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南北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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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书法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光前裕后、流派纷呈的辉煌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大部分处于战乱不已，分裂割据的状态，但书法艺术却没有因此停滞不前，楷、行、草、隶各体同步发展，风格多样而臻于精美。特别是晋代出现了彪炳于书法史册的“书圣”王羲之与“小圣”王献之，被后人尊为“唐诗晋字汉文章”。这不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吗？一边是铁马金戈，动乱剧烈；一边是铁画银钩，风神潇洒。然而，这正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所促成，书法的笔墨线条成了士大夫阶层文人学士们遣兴抒怀的载体，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三国时的书法以魏、吴为突出，魏有大书法家钟繇（151-230），他曾官至太傅，其书法各体皆能，尤精于楷书，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结体朴茂，出于自然，形成了新貌。其书法师承曹喜、蔡邕等人。梁武帝评其书法为：“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唐·张怀灌说他：“幽深无际，古雅有余。”他学书十分勤奋，昼夜不休，夜里睡在床上，以指在被子上摹画，日子久了，被亦划破。其书法作品有《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等。《宣和书谱》评其为“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东吴的书法名家是皇象（生卒年不详），他曾官至侍中，其隶书浑朴飘逸，篆书精湛严谨。草书师法于杜度，笔势纵横奇崛。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自然生态来比喻文化生态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晋代的精神气候也决定其书法艺术的特征，风神疏逸与姿致萧朗，达到了一种蕴秀简静、自然洒脱的审美境界，这就是后人所评晋代书法的“韵胜”与“度高”，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时代风尚。

王羲之（约303—361），字逸少，瑯琊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父王旷是位书法家，家学渊源，十二岁经父传授笔法。初以卫夫人为师，后又学张芝、钟繇等人，掇众长，善于思考，于运笔、结构间颇有启悟，从而改变了汉魏以来质朴雄浑的书风，形成了妍美秀逸，韵胜度高的晋书格调。他的书法艺术总体特征是：运笔丰盈跌宕而不锋芒毕露，气势稳健洒脱而安逸平和，笔画线条的粗细变化与运笔提按的枯涩疾速自然和谐，结构的疏密挪让与章法的虚实分布浑然呼应。书法作品流传颇多，楷书有《乐毅论》、《东方朔画赞》，运笔带有古逸的隶意，恬静典雅。行书有《丧乱帖》、《频有哀祸帖》等。其中尤以《兰亭序》为著名，该帖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通篇的笔情墨韵婉约清逸，旷达随和。章法布局畅达洗练，疏密有致，在漫不经意中显示了精湛的书法造诣，颇具儒雅秀丽之气，极典型地体现了晋代书法的美学特征。王羲之亦精于草书，传世的《十七帖》运笔秀丽，气势流畅，意态劲健跌宕，为以后许多书家所取法。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自幼从父学书，精勤不懈，以后又学张芝，主张在书法艺术中“事贵通变”，不拘成法，从而自成风貌。笔势雄健飞动，线条纵横奇崛，《洛神赋帖》笔致于秀劲中显飘逸，《鸭头丸帖》则潇洒奔放，神采飞扬，颇具气势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书法理论也很繁荣，当时的书法家大都有理论著述，形成了书学理论体系。如卫恒的《四体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索靖的《草书势》、成公绥的《隶书体》等，这些书法理论不仅是当时书法实践的总结，而且对书学艺术规律、笔墨表现形式等作了有益的探讨，显得艺理并茂。

魏碑兴起的历史原因

南北朝时代的书法就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来讲，北碑显得颇为重要，而北碑又以魏碑为代表。魏碑的书法风格独特，它在汉隶的基础上演变，笔法厚重刚健，结构宽博严谨，气度高逸宕放，具有鲜明的美学标志。魏碑作为一种书体的形式，决不是少数人书风所致，而是北魏时代的社会产物。魏碑书法兴盛的历史原因大致有三，这即是北魏前书法的演变，北魏各民族的融合及审美心理的相互渗透，北魏佛教造像及碑记镌刻的蔚然成风。

