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翻译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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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翻译研究概况一

来源： 中国译协网

2008年是翻译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三十年的界石，它既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也代表着另一崭新篇章的开始。这一年译界有不少“第一次”事件的发生。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亚洲第一次举行世界性译界盛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6名翻译学博士生毕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以“翻译学”为专业名称授予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博士生宋学智的学位论文《翻译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傅译〈约翰•克里斯多夫〉》获得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第一篇以翻译研究为题获得全国百篇优博论文。翻译研讨活动在规模和类别上较之以往均有所增加，近20次各级各类翻译学术会议召开，将学术交流活动推向新高潮。翻译学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史研究、口译研究等的广度和深度继续加大，根据中国期刊网(CNKI)的数据，以“翻译”为主题的期刊文章达到9871篇，比2007年增加了8.12%，研究课题多样，成果丰富。 译学基础理论研究     2008年译界学人对学科建设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谢天振在有关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的讨论中反思译界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批评，区别译学研究的“理论取向”与“理论偏向”，呼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辨明翻译本体并非翻译研究本体，指出对翻译本体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翻译研究本体不应只研究翻译的本体即只关注文本以内的语言问题，呼吁翻译学科建设的兼容心态。林克难也对中国翻译界“回归文本热”发表了见解，认为回归文本无论对于传统的语言研究和新起的文化研究都无意义，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同样重要，应让其共同发展以做出各自的贡献。张柏然、辛红娟描述中国翻译学从兴起、发展到求变的过程，通过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行阐发和反思，结合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分析中国翻译学“合法性”的焦虑和“主体性”建立的合适路径。侯向群、吕俊从现象学的角度指出生活、科学和哲学三个不同世界对待译学研究的不同态度，提倡以实践哲学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吕俊对译学研究的路径作了批评研究，发现西方以范式批评的方式为主进行译学研究，而我国主要以“问题式”方式为主。刘川、唐健禾通过数据分析指出，译界应加快翻译研究成果的社会性转化。武光军综述了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指出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足，认为翻译社会学研究需要适度的本体回归与解释力的深化。王宏军认为当前翻译理论建构的规范化与研究方法的系统科学化当为译界所重视，在学科建设中应规范理论术语，强化科学理性的方法论指导，重视文献评论的作用，加强对西方译论的批判性反思研究。杨自俭指出我们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识只能渐渐靠近，而永远达不到极限。同样，我们对翻译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的探索也将永远不会停止。     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需要哲学基础，翻译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哲学的视野，因而对翻译的哲学考察历来是译学建设的重要论题。语言和翻译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语言中“言”与“意”及“译意”与“译味”的复杂矛盾，“心理攸同”的交流基础与“辨察会通”的道术方法等曾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传统哲学视角，而梳理和论述西方语言哲学、阐释学、解构理论、分析哲学和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理论，从翻译角度反省哲学的基本理念，“文本”、“语言”和“政治”等构成了当代哲学翻译研究的代表性论域，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主体间性、传统哲学等词构成了翻译哲学研究的主题词。2008年译界继续对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翻译研究得失利弊的思考，探索新的哲学路向和重构传统哲学的现代意蕴。当下翻译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引起了学者的反思。刘华文追溯翻译研究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取向从相似到分化再到解构的发展脉络，认为强调其中任何之一都会造成偏颇，主张把三者整合为一个大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翻译。宋以丰、刘超先认为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反本质主义，指出其翻译观强调主体性与翻译规范研究，重视“混杂性”及“他者”，有利于澄清争执、重新界定翻译行为、译本与翻译家等概念。冯文坤指出翻译研究内在地沿循着一条生存本体论的存在主义思路，其欲求本身不仅是对本质主义、原文中心论的诠释，还具有一种回归生存本身的存在论诠释。武光军发现保罗•利科对翻译哲学的突破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翻译的客体是文本，而不是语言或言语；放弃对等和完全翻译的幻想，允许多种翻译模式的存在。