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读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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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的读者意识
发布时间：2011-06-22  
作者：江岳

  
　　

    文艺批评界存在的种种病症已引起人们的批评，产生病症的原因人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批评的读者意识淡漠。批评在一些所谓的批评家那里，成了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娱自乐、自谋私利的工具，完全没把读者放在眼。
    说到读者意识，其核心就是为读者服务的意识。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句名言对于批评来说同样意味深长，它规定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首先应具有“为人类服务”的人格操守，具体到批评写作就是要为读者服务。它还強调了“自己的学识”的重要性。批评不同于创作，也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学无识，哗众取宠，滥竽充数则将远离批评之道。
    在创作之外之所以还要有批评，就在于读者对作品的鉴赏具有某种自发，零散、感性、片面的局限性，而优秀作品特有的含蓄的审美特性，又往往会增加读者的审美困惑，这就为批评提供了用武之地。为读者答疑解惑就成了批评的重要功能。批评的其他方面的功能,诸如为创作和文学史服务、为文学理论服务都离不开为读者服务这一基础，或者说只有通过这一基础，这些功能才能实现。别林斯基说过：“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为读者答疑解惑就要求批评家要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把道理说清楚。批评不同于创作，创作靠形象思维，朦胧是一种美，太清楚一览无余则违背艺术要求的含蓄；而批评是科学，靠逻辑思维，强调通过分析问题讲道理，越清楚越透彻越有说服力就越好。然而，时下一些批评，似乎在存心与读者为难，充斥着各种深奥的术语、概念,以晦涩难懂为时髦，长篇大论绕来绕去，读后却不知所云。西方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的传播，更助长了这种倾向。法国思想家福柯就从来不愿对自己文中提出的众多新概念作任何界定，因而文风晦涩易变，这在中国的效仿者那里，则演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概念狂欢。如果说西方学者晦涩难懂中，还有些思想闪光值得敬意，那么中国的东施效颦者，就只是偷懒图省事的掩饰了，苍白贫乏犹如白纸一张。中国和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梯和文化语境。把道理讲清楚，是我们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的需要，只有把一块块石头摸清楚了，才可能有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一味沉浸在非理性的解构快感中，是一种与时代错位的幻觉。透过现象看本质，摸索文学发展的规律，探究社会、艺术、人生的真理，仍是当今批评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广大读者对批评所期待的。努力让读者容易读懂，有所收获，有所满足，是批评家对读者起码的良知和善意。要把道理讲清楚，首先应当培育批评家的读者意识，培育批评家对真理和善良的挚爱。
    与上述存心与读者为难不同，还有一种情形是无力把道理说清楚。批评只有比创作更深刻时，才能影响创作；只有比读者更有创见时，才能影响鉴赏。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批评有时比创作比读者更肤浅，缺乏“自己的学识”，因而无力把道理说清楚。常常看到在一些文章中，回避对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把浅显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把常识性的道理学术化，用大段的作品复述代替作品分析，用大而无当好听的话敷衍成篇，批评成了产品说明书和通用表扬稿以及职称评定的凑数稿，毫无体现批评家灵魂的灼见和新识，这实在有失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身份。
    显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学识欠缺之外还有物化社会逐利风尚的浸染。现在，批评背后已增加了各种名利附加值。在某些批评家那里读者只是一个单数而不是复数，这个单数就是被评论的对象或利益链上的对象。“复数”看不见、摸不着，“单数”则是活生生的利益攸关的具体存在。批评看着这个“单数”的眼色说话，只需要说好话、套话、不痛不痒的话，用不着费力把道理说清楚，因而也不需要什么学识，只需要交易。
    对于真正的批评来说，读者永远是复数，是无数活生生的注视着、期待着你的人，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无名氏。他们需要的是批评家交心的真情，说真话的真诚。考察真正批评的冲动，一定有类似于爱的冲动的地方，其元初就是为了突破人类个体之间的隔膜，以达到精神上的共鸣，寻找难遇的知音。在批评家的读者意识里，还应有爱心。
    爱心不是空对空的许诺。在一个注重效率和效益的年代，对读者的爱心也应落实到给予读者阅读效益的问题上。对批评来说，那就是要求：在较小的篇幅里，集中较丰厚的思想和学识；在浅近通俗的文字里，表达较深刻的发现；在极抽象的推理中，尽力展示形象生动、激情洋溢的生命底蕴；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予读者较大阅读效益和实惠。这些在我的批评中，虽未能至、但心向往之。
    对读者的爱心，不仅体现在处处为读者着想，努力适应和满足读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读者的引领和提升。在呼唤伟大作家和作品，呼唤真正的批评家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呼唤高素质的读者群，这是前二者赖以生长的土壤。而高素质的读者群，不可能自发的自然产生，他离不开批评的引领和提升。当下，市场与读者的联手促成了汹涌澎湃的“娱乐至上”潮流，这作为对板着面孔的“工具论”的反拨，呼唤人的个体感性生存价值的复归，有其合理性。但一味随波逐流，任“搞笑”这类诗意贫乏的代用品风行天下，将审美愉悦降低为生理本能快感，终将为“庸俗”所累，陷入新的局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市场和读者是对的，但不能说市场与读者永远是对的。鲁迅说过：“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文艺的大众化》）最近，温总理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人民日报》2011.4.15）真正的批评家也应当做这样的人。当某类“皇帝的新衣”面临“沉默的大多数”时，批评家不能仅仅只当“看客”，应及时敲响警世之钟：启蒙的话题还未过时，封建遗毒有待肃清，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对读者群的提升。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方兴未艾，中国还没到可以高枕无忧、全民狂欢的时候。全球化时代，还需要批评家有更宽广的“为人类服务”的道德情怀和审美视野，并以此改造和提升读者陈旧狭隘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以自身的完善推进读者群的完善，这将任重而道远。（来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