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非师范毕业”教师的教学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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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非师范毕业”教师的教学境遇

鞠玉翠著


一、引子

    徐冬是北方人，毕业于北方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大学自由、求真、活跃的文化，对徐冬影响很大：她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主张容忍多元，崇尚独立思考，认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危害社会、别人就可以。她看不起在台上讲不出自己思想的人。

    尽管首选不是当老师，徐冬自己还是喜欢当老师的。她印象中考师范的不是很好的学生，老师的整体素质也不太高。应聘做教师的时候，她是满怀理想的，认为应该是最优秀的人去当老师。   

    参加工作已经三年，每学期7个班、每周14节政治课，现在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在现实中，她遇到了许多自己没有想到的挫折，比如：与上海文化的冲突，学校管理中的对老师不尊重、“不象人来看待”，人际关系中难以明言又确实对自己产生影响的那些经历。在她看来，所有这些与自己“个性太强”有关，也与自己的“非师范毕业”的身份密不可分。徐冬在与许多师范院校毕业的人接触中都发现他们总有某种“思维框子”。徐冬认为“师范院校出来的学生很早就知道老师应该是怎样的。自己不像师范院校模子里出来的，别人觉得你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而自己还不觉得这是毛病，很不协调。他们认为对教师来讲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条条框框的东西，我连懂都不懂。我讲课也没有固定的方法。我现在也比较排斥这些东西，如果我懂了的话，我整个的思维就给束缚住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她会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苟活和不活两种方式，你只能去适应，不具有点阿Q精神，能活吗？要自我安慰。自己是中流的人，与真正有才的人不能比。”

    徐冬在面对种种现实的冲突时，在坚持个性、固守理想与向现实、规范妥协之间已经出现犹疑。与此相伴，她对自己究竟是“最优秀”的人还是“中流”的人的定位也出现了犹疑。她的这种冲突、犹疑状态在学生的评价中也反映出来：曾有学生把她比喻为“麻辣老师”――日本电影中一位学生喜欢的、有个性的老师，也有的学生用“木头”来描述她的特征――好象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呢？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徐冬感受到的问题是什么？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详尽地描述徐冬所具体遭遇的种种冲突与她的应对（这对于了解教师的生存状态非常有意义，拟另文详述），也无意对她提及的学校管理的非人性化、师范教育的教条化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而是聚焦于她的教学境遇，倾听她的心声，透视她个人关于教学的观念，了解她何以既是学生喜欢的“麻辣老师”，又会成为冷冰冰的“木头”。

    二、教学故事

    徐冬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理科见长的重点高中，文科的地位包括语文都是比较低的。政治只要参加一个比较简单的毕业考试就可以，学生就更不重视了，一般来说，学生上政治课的精神状态不太好――趴在桌上的比例高，做数理化作业的比较多。文科老师的心态也比理科老师多了几分尴尬与复杂。

    徐冬与许许多多老师一样，无论心态怎样，对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她备课主要是广泛搜集材料，以便常讲常新。尤其是要搜集直观材料。“自己最大的难处在于缺乏直观材料，在做‘无米之炊’。”上课、处理班级事物、开会之余的不多的时间里，徐冬基本都在图书馆里，时常，图书馆里只有她一位读者。徐冬课前“考虑的很少”，“我课前往往想不到很多东西，但讲起课来就想起来了，脑子里经常跳出一些素材，因为平常经常看书，阅读面广。”她“反对课前的雕琢，重视临场发挥，但是会把握大方向”――掌握那些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拓展一些知识和思维以及育人的目标。

    （一）从一堂经济学常识课说起

    这是一堂高二的经济学常识课。按学校政治课的惯例，第一个环节是两位同学的时政演讲，按学号顺序进行，可是今天的两位同学都忘记准备了。老师要求他们“自动准备两次，作为惩罚”。时政的环节是徐冬非常重视的，这也是她的强项，她认为这个环节可以或多或少培养学生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关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是大多数学生似乎并未领会老师的用心。他们即使不忘，也是从报纸上找一篇文章来念一念，而且主题常常不合“时政”的要求。因此，徐冬往往要在学生讲完之后再讲一点最新发生的国际国内大事。今天她讲的是巴以局势。她先通过提问看看学生对巴以局势的最新情况有哪些了解，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然后念了一段最新报道，并进行了评价。她的语速很快、语调很平，但学生们还是懒洋洋的样子。

