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几片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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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几片碎叶

文章作者：李文锦　来源：《历史与细节》　2009-6-26

         

李文锦 编审。１９７９年山西师院毕业后留校，先后任《语文教学通讯》编辑，《语文报》主编，语文报社副总编辑等职。后调任山西教育报刊社副总编辑兼《山西教育》主编。现任山西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山西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作为《语文报》的创办人之一，为《语文报》的创刊与发展，为语文报社的创建与发展付出了诸多心血，做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８５年任《语文报》主编时，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授予语文报社编辑部“精神文明之光”荣誉称号，并通报全省予以表彰。２００６年山西省教育厅等七部门授予“山西省职业教育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０７年获国家人事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的“全国轻工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公开发表语文教学研究、修辞学研究、职业教育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出版主编、编著３００余万字。

以《语文教学通讯》的创刊为标志，今年——２００８年，语文报社30岁了。常言：三十而立。30个年头过去了，语文报社已长成一棵大树。在这棵大树的30个年轮中，融入了几代报人的诸多心血。当然也浸透着我的青春热血和既苦又甜的汗水。在殷殷之血、晶晶之汗的浇灌下，语文报社这棵大树的根系愈扎愈深，这棵大树的枝叶也愈发繁茂了！30年过去了，摘几片记忆中的碎叶，送给《语文报》的读者，说不上芬芳与清香，但叶脉还是清晰的……
临汾·山西师院７排８号
30年前的山西师大，高楼不像现在这么多。除了两幢教学楼以外，多数建筑物是平房。学院东北方向有一片相对集中的平房，正是院党委、院行政等重要部门的办公场所。另有几排则居住着一批大家共认的优秀教师和系主任：徐冰、张扬、邹君孟、徐虹、曾慕莲、杨孝方、陶本一、解中平、孙元巩、李吉生、赵佩玉等，这里既是他们的办公室，又是他们的宿舍。作为《语文教学通讯》主要创办人的陶本一老师，住７排２号。《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的首间办公室兼资料室就在７排８号，大约１４平方米。《语文教学通讯》主编由中文系主任阎宪康老师兼任。具体工作由陶本一老师负责，他是实际的创办人。首批兼职编辑老师有：倪以还、冯一健、傅毓钤、李春芳、林清奇、吕枕甲、张明健、丁耀良等。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这批久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焕发出空前的干劲，尽管办刊条件相当艰苦，大家都是在尽义务，但他们却毫无怨言。那年，我念大三。陶老师忙不过来，常叫我帮他打打下手：登记稿件、整理读者来信、送稿、校对，帮助编辑《你知道吗》《小资料》等专栏……
这一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陶老师的敬业精神——他总是从晚上九点伏案工作到次日凌晨三四点，７排８号的灯，常常是通宵不熄！这种以工作为重，勇于奉献的精神成为全社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创业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时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到深夜是常事，从来没有什么补助和津贴。二是陶老师的学习精神——他不是编辑出版专业科班出身，除了构思编辑计划、组织稿源以外，对“字体字号”“花边细线”“题图尾花”“版式设计”“封面设计”“纸张油墨”“印刷装订”等无不仔细揣摩，刻苦钻研。每编辑出版一期，都尽可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和整本期刊的至美至善。三是陶老师的诗人激情——有两件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语文教学通讯》创刊不久，收到叶圣陶先生给编辑部的回信和亲笔题写的刊名后，陶老师像个小孩儿一样欣喜若狂，一连几天，用他那圆润的男高音时不时放歌一曲；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郭沫若先生逝世的噩耗后，一连悲伤数日。刊物虽已付印，他迅即以加印插页的方式，表达对文学大师的哀悼之情……