涂纪亮从解释学角度考察在翻译中如何理解“信”及其依据，如何正确对待时间间距、传统、成见等因素对理解文本的影响，如何理解翻译的客观性。蔡新乐认为将海德格尔的有关“你是谁”翻译观归入阐释学的定位存有疑点，指出翻译研究有必要从交流、交际观念转移到认识论上来。张思洁、张柏然从阐释学角度探讨了译者的先有知识和传统、语言因素之于译文样品的预设与规约，认为其反映了翻译活动的本然历史性和本然主体性。译学界关于解构主义的讨论依然热烈，且见解不一。向洪全在对解构主义关于语言的延宕性和语义相对稳定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借鉴“执中”的中国哲学与人文思想，提出翻译标准的描述或界定应遵循翻译活动的特性，达成文本间基本语义的照应与关联。韩子满以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译为例说明解构主义关注的主要是意义的产生问题，并非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并不脱节，其思路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和解释作用。吕俊却认为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具有误导性，它只关注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外部操控，而忽视了文本内作者意识形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对抗，真正的意识形态批评需揭示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黄海军、马可云认为国内的解构翻译批评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精神，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拓展多元开放式的解构主义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有助于建立和发展翻译学。徐敏慧指出德里达在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二元对立的同时，也论证了翻译中相关概念亦此亦彼的逻辑关系，阐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思想。刘介民探讨解构翻译对我们的启示，并从多角度讨论解构翻译与后现代的“变异研究”。肖娴分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意义观，并提出一个符号学翻译模式。上述这些对翻译哲学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译界学者的反思精神和开放态度。     对翻译基本概念的探讨主要围绕译者主体性、翻译标准等展开。葛校琴提出翻译家主体性多元论，认为翻译家的人格结构、意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主体需求等决定了其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必然体现出多元主体性特性。刘军平从跨学科角度考察了译者主体性的四个维度及其特点，认为译者主体性主要涉及到哲学、心理领域和文化领域。王占斌探讨了“言不尽意”与翻译本体的失落和译者的主体意识。杨俊峰认为翻译具有主动性和受动性这双重属性。胡朋志建议分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对翻译标准进行重新定位，舍弃标准其壳，回归其内涵。罗丹探究伪译的含义、成因、类型、社会价值和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用。王洪涛对傅雷的“神似”说和霍姆斯的“对应”说进行了对比和阐发，认为这两种翻译标准观虽理论形态各异，却以极其相似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分析为依据，共同深入揭示了翻译现象的本质，对“求信”与“对等”翻译标准观构成了超越、颠覆。谭载喜、邵璐审视翻译对等概念的内涵和意义，提出翻译的“第二形态”特质。“主体性”、“标准”、“对等”等概念并非时髦与新鲜，译界赋予这些“旧”概念以新涵义，也赋予了学科发展新的努力。     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伦理作为译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001年《译者》（The Translator）推出《回归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专刊，掀起了译界对各种翻译伦理问题讨论的热潮，国内翻译伦理研究也形成了与之同步发展的趋势，学者们跳出了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语言层面对等的囿域，展开关于“忠实”的多向度、历史视角的讨论，扩宽了译者对“忠实”的理解层面，从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范围对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如忠实、自由、平等、叛逆、暴力等进行关注。令人欣喜的是，参与讨论的学者已经不仅仅限于翻译界人士，哲学家们也积极参与，说明相关学科学者对翻译理论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出翻译研究对于相关学科的辐射与影响。     翻译伦理研究是2008年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刘卫东称在文化批判理论抨击下已沦陷的传统翻译伦理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翻译伦理问题研究应在交互主体性的视域下加以整合，走向深入。申连云认为当代翻译研究的伦理观是“尊重差异”，面对文化他者，译者应该寻求差异、发掘差异、尊重差异，而不是求同。关于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杜玉生认为是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张思洁、李贵荣讨论了译者之诚及致诚之道，译者需“事译事以诚”、“虚实互涵、动静相宜以利思诚”。温建平提出翻译应立足于语篇，根据译语的语言特点重构价值组合体。贺爱军、范谊回顾我国传统翻译话语从中心走向边缘再到重铸的演变历程，论述了“和而不同”的翻译话语原则。刘小刚以福柯的话语秩序理论讨论翻译规范，揭示翻译话语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斗争场中的权力运作方式。韩子满以实例说明译者或出版商对性伦理的不正确理解、对性描写的特殊处理都是出于对性禁忌的顾虑。龚雪竹认为后殖民语境中，中国译者应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中学西译策略，以更好地实现东西方文学与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孙周兴从安乐哲的汉英翻译经验引发出关于翻译的限度与译者责任的若干思考，主张“差异化原则”，尽力避免把目标语言与被翻译的外来语言同一化。