    对于学生的这种不认真的状态，徐冬不满意，但是她认为“教点知识不难，要改变人的观念就太难了”，况且“不学这些东西照样生活，而且可能生活得更好，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大都市更是这样”。也就是说要改变学生的“消极应付”状态，不论在可行性还是在必要性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她有些无能为力的感觉，只能“尽力而为”，她要求学生时的口气也不是那么坚决。

    课开始不久，我就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徐冬的语调很平，没有什么抑扬顿挫；语气显得有些冷，缺乏个人热情的融入，这使得她所发出的声音好象与听者距离很远，很难唤起学生的热情，也很难“像油一样浸入学生的心里”（夸美纽斯语）。

    时政演讲之后，进入这堂课要讲的正题：货币。为了与学生的实际结合起来，徐冬有意用“钱”这一日常用语代替了抽象的术语“货币”。她先请学生谈一谈各自对钱的看法。有的学生认为“钱是身外之物，是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有的认为“钱有用，越来越有用。不仅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且是‘有钱能使磨推鬼’。”徐冬接着说：“你是说程度进了一步，那你讲讲生活中、社会上遇到的事情，说明‘有钱能使磨推鬼’……”

    很明显，徐冬是希望引导学生对说出的话进行论证，使自己的观点有充足的证据，这样说出来的才算真正是自己的话，在徐冬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品质。而且徐冬还有一个重要的“育人”目的：她认为现在的小孩，尤其是上海的小孩“非常实际”，“他们已经很实际了，老师就要给他们一些理想化的东西”。“要让学生清楚货币的本质，是用于交换的，但现在有人把它当目的了”。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徐冬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担当了这样的角色：一是提出问题、引起争论、引发思考，并促使学生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证据（如：她提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不同观点？”、“你的论据是什么？”、“如果没有富爸爸怎么办？”等等）；二是澄清学生的观点（不少学生回答问题的声音比较小，只是对老师讲，远处的同学很难听清楚，老师的澄清就显得更必要。回答问题声音过小，既影响课堂学习效果，又显得不尊重他人。对这个问题徐冬也显得很无奈，她要求过几次，可是效果不明显）。提问――回答――澄清――提问的过程中，徐冬会根据学生的回答即兴做出反应，显现出动态生成的特点，只是这种互动往往在教师和一个或几个学生之间进行，大多数学生似乎并未进入教学情境。三是小结、引导。在一番稍显松散的师问生答之后，徐冬用她认为正确的结论告诫学生，“如果没有富爸爸，依然要勤奋地、乐观地去生活。这里大家要注意，如何运用钱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被钱主宰，要学会运用钱。”

    小结之后，徐冬把话题引向书本：“我们所说的钱，也就是今天要讲的‘货币’。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大家看书（边说过板书：货币的产生）。前面的问答争论最后应落脚到‘钱的作用’、‘钱与货币的关系’。请同学看书第86―87页，货币产生的历史。本质是什么？ 2分钟时间。”学生看书的时候，徐冬巡视，走到教室后部时说：“坐在后面的同学，老师在前面照顾不到，更需要学习的自觉性。”

    徐冬非常强调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兴趣。“我原来愿意学习、愿意求知，学习主动性非常强，刚开始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像我这样，我对学生要求非常高。”“我总觉得，人的兴趣不能是太强迫的。每个人对不同方面感兴趣也不是太一样，我感兴趣的，我说出来，他们未必就要感兴趣也未必会感兴趣。也许是我水平不够，还没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吧。”“自己读书时相信、敬佩老师。不论这个老师的课是否有趣，如果你能够从每个老师那里学到东西，你就不得了。即使老师照书念我自己也能够学得好。有的孩子要老师拿鞭子抽。有的孩子眼光暗淡，有的求知欲强。求知欲强的不断地在思考。自己喜欢精英类学生，耐心方面不行。讲了，学生没有反应就急。”