１９７９年夏，我一毕业即留校和陶老师在一起工作了。这一年，《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正式组建，到年末和１９８０年年初时，张发、靳保太、赵建功、秦溱等几位青年人正式成了陶老师的部下。学校把平房第二排最西边的两间房分给了编辑部。这年，除了办公桌以外，编辑部添置了一件最值钱的交通工具——人力三轮车。
一两年间，《语文教学通讯》由双月刊变为月刊；由内部发行变为全国公开发行；由县级印刷厂印刷，变为太原印刷厂、省七二五印刷厂印刷。在全国同类刊物中，率先推出《鲁迅作品教学专号》《古典作品教学专号》《高考语文状元专号》《封面人物》《书法与书法教学》等高质量的专栏、专刊，引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界的广泛注意。山西《语文教学通讯》与上海《语文学习》、北京《中学语文教学》、杭州《语文战线》被一并称为全国语文教学期刊的“四大名旦”。
时间概念：１９７８；空间概念：临汾·山西师院７排８号；作风发轫：敬业奉献，追求完美；恐怕这就是语文报社这棵大树的根系所在。
上海·黄浦区教师进修校
陶本一老师是一位开拓精神、超前意识极强的人。经过１９７８、１９７９、１９８０连续三年的艰苦创业，《语文教学通讯》一跃成为全国同类期刊中的“明星”。陶老师永不满足的追求欲望，促使他萌生了创办一份以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语文类报纸的想法。１９８０年年底，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中语会时，与北京陶伯英、杭州张春林谈及此想法。得到认同后，他开始构想并在《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中物色筹办人选。
１９８１年初，陶本一老师带上我奔波于临汾、太原、上海、杭州、北京之间，开始了《语文报》创刊的筹备工作。最值得记住的时间、地点、工作内容是：１９８１年初夏，端午节之前，上海黄浦区教师进修校的一间教室。这一天，陶本一、陈钟樑、张春林、我四人以会议的形式正式研究《语文报》创刊的筹备工作。会议虽小，意义却重大。这一天，大家讨论并初步确定了《语文报》的办刊宗旨、版面划分、栏目设置、报纸名称、编辑分工、出版周期等重大事项，这是一次《语文报》从无到有的里程碑式的会议。陶本一、张春林的历史性贡献是勾画出《语文报》的编辑蓝图，陈钟樑予以充分的补充，我则对设想中的报纸名称《语文半月刊》《语文周报》，提出自己的想法，主张报纸名称应该为《语文报》，理由有二：一是名字大气、响亮；二是出版周期可长可短，不受报纸名称的拘泥与限制。这个想法一提出，立即得到三位师长的一致赞同。会上，还提出了组建北京、上海、杭州、长春、武汉等几个编辑分部的设想。会后，经陈钟樑介绍，陶本一和我到陈刚寓所商议成立上海分部事宜。陈刚除进一步丰富完善《语文报》的栏目设置、组稿线索等以外，还提出了《语文报》的版式应该为１６开１６版。这种折叠式的报纸，便于中学生读者携带（容易装入书包）、阅读和保存（读者可以分季、分年自行装订成册）。
这次讨论会，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一开始就给《语文报》一个准确的定位：以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匡正文风，传播语言文化知识，提高全民语文素养为主要任务。而课文分析、考试辅导等所谓的“实用性”则是尽量不为或少为的。因此，《语文报》是以广视角、大视野、高格调、新文风而横空出世的。至今这种办报的风格与追求依然存在。可以说，只要坚持这种定位，报纸就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偏爱；一旦偏离了这个定位，发行量即会受到影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同人们不应该忘记！今天《语文报》虽然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荣誉，但我对把这份报纸归入或让其沦为“教学辅导类”而耿耿于怀！大家不应忘记，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军营、车间、机关拥有我们的一大批读者啊！今天我们更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当年《语文报》能进入部队、工厂、机关？靠行政命令、红头文件和发行回扣能做到吗？
还有几个细节，也值得一记：为了节省开支，会议开在陈钟樑帮我们借用的教室里；住宿我是挤在陶老师父母寓所的阁楼上，张春林则住在他姐姐家；早晚吃陶妈妈准备的饭菜，中餐在张春林姐姐家吃。我这个北方人第一顿吃响油鳝鱼丝就在张春林姐姐家；第一次吃糯米肉馅粽子就是陶妈妈亲手为我包的。至于交通，那当然是挤公交车了！
上海·闸北区“新中国旅社”
