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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点评2005第3期


2005年第3期统稿

【主持人的话】
在上期的点评中，我们提出期刊刊发违规现象不容忽视的问题，引起不少朋友的共鸣。本期我们继续关注这一问题，对有问题的篇目提出了公开的批评和质疑。需要再次申明的是，我们完全是本着就事论事、就文论文的态度，在我们阅读期刊的范围内向公众提出报告。也希望各方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和讯息，让我们为维护文坛秩序共尽绵力。
年初时我们也曾表示，本年度将真正执行刊物“进出原则”，即凡我们正式点评的刊物，如果本期既无重要作品，又无重点话题，就暂不点评，待有进展后重新列入。在本年度进行的三期点评中，我们已经执行了这一原则，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此举也是别无他意，只是希望本论坛点评的有限期刊能真正代表当代创作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也从另一个角度督促优秀期刊保持水准，不断进取。
另外，鉴于近年来小说样式单一，形式探索方面势单力薄，本年度我们在点评作品时，对具有实验创新性的作品格外关注。本期徐则臣的《西夏》（《山花》第5期）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论坛讨论的情况，我们不但使用了“插话”，并且增加了“反驳插话”、“第三方插话”等形式。上期我们推荐晓航的作品《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也引起不少争论，我们把争论一并刊出。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使讨论更全面深入。



看《上海文学》

                                                        邵燕君

第5、6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不少力作，在大多数期刊“年中乏力”的态势下，显得格外突出。
“月月小说”栏本是短篇小说精品栏，自第5期起改为“以两期精致的短篇，或一篇好看的中篇，为当期重点推出作品”。看来在当今文坛倡导短篇小说的写作虽人人称道，但真要操作起来，恐有无米之炊之难。
改制后的“月月小说”推出的首个中篇是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小说以作者年轻时工作过的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为背景，以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为主线，写了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靠退休金安度晚年的高工父亲病倒之后还可以悲哀且悲壮地喊：“厂子都没得了，命有么事用？”，中年下岗劳碌奔波的工人儿子则只有不耐烦地说：“你操那些心做么事？躺倒，命要紧！”虽然认为父亲的高调是“屁话”，但那些高调还是砸中了儿子心中的“空”：做不了成功的人，总得做个好人吧？不能一头都不图。在这样的“高调”的驱动下，儿子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结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更难以收拾的麻烦，心理也愈加如大厂没落后的中北路一样空空荡荡。与作者去年发表的《出门寻死》（《人民文学》第12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一样，这篇小说写的也是小人物无奈的困境和一次徒劳的挣扎。不同的是，《出门寻死》的挣扎最后落在了人物的“认”，《中北路》的挣扎则指向心灵的“空”——在这份“空”里，体现了方方一贯持有的不同于一些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就这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塑造却多少有点概念化，反不如《出门寻死》贴着人物写显得饱满鲜活。当然，方方的写实功力仍是不失水准，尤其将父子之间那种既相互厌烦又相互依赖、不美好但绝对可靠的亲情写得相当到位扎实，武汉方言的适度运用也恰到好处。
“创造”栏目共有4个短篇。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和《守不住的爹》在故事上有重叠，笔法上也延续《梅妞放羊》《鞋》的风格，清新细腻，与其“煤矿系列”（如《卧底》，《十月》今年第1期，本论坛推荐作品）中揭露现实罪恶的酷烈绝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写得很淡，但那一对孤苦的乡村小姐弟渴望爱、渴望呵护的柔嫩情态却让人读之难忘，心生怜惜。出于苛求名家的标准，这两篇小说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不作为推荐篇目，但若单纯作横向比较，这三篇名家新作比同期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明显技高一筹。另两个短篇是曹军庆的《迷失》和漠月的《大草垛》，都写得一般。
经过苛刻的筛选，本期推荐的是杨显惠、烜笠的《打到恶霸——定西孤儿院之十二》。这个系列小说目前已经连载到第12篇，越看到后来越让人感到，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在艺术上也极具功力，这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震撼力具有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这个系列写的所有故事都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从忍饥挨饿到家破人亡；读者反复体验的也是同一种阅读感受：从震惊刺痛到痛定思痛。以极端的题材书写极端的体验以达到极端的震撼效果，这样的作品创作一个或许还不是太难，完成一个系列则是对作者材料占有的丰富性、选材剪裁的精准性和叙述虚构的技巧性的极高挑战。在目前为止，这个系列发表的12个故事，篇篇都有新的震撼点，篇篇都有着对人性揭示的新拓展。在整个系列中，本篇《打倒恶霸》的特点是，它不但描写了饥饿，也描写了罪恶，重点在于探究是在漫长的饥饿状态下，在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中间，恶是怎么萌生的，霸又是如何形成的。勇敢义气的王汉元率领孤儿院的娃娃们打倒了盘剥霸抢别人馍馍的屈孝仁，为此受到了伙食标准降级的处分和娃娃们由衷的拥戴。没想到，在享受娃娃们的自愿捐献的过程中，王汉元的恶霸心理膨胀起来，成为了第二个屈孝仁，最后，又被“我”率领的娃娃们再次打倒。不难看出在这个故事下面埋藏着一个深刻的主题：成人世界的权力模式如何折射进孩子的世界，而从孩子心灵中渗出的恶的毒素，恐怕也正是这场可怕灾难产生的根源。不过，像以往一样，作者没有发表过多的议论，也没有运用寓意象征的形式，只是以传统白描的手法老实老实地讲一个故事，显得单纯而朴素，却使故事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使整个系列具有了宝贵的人类心灵档案的价值。杨显惠的写作让人重新思考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到底是根据其使用艺术手法的新旧程度，还是技巧与创作内容和创作目的的契合程度？在经过“怎么写”的革命性变革和一定的探索积累后，“写什么”的重要性是否应再度被认真考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应在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更自然的融合？

第6期的《上海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专号”，发表了严歌苓、虹影等6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作家的作品。整体来看，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严歌苓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格外引人，说本期是以一出重头戏单挑也不为过。
这是一篇底气十足的小说，沉重的大陆经验和“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海外经验经过女性经验的消化贯融，吐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痛的蚌珠。严歌苓以冷峻紧凑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漂泊在芝加哥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大陆女人孤寂哀伤的生活。多年前，风骚的母亲黎若纳随香港富家子弟出走，留给“我”的是前胸大片的烫伤和一颗受伤的心灵。黎若纳就像那见不得人的伤疤一样被“我”痛恨厌弃的又不可剥离。同母异父的妹妹吴川的出现，既引发了“我”强烈的姐妹之情，也唤起了“我”对母爱深层的渴望和对妹妹强烈的嫉妒。爱恨交加悲喜掺杂，加上回忆性叙事结构的千回百转，成就了整篇小说特有的狠，而准，且深的特色。对于“我”职业的设计虽然有刻意安排的痕迹，但是性按摩师与大学生，最卑贱的与最娇贵的，最被遗忘的和最受宠的，最伤痕累累的与最纯洁无暇的，参照映衬，达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她们来自同一个母体（那个该被诅咒的黎若纳），呆在同一个异乡，彼此命运却天差地别，但是“我”——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接受一切。因为说到底，“吴川是个黄女孩”，她虽然骄傲冷漠幸福洁净得令人妒恨，受尽宠爱而不自知，但是当“我”的生活发生突然灾变时，竟表现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义愤和亲情，这让读者不禁感到巨大的安慰，再次短暂地相信了血浓于水的神话。在这个漂泊的异乡，究竟可以抓住些什么，又可以握紧些什么？穷途末路，百无聊赖，只好一步步退向最原始的亲情。故事的最后，其实什么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吴川真的从此就真能和“我”做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吗？“我”真能从那个如天上掉下来的“古典主义者”身上得到永远的安慰吗？“我”真能原谅黎若纳吗？一切都未知，且作者故意写得让人缺乏信心，但一场变故至少打破了姐妹俩的僵持，拉近了彼此关系，揭示出冷漠戒备之下未必没有温暖亲近的可能。对于人性的挖掘在这个中篇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虽然语气始终维持一种冷冰冰的刻薄，却最终让人慨叹“若得真情，哀矜勿喜”。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除了这份刻骨的亲情外，小说对漂泊的海外生活做了多面和深切的表达，无论从严歌苓自己的创作而言，还是从海外华人创作和女性创作而言，这都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本期发表的赵毅衡的理论文章《无根者之梦：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论述这些年来海外创作的情况，也值得一读。