    大约2分钟之后，徐冬继续提问：“货币并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这时出现了交换的欲望，没出现货币时，交换怎么进行？”徐冬叫起一位学生，他站起来之后显得很茫然，徐冬稍做等待，在黑板上写出：“物”“物”，然后请他坐下，继续说：“比如，一头牛、两只羊之间交换。这时要双方正好都需要对方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怎么办？”这次叫起的学生迅速给出正确答案：“需要找到中间物”，徐冬追问道：“中间事物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学生答不出来，教师给出了答案。通过这样师问生答的数次往复，货币产生的历史逐渐清晰了，徐冬边讲边板书：（略）讲完“铸币”时下课铃响了，“纸币的出现下次课再讲”，徐冬说。

     在徐冬的课中，能够找到与学生生活联系紧密的话题或者能够找到“直观的材料”时，就显出活力，在这种时候，徐冬显现出对教师职责的某种敏锐的直觉。但这种直觉的光亮显得不那么清晰、稳定，在整个教学中不是一以贯之，而是忽隐忽现。比如，如果哪位同学的时政演讲主题适宜，她会由此即兴推开，引发学生的思考与讨论；再比如，在后面的课中讲到银行信用时她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信用度是非常高的，在俄罗斯就不一样，目前俄罗斯银行很少，他们普遍不信任银行，因为他们受过打击，就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原来一美元可以兑换多少卢布？ 0．67卢布。但是，苏联一解体，一美元就可以兑换4500卢布。（学生哗然，这一数字对比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于当时的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有的人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都成了废纸……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动荡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多么大的伤害……人们对于银行的信任与否确实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很多人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人们对于银行的信用度是不容置疑的。”徐冬在说这段话时，是带着淡淡的感情色彩的。也许不仅是数字的鲜明对比，这一缕尽管淡却真实的情感更能够打动人。但是，具体到课本的内容，徐冬语气中的感情色彩又被抽走了。她会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提问，学生一般是照书念答案，而且声音往往比较小，然后她自己再大声给出“标准答案”。这时的提问已经很少像谈论“钱的作用”时那样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维、能够了解学生的想法了，问答的过程变成了寻找“标准答案”的过程，问答法已经成了变相的讲授法，“启发式”在事实上也变成了“灌输式”。

    （二）徐冬自己的感受与解释

    为了细致、全面地了解徐冬，我对她进行了数次、共计10余小时的访谈。我曾问徐冬上课的感受，她心绪比较平静时会说，“还可以，自己在理论（显然是指学科理论知识）方面不差，容易讲深。但也不能太脱离书，因为要考试。”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说，“没有什么感受。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就像‘木头’一样，引不起半点回应，像死水一样。那第二堂课还会再给他们讲吗？你给他们激情，他们一点反应没有，他们还该干什么干什么，那就挑浅一点的东西给他们讲，就得了，深的东西．他们像听天书一样。刚开始讲课挺有激情，给实验班还可以，其他班差，知识面窄，根本就讲不起来，一看学生档次就差，是对牛弹琴。激情慢慢就淡了。”