段红鹰认为翻译的忠实与现实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翻译的忠实性故而有限。窦岩、陈华伟从中国传统哲学观出发阐述翻译中的忠实与创造之矛盾统一性。我们可以预见，翻译伦理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热度将继续增加，其研究维度也将扩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开始兴起的文化研究对我国的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翻译研究的视野从文本内扩大到文本外，研究范围从纯语言层面突破到文化层面，翻译主体、翻译过程、译文传播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考察成为翻译研究之必然，翻译研究展现出全新的面貌。研究视角的转化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具有翻译学科本质上的应用性特征和学科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文化取向的翻译研究却也因研究对象的泛化而招致诸多的攻讦。文化翻译研究所引发的反思也促发了译界新的努力，试图整合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的动态文化交流与人际交往活动本质，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与理性。在此语境下，文化、语言、伦理的结合，翻译、文化全球化、文化本土化的交互将成为新时期文化翻译研究的趋向。     文化翻译研究依然是2008年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艺风认为文化翻译是达成多元之美的途径，为应对全球化而建立本土文化地域和文化身份极为重要，经由翻译一种业已普遍化和正处于普通化进程中的文化语言，正唤醒并强化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知，文化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本土知识，而后通过协商，产出目的语读者可接受的并具有本土色彩的文化活动。罗选民认为文化传播与翻译有四方面共同点：语言和符号的特征、鲜明的意图性、依存性和互动性。蒋骁华认为东方学的发展促发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导致东学西渐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文化交流；其学术性给翻译带来了严谨，其政治性也给翻译打上了清晰的意识形态烙印。张南峰阐释多元系统论中的规范概念，认为多元系统论从超然物外的描述性视角来研究支配翻译活动及其它文化活动的规范，规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而一个时期或一个译本，往往有不同的规范在同时运作，这正是多元系统论所预期并要尝试解释的文化现象。儒风认为译本可以作为文化的“他者”而存在，可以作为审美文化的喻体，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来追求。周红民探讨读者接受与翻译手段的关系，认为“异化”手段能刷新读者的认知世界，具有积极进步作用。彭利元辨析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的异同，揭示译者的第三人称主体特性以及翻译语境的三大本质属性：主观性、动态性、对话性。关于文学翻译和文化异质传送，段峰提出“第三类翻译”与“第三种文化”的概念。魏向清、张柏然探讨术语翻译作为学术摹因的跨语际复制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简析相关的术语翻译问题及术语翻译研究的文化意义。徐珺、霍跃红认为典籍英译应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采用异化策略，以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真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一员。译界学者以实际的研究告诉“文化转向怀疑论者”，文化翻译研究没有走向歧路，它依然有着、并仍将有着应然的价值和生命。（待续）     （备注：本综述主要参考了2008年的《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中国科技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言文学》、《外语与翻译》、《语言与翻译》、《山东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作者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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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翻译研究概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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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应用翻译研究     翻译教学不仅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关键一环，也是检验应用翻译理论的重要工具，而且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翻译事业发展的基础，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过去我们在翻译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理清了翻译教学与翻译学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厘清了翻译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发展了一系列翻译教学方法，但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理论构建，翻译教学过程、对象、目标、方法、内容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实际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今后的翻译教学研究应在注意保持理论研究前瞻性的同时，扩大研究的视野，从对翻译课堂教学实践的单一研究扩大到对翻译专业建设、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教师发展、翻译教学、教学翻译、翻译教材开发、翻译教学评估等多方面的研究。     2008年翻译教学研究逐渐呈现立体化多方位研究的趋势，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和翻译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但翻译教材建设、翻译教师发展和翻译教学评估等方面尚不够充分。