《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作品：杨显惠、烜笠《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二》（短篇）
《上海文学》2005年第6期推荐作品：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中篇）

看《当代》
隋无涯

本期《当代》发表的小说不多，整体水准较之上期也有不如，最大的亮点是阿来的新作《天火》（小长篇）。
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似乎又进入新的创作高潮。他计划用六个小长篇来构造散点式的长篇三部曲，继续给川西北藏区写史，写《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被推翻后的当代史。《天火》和《随风飘散》（已经发表于2004年第5期《收获》）只是其中的两个小长篇，它们一起构成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空山》（人民文学社2005年5月版）。它们都是围绕一个叫做“机村”的小村而展开，但是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重心彼此不同。可以看出，作者打算扬弃《尘埃落定》那种世外桃源式的唯美传奇和历史挽歌式的抒写，抛开那种有连贯故事和中心人物的叙述方式，转而姿态鲜明地“介入”复杂的当代现实，力图表现出一种更真实的、破碎的当代乡村生活经验。
《随风飘散》与《尘埃落定》尚有某种承接性，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只是一个淡淡的影子，是从人的内心探索传统藏族乡村文化的坍毁，而《天火》则偏重从外部来写。它开篇就写火，火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火的善与恶，驯良与狂燥，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巫师多吉能识风向，他每年领着大家放火烧荒，火不会烧着森林，而每年烧荒的地上能长出肥美的牧草。多吉的火象征着传统乡村自然和谐的火。但是如今多吉每年都要被抓进牢房（虽然每次很快又被村民保出来），而且，随着“文革”的开始，连这种象征性的“抓/放”（传统与现代的临时妥协）也不能维持下去。当多吉逃往山林之后，机村外的森林却燃着了大火，一次次地开会“政治动员”把救火的时机也延误了，最后机村也被烧毁。这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显然，小说对被外部意识形态侵犯过的藏区小村的存在状态持批判态度。这种姿态，使得这篇小说的优点和缺点都比以往更明显。一方面，在对天之火与人之火（意识形态引发的狂热）的描写和渲染中，阿来的笔力和想象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有时难免会陷入简单地用一种意念和思想程式解释小说中的生活（主流的阶级翻身叙述，和泛文化主义的文化消亡叙述，都难以穷尽历史的整个面貌），使人物和事件显得有些“单面化”，使渲染稍欠节制。
继去年在《收获》第4期发表《宝莲这盏灯》（本论坛2004年推荐篇目）之后，丁伯刚又在本期《当代》推出一篇《有人将归》（中篇）。还是将两个人的关系推向极限，在这极限之中来考究人性。但是此篇没有上篇做得成功：它写一对老同学兼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如《宝莲这盏灯》中的丈母娘和倒插门女婿之间的关系更有张力。《宝》深深植根于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使人有切肤之痛，而《有》，在单位办公室人际关系之的营造上既难入微，远不及刘震云《官人》之类的小说老辣；在依靠历史远景构织人物心理上又显得有点故弄玄虚，学韩少功《归去来》而又不及其细致有度。艺术水准只可谓一般。
何申的小说很善于把农民的烦恼和痛苦以某种喜剧方式表现出来，这次的《乡村无眠》（中篇）也是如此。语言仍然很熟络灵活，但也仍然缺乏赵树理那种真正的乡村悲悯，比如德山老汉的失眠和装死，都像是浮在表面的喜剧因素，因而有从通俗堕入媚俗的嫌疑。欣力的《劳伦斯的玉》（中篇）故事俗套、语言做作，而且有严重的自我复制嫌疑。（详见本期论坛对《花城》的点评）。张楚的《人人都说我爱你》（短篇），看得出颇有些深刻意蕴的追求，可惜故事的编织和叙述都显得有些松软，尤其是一些本该“有戏”的关键点写得缺乏想象力，例行公事般地就过去了，错失了深入的机会，读者的心灵之门本已虚掩，可惜未能破门得分。

《当代》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阿来《天火》（小长篇）

看《十月》
王颖

本期《十月》生活感很强，似回到它质朴好看的定位。
“第一阅读”是王旭烽的《柳浪闻莺》（中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一开始有些紧，以至显得有些造作，但随着“舞扇”一课的开讲，故事开始真正入味了。扇子不仅是“柳洲扇主”工欲善的看家本领，也是全文的核心意象和重要道具，将所有人物有层次感地组织在其周围。工欲善讲“舞扇”的“遮”，正是三位主人公之间摇曳暧昧的关系的写照。相对来说，工欲善代表了中国男人典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始终处在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状态中，两个女人反倒特别明利，无论是世俗务实的银心，还是人戏不分的垂髫，都最终选择破扇而出，与工欲善干净了断。故事以著名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为背景，西湖柔美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柳树荫荫、笙歌琴笛的氛围充盈着诗情画意，散发出的古典矜持的气味，与这个躁郁烦嚣的世界参差映照，保持着冷静的距离又不过分清高。而越剧妩媚的情韵又每每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吟唱的曲目漾出来，优美唱词里含蓄悠长的情怀不时打动读者，让人屡屡生出人生如戏之感。然而戏曲里的人生可以清坚绝决碎玉裂帛，一旦回到现实却总要寻个中庸保全，现实的冷峻使垂髫与工欲善这段不合时宜的感情从开始就是优雅的伤感的，浸透了悲剧的意味。小说的格调与意境让人想起叶广芩的《谁翻乐府凄凉曲》，如果说后者是名门闺秀的慷慨沉郁，前者便是小家碧玉的婀娜婉转。不过，小说的尾声部分又一下子转得太过快而草率了，之前耐心积蓄的饱满情绪登时泻了气，回到了落难书生衣锦还乡的老套剧情。
“网络先锋”这次选了两位女作家的作品。陆离的《一个人坐云霄飞车》以“我”十年后重新翻出一卷录音带为契机，回忆了自己与当年那位日本老妇人在接受按摩的一小时内的交谈。这位日本妇人是一位充满传奇性的伊丽莎白·泰勒式的妖娆女性，对异性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但真正陪伴她内心的却一直都是深深的寂寞。全文最吸引人之处其实正是这种老妇人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女性主义的情感。小说的写法也算巧，不是宣言化而是呈现式的，通过不停地插入和跳脱，将过去和现在两种时空有机地缠绕在一起，那种隐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望的孤独感，在今昔的反复对照后变得分外强烈。结尾的小包袱也甩得好，虽然说出来的只是“我”十年前无所用心的一句话“她是个疯子，咱们走吧”，背后却凝聚了十年后回望前尘的百般沧桑，原来只有时间能够让人成长，让人懂得悲伤，那种微妙却又重大的感觉，让人感慨无限。不过，以老妇人做大篇幅的情绪独白，相比杜拉斯《情人》的文字折射出的巨大穿透力，这篇显得文气不足，个人体验的传达不够锐利精准。另外，“我”与日本妇人的人生交集虽短，情感交集却长，但小说对“我”的刻画着实清浅。
孔明珠的《东渡人物记》以给小人物作志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悲欢离合、高低起伏。文风平易，每个小故事里或多或少地叫人看出人生的感喟与意趣。
“小说新干线”推了瘦谷的三篇小说：《回溯》（中篇）、《一天》（短篇）和《祥福的生活》（短篇）。《回溯》的虚无飘渺怎样看都像是故弄玄虚，与后两篇对照看来，作者恐怕还是更适合平实路数。《一天》的题材很好，进城靠捡破烂为生的安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一切做人的尊严和向往都显得华而不实，最大的念头只是一家人都能够活下去，沉默平静的一天即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整个人生。主人公内心隐忍而绵远的伤痛该是如何波澜暗涌，可惜却被语言的罗嗦和未经充分提炼的细节冲得太过平淡了。不断插入主人公对从前的回溯也有些单调。《祥福的生活》写法和《一天》完全相同，但最后祥福和媳妇被村里的少年们作弄这个细节倒还使全文的调子有了一些明快的跳跃。两篇的缺点都是开头的铺陈过长，对短篇来说不免头大身子小，无法支撑自己。
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中篇）写了一个底层流窜的打工仔的京漂生活，这种生活无论欢喜还是悲伤，都是热闹的，在人群中的。浓郁的生活气息使它的细节很有力量，只是叙述的手艺差了些。
邱华栋的《相亲》（中篇）太过粗糙，唯一的意义是与《白》可堪对照，两种人的京城生活在物质外表上失之千里，其情感内里却都一样孤单寂寥。《白》的生活因为每天都与烟火气相关，反倒更亲切。
段威的《后海不是海》（中篇）是那种我所珍惜的题材。小说讲述了两个孤独绝望的边缘少年的故事。它有一种缘自生活的真实的粗砺感，这种原生态的切肤之痛本身就有感染力。可惜故事的叙述手法太像个剧本，速度感太强，众多人物一直紧锣密鼓地在事件的表面运动着，情节固然强大，情感却迟迟未能深入主人公的内心。
何炬学的《带腰刀的人》（短篇）苍茫的氛围营造使小说有一种寓言的意味，遗憾的是气息太福克纳而结构太博尔赫斯，80年代如此写不算先锋也算实验，现在拿出来则显得了无新意。
《十月》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王旭烽《柳浪闻莺》（中篇）