    徐冬对自己的教学境遇是这样解释的：“政治课的内容太简单，只给他们讲最皮毛的东西，不能引起争论，都是既定的。那叫什么教材呀，都是僵化的东西，枯燥、简单、不生动，没什么可讲的。即使你提出问题来，下面学生很茫然，你说你怎么办，你没办法往下讲。太深了讲不下去，也没有那个必要，毕竟是高中生嘛。最基本的知识能了解就行，他们没那么多精力。政治又是副科，不重视。如果你仅仅按照学生的想法，这课就不用上了。你就只能讲他们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太分散了，不可能形成一门学科。而且对某些问题有的同学感兴趣，有的不感兴趣，不可能众口一致。有时这课也挺难上的，也不要求一定要掌握什么，理科见长的学校嘛，文科方面差，也不感兴趣。”“学生对老师的要求和学校对老师的要求是不同的。我想做从学生出发的教师，做‘麻辣老师’，学生比较喜欢，喜欢没有用啊，我要冒着失去饭碗的危险，这样的代价我还付不起，至少目前还付不起。除非有一天，我把教师不是当成挣钱的职业，你愿意聘我就聘我，不愿意聘我也无所谓。我现在连温饱状态还没达到呢。这还是我的饭碗。原来，我不认为做老师是一项职业，而是一项事业。有一位老师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自己的饭碗工作，这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讲的是实话，是现实。我原来一直认为自己从事着非常高尚的事业，不是职业。饭碗问题，现在越来越认为是一个饭碗问题。”

    徐冬说得很坦率，她对教育的理解从“事业”降格为“职业”的本身就已经很发人深省了，但是，单从教学来看，很明显这里还有什么问题，于是我说：“老师的作用不就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死的书本活化吗？……”徐冬打断我说，“关键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于中学来说都是很儿童化的、‘小儿科的’，都是技巧性的，有的人喜欢儿童化一点，必须是浅层次的人才热衷于搞这些，深层次的人侧重于学术方面、思想方面，不屑于搞这个，好象逗小孩玩一样。人与人不一样。”“很多教授没有受过教育理论训练，教得也很好。不用讲得通俗易懂，学生不一定当时理解，但以后会慢慢理解，会终生受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一直不重视‘教育技巧”’。“知识底蕴、对事情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很模式化的东西，我不喜欢。教育技巧要有，但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学识、思想的深度。自己不想成为标准化的教师。”

    徐冬的境遇讲到这里，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清楚了。如果再追溯一下她工作第一年教学改革尝试流产的一段经历，也许会更加清晰。

    （三）教学改革尝试的流产

    徐冬进校第一年曾尝试过“学生主讲”的方式。当时她也担任7个班的课，其中有一个“实验班”。在徐冬看来，“那时课堂上的东西，（实验班）学生自己看得懂，或者我几句话就概括了，上课一提问，他们回答得很好，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讲了。高中生不要求掌握更深的原理，这样腾出的时间，就给他们拓展一下。他们属于学有余力的。”（徐冬满足于学生“看得懂”、“回答得好”显然是对教学的理解过于简单。教师的“问题是在引导学生有一种生动的和个人亲身的体验……他考虑的不限于教材本身，他是把教材作为在全部的和生长的经验中相关的因素来考虑的。这样的来看，就是使教材心理化。”（对没有经过师范教育的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意识。如此看来，被她轻视的师范教育也许并不仅仅只有束缚人的作用。）顺应教育改革的大潮，教研组正在搞“自主学习”一类的实验，组长鼓励她做一些尝试。于是在用很短的时间迅速讲完课本内容之余，徐冬就让学生找一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专题性的东西，这些专题与课本不是特别有联系，有些是社会热点问题。学生几个人准备一个专题，然后由学生自己讲，大家讨论。徐冬负责点评。徐冬感觉讨论“涉及的内容很广，蛮有深度。学生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学生感兴趣，愿意思考一些。比现在单纯讲课更感兴趣一些。”徐冬的“学生主讲”进行了大约两个月。但是，这种做法招致了该班班主任的否定，认为是耽误学生。“这位班主任是与‘上面’（指校领导）有关系的，自己不敢惹”，也许更关键的是徐冬后来才明确认识到的“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又怕学生掌握不好书本内容，毕竟还要考试”，于是就放弃了“学生主讲”，回到原来的样子。

    与徐冬同时进校的、有过数年教学经验的郭京也在尝试“学生主讲”，但“她在‘上面’，又是‘教育博士’，别人不敢说什么。我是一个刚进来的新教师，尽管教研组长支持我，但他说了也不算，我还是改成了传统的教法。”这是徐冬对自己妥协的解释，其实郭京的做法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也有比较明确的教育理论基础的，在学生主讲之前是有前期训练的，当别人向她提出异议时，她会理智地为自己辩护，而这些恰恰是徐冬所缺乏的。当然，“教育博士”这个标签也未必没有作用。