仲伟合、穆雷从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概念辨析开始，回顾了中国外语教学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诸多方面论证了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差别，提出翻译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分析了翻译方向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育中的教学侧重点、培养目标和培养特色，解析了翻译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模块，区分了翻译专业本科、外语专业高年级翻译教学和“4+1双学位”三类教学的对象及其要求，具体明晰了不同层次翻译专业人才的能力构成，勾勒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层级与特色，为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宏观的结构性指导。穆雷还提出了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具体构想。苗菊、高乾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阐明术语学对于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翻译专业教学中设置术语课程的必要性。苗菊、朱琳介绍国外大学本地化翻译教学的理念和内容，分析本地化与翻译的关系，提出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王京平以德国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为参照，讨论我国硕士翻译专业课程框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杨晓荣回顾了翻译专业得以正名的历史过程，勾画了其正名之后的前景，也预计了将来的困难和挑战。文军、张金陵通过对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从1951到2005发展50年的回眸，指出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何三宁指出翻译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功能意识、语篇意识、文化意识等意识观的培养。王树槐、王若维提出了翻译能力由以语言——语篇—语用能力为核心的6种分项能力构成的综合模式。吴波认为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模式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具有积极意义。王湘玲、贺晓兰尝试进行项目驱动的协作式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段自力对网络辅助课程与翻译教学整合所做的实证研究也为网络辅助翻译教学提供了参考。     和翻译教学一样，翻译批评也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翻译学理论反思和翻译质量提高的作用。随着译学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活动的进一步繁荣，翻译批评的范围不断扩大，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行为、翻译技巧、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翻译效果、翻译管理等都成为翻译批评的对象，翻译批评的方法与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也不断丰富和变化，中国传统文论观照下的佳译鉴赏、误译评判、译作比较等方式依然存在，而翻译批评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明显加强，翻译批评越来越多地借鉴翻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出现了涉及传播学、阐释学、认知心理学、语用关联、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多元系统论、交往行动理论等多学科的批评方法，翻译批评从“感悟式”的经验点评走向科学、理性的评价。但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者依然热衷于借用外来理论的新奇术语，与翻译实践脱钩，建立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并未确立，使得翻译批评研究与整个翻译学学科的发展不相吻合，翻译批评依然缺位乏力。     2008年，译界学者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薄振杰、孙迎春、赵巍指出扩大批评理论视域，建构多元互补的批评模式，树立客观科学的批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批评研究进步发展的当务之急。赵巍、薄振杰反思目前翻译批评研究出现的质疑文本批评、以量化手段实现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定统一模式等三种倾向，认为翻译批评的一般方法是文本对照，可以借鉴艺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刘云虹立足于翻译批评的对象、主体和标准三大要素，从话语权的重构、批评精神的树立以及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等维度论述了翻译批评空间的构建。侯向群认为形式问题在文学翻译批评中是主要标靶，内容与形式有辩证关系，她分析形式之特性，指出不同类型文本与形式关系的差异性，批评把形式简单化的倾向。胡安江、周晓琳认为引入意识形态批判是翻译批评的一个突破性视角，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翻译和译者的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平反了译者的恶名。司显柱、李莉则认为必须视不同情形，相应设定“忠实”与“顺达”在译文质量判断时的不同权重。应当承认，目前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者和成果都还为数不多，这个领域蕴藏着极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译界依然在尝试运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工具开展翻译批评实践。邵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探讨多种制约因素对《傲慢与偏见》简写本的女性主义面貌的影响。