看《收获》第3期
                                                 刘晓南

本期《收获》头条是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小说从“性”这一扇窗窥过去，将半个世纪来中国人非常态生活的泪与笑、苦与悲、迷失与沉沦一一展现。它尽管以漫画的笔法描绘、以夸张的姿态和逻辑铺陈推演，却有着那个年代里真实的血肉：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中，人们响应着号召，试图以排斥和否定身体的欲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然而禁欲非但浇不熄欲望的火焰，反而招惹来一连串的厄运。小说以一个孩子的成长来看待性，起初他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主动以告发父亲来教育父亲，不料弄得家破人亡。长大后，身体的冲动始终压抑于道德的规训之下，在每个唾手可得的好运面前失之交臂，遂成就了他一生“后悔”的记录。然而，时代的轮转却仿佛一个悖论的循环：当正常的生理需要、合理的生活方式被颠覆和践踏后，人们仿佛又堕入另一种失重的真空状态中去。
小说以满纸的荒诞感，营造出一种幽默与滑稽的气息。其叙述方式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构成奇异的反讽效果，透射出那个荒谬年代里的悲剧与苦涩。尽管它轻松得让人捧腹，却难以掩盖主题的沉重，这一轻一重，又构成了奇妙的阅读张力。不过，小说还停留在某种“控诉”的层面上，缺乏更高的形而上的俯瞰，与《傻瓜吉姆·佩尔》一比，悲悯的力量自然相形而绌。另外，小说语调与逻辑的惯性太大，也使得后部有些乏力。主人公总是落入“后悔”的窠臼，这既是小说发展的动力，也逐渐成为阅读快感的阻力。当这个模式一而再地循环重复，较容易使读者陷入到一种“审美疲劳”中去，产生些许厌烦之感。相比之下，作者今年发表在《红岩》第3期上的短篇小说《保佑》，与《后悔录》似有着相似的内核，却在相当短小的篇幅里将小人物的善良与无奈、苦闷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渗透着崇高与悲悯。可见，作者并不缺乏深透的思想功力，所需改进的是长篇的“火候”，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后悔录》作为一个中篇要更好。
中篇小说各有特色。唐颖的《寂寞空旷》抒写了移民知识女性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颇具女性主义意义。蓝妮本是芭蕾舞者，与丈夫移民新加坡后，事业无发展，丈夫又移情别恋。离婚后，她一人带着孩子，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在新的两性关系中最终找到了自己内心的生命。“搬空的卧室”是一个颇具意味的象征，每当在男人那里遭遇失败后，她便又拣拾起自己热爱的专业，将卧室搬空；在这个空旷的练功房中修炼身心后，再次找到生活的重心和自信。《寂寞空旷》可看作伊蕾十多年前的组诗《单身女人的卧室》的延续：在男人离开之后，女人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结尾，唐颖似乎摆脱了伊蕾在诗中反复对男性的怨诉“你不来与我同居”，让主人公以空房间的姿态对抗婚姻的形式，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女性独立。抛却女性主题，小说在技术上则不够巧妙，叙述拖泥带水，抒情又使作者与主人公一同掉进了自恋的陷阱之中。
于晓威的《L形转弯》以侦探、言情的外壳来探测人性的深处，纹理脉络均清晰可见，并且用了一些专业的知识来作引子。不过，或许是格局太小的缘故，小说的意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本期的两个短篇小说是田耳的《衣钵》和竺大文的《某个地方，某个姑娘》，不过，意思都不大，不再多说了。