    用“教育博士”做参照来要求一个非师范毕业的新教师显然是过高了。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教育理论的作用：使教师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设计、论证、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想搞教育改革，或者要用明显的实际效果去证明自己（这里且不去讨论影响教育效果的复杂因素），或者能够提出有效的理论论证，最好是二者都有。如果不思变革，只是按照传统的模子，教育理论的作用就凸显不出来。

    三、结语

    无论专业教育理论状态如何，所有教师的教育实践背后都有他自己奉行的“理论”（是与专业教育理论相对的个人理论，我称之为教师个人实践理论），只是教师自己不一定自觉罢了。通过走近徐冬的生活世界，了解她的教学境遇，倾听她的心声，徐冬的个人实践理论已经浮出水面。l）教学目的：政治课要传授课本上的基础知识、拓展一些知识面和思维、要培养学生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社会责任感，要“让自己思想在学生身上延续”；2）关键是学生要有自觉性、主动性，老师的作用很小，只能努力去做，不能强迫学生；3）教师素质要求：学术水平、知识底蕴、对事情的看法最重要，教育理论、“教育技巧”不重要，甚至是“小儿科”的；4）教学要设法通过直观材料与学生实际联系起来；5）问答法能够引发学生兴趣、了解学生情况。

    在徐冬看来，政治学科的地位低、教材的僵化、直观材料的欠缺、学生缺乏主动性等都是问题。从自身来讲，自己的学科知识是可以的，问题在于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是不是仅仅如此呢？   

    杜威和波兰尼的话也许对我们理解徐冬所遇到的问题有所帮助：“心理化的教材是有兴趣的――这就是把教材放在整个有意识的生活之中，以便它分享生活的价值。但是那种外部提供的教材，它所设想的和所产生的观点与态度，与儿童没有丝毫关系；它所产生的动机与儿童也格格不入，那就不会有它自己这样的地位了。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外部的力量把它推进去，求助于人为的练习把它打进去，以及求助于不自然的手段把它引诱进去。”徐冬所反感的“小儿科”的“教育技巧”有一些正是这里所说的“不自然的手段”，她的反感并非完全意气用事。但是，“当我们从种种科学发现的陆续发表起跟踪至它们进入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最终保证了它们被一代代的学生、又通过学生被普罗大众接收为公认知识的一部分――时为止，我们就会观察到，被它们唤起的求知热情似乎在逐渐减低，最后变成了只对它们的发现者得到启迪那一时刻的最初激动的微弱回响。”波兰尼的话启示我们：教师的作用也许正在于用自己的求知热情唤起学生的求知热情，让那“微弱回响”，强一点，再强一点，而求知热情的意义又在“有意识的生活之中”。

    由此可见，徐冬所推崇的人的精神生活，在教师和学生那里就应体现为教师用自己感受到的文化的魁力和人之为人的精神生命，唤起学生对文化和自己精神生命的珍爱，唤起他们主动求知、探索的动力和热情，培养他们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信心与能力，而不仅仅是记忆课本上的抽象条文，也不是让教师思想在学生身上延续，如果是这样，课本中的知识、教师的思想都将成为束缚学生的“条条框框”，而不是使学生腾飞的翅膀。教师与理论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教育理论被简单地等同于“教育技巧”，它的丰富意蕴与智慧就被遮蔽；当教育理论被视为抽象的、僵死的、必须照办的教条，它就成为“条条框框”束缚着实践者的行与思；只有怀着求知热情，将其置于“有意识的生活中”，视为开阔视野、丰富心灵、关照实践、激发反思、为我所用的理论工具，它才成为教师个人成长的养分。也许正是被徐冬看作是“小儿科”的东西，其背后有着更值得深思的道理。也许正是这种轻视的态度本身恰恰是她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