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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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生：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


2011年05月19日　作者：张贵勇　 　来源：中国教育报





　　王栋生，笔名吴非，1950年生于南京，任教于南京师大附中。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以来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著有《中国人的人生观》、《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致青年教师》等。



　　□他是一位语重心长的长者、有着独立思考的教师、敢于不平则鸣的知识分子。他一生以书香为伴，到了退休年龄，即使视力受损，依然勉力阅读，毫无倦怠。



　　□有人说，他的《不跪着教书》守护了教师的尊严；有人说，他的《前方是什么》映照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有人说，他的《致青年教师》让无数教师反思教育的核心与意义。



　　□在种种丑陋的教育现象前，他是杂文家吴非；面对学生时，他是王栋生，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中学语文教师。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有人认为，读书的三重境界，一为读知识，长学问，从而高雅；二为读智慧，把知识变为觉悟、动力、谋略；三为读出人品，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养性。



　　王栋生的读书经历让人感觉，读书不只是长知识、学谋略，更多的是跳出书本，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使他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为中学教师中为数不多的“荆棘鸟”、中国教育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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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



　　“‘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



　　王栋生坦言，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18岁下乡插队，26岁返城，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1967年，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静静的顿河》，如获至宝，花3毛钱买了下来。后来，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普希金诗文集》。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都过来借阅。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



　　1971年，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结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学时，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结果令他很失望——原来只差半页，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却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间，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过。



　　“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栋生说，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我总是想，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其实，哲学家说得对，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写过《岁寒图》、《升官图》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那一年王栋生23岁，在农村插队已5年。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书”，由于造反派笨，只封了纸箱的上部，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从1973年至1978年，他们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频繁。回忆那段历史，王栋生感慨地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进入大学校园的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正如他本人所说：“‘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一年里，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为了省下钱买书，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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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阅读培养批判意识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王栋生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广，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对史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很喜欢威廉·曼切斯特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该书文笔好，表达也很智慧，对他更清楚地读懂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曾花了很长时间阅读陶菊隐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当时历史的书，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视野。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看了一些史料，王栋生知道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培养了他细心观察、比对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书读多了，就能站在高点上，不被人愚弄，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王栋生觉得，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要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力争做一名学者型教师。”王栋生看重教师的博学，更看重教师的独立思考，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王栋生一直强调，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批判意识。



　　即使过了60岁，他还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来很可笑的问题。例如，学生作业和测验成绩要家长签字，入团入党为什么无须家长签字？中学为什么没有劳动课？学科到底有没有主副之分？



　　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说：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王栋生离开教学一线之后，仍然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作讲座，以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如何做学生、如何读书。他劝诫学生多读名著，从名著中汲取力量。他说：“鲁迅的《药》，我10岁就读过，61岁重读时还有新的发现。因为经典是一个历史时期语文与人文的最高成就。年少时一旦读过这些人文名著，这个人就坏不到哪里去。”



　　王栋生也希望学生多读诗，生命中有诗，精神世界会充满阳光。他很喜欢巴尔蒙特的那句诗：为了看看太阳，我来到世上，即使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每每读出来，总会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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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



　　“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越觉得自己可怜，就越要读书”



　　如今，每天早晨起床，王栋生依然和以前一样看看时事新闻，读读喜欢的书。他参加编写的初高中教材，今天仍然不断地看。虽然目力严重受损，但依然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因为“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王栋生读书，喜欢在书上做记号，自由地画，很多书都做笔记。笔记内容积累下来，便成了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反思的依据。他身边的同事发现，王栋生每节课在25分钟至30分钟时，就会“打个岔”，像是无意地和学生说一下天气或引导学生关注另一件事。这是他的教学习惯，也是阅读受到的启发，因为他早年便从教育心理学书上看到，青少年的持续注意力一般保持在30分钟左右，要想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有必要“打个岔”，再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回来。这既是一种教学艺术常识，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王栋生现在很爱读儿童图画书。2002年，他在广州开会时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同住一室，方卫平给小学老师作报告，他给高中老师讲话，两人各忙各的。一天晚上，他看到方卫平床边放着一捆台湾出版的儿童图画书，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这一看让他很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绘本！在大卫·威斯纳的那本《疯狂的星期二》中，夜间驾着荷叶悄悄降临城市的青蛙们给了他无尽的想象。后来，方老师为他介绍这些书的编绘与流传，让王栋生知道在阅读世界还有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杰作。



　　王栋生告诉记者，看图画书的时候，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流泪。他感慨，那么美好的东西为何过了50多岁才读到。图画书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让他能以幸福的眼神看待今天的世界，也让他明白，很多原来非常在意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图画书让他知道，儿童永远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儿童的智慧。因为常怀一颗关爱之心，王栋生看不得伤害儿童的事情发生，他也在著作中呼吁，爱所有的孩子。



　　1982年1月，已经32岁的王栋生大学毕业。他去南师大附中报到那天，看到办公楼前的两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径只有20多厘米。如今，这两排水杉高大伟岸，最大的一棵已经粗得须两人合抱了。时间总是不经意地在指间溜走，在王栋生看来，能让光阴不虚度的，唯有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