《收获》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东西《后悔录》（长篇）

看《钟山》
                                                       文珍

《钟山》本年度第3期是“女作家专号”，名家云集，较之前两期质量明显有所提高。
中篇小说里的第一篇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标题就起得夜色温柔，而内容更是不胜凄惶：“我”的丈夫魔术师两个月前死于车祸，“我”哀伤之下去三山湖做民俗学调查借以忘却，却因为山体滑坡在一个叫做乌塘的小镇下车，从而发现了现实生活真正的残酷：乌塘寡妇蒋百嫂的故事，犹如一个谜团被抽丝剥缕逐渐解开，最后的谜底竟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更其黑暗——蒋百嫂失踪的丈夫其实早已在其打工的矿上惨死，尸体却被封存在墙内以免索赔。如果夫妻间的悼亡虽然绝望悲哀却属于人类的美好情怀，现实中真正的残酷却是完全非人道的，阴郁沉重得几欲令人窒息。将这两者穿插对照起来或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可惜那种对照的张力并没有出来。迟子建小说向来抒情有如散文，但此篇未必适合用“散笔”来写。事实上，本篇散得太过漫长，到篇末“夜晚”的意象总算凸现的时候，读者也许早已被过分散漫的叙事和大段与主题无关的心理描写熬磨得失去了耐性。
    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一个食道癌患者临终前的心路历程，从绝症确诊到等待复查到重新陷入绝望直到走向生命终点，作者以扎实的笔法靠细节推进，稳扎稳打，一点不偷懒，不虚晃，终于达到同类小说未能达到的深度。叙述虽非第一人称，逼近真实的程度则犹胜似之，从绝症患者鞠振安、他的妻子和父母等各种角度兜兜转转，朴实而细致地描写出一个凡人生命之烛即将熄灭时，自己与亲人心底种种互相怜惜又彼此隔阂的情愫；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其妻秀兰与鞠振安同床时万般微妙的心理状态，对于别人的刻画还是白描，到这里就成了工笔：不是没有爱和了解，但潜意识里对死亡阴影的恐惧一直横亘彼此之间，最终压倒悲哀成就厌弃，死神咻咻的气息越逼越近，愈来愈紧，那种无药可医的绝望感难免令人想起张爱玲的《花凋》：“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读者亦随着心一沉再沉，“不得好死于将死未死之间”。“三生万物”本是一个隐喻，临终对生的狂热被作者演绎得饱含深情，分寸却又拿捏得当，由始至终从未出现泪水横流的廉价抒情场面，即使是最后鞠振安母亲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也并非有意为之的催泪弹，而是悲喜莫辨的长太息；综上种种，我以为该篇当为本期钟山首选推荐之作。
梁晴的《别墅》写了大千世界一幕小小的悲喜剧：文化部小官员言一与其妻冯小倩，为了儿子的前程，更为了自身虚荣，将早已辞退的老保姆方妈在老家的祖屋稍加装潢，便充作自家在乡间的别墅大宴宾客，最终又因为儿子出国缺乏资金而自行租出，而真正的屋主方妈却晚景凄凉，不知所终。通篇笔调轻倩有致，摇曳生姿，字里行间的微妙反讽却贯穿始终。在动辄嬉笑怒骂的当下，这种以泪水沁欢颜的春秋笔法已不多见，行文间暗藏的人文关怀也不容忽视；唯一的缺憾，也许就是方妈这个无私善良、一味宽厚的底层劳动人民形象，一方面与小知识分子言一的懦弱和冯小倩的自私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却也显得平面单薄，稍有概念化之嫌。
林梓的《锁不住的笛声》无疑是本期中篇中较弱的一篇，不提也罢。
两篇短篇小说中，须一瓜的《我的兰花一样的流水啊》其文正如其题，堪称一篇不甚真实的流水帐，或许作者本意想写一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不小心却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模样，纵做如此解释，文字结构却仍嫌失之太糙，主题也含混不清：想要描写现代群体焦灼的尴尬生存状态，却依然停留在个体满腔悲愤的申诉层面。
而蓝薇薇的《慕遥》则类似一篇玄妙的童话寓言，里面充斥了过多类似许愿树、青鸟、仙女、梦境的符号，成分彼此杂糅却又互相排斥，篇幅虽不长，却也难以卒读。
唯一一个长篇，便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此文也许本当是篇压轴之作，不料结果却与预期迥然相异：不但放在王安忆本人整个创作序列中不算出彩，即使在本期内也谈不上出色。故事描写农村少年韩燕来的一段经历：出生于上海郊区，长大后成为城内一名出租车司机，本自无惊无险地过日子，圣诞夜却为三名歹徒胁持并最终被拖下水去。情节看来惊悚，叙事逻辑却一如既往仍然是王安忆本人的逻辑，且在乡村生活、人物心理刻画方面也有细节经不起推敲，不仅少年韩燕来的面目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那突兀出场的“三王”各自形象也时时面临游移不定的危险。作者能否全凭自己意愿随心所欲地替主人公发言，这问题尚且值得商榷；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新作一再成为成名作家自我重复敷衍塞责的载体，哪怕是瘦死的骆驼，新鲜感和诚意的匮乏也难免不让读者陷入审美疲倦。


《钟山》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孙惠芬《三生万物》（中篇）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2005年上半年的《人民文学》在小说方面令人遗憾：去年每期基本都有一两篇精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
第5期刊物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特稿”一栏刊登了陈忠实的《娃的心 娃的胆》（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抗日故事：八百个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抗击日军中，弹尽粮绝，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日军，集体从悬崖上跳进了黄河。老作家写作的基本笔力仍在，但几乎是先行的主题却使得小说不容易经营，情节的牵强之处显而易见，借用了太多我们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中都已烂熟于心的因素。因此，无论是栏目的设置还是小说的阅读效果，都明显透露出其“主旋律”写作的性质。
曹征路的《测谎记》（中篇）是本期刊物的头条。小说旨在探讨“谎言”对普通人行为方式的改变和心灵的戕害。在电视台工作的郎京生的轻浮行为危及到他和杨柳的婚姻，从事缉毒侦破工作的杨柳情急之下逼他上了测谎仪。但被视为可以验证郎京生是否忠诚的测谎仪却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使郎京生获得了空前的自信，变本加厉地以一个接一个的谎言一边捍卫自己“新好男人”的形象，一边展开了自以为“高智商”的情感游戏。明知丈夫不忠却无法获得测谎仪支持的杨柳不得不亲手实施对丈夫和自己的惩罚：杀死郎京生并自首。在夫妻纠葛这条主线之外，故事还呈现了杨柳和郎京生各自工作、生活的部分场景，小说基本称得上好读，尤其是等待测谎的过程、测谎结果对每个人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对真实和谎言悖论关系的揭示和探索等都是小说中颇显功力的部分。但结尾部分情节的陡转，不免有些突兀，反倒使小说陷入了惊悚片的常规情境，破坏了此前一直着力营造的常态氛围。
刁斗的《哥俩好》（中篇）有着一个并不鲜见的《知音》版的亲情外衣。成绩同样优秀的兄弟俩因为贫穷，不得不通过抓阄儿完成了身份的“重塑”：哥哥吃苦耐劳地供养弟弟读书，弟弟也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大学。但在这美丽外衣的包装之下，故事的内核却是对同类题材的反写：哥哥的牺牲和奉献与弟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成正比趋势。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成为弟弟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心灵重压，原本身份平等的兄弟俩转变为单纯的施惠者与受惠者关系，哥哥的道德优势在弟弟的无以回报前显得越来越强大，弟弟的出走、嫖妓等无疑都是对这种道德优势的小小反叛。当弟弟似乎是偶然的失手导致了哥哥的意外死亡，对责任的回避更是对弟弟心灵的又一重挤压，只有接替了哥哥清洁工的工作才可能使他得以“解脱”。小说前半部对物质贫穷和心灵苦闷的描写不乏细致，细节处也极见功夫。就主题而言，也看得出作者试图反写此类题材的努力：更侧重从弟弟这一“利益”承受者的角度反写苦难、亲情以及其中的道德关系。但小说显然呈现了一种过犹不及的客观效果，尤其是从本科毕业后的弟弟四处找不到工作这一情节开始，小说即陷入为了写苦难而“制造”苦难的写作怪圈中去。在小说这种有着虚构成份的文体里，单纯的情节制造并不可怕，但当这种“制造”违背了常情常理，威胁到原本不坏的主观构想，恐怕才是小说写作真正需要警惕的。
盛可以的《惜红衣》（短篇）依然讲述一种女性经验。为了给下岗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打工女董葡萄不得不在两个可能为父亲提供机会的男人之间周旋。女性的身体是她的诱饵和筹码，它和父亲的工作之间有了划等号的可能。小说的前半部分依然有着作者习惯的炫技口吻和轻浮文风，比如“门口阴了一下，有个男人阔嘴微张，身体一摆，像条鲨鱼游进来，门框产生了波纹，水从两侧退去，显得他皮肉光洁滑溜”这样的句子。但从董葡萄与两个男人的交叉约会开始，小说的笔触渐渐变得沉稳。董葡萄在是否献身、献身给谁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反复斟酌也显现了作者并不多见的细密文风。结尾部分董葡萄专心致志刮彩票的场面更令人心生悲怆，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被冒犯”不得不成为一种无处诉说的隐痛，她们内心的希望与失望在这样的动作中更是表露无遗，充分显现了题目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作者“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的观念里，这样一种在题材、细节和文本效果上都不“冒犯”常规的写作，也许算不上“进步”，但在我们看来，它却肇始了一种“沉下去”的可能。
《测谎记》、《哥俩好》、《惜红衣》这三篇小说都各有看点，但都失之局部，不免令人惋惜。
王手的《双莲桥》（短篇）对双莲桥风情的描写尚可一看，只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流于空疏。陈家桥的《现实中的女人》（短篇）更是不知所云，语言、结构、情节皆无可观之处。