刘勇从女性身份认同视角评判《简•爱》译本。赵红辉从互文视角考察《锦瑟》的翻译。周晔则从全息翻译视角考察飞散文学《喜福会》的写作特色及杂合翻译理念。王卓从文化翻译角度评判《芒果街上的小屋》译文中的注释对该作文体特征以及教育功能起到的显化作用。杨平从史学角度考察译本《钦定本圣经》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邵炜从接受美学角度考察傅雷《艺术哲学》的翻译。梅晓娟从目的与策略的选择方面讨论《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黎昌抱以《雷雨》为例从词语标记考察王佐良戏剧翻译的风格。孙建成、温秀颖从后殖民视角对登译《水浒传》（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进行考察评判。     对于文学经典翻译的批评，译本比较和原译本比读是批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夏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篇功能理论为依据，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许建平则比较《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飞白”的翻译策略。王志敏、周亚娟评论《春晓》的四种译文的接受美学效果。曾喆、陈昕将初版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译本《天仇记》与莎士比亚的Hamlet原文进行对比。梁艳君从社会变体角度考察《卖花女》的两种译本。蔡华比读陶渊明饮酒诗的英译。程渊对《诗经•关睢》几种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郑晓圆通过《道连•格雷的画像》不同译文互对比分析后强调美学对文学翻译的主宰作用。 翻译史研究     作为译学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翻译史研究在译学建设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8年翻译史研究所受的关注程度明显增加，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学者不辞辛劳地进行新史料的发掘。2008年关于翻译史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断代译史的梳理和对翻译事件的解析；二是对文学经典的译介与接受研究；三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史料的耙梳和总结，缺少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深入研究如何解释这些史料对于翻译与文化、社会发展的力作，也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     王友贵考察了中国20世纪“小语种”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传统在当代的转变以及这些“小语种”世纪末的文学翻译状况。廖七一研究了五四文学翻译对“信”的重构，认为五四前后是中国传统翻译规范急剧变化和现代翻译规范肇始的重要时期，新一代翻译家和翻译批评家尖锐批评晚清翻译中背离“信”的现象，认真探究“信”的内涵和翻译本质，积极探索和创建文学翻译的范例，并通过赞助系统强化和推行“信”的标准，促进了现代翻译规范的确立。汤富华认为我国翻译史三大事件所引致的巨大社会历史变革既有自我突破的愿望，又有外国文化发展胁迫的原因。朱志瑜总结了二十年代关于统一译名的三次讨论。李晶考察贯穿20世纪中国翻译史的意识形态操控行为，验证翻译行为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结论。姑丽娜尔、吾甫力对9~19世纪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状况作了梳理。许钧对于普鲁斯特小说译名的争论发表了深邃的见解。方开瑞描绘了对甲午战争之后小说翻译中“呈现”方式的传递。王恩冕对东亚三国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经验进行了对比研究。修文乔从意识形态角度解读唐朝佛经翻译。李新云从建构“第三空间”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的演化，以及归化异化之争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往往和翻译批评紧密结合在一起。李洪华梳理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情况，发现译介者更多地把域外现代派的艺术经验融入创作实践中，将之与传统的诗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本土化的转换。郑海凌考察老子的翻译与传播的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指出主体性和翻译意识在翻译与传播中的积极效应。刘庆元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读者对自然主义译介的接受进行了研究。秦宏对毛姆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做了认真的回顾。区鉷、胡安江勾勒出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历程。黄焰结从历史的描写角度考察林纾译作《吟边燕语》得出结论：社会文化规范以及译者的个人特殊经历和思想状况等内外部因素对它的产生和传播的干预不仅影响到译者的各种选译，而且制约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影响和反响。高圣兵、辛红娟考察LOGIC的汉译走出所陷意译与音译的困境而又回归到自身音译的历程。王东风考证译学关键词abusive fidelity的来龙去脉，揭示该词从德里达到刘易斯再到韦努蒂的语义发展过程，并对其定义进行复原。葛校琴、季正明分析译作《京华烟云》产生原著文本错觉的诸般成因。     近年来以翻译家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陆续召开，2008年在南京召开的 “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其一。2008年译界对于翻译家（理论家）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纪念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许钧推出研究傅译巴尔扎克的重要启示。宋学智对傅雷动笔之前选择文本的动机与目的、译作新生命诞生的条件、译作在新的环境中如何产生影响来拓展原作的生存空间进行追踪。王宁、刘辉认为傅雷的跨文化语符翻译以其成功的实践预示了雅各布森多年后从理论上对语符翻译的阐述，进而证明中国的翻译家至少在翻译实践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建构做出了贡献。王晓莺用多元系统理论考察张爱玲的翻译一直缺席于中国翻译史书写，处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原因。