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商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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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商友敬  
吴非


　　老商就这样走了。他半生蹉跎，命运对他多有不公，可他仍然是个欢乐的人。他走了，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悲伤。前天晚上钱理群老师来电话，说都是朋友，我们还是写点什么吧。我想，如果都郑重其事地来谈他对教育的贡献，谈他对讲台的情感，会不会太“体制”了。如今悼念谁，动辄曰“重大损失”，而当其人牛马一般地耕地拉车之际，何曾惜其力？大家一个劲地拭泪，老商泉下有知，会不会感到别扭？
　　他是个欢乐的人，他给人的多是欢乐。只是弥留的时日，独自承受了太多的痛苦。
　　4月12日下午在上海有个讲座，我原定讲完话就去看他的，可是基金会留饭。那天在学校上完课赶到上海，未及用午餐，于是准备稍微吃些再去医院。晚餐桌上有一份没见过的牛头肉，极香。我还闪过一念：要是老商还能吃点东西就好了。正和于漪老师说着话，黄玉峰接到一个电话，把手机递给我，说：“商墒（商友敬的爱女）的，找你。”我接过来。商墒在电话里说：“是吴非叔叔吗？我爸爸要和你说话……”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声音：“……吴非啊，你怎么还不来啊……我想死你啦……”我的心揪紧了。
　　我们通过无数次电话，这竟是最后一次通话。于漪老师伤心地说，一同去看一看吧。老商的学生，《教育参考》主编吴国平说：你身体不好，还是不去的好。
　　路上，国平悲伤地说，真不想让大家看到商老师现在的样子。老商患病八个多月，国平一直在为他奔忙，经常电话告知他的病况。我也早有了思想准备。我和国平到病榻前，老商形容已枯了，眼睛无神。我再也不可能听到老商那洪钟般的声音了。那晚我一个劲地打岔，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不问病。他大概知道我这一套。末了，忽然说：“你们走吧，回去吧。”临走时我摸摸他的脑袋，说：“挺过这一关，再把《白茅岭纪事》写出来，出院之后，不要再耽搁了！”他用力握我的手，我开玩笑说：“老商，你的手这么有力，我简直怀疑你是不是在装病？”这一次，他没笑，——他已经没有力气笑了。
　　其实我们都不会点破：这是最后一面了。
　　我和老商第一次见面是1996年，此前我们彼此是读者。
　　初见是在饭桌上。我到上海出差，黄玉峰请饭，找了一群人陪，也请了老商。老商后至，拱手致意。过传忠老师亦在座，起身对老商说，商老师冤狱多年，小弟竟没能探视送饭，多有愧疚。老商笑着说，你想送也送不了的。散席后他送我回旅馆，路上说起我在《新民晚报》上的杂文，褒奖有加，我没想到他读文章那么细。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终年忙于俗务，而他是个散淡的人，惟爱书如命，每来电话，总是滔滔不绝，一本一本地推介好书。
　　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被捕，也是因为买书读书惹的祸。在阶级斗争年代，一点小事越弄越大，冤狱竟长达十多年，直到1978年才恢复自由。接到那一纸平反证明，小商已经成了老商。不过，我曾对老商说过，在那种年月，关在里面倒也安全，里面外面有多大区别？你我这样的人，即使呆外面又能有什么自由？
　　相处久了，发现他的生活习惯有点怪。他入睡较早，一般聊到晚上十点多一点，我们渐入佳境，他却去睡了；只穿一条短裤，弯在床上。问他，答曰：“号子里的规矩。”他对数字比较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在号子里的四位数狱号。他的记忆力惊人，既得益于他的天赋，可能也有长期牢狱的后天培养。他坐牢时曾写过一些诗，那些诗是如何写出来的又是如何记下来的，只有这个老囚徒自己知道。我每想问而不问，免得他梦中又回到白茅岭去。
　　至于老商在语文教育方面的成就，他云游四海，弟子如云，自有人去写。再说，我和他相处，该说的多已见诸文字，私下聊的，连厂卫也不会感兴趣。我和他常在一起谈吃，我们不谈喝，因为都不会喝酒。
　　1997年5月，我到上海办事，住在外滩文汇报老楼，他一大早从浦东跑来，带我去老半斋吃刀鱼面。我没吃过那样的面条，很特别，鲜啊！老商边吃边说刀鱼面的做法，这就又说起小时候的事。生在镇扬，长在上海的小少爷老商曾吃过许多地道的好东西。
　　及后我们编《新语文读本》，交往就更多，谈得也投机。2000年春在广州，有天晚上他从外面回宾馆，带回一大包削了皮的甘蔗请我吃。我说牙不好，不能吃。他莫名其妙地哼一声：“牙好我还不吃呢！”一口咬断一截，嘎叽嘎叽地吃起来，嘴里还喊“好吃！真好吃！”咬第二口，忽然停下，找眼镜；找到了，戴正，盯住手上的甘蔗，然后从上面把假牙拔下来，装上，再吃。