第6期刊物的头条是须一瓜的《在水仙花心起舞》（中篇）。小说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情结”，讲述了一个关于“美”的传奇。轻度弱智者阿丹在十五岁那年完全凭着直觉成为美发界的天才。他生命的升华则源于十七岁时与五个美丽女子的相遇和舞蹈。此后对水仙花的喜爱既是他纪念这段梦幻经历的方式，也和他对美的礼赞相映成趣。故事像神话传说一样好看，但在写实笔调和传奇故事之间缺少了一个弥合的环节，使得阿丹和水仙花的故事与作为小说写作背景的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呈现某种脱节。
南翔的《我的秘书生涯》（中篇）走的是官场写实的路子，但人物形象却缺乏现实逻辑。主人公成小梅仿佛仅为了这篇小说而生，其命运变化之惊人和作者试图打造的性格特征完全呈现一个不合常理的对比。其他人物的存在更像被作者幕后支配的木偶，机械生硬。
何立伟的《停电》（短篇）细致呈现了70年代初期车间生活的一个横断面，笔墨扎实，但情节起伏不太明显，读起来有平淡之感。
津子围的《谁爱大米》（中篇）以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细致呈现十四五岁的青春期少女宁兹的心理叛逆和行为上的犹疑。望女成凤的父母、被树为模范的大学生表姐、暗中充当色情掮客的美发厅老板水红等人构成了宁兹暑假生活的背景。当宁兹为了获取买MP3的钱而卖身的愿望在几次反复中渐次转化为仅仅为了献身的赌气时，小说的高潮部分才姗姗来迟，这一部分情节的紧凑和其中的张力与此前小说的散漫笔调有了些微的不协调，使得小说的结构上有点失衡。

《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5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王振峰

本期《花城》总体上质量平平，但是仍有可说之处。
钟晶晶的作品一直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情有独衷，这次推出的《第三个人》（中篇）仍延续以往的思路，讲述的是“我”和同为流放犯的老简靠吃从死去室友身上割下的肉在沙漠中逃亡、内心却负疚万分的故事。类似的题材，相似的故事，同样的情节演进，让人联想起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系列中的《上海女人》和《逃亡》。《逃亡》中师徒相濡以沫、共同亡命的故事在《第三个人》中改写成了“我”和室友老简的相互扶持，并以此为主线向前推进，《上海女人》中医生和妻子之间的刻骨深情则被处理为插叙和背景。小说看似是在《告别夹边沟》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在杨显惠停笔之处进一步展开虚构和想像，结果却像是对《上海女人》和《逃亡》的拼凑和翻写，除了对杨氏“访谈体”的改变以及故事线索的重构外，并未显出多少新意和深意。《告别夹边沟》可以说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也是一次满怀幽愤的个人写作，在对事实真相的执着挖掘中透出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的沉痛敲击，始终激荡着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相比，《第三个人》的“艺术再创造”不免有理念先行的印记，故事的讲述成为对艾略特题记——“那总走在你旁边的第三个人是谁”——的一次文学图解，显得干涩和生硬。不禁让人疑问，对于一部发表不久且题材具有独家性的作品进行如此翻写，是否具有合法性？
短篇小说中欣力的《遗书》讲的是出身名门的苏毓茉与丈夫的远房外甥肇志的情感故事，文字简练而不失华彩，但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过于老旧。叙述也不够圆润，毓茉与肇志的情感发生缺乏必要的细节铺垫，情节转折比较突兀，有前紧后松，虎头蛇尾之嫌。
不过，更令人关注的是欣力在近期创作中出现的严重的“自我复制”现象。作者本年度在几大刊物上几乎同时发表了三篇小说：《母亲和她的情人》（《钟山》2005/2，后收入《小说选刊》2005/6）；《劳伦斯的玉》（《当代》2005/3）；以及《遗书》（本期《花城》），其中《母》更是登上了《文艺报》作品推介榜的前十位。三篇小说不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母亲和她的情人”，而且从叙述模式到重要细节都给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同样是运用临终前老人的恍惚记忆与当年情境的历历交织来展开叙述，在《遗》、《劳》中是用母亲自己的倒叙，在《母》中则是通过信件泄漏；同样有军人形象出场，在《劳》中是剑胆琴心的将军、善解人意的随军记者，在《遗》中是脉脉含情的军官，在《母》中则是英姿飒爽的军医；同样以“寻人启示”为媒介映衬当年的情深似海、今日的旧情难忘，甚至连临终前死守信物最终又不得的情节都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母》中是红色木盒，《劳》中则是白玉双蟹。这些核心元素在作者笔下稍微改头换面，便组合成一篇“新作”。这种“自我复制”如果只是案头练笔，当然无可厚非；但同时在大型刊物上推出，就有点太无所顾忌了。
“花城出发”这次推出的是70年代作家李红旗的中篇小说《怎样才能和黄光辉处好关系》。小说以章节的方式，配合不同的标题展开叙述，少年往事、兄弟情意，初恋感觉、母子情感，可谓众相杂糅，却没有贯穿篇章的线索或者凝聚的焦点。正如他在文本中自言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东西，我很着急”，这恐怕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困惑。小说的题目玩弄了一个叙事技巧，却既不精彩，也看不出什么新意。“怎样才能与黄光辉处好关系”既是李红旗这篇小说的题目，也是小说主人公躺在床上看的书的题目，甚至也是主人公看的书中的主人公正在看的书的题目，就像是一个中国套盒，层层的包裹却只流于文字的游戏而已。小说中不断出现“预备，预备！跳 跳！”的段落，作者似乎一直有一种跳出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跳出自我阈限的渴望，却在结尾又不得不落回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只能抽着第十七根烟等待春天的来临。“跳”只是定格在“预备”动作，成为一种无妄的超脱。
李铁的中篇小说《冰雪荔枝》题目给人一种素中有艳、冷中带暖的感觉，可故事讲述得却是淡而寡味。中篇小说中还有老那的《幸福生活》和邱华栋的《大鱼、小鱼和虾米》，前者讲的是一个蜗居在地下室的公务员与几个女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有些趣味，却没多少意思；后者描写了被迫走上打黑拳道路的“我”从虾米变成小鱼、大鱼，最后又被更大的鱼吞噬的历程，叙述比较散乱，文意也太过直白。