一、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最初出现在碑刻上的楷书字体是《吴衡阳太守葛府君碑》和其后《九真太守谷朗碑》，此二碑所刻书体基本上去掉了隶书的波磔，笔画趋向横平竖直，但还是楷书初级阶段。东晋至南朝的齐梁之际，正是隶书转化为正书，正书又逐步趋于成熟并应用普及。因此，东晋的楷书笔画结构已变得工稳严谨，字体风格也趋于多样化。具体的有笔画线条趋于圆势的一路，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孟府君墓志》。另外有笔画方劲的一路，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王润之墓志》。这种书体在笔画上加以变化又形成后来的《爨宝子》及《爨龙颜》，至北魏的《华岳庙碑》、《高灵庙碑》，也继承了这一笔路，由此形成了魏碑书体的雏形。其后龙门造像题记群碑的出现，使方笔一路的书体有了形质上的变化，形成了魏碑特有的笔画与结构的形式美规范，从而标志着魏碑书体正式登上了书法艺术的历史舞台。其书体风格也变得丰富多采，蔚为大观。《龙门二十品》几乎一品一种风格。

二、北魏统一后，进行了民族的大迁移。孝文帝所进行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更是有意识地推动了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民族间审美意识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转变，艺术趣味和审美理论出现了开放式的结构，少数民族（主要是游牧民族）那种豪放不羁、质朴清新的气息糅合进了汉族文化艺术中，而少数民族那种旷达强悍的审美心理也在传统运笔结构的基础上，掺用了粗犷刚劲的笔画线条、跌宕多变的结构，展现了雄强泼辣、雄浑朴拙的时代书风，生动地反映了北魏时代民族的心理情绪、社会氛围等方面出现的新因素和景象，带有鲜明的时代审美标志。

三、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崇神佞佛，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大盛。“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或恢复或定为国教，是这种统治的法律标志”（李泽厚《美的历程》）。南朝大建寺庙，塑神绘佛，风靡一时。但南朝因不提倡立碑，所以帖多。而北朝正如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所说：“纯然从宗教之信仰，全注意于石窟造像之建设”。北朝建寺庙之风比南朝更为过之，仅洛阳一地，寺庙多达一千三百多所。《洛阳伽蓝记》中载北朝庙宇之盛，“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与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由于建寺庙造佛像之盛，从而产生了大量优秀的造像碑记——魏碑书刻作品。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龙门大量开凿石窟，造像祈福。从495年至522年，动员民工达八万多人，造像数万尊，造像题记二千余块，使龙门石窟成了书法艺术的宝库。

魏碑的艺术特征

由于龙门造像和题记是项浩大的工程，因而有许多石刻艺人集中在龙门从事雕琢镌刻。题记的文字较简单，又有一定的格式，有时就可能用不着书写，直接用刀刻成，为了追求速度，匠人们采取了直刀切入的简化刀法，把笔画一律刻成直线，点画成三角。这样笔画线条经过刀法的艺术加工就增加了气势力度与金石质感，显得雄浑豪放而强悍端庄。由于笔画转折处的内角往往受刀后易爆出圆势，从而形成明显的外方内圆之笔画形态，这样就造成了龙门造像题记书体的特殊笔势和风格，如《始平公造像记》、《张秋生造像记》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艺术特征。

魏碑在楷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而良好的作用，成功地完成了书体历史性的转折。魏碑虽然在运笔、结构上带有一定隶意，但它的运笔迅起疾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外刚内柔、钩趯力送、撇捺重顿的运笔特色。其结构则严谨紧密而纵横奇崛，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高峰，也为唐代及其以后的书法发展创造了雄厚的基础。因此，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曾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这广泛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把魏碑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十美。即：“一曰魄力雄浑；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南北朝书法家

南北朝时的书法家灿若群星，南朝著名书法家有羊欣（370—442），他是王献之的入室弟子，书法深得王献之神韵，并以瘦劲为个性，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言，可见书法地位之高。齐有王僧虔（426—485），他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笔墨劲健，气韵盎然，所著《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著名书法美学观，影响深远。陈有智永（生卒年不详），他是王羲之七世孙，山阴永欣寺僧人，人称智永禅师，严守王氏家法，笔法功力浑厚，造诣精湛。曾写《真草千字文》八百多本，送与各寺。《真草千字文》点画蕴秀圆健，气息古雅质朴，享誉甚高。他平时学书勤奋，写坏的笔头有十瓮，埋掉后曰“退笔冢”。北魏的魏碑，大多出于无名书家之手，因此有名传世的书法家并不很多，而其中以郑道昭（？—516）为著名，他博学多才，精于诗词，所书《郑文公碑》具有篆书的圆润、隶书的舒逸、造像记的挺健、写经本的洗练，从而显得锋芒内蕴，神韵佳妙。《集古求真》评为“郑道昭书，雄浑深厚，真是腾天潜渊，横扫一世之妙，北方之圣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