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基本理论

教师之友网

对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看法

    2011年10月27日晚，我和王尚文教授在一棵香樟树下聊天，话题说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问题。后来具体议论到我感兴趣的传记文学。王尚文教授对传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我把当时的语境介绍一下。
我谈起曾经为自己和叶志良教授联合主编的《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一书写绪论时的经过，考虑当时国内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几乎都不提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把现代传记文学排斥在现代文学门外。我不满这种现状，为了给传记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写了篇文章，题为《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基本走向》，此文后发表在广西《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7期复印。
    在这篇文章中，我先谈了三点：一、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二、20 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具有与现当代文学共同的基本特质；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既受到外域传记文学的明显影响，又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并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仍保持了自己历史与文学结合的独特品性。我的用意是给现代传记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挤进一个位置，引起人们对传记文学的重视。
    王尚文教授说，你这样可怜巴巴，说一大堆，无非是说现代传记文学和现代文学有这点、那点是一致的，是同类，向现代文学请求，硬想让现代文学给你点面子收留你。王教授说得我好无奈，真使我哭笑不得。
    他又接着建议说，你可以换一种说法。现在大家比较公认，文学是人学。但文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写虚构的人，虚构的事，来反映现实，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文学就是普通的文学，或叫虚构文学；另一种是写真实的人，真实的事，来反映现实，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文学就是纪实文学，或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本来就是和虚构文学是文学的两大门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现代的传记文学也并不需要看现代文学的面孔，不需要请现代文学施舍一个位置，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坐在文学的大家庭里。这样，你这个传记文学不是就大气多了啊。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传记文学的重要地位。你知道贝多芬的音乐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你会对贝多芬其人有所了解，对他的音乐也会有进一步的欣赏。传记和音乐也可以相辅相成的。夜已深，天已凉。我们意犹未尽，约定改日再交流。
    王尚文教授一席宏论，真如给我醍醐灌顶，明白不少。为了备忘，为了感谢王教授的指教，我特地记下来。