《花城》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余旸

本期《大家》显然是想突破固有的体例格式，不仅增加了一个特别策划栏目：以爱的名义，且“非虚构作品”持续增多，占据了刊物的大部分版面。而留给“小说”专栏的只是刊物一角，其中的三篇小说虽然不乏特色，但都不是值得推荐的上佳之作。
“以爱的名义”系列出版策划方案是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发起的。为了应对网络时代出版行业的激烈竞争，策划方认为“将图书出版和社会文化及社会活动有机的融合起来，即可有效地提升出版者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为社会公益事业尽一份道德责任和义务，突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度。”为此，出版公司和出版集团策划组织了“以爱的名义”系列出版文化活动
系列文化活动的第一单元，也即本期活动的社会主题是向爱滋病宣战，唤起社会的全社会的爱心，共同抵制日趋泛滥的爱滋病魔。刊在本栏里的短篇小说六家，虽然没有一个是爱滋病的题材，但是多多少少都和爱心有关。山西作家蒋韵的《麦穗金黄》，关注的是弱势群体中的底层民工，从侧面入笔，与爱有关；北北的《李四》则正面出击，写出了挣扎在底层民工正邪之间的心中的善良，与爱有关；吴玄的《绿蜘蛛》细节怪诞，描绘夫妻之间的冷漠，反面敷粉，也与爱有关，宣儿的《向日葵》，明写文革之中互相火拼的无知儿童，重点却在看家护院的老头，又何尝与爱无关？除了范稳的《轮回的熊》，更甭提梅卓的《在那东山顶上》和梁淑琪的《海角天涯》这两篇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了。处处是爱，可以说。
但，小说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码起来的，爱也是一个一个细节砌出来的。上面的六篇写的是爱，却多少让人怀疑是命题作文。篇幅短小不是致命问题，内容单薄却是大忌。尽管呼吁社会责任也是文学的使命之一，但是衡量小说的尺度首先却是艺术。我期待着下次活动能够推出更耐咀嚼的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好作品。
区别于特别策划中小说的短小，小说专栏里的三篇小说篇幅都要厚大得多了。
肖克凡的《你为谁守身如玉》（中篇）讲了一家三个人的故事。妈妈曾子英曾是“文革”时期下放到草原的铁娘子，现在因病离休。爸爸龙庆祥则是纺织厂女儿国里唯一的男工，却被职业雌化，曾获过劳模称号，到了九十年代却被辞退下岗。女儿紫玉沦落为郊区的养奶工，以前曾依靠父母赞助成为全市的藏书状元。父母都曾是过去时代的宠儿，却又在一个新的时代之中，显形为一个被扭曲性别的受害者。虽然不再固守当年的生活，他们却还在坚持着以前的形象而不能自拔。不过，父母自身陷进不能自拔的陷阱里，却更敏感于时代的风向。妈妈的无心之语，恰能切中时代的脉搏，解救了女儿。于是，紫玉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光环，抛弃了对奶牛的浪漫想像，顺应形势，把珍藏多年的二十八本日记投放市场，斥资置办了羊奶厂。当女儿不再坚持幻想，完成了精神到物质的过渡的时候，她的一直固执的父母呢？他们尽管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被过去的时代塑造的理想，怀疑了自己在为谁守身如玉，却又陷入了无尽的迷茫之中。
这部小说的立意无可厚非，但写法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用寓言剧的概括来得准确。故事情节虚构的面目依稀可见，人物设计也显得突兀怪诞，并不可信，而细节上的破绽随时可见。唯一能够让故事完整起来的，就是人物那些哲人似的思索、对话，使小说统一在苍茫恍惚的语调之中，却也落下了概念先行的嫌疑和痕迹。
姚霏的《世道》（中篇）可以看作是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通俗版：爷爷不堪生活的重负，携牛逃跑；奶奶则为地主徐耀祖诞下了小少爷；沦落为放牛娃的父亲，饱受同母异父的少爷弟弟的欺凌，就毒死了他。全国解放后，父亲因为控诉地主有功，得到了主持解放工作的老魏的赏识，从此步步青云，由秘书而主任，文革期间更是顺风顺水，擢升为组织部长乃至县革委主任，而故事的重心不在权力的争夺，落在前台的却是他与母亲、白阿姨之间的感情。应该说，语言简洁，流畅好读，是小说的好处，可是类似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了，而本该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容纳的汁水淋漓的的内涵，又被粗枝大叶地削减为干瘪的线条式的中篇。
李秋生的《谎言或回忆录》（长篇）使用了嵌套的故事情节，以著名的女主持人宋丹个人自传为主体，是为题目中的回忆录；而试图把回忆录改编为电影的翟彪夹批的三言两语，揭示其不尽不实和含混之处，又像是心理分析，成为小说的第二层面，到了结尾，小说又挽了一个套子，让法官严硕点出翟彪即为自传中那个卷款而逃的导演黄小鸣。不能说这个结构不独特，故意混淆了真实与虚构、回忆与谎言，但是，主体的故事实在俗套，滥情地一塌糊涂，所以，点批的片言直语固然揭示了其中的虚伪与真实，却无法替代情节，挽救不了已有的败局；而故事最后的寓意：人们有时对生活掺和了若干谎言，除了恶意之外，还有一种是用善意和理想主义对自身生活的补充，企图现实生活更完善更美好，也是所谓的老生常谈，更像是一条作者加补的狗尾，对于小说的深度，毫无裨益。
   
《大家》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作家杂志》、《天涯》

                                       赵  晖

墨白的《七步诗》（《山花》2005年第5期，中篇）以七个部分记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读《七步诗》的过程仿佛是一个不断与80年代的先锋派叙事相遇的过程，叙说人不断地提及场景中的细节，深层的宿命意识笼罩全篇；只是，《七》的内在线索散乱，各叙述视角间的递转也不够圆熟。同样是家族题材，小说的讲述方式不禁令人联想起苏童在《1934年的逃亡》中的叙述口吻，可惜却缺乏苏童言词的精美和对不断交叉的叙述视角随心所欲的驾驭能力。而人物在凝视世界（景物、人）时，时常出现的幻觉和变形以及对绘有男女合欢图的“厌胜钱”和泛起绿色泡沫的“五挂猪杂碎”等复杂意象的选取，则部分地闪现出余华《劫数难逃》的影子；只是做得生硬、吃力。文字始终在写实与魔幻间徘徊，缺乏更高的整体性构思，恐怕是小说最大的症结所在。《七步诗》的问题不在于运用了一些80年代先锋派的形式与手法，而在于它不能将这种形式、手法运用得收放自如。

继去年的《啊，北京》之后，本论坛又连续推荐了徐则臣的《弃婴·奔马》（《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短篇）与《石码头》（《大家》2005年第2期，中篇）。并非我们对这位“春天文学奖”最新得主情有独钟，而是迄今为止，徐则臣发表的小说篇篇扎实用力，且几乎每篇都在不同的着力点上有新的拓展。这样勤力认真且求新求进的态度，在当下浮躁的文坛是颇为难得的。我们也将以如此的标准持续关注文坛新秀，特别是本论坛曾推荐的文学新人的发展。在今年第5期《山花》上，徐则臣又发表了一个新中篇《西夏》。与以往的作品相比，这篇小说风格突破的特点愈加明显。也许正是由于突破幅度较大，该作品在论坛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本着苛求和稳妥的原则，该篇不列为正式推荐篇目。但应该说明的是，比起同期的其他作品，这篇小说相当出色，由其引发的种种争论，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关注。
（有关《西夏》的点评和讨论请见本期“《西夏》讨论专题”）
    孙惠芬的《天河洗浴》（《山花》2005年第6期，短篇）写的是乡下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年堂姐妹吉美、吉佳，一起进城打工，却因相貌的高下而得到完全不同的礼遇，吉美失身而衣锦还乡，吉佳清白却遭乡人低看，二人关系也随之淡漠。小说中的城乡对比无处不在，隐隐触及山村内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笑贫不笑娼”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微妙变迁，贯穿始终的“豆芽”与“线团”两个意象，更是贴切地形容出吉佳对吉美的怨气。小说的真正看点在结尾的那一道豁口：在“天河洗浴”（县澡堂）忿忿不平的吉佳转身时蓦然发现吉美身上被老板虐待的伤痕，惊愕、难过，爱恨交织的情仇顷刻间都被澡堂的雾气包围，难以尽言。
遗憾的是，在作者一向擅长的情感细描方面，本篇的效果并不佳。孙慧芬的文字很“稠”，密密匝匝的，贴人很紧。这份“稠”用好了是长处，比如去年本论坛推荐的《狗皮袖筒》（《山花》第7期），由于兄弟间的手足情比较内敛，人物的心理变化层次很多，这种“稠”就显得细密而恰到好处。本篇则是有点稠得化不开了。小说本来就偏重于吉佳个人的心理描写，两姐妹间的感情已经写得十分外化，且层次单一，文字的“稠”更使小说滞塞——缺乏推进、变化的同义情节在文中被反复渲染，反而使许多细节都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节奏也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有拖沓之感，使结尾那个漂亮的转弯也显得姗姗来迟。

一贯文风干脆的王小妮在《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作家》2005年第5期，短篇）中的语言却嫌罗嗦。也许这篇小说作者原本是当作散文来写的，全然贴近女主人公的心理流程，文字显得散漫，时见稀薄之处，虽每一笔都与主题拉得上关系，但某些部分还是透出游离的倾向，作为小说尤显得笔力不逮。而在直接描写女性心理的地方，又多少有点装腔作势的苍白。相对于去年《很大风》（《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本论坛推荐作品）那种内在悲悯情怀和行文中含而不露的严妙，《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失之于“无事之轻”和“言语之透”。