　　那几年在一起工作，很紧张，饭桌上可以多说说话。陈桂生教授说得对,吃什么菜，不重要,要看和谁在一起吃。说到饮食，各人习惯不同。钱理群胃口不错，但不太讲究，甚至有些“不知好歹”；王尚文体弱，胃纳有限，但求烟好；摩罗一上桌，会感慨一声：“怎么这么多菜……”老商不管，边吃边品，也时常废箸而叹，很有些日食万钱而无下箸处的派头。其实，大家都是好打发的人。我开玩笑说他是少爷脾气未改，那印象就是从饭桌上的闲聊来的。这些年逐渐发现，老商于吃，也不十分讲究，毕竟服过苦役。他不过是在怀念遥远的时代。
　　他吃鲜不吃辣，这就很可惜。有一年到成都，我们去看流沙河先生。流沙河夫妇请饭，带我们去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并说，余光中来，也是在这里请他的。那一顿我大快朵颐，至今余香在口；而老商出奇地斯文，用的不多，对甜品有兴趣。后来才想起他不能食辣，可在沙河夫妇面前，他竟不说。隔日，我去流沙河家告辞，沙河先生问：那位商先生坐过牢的？我说了个大概。他听了点点头，默然。我想起流沙河虽然没有正式入牢，看那《锯齿啮痕录》的经历，有甚于斯。
大概是2001年，老商到南京来看我，我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请他吃过一回生炒甲鱼，他大叫好吃，说其他菜都不要了。后来逢人便说“吴非点的那个‘生炒甲鱼’，好吃得不得了”。
　　老商不在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吃这个菜了。
　　关于饮食玩乐方面的事，他很在行。我一度不以为然，近年方想到，这是他对那16年的自我精神补偿。后来我们编《现代教师读本》，他欣然承担主编“生活情趣卷”，有兴趣的老师不妨去看一看。
　　去年，有人问我能否编一本《过去的教师》，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再说精力也有限，拖了半个月没答复，他们就找老商了。老商把书编好，出版了。中国教育报要我写一篇书评，我立即写好寄出，报纸方出，没想到老商也成了“过去的教师”。呜呼，世事岂可料乎！
　　写完了。老商也在今日化作一缕青烟。
　　天不寿人，夺我诤友！哀哉老商，伏惟尚饗。
                                                                                 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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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商友敬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所有的老师都爱他的学生，他的每一个学生；我梦想所有的学生都爱他的老师，不是害怕，不是崇拜，不是感恩，也不是迎合和奉承，而只是爱，单纯的爱。
　　我梦想所有的语文老师，都能给孩子打开一片语言的空间，我说的主要是汉语，我们的母语，我们朝夕与共、血肉相连的母语。这个空间，无限广阔，无比深厚，有无穷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母语的空间里，精神得到自由的飞翔，情感得到健康的成长，智慧发出闪耀的光芒。他们能用母语营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唱歌、跳舞、吟诵、思考、对话和交流。
　　我梦想古今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优美的诗歌，能大量地进入小学的教材和课堂。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一起沉浸在这优美、生动、形象而有韵律的，更充满了情感和想象力的语言世界里。正如梅子涵先生所说的：“要点亮他们心上的灯。”只要点亮就能照彻人的一生。孩子长大了，到了中年，老年，他会记点亮自己心上的灯的——小学语文教师。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收获。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灰色的人生，没有梦想的教育是黑色的教育，没有梦想的教师是可怜的“口力劳动者”。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曾经带着梦想，走上讲台，如今，又将梦想留在讲台。你们，还幸福的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你们的孩子，年轻的老师们，请珍惜你们的梦想，一步一步实现你们的梦想。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谢谢大家！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