教师之友网

http://sxtsg.blog.163.com/blog/static/3765032520103177358730/

教师之友网

传记的第一步与第二步
文/止庵


    近读《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一书，其中记述传主一九四六年被解往南京一节有云：“还是在飞望（按，疑为‘往’字之误。以下引诗亦有错字，兹据周氏手稿影印件订正）南京的机舱中，周作人又即景口吟一律：‘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濡（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藏（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将（持）煎饼补天穿。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作者对此有段解说：“第二首诗，则将做了‘阶下囚’的惶恐不安、悲凉凄楚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群鱼失渊、相濡以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又想起了他在《无声（生）老母的消息》里提到的托愿船，颇有返本归初之想。紧接着又将自己美化成追日的夸父，补天的女娲，知其不可而为之，结果只能长歌当哭了。周作人用这种方式表明心迹，在他也是不可笑的。”
    该书另一处，抄录了周氏《苦茶庵打油诗》中为“禹迹寺前春草生”一首所作注释，末尾有云：“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七律末二句云，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亦只是此意，和韵难恰好，今不具录。”所引二句，与上面所抄那首尾联只差一字，应该同属一诗。“六松老人”即汤尔和，死于一九四〇年。如此则该诗不是一九四六年“即景口吟”的了。其实此事早经学者考证，在裘士雄《文史缀拾》（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和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中均影印有周氏手稿，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末署“廿八年九月十二日”，与“己卯秋日”正相符合，即一九三九年也。
    现在我说这些，只是觉得作者一通议论未免“没着没落”了。引文所提及的《无生老母的消息》，作于《偶作用六松堂韵》六年之后，同样谈不上“他又想起了”云云。写传记，材料切实是第一步；假如还想有所发挥的话，只能算是第二步，而这第二步却要等第一步落到实处，才能迈出。至于发挥确当与否，深刻与否，自家独创抑或因袭他人，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切实的材料做底子，不免乱说一通了。这是我的传记观。以上所谈，姑当一例。
    对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一书，这里并不打算评价。虽然单看事实一项，颇有可议之处。譬如前引周氏《苦茶庵打油诗》的话，开头有云：“匏瓜庵主人承赐和诗，末一联云……”作者于“匏瓜庵主人”后加括号注明“指钱玄同”。其实“匏瓜庵主人”是沈尹默的号，与钱玄同毫不相干。
    讲到钱玄同，也有一处不啻“妄测”：“周作人自‘下水’做了‘伪官’之后，他的交际圈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再像以往那样，主要与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得意门生和情趣相投的文学青年来往，而是开始结交与他同类的汪伪政府的高层官员。……下水之后，以前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钱玄同因与他选择相左，劝他也无益，所以两人之间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周作人出任的第一个伪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聘书；而钱玄同于十七日与世长辞。短短五天，何以见得“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呢。死前三日，钱玄同曾致周氏一信，所谈系出售李大钊藏书之事，以及对于周作人写作风格的评价；没等收到回信，他就死了。
    书中讲到《古今》杂志，有云：“写得最多的是周佛海，他的《而已集》、《往矣集》居然成为了当时沦陷区的畅销书。”周佛海有《往矣集》，没有《而已集》；《而已集》是鲁迅的书名。此类谬误，或许并非由作者肇始，然无明辨功夫，究为弊病。
    书中还抄录了周作人《初恋》一文，前缀说明云：“在狱中，周作人还回忆起他的‘初恋’：它是纯情的，又是伤感的，也许称之为恋，都嫌用词太‘重’，因为它还属于两小无猜时期的单相思。这篇文章值得详加引用，因为在周作人，这是难得一见的文章，也非常能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周氏系狱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间，而《初恋》则是二十多年前所写，怎能事先“表明他在狱中的心态”呢。
    至少末尾一例，实在错得出奇，普通读者一看即知；因为周氏此篇不知收入多少选本，又不知被论家引用过多少次了。有句批评的话叫“误人误己”；似这等处，误己在所难免，误人未必然耳。说来我的兴趣，仍在与事实相关联的议论与说明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之谓也。
   [附记]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有云：“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番话移用于传记写作亦无不可。因为这也得讲点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胡适又说：“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前半句话，不才冒昧觉得也许可与《周作人的最后22 年》的作者共勉；后半句话，不如留给我辈读者，只是要把其中“做人处事”改成“读书”二字。有朋友转来作者在网上所发“答止庵兼及有关周作人的史料等问题”帖子，读罢所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些，尽管未必单单针对那一本书而言。其实重温一遍胡适的教诲，也是好的。
    此外还有一点，与此不无关联，不妨略作澄清。即类似《周作人的最后22 年》这路“侧重于对现代作家的文化心态进行考察的思想评论性的传记”，是否可以超乎“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之外。在我看来，假如真有“文化心态”，也应属于胡适所说“事实”；那么就需要“证据”支持，否则只是“假设”；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成了“武断”。作者说：“我所关心的是作家的个人心性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他的现实人生状态之间的关联等等。”如果“人生状态”不同以往，“心性气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就不会一成不变；倘若非说“我认为文化心态是相对稳定、持久的，并不那么拘泥于时间的”，岂不应了“刻舟求剑”那句老话了么。
    作者说：“周作人‘附逆’后借佛典等美化同类和进行自我美化的方式和惶恐心态在他的整个附逆时期，都是一直如此，并无多少变化，多是重操故技而已。”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一首写在一九三九年的诗，能够体现一九四六年的“文化心态”。因为其间情形多有变化：一九四一年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一九四三年辞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扫荡反动老作家”及“破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年底周氏被捕入狱，等等。假如一概忽略不计，所谓“文化心态”是怎么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作者所说：“从诗本身来看，我的评说与周诗的意旨并无矛盾之处，如要解释此诗，只需另外说明此诗与汤尔和的纠葛，在文字上作些调整就行了。”所体现的究竟是传主还是作者自己的“文化心态”；或者进一步说，此种改动本身体现了作者何等心态，似乎不必多说了。
    作者在书中说，“周作人自‘下水’做了‘伪官’之后”、“下水之后”，钱周“两人之间关系已不像以前那么无间”；我所质疑的是他所强调的那个时限。撇开此点不论，凭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所载戴君仁《从陶诗引起的一段回忆》这所谓的“直接证据”，也未必能坐实他的论断。原因即如周氏自己所指出的：“这里时间差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致鲍耀明）盖据戴氏称，“到了二十七年秋天，……这时伪组织教育当局筹备北大复校，拟先恢复文学院，由周作人先生任院长之说，甚嚣尘上”；而“这几天我和钱先生常谈到周先生要出山”，钱氏遂有此番议论；“又过了几天，伪文学院竟开张了，周先生也真当了院长。”实则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出任院长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其时钱氏去世已久。所云戴钱“谈论”之际，周氏还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无“出来”之意。对此恐怕仍须“明辨”。
    我也来引一点史料。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即周作人遇刺的第三天，钱玄同给他写信说：“元日之晚，召诒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戴文称，“二十八年元旦下午，钱先生突然来对我说：启明（周先生字）出事了，被刺客打了一枪，听说没受伤，可是把客人沈启无打伤了。”而据钱信可知，当晚他才获悉此事，其间又有不合之处。从信的内容看，钱周“两人之间关系”至少不像作者所说那么简单，虽然我无意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