陈希我在《旅游客》（《天涯》2005年第3期，中篇）中一如既往的关注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责任与欲望的交错，甚至想通过一个现代版娜拉的故事，触及社会道德与内心真实的相背相离；然而好的想法与好的小说之间尚横千山。《旅游客》也延续了陈希我语言一贯的毁灭性穿透力，怎奈令人窒息的文字附丽于他鲜有新意的题材，仿佛听见塑料泡沫反复摩擦玻璃的声音，让人遽然临于忍耐的极点。一种庸常压抑的情绪湮没全篇，部分地掩饰了文字的粗糙，实际上很多情节都依赖单纯的对话表达推进是比较偷懒的写法。而主人公索性就叫作“娜拉”、“海茂”，更是刻意十足。
陈希我在《山花》2005年第6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飞机》则可看作是对“民工”心理的揣测，小说进展单调、乏味，单单从弱势群体（咖啡馆侍者、清洁工）的表面假借来一些不真实的义愤，是不成功的代言，情感浮躁，文字也不踏实。

推荐篇目：空缺

看《芙蓉》《青年文学》《布老虎青春文学》《萌芽》

徐妍  谢俊

第3期《芙蓉》“点击80”栏目此次推出的是青年文学新人沈亦然的《鱼塘》（短篇）。不炫奇的题目，透露出一种清新之气。开篇不兜不绕，直接引出“我”、华伦和贵生三家合伙承包鱼塘所引发的矛盾起因，给人一种朴素之感。随后，小说循着矛盾的切入口，犹如一艘小船轻快地驶入“深水区”：华伦父子在欲望的支配下不可自拔、家毁人亡。然而，就在情节的波涛涌动中，一系列败笔接连出现：那个具有生存意味的鱼塘，本该成为小说中人性与少女“我”成长的映像，却只起到了捆绑情节的外在作用。小说主人公东林的精神光焰在“我”的视角里也只是一闪即逝，便熄灭在俗套的身体叙述中。尤其，情节的曲折、悬念的设计到最后竟然都是为了讲述一个陈腐的乱伦故事，让人很倒胃口。看来，小说倘没有作者真切的体验，而有意地模仿一种成熟的语调，则与扮嫩一样，无论什么样的题材，都将大打折扣。
本栏目还推出了被当下文坛称为“最具潜质的年轻作者”彭扬的《白日灼身》（短篇）。它讲述了一位辍学少年在吸毒之路的陷落与挣扎。随着叙述者与人物的视角不断交替、切换，一颗自闭的心灵逐渐敞开了它的羞怯、自卑、忧郁、恐惧、疲惫、窒息等诸种青春期抑郁综合症。不过，这篇小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这些刺激读者神经的要素，而是小说隐蔽的地方——作者的诚挚。少年主人公都达吸毒、戒毒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动人，其秘籍就在于作者对于人物的真诚倾听，尽管倾听与体察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另外，学习编导的彭扬擅长于用视觉任意穿越时空，使得有些冗长的人物独白减少了单调之感。不过，小说与影视毕竟有所差异。电影话外音的解说不断地在读者耳边响起，强化了叙述者的立场，却损害了小说的艺术。结果，《白日灼身》既不是剧本，也不像小说，却类似于一部报告文学。   

比较而言，《青年文学》第5期头条发表的彭扬的小说《烟云》（短篇），虽然依旧选取电影分镜头的方式，但结构更具有小说的精巧。它摄取的是中国大学生烟在正午十二点三分醒时的茫然思绪和日本留学生云在午夜十二点十分睡前的纷乱心理。两组镜头一直限定在短篇小说惯常使用的手法——平行线的大框架之下。这样，所有被频繁转换的画面表面上没有关联，但始终构成一种暗中参照和补充：云在一天开始时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烟在一天结束时却仿佛刚刚开始新的一天。二人既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又时刻具有相遇、重合的可能。不同的生活、相似的体味一同构成了寂寞的主题。特别是，彭扬设计人物在小说篇末瞬间重合又永远错过，给读者带来悠长的感伤。遗憾的是：小说叙述者对人物心理的干涉行为影响了小说的味道，如叙述者直接陈述烟的性格如“柔韧程度很高的海绵”。还有，小说篇末点明主题的手法也显得直露。尽管如此，彭扬将小说作为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以及对形式的不懈探索还是让人欢欣鼓舞。
除了彭扬的《烟云》， 5、6期《青年文学》的许多小说都倾心于寂寞的主题。王雪球
的《钟古楼》讲述了永新老人的寂寞晚景；罗亚晴的《异时花开》倾诉了少女海瑞的的孤单心境；祁又一的《高楼》索性让寂寞与上网、流浪、死亡等青春期的诸多神秘性体验联系在一起。还有，林小堂的《雪一直下》、严正冬的《绰号年代》一同叙述了患有白血病的少女、少男的凄清命运。在这些小说中，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一方面让寂寞的主题自在地展开，另一方面，又纵容想象力而沉湎于寂寞之中不可自拔。这导致了小说放得开，却收不拢。比较而言，萧泊零羽的“花鸟”系列小说《花鸟与锦瑟》《花鸟非过日月山》倒有些出彩之处。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寂寞的爱情多么神奇，而是因为小说的想象力一直被作者所掌控并滋润着故事和人物。此外，水格的《流水落水》中想象力的执拗，让人感到颤栗。不过，这些小说的想象力虽然借助了当下热销的悬疑、武侠、言情、动漫等手法，但还是既有单薄之感，也有时尚之嫌。

第3期的《布老虎青春文学》在整体上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反拨时尚、轻巧、浮滥的青春爱情故事，而推出理想、纯真、朴实的情感故事。放慢中、长篇的实验速度，而倾向短篇的稳扎稳打、真刀真枪。不过，正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却发现自身气血不足、心神迷茫。
朱婧的《猫咪森林》（短篇）居于小说栏目之首。拥有一副寂寞生花之笔的朱婧，频频出场，确有动人之处。朱婧一向擅长剖白转型期文化背景下小资少女的青春心事。这一次，朱婧再次施展叙事的魔法，让一位“丑小鸭”在重新找回自信的心路历程中变成了白天鹅。在故事设计上，朱婧绕开了以往轻车熟路的单恋、三角恋、古典恋、现代恋的故事模式，而是让笔触聚集在两位少女小重与小童之间的斗争与依恋。尤其，与以往朱婧小说的精致相比，这篇小说的描写更为自然、朴素。它似乎是情感记忆的自然流淌，润物无声、却惊心动魄。  
两位邻家女孩一同相伴长大，在青春小说中被反复讲述。让一位少女成长在另一位少女强光的阴影下、将两位少女之间的亲密与缝隙作为描写对象也不新鲜。但是，两位少年女分别作为随时都可以逆转的现实与梦想的两种存在形式，并始终被操纵于命运密码的安排，则颇有新意。小重与小童不仅参加了彼此的成长礼，而且还成为了各自成长的见证人。令人遗憾的是，朱婧总是过多地沉湎于记忆之中，如果能够叙述者与记忆中的经历有所疏离，小说会更有一种开阔之感。
似乎和朱婧的《猫咪森林》的朴实风格不同，周嘉宁的《杜撰记之红颜白发》颇有魔幻色彩。小说犹如一首感伤、瑰丽、神奇、诡异的古典与现代相杂糅的多种文体组合。它以神奇的方式讲述了生活在稻山上已经化身为鬼妖的一对姊妹塞娅和塞囡对于城市里三少爷的爱恨情仇。然而，姐妹二人一同爱上三少爷虽然不断死去又醒来，却始终都是一个孱弱、模糊的形象。
此外，庞婕蕾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赵蕾的《路过青春》等几个短篇虽然有些稚嫩，但情感朴实。讲一件成长之路的难忘的故事，以诚实的文字、诚实的心去感动读者，是这几个短篇的共同特点。不过，这几个短篇由于对自我与他人的体察都不够深入，形式也不精巧。
在 “书摘”栏目，值得一说的是蒋峰的长篇选载《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按照蒋峰的说法，这是一个家庭和暴力的故事。但是，小说并没有停止在这样一个时尚的故事模式层面，而依然展现出蒋峰特异的老辣、冷静、机智但又不失朴素之气。