朱志瑜对利玛窦天主教词汇的翻译策略进行描述。梅晓娟、周晓光从顺应论角度分析利玛窦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张旭描述吴宓早期译诗活动，并分析其译诗风格形成之原因。胥瑾以现代视角对严复的翻译观进行考察，认为严复以食人主义的姿态，以“达旨”为策略，舍信译取写译，达到了思想启蒙的目的。聂友军研究钱钟书的翻译实践，侧重考察其翻译风格、翻译效果和翻译艺术。丁新华和孙文龙、田德蓓分别评述瞿秋白和冯友兰的翻译思想。王少娣以互文性视阈探析林语堂的翻译。骆贤凤综观巴金的整个文学翻译历程，对巴金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文化解读。王东风对韦努蒂与鲁迅的异化翻译观进行比较，指出其异同。贺显斌认为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存在误读，并指出韦努蒂的异化论和国内的异化/归化之争存在显著的差异。韩江洪解析严复翻译中的误读，认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都是严复翻译话语生成的重要方式。苏艳用翻译社会学理论对梁启超《论译书》进行阐释，认为其为中国传统译论向现代译论转化的过渡环节。由上述可见，史论结合已成为翻译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我们期望今后的研究以更细致的史料发掘和还原翻译的历史语境，从而揭示翻译发展的规律。 口译研究     我国对口译的理论性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口译研究还显薄弱，但随着西方口译研究成果的引入和口译市场的繁荣，学界对口译的认识日益加深，研究热情正逐步升高。2008年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成功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和第三届同声传译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其他大型翻译研讨会开设的口译研究专题吸引了众多学者参加，讨论热烈。2008年所发表的口译研究论文已基本摆脱初期的经验介绍模式，主题由口译概说、口译技巧、口译艺术、译员素质等方面，扩展到口译理论、口译模式建构、口译工作机制、口译质量评估、口译教学等方面。     理论意识的增长是口译研究取得发展的重要条件，学者们积极探索口译研究的理论途径。王斌华、穆雷回顾与展望口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指出口译研究的总体发展路径正在向跨学科的多元式研究扩展，口译研究的方法由原来的主观推测和实践经验总结向以数据为基础的客观描写和实证分析转变。张威从研究领域、研究重点、研究方法、理论建构、研究队伍等方面对比分析中西口译研究的差异，着重剖析造成中西口译研究差异的社会环境，研究环境与机制、学术传统、研究价值取向等内在原因，并针对中国口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具体的建议。许明以口译的显要特征和信息在人类大脑认知机制中的处理过程为主要线索，概括总结迄今为止西方口译领域的认知研究情况。     口译过程的模式构建也是2008年口译研究的一个重点。刘绍龙、仲伟合探讨了口译的神经心理语言学研究——连续传译“过程”模式构建，该模式的整体设计、环节内容、五大区别性特征和十七条理念不仅使之有别于同类翻译过程模式，而且使之具备较强的（连传）针对性和心理现实性。雷静基于同声传译过程模式型的探索性分析，从信息接收、信息传达、外部环境三方面分析英汉同传困境的表现方式及应对之策。夏蓉认为口译过程的本质是图式的能动性交叉，各种图式的交互影响着口译译员对源语的理解、信息的记忆以及目的语的表达。杨跃、齐涛云论证口译交际最佳关联的特殊性，推断出口译员在理解过程中应采取的思维策略。法国的释意理论引发了学者们的积极讨论，龚龙生对释意理论的产生背景、发展脉络、基本观点、创新贡献及发展前景做了综合评价。王斌华就“口译即释意？”的问题提出看法，梳理释意理论的关键概念，介绍并反思对释意理论质疑的观点。常世儒将口译中的释意与等效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建立在一定翻译理论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可以弥补纯理论性口译研究之不足，2008年译界在口译实证研究方面虽然仍显不足，但已有了很好的尝试。徐海铭、柴明熲使用“有提示回忆”，对汉英交替传译活动中译员笔记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对口译笔记训练阶段采取有效教学措施提供了启示。王湘玲、危安、蒋坚松对口译使用者就口译质量的期望和态度，发言人、听众和译员对译员角色的看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译员应根据会议特征调整口译策略，并积极主动地与发言人和听众进行沟通，以提高口译质量。张威基于现场口译活动进行口译质量评估的调查研究，发现口译使用者的自身特点对其口译质量评价有重大影响。张威、柯飞通过对口译用户的调查发现，整体上口译用户更重视口译的内容，而相对不太注重口译的形式要素；但在具体情况下，口译用户对口译质量因素的评价又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实证研究开辟了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路向，值得学习和更广泛地应用。     近年来，口译教学在中国发展迅速。口译课成为翻译专业和外语专业学生的重要课程，口译教学需要根据不同的层次在培养目标，教学评估，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回应市场需求，口译教学研究肩负重任。蔡小红进行了口译互动式教学模式绩效的研究。张吉良、柴明熲从国外口译专业概况看到其对我国口译办学的启示，建议采取措施来保障口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陈振东提出“以学生参与为中心，以实战操练为手段，以提高技能为目的”的口译课程培养模式。张吉良认为ESIT口译教学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认为我们的口译课堂应在坚持以技能训练为主的同时，兼顾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时根据口译行业的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外汉双向口译训练。     （备注：本综述主要参考了2008年的《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中国外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中国科技翻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言文学》、《外语与翻译》、《语言与翻译》、《山东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作者穆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