管姓避居江南，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管崇即为晋陵郡（今江苏常州）人。唐宋之际，管姓在江南繁衍日盛。五代后唐 年间，管思藏有后裔真郎返徙江西带源居住，其子孙播衍闽、粤、赣各地。宋代管师仁、管师复为名宦名人，青史有名，居于浙江龙泉，其后人管鉴，为南宋著名词人，随父仕宦，由龙泉徙江西临川。元时，翰林学士管祎开基河南光山。明初，有光山一支迁往新蔡。高密、诸城、莒县一带管氏亦是元末明初自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迁回故土的。同时，管姓作为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天津、江苏、安徽等地。据《明清进士题名录》所载，明清之际管姓进士及第者有五十五人，有三十五名为江苏、江西、浙江人，排除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因素外，说明在此三地管姓分布甚广。另有湖北二名，云南一名。北 方则以山东莒州五名（管廷献探花、廷纲、廷鹗、象颐、象晋），高密二名（七世祖嘉祯公、嘉福公），陕西咸宁二名为众。其中莒州小窑之五进士与高密管氏为同族同宗，均自江苏海州（今连云港）迁来，至清末民初两处尚有往来。另外，此际管姓亦有渡海赴台湾侨居海外者（吾大股十七世祖管侗，即曾任台湾南投淡水县 丞）。再者，山东之管姓闯关东去东三省谋生留居彼处者亦甚多。于是天下皆有管姓矣。但仍以江苏、山东等省为多，二省管姓约占全国汉族管姓的百分之六十三。
二．各支始祖：
    管重和：管仲的第六十一世孙，元至正十七年由江苏常州郡毗陵(驿)(今常州市武进区)迁南通如东县掘港场。是为如东县掘港镇宾山管氏始祖。
    管　进、管文正：是族旧籍山阳，宋靖康之乱徙苏州城东之东河，为苏州管氏始祖。始迁祖为进五世孙文正，明成化间迁邑之平江里龙潭上，又治宅于管家园。为吴县管氏始祖。
    管新涵：元末自括苍龙泉州前东浦迁至黄岩新桥。为黄岩新桥管氏始祖。
    管　御：北宋仁宗时自青州渡淮，先寓维扬，后徙洪州，元丰二年其子管炬卜居丹阳东永济乡之管山，后裔遂奉其为始迁祖。为丹阳管氏始祖。
    管天龙、管思舜、管文绰：北宋时居浙江，五世祖管思舜迁溧阳，为溧阳管氏始祖。管思舜子管文绰，号西溪，南宋绍定间再迁邑之奉安黄雀花墩下，是为本支始迁之祖。西溪管氏始祖。
    管　葵：宋末元初自浙之龙泉石马迁广丰齐川。齐川管氏始祖。
三、 迁徙分布
管氏主源两支，抑或文王之后，抑或穆王之后，两支均自姬姓，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在西周众多诸侯国中，管国立国早，消亡亦早，管叔鲜被诛，其子孙风流云散，到异地去栖生，时齐鲁富庶，多数子孙播迁山东，亦有南徙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者。春秋时，管氏名人除管仲外，亦有同时代的管至父，亦为齐国人。可见此际管氏仍主要繁衍于山东。
    西汉时见于史册之管氏有高祖妃管夫人，李陵军侯管敢，燕令管少卿，管氏郡望平原应在秦汉之际形成。东汉时农民军首领管亥，亦为齐人，中常侍管霸，顿丘人(今河南清丰)管伯，可见此际已有管氏在河南落籍。另东汉初年，有曾任山东副都军务的管思藏自豫章之带源徙居闽地宁阳招贤里羊岗坝(今福建宁化水茜张坊村)。三国时，北海郡朱虚人(今山东临朐)管宁，避居辽东三十多年，有子孙留居当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社会动荡，管氏避乱有西去秦陇，南及潇湘者。据《管氏宗谱》载：“齐鲁有管仲后裔，秦陇有管纯后裔，湖湘有管修后裔，辽东有管宁后裔。”南北朝时亦有管氏避居江南，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管崇即为晋陵郡人(今江苏常州)。
    唐宋之际，管氏在江南繁衍日盛。五代后唐年间，管思藏有后裔真郎，返徙江西带源居住，后其子孙播衍闽、粤、赣各地。宋朝词人管鉴，随父仕宦，由龙泉徙居临川(今江西)。元时，翰林学士管礻韦开基河南光山。
    明朝初期，有光山一支迁往新蔡。同时，管氏作为明朝山西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天津、江苏、安徽等地。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所载，明清之际管氏进士及第者有五十五人，有三十五名为江苏、江西、浙江人，排除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外，说明管氏在此三地分布甚广，另南方还有湖北两名，云南一名。北方则以山东之莒州(五名)、高密(两名)，陕西之咸宁(两名)为众。管氏此期的分布由此可见一斑。此际之管氏有渡海赴台，侨居海外者。另有山东之管氏闯关东谋生。
      如今，管氏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江苏、山东等省多此姓，二省管氏约占全国汉族管氏人口的63％。在云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姓管的很多，是一个很庞大的大家族。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平原郡：西汉初期设置平原郡。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西北部平原县一带。
晋阳郡：本来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后来改为赵国的晋阳邑。汉代的时候在此置县，
作为太平郡的治所。在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
2、堂号
匡世堂：春秋时期，管仲为齐桓公的宰相，他帮助齐桓公平定、治理天下。成为历史上
有名的宰相之一。孔子称赞他“一匡天下”，意思是救了整个天下。
此外，管姓的主要堂号还有：平原堂、白云堂、过一堂、永思堂、绍仲堂、昭格堂
等。

                                                               （管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