5、6期《萌芽》坚定地站在市场一面，追求小说的阅读快感。主打栏目“小说家族”推出的青年文学新秀冯中才的《落落无尘》和噎死爱肚的《告别安徒生》等短篇，充满感伤、迷茫、忧郁的气息，虽然有的细节确让人心头一暖、一痛，但从整体上看，多是轻巧、夸张、浮滥的青春爱情故事。倒是那些“偶像级”写手的作品，如韩寒的《上海的初次》、李海洋的《决斗》、蔡骏的《玛格丽特的秘密》、那多的《那多灵异手记之神的密码》既为《萌芽》赢得了可观的人气，也标识了自己的品牌。不过，在整个市场对于青少年“娱乐圈文化”的打造下，它们想不落俗，很难。
推荐作品：
彭扬：《烟云》（短篇），《青年文学》第5期（下半月）
朱婧：《猫咪森林》（短篇），《布老虎青春文学》第3期

有关徐则臣《西夏》的讨论

【论坛点评】
《西夏》写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以开小书店为生的京漂“我”，某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不能说话的漂亮女孩西夏带着谜一样的身世突然闯入了“我”的世界，却像童话中的聪明孩子一样，怎么也不能被“我”丢在外面。小说一上来三言两语就将素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推至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二人关系由不可能到可能的推进看似小说实验的着力点所在，然而，吸引我们的却并不是两个陌生人怎样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能够相互走近的理念探讨，而是那个孤单、善良、并不富裕的年轻京漂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对温暖的渴望，“我”由开始的莫名其妙、尴尬、烦恼、无可奈何到最终对爱的投降都是非常朴素、真实的。妹妹是一瞬间“掉”下来的，爱情却是一点点“长”起来的，随着结结实实的细节，小说才不慌不忙、针脚细密地推进人物的心理变化，读者的一呼一吸都随着情节的起伏而波动；你可以质疑西夏的来历，但是你没有理由质疑“我”和西夏的爱情。小说结尾处，当手机响起，“我”得知能医治西夏哑疾的胡教授已从美国讲学回来时，竟脱口而出“你打错了”，铃声第二次响起时，“我”才“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抚摸她（西夏）的脸，开始说话”。“我”面对真相时本能的脆弱，怕与爱的胶着，情不自禁和清醒理智的交锋全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实际上，小说只是以开头设置的特殊情境为契机，书写的是京漂的内心真实，打动我们的是小说内在的抒情气质。——赵晖
【插话】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西夏》的诗意浪漫毫无疑问具有一种亲和力，恰如赵晖所言。但这并不是小说最主要的价值所在。如果单从“内心真实”和“抒情气质”方面来讲，《啊，北京》可能更为典型，它已经将作者在这方面的才华展现过了。《西夏》所提供的经验，像京漂的寄居生活、男女关系穿插着邻里关系、生活变故等，并没有超出《啊，北京》和《三人行》（《当代》今年第2期），基本上可以视为重复性的。那么，《西夏》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说意义在何处？将《西夏》放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它在徐的小说中是独特的。我宁愿将《西夏》看成一次有野心的小说叙事实验。做一场美梦，描绘一幅爱情乌托邦，都只是小说的表层。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西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作者是故意进行这样一场化虚为实的小说叙事试验，它的潜台词是：就是要让你和一个不明来路的、美丽可人且贤惠得像老婆的美女发展关系，就是要把假的弄成真的。《西夏》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从天上来，把天上的林妹妹合理地安置到琐碎复杂的生活中。总体上说，这样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尤其是哑女藏身柳树洞，哑女与女房东“吵”架等细节的安排，杜撰的功夫十分老到，安置十分成功。但是小说后半部，推进得有些匆忙。哑女的去留是小说的动力。前半部，作者留下钱让她走，推出门让她走，都是去而复返。那么下一步如何让她走呢？作者选择了坐车出行的办法，而且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此处，作者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主动离开的办法似乎来得太早。没有比这更可能的作法了吗？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可能吗？当然，我也想不出更令人满意的答案，提供有说服力的、令人信服的可能性，是作者的事情。但让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妙的，说明我已从作者控制的游戏规则中抽身出来了。另一个让我抽身出来的是去协和医院检查的一段故事，作为“京漂”小店主的我，在房租上十分在意，而对去协和这样的大医院看病却毫不犹豫，对付昂贵的医药费这一点只字未提，也使我对小说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当然，《西夏》嘎然而止的结尾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含量。
——师力斌
【插话反驳】《啊，北京》是正手写京漂，关注的是京漂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状况，小说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无论生活怎样窘迫都不能改变主人公边红旗对北京执着的爱。而《西夏》以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情境展开故事是反手写京漂。与《啊，北京》不同的是，小说撇开其余而特别关注京漂情感上的孤独，将京漂只身在外缺乏温暖和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写得入木三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虚，无可奈何却又认认真真地和林妹妹谈恋爱是实，小说以实写虚，实质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更为内在地书写京漂的“内心真实”。因此，“我”离开西夏却又终而复返，实际是在写“我”心中对爱的渴望，而西夏执拗地不肯另寻他地，其实也暗合“我”心中的希望——那种收留是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是带有“窃喜”的——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加强“我”内心对情爱的向往罢了；而不是力斌兄所说的“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西夏不能开口讲话是一个隐喻，因为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她的纯洁与安静和世界的杂芜与喧嚣是不兼容的，她的温存贤淑又恰恰是“我”困窘的生活中所难以拥有的，西夏不过是孤独漂泊的京漂在感到疲倦时一个小小的梦。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是不公平的，而对于这个较真于“情感真实”的梦而言，把眼光停留在对周遭一切事实细节的追根究底上，反而会湮没原本的主题。这个关于情感的梦做得越“实”，醒来的荒凉感也越强；但也正因为它如此脆弱，那种情感才显得那么珍贵而温暖。——赵晖
【第三方插话】对于《西夏》这篇小说，赵晖和力斌显然有不同的关注点。赵晖重在小说对一种情绪的传达，所以对一些情节安排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不甚追究，或者认为是恰到好处的。力斌重在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性追求，所以在细节的可靠性上分外较真。关于这篇小说的着力点或说独特性，我同意力斌的看法。我觉得《西夏》和徐则臣以往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篇是从理念出发而非从经验出发的小说，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创造某种独特的情境并在此之中探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本是小说家的一种特权，甚至是艺术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但必须考虑的是，小说创造的特殊情境和现实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容忽视的沟壑。如何成功地弥合、跳跃这道沟壑，同样是小说家的责任。小说家不仅要能创造“不可能”的情境，还必须得有将读者裹挟进这样情境的能力，这样才能从“不可能”走向“可能”。从《西夏》来说，扎扎实实的“京漂”生活经验是支持小说走向成功的重要要素，也是打动赵晖等读者的因素，但是这种柴米油盐的经验恰恰也使读者离不开地面，并且更在意地追究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西夏从哪儿来？为什么“丢不掉”？甚至医药费的问题。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换一套同样细密可感，但更超然一点的经验（比如更魔幻一点或更贵族一点的经验，因为这样的生活逻辑中允许包含更多的神秘性或游戏性，不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那么实打实），是否更有利于实现小说的实验理念？换句话说，以徐则臣现有的经验和风格，是不是特别适合写这样的小说？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是，《西夏》在现有的基础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邵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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