首次上海会议之后，按照分工，我们分头行动了。山西总部完成报纸的出版批准文号，承印厂的确定，上海、北京、杭州、成都、武汉、长春等编辑分部的组建以及部分稿件的组织；杭州张春林组建杭州分部和组织创刊号稿件；北京陶伯英邀请语文报顾问、在京编委和组建北京分部、组织第二期主要稿件、报头的题写；上海陈钟樑组建上海分部，组织第三期稿件……
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批准文号有了；山西日报印刷厂的印刷合同签了；北京、上海、杭州、长春、武汉编辑分部初步建成；启功先生题写的报头题写好了；创刊号的稿件陆续到了……
盛夏八月，创刊号编审会议在上海召开，陶本一、张春林、陈钟樑、陶伯英和我五人出席。按照既定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认真审改了每个栏目的每篇稿件。白天，我们几个汗流浃背，认真修改每一份稿件，每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晚上，陶本一、陈钟樑把稿子带回家继续审改，张春林回他姐姐家继续工作；我和陶伯英则住在黄浦区一个小旅馆的８人房间里挑灯夜战。酷暑难耐、蚊虫猖獗时，我俩走到黄浦江边，边纳凉边讨论。天空的繁星与上海滩的灯光交相辉映，辛勤的汗水与即将孕育成功一份报纸的喜悦之情相互激荡……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７日（出版日期应为１０月５日），带着国庆的喜气，金秋的果香和清新的墨香，《语文报》创刊号问世了！这份凝聚着一群创办人心血的报林新苗刚刚诞生，就以７０多万发行量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新华社为此播发了由我本人撰写的“语文报创刊”通稿，《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山西日报》等省内外主要大报都刊发了这则消息。这则消息之所以能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刊发，得益于原新华社山西分社马明社长的鼎力支持。
第二期稿子发排以后，陶本一和我即赴上海，在闸北区新中国旅社召开了各编辑分部特邀编辑参加的编辑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山西的陶本一、李国璋（时任山西师院中文系总支书记）和我；杭州的张春林、叶辉（阮有道、朱寿同因故未到会）；上海的陈钟樑、陈刚、方仁工、陈必祥；北京的陶伯英（申士昌、鲁宝元、田增科、周美昌在北京组稿）；长春的于亚中（朱绍禹、胡丁一、马世一、王家振在吉林组稿）；武汉的冯一、雷秋山。会议主要成果有：一是对《语文报》办报宗旨、方针有了统一的认识；二是基本建立了“总部＋分部”的编辑队伍和工作程序。这次会议为《语文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思想认识基础和组建了高水平的坚实的编辑队伍。
地处黄土高原的小小临汾城，为什么能孕育出一份名震海内外的《语文报》？靠的就是正确的办报宗旨、方针和来自全国语文界精英的民间性质的自愿组合和同心协力。
《语文报》问世了，陶本一老师的隐痛也该记下来。就在“新中国旅社”开会的同时，陶本一的夫人徐莉英正在上海家里休病假。这一年，他们离“不惑”之年已很近，膝下却尚无儿女，徐老师抱病卧床，而陶老师根本无暇顾及，能不酸楚么？至此以后，每当陶老师谈及儿女之事，他总是淡淡地笑着说：“《语文报》就是我的孩子！”是的，他就像呵护自己孩子那样呵护《语文报》，呵护《语文教学通讯》，呵护语文报社！
我儿子和《语文报》同庚，做了父亲的我，心里同样感到愧疚：夫妻分居两地，我长年为《语文报》奔波，同样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那时，身高一米八的我，体重不到六十公斤。常有社内外的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语文报的发行量上去了，你的头发少了，体重下来了。
大凡成就一番事业，无论其大小，总要有人为之作出牺牲。同人们，互勉！

北京·正义路新侨饭店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北京新侨路饭店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高朋满座，热情洋溢。《语文报》创刊一周年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张志公先生、严文井先生、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同志、作家韩少华、北大附中校长章熊、首都中学生代表韩晓征，北京分部陶伯英、申士昌、田增科、鲁宝元，山西总部陶本一、段登捷和我，共３０余人出席。
两个细节，尤为值得记录：一是陈昊苏同志平易近人、朴素朴实的作风给我印象极深。因为昊苏是《语文报》的顾问，他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前，我代表报社送请柬给他。昊苏说：“不用车接我。路不远，到时候我骑车过去。”果然，座谈会快开始时，他骑自行车到会了。他上身穿一件白的确良衬衣，下穿一条的确良军裤。会上不多言语，静静地听前辈作家严文井、语言学家张志公的发言，听语文教育专家、中学生代表发言，不时还把与会人员的发言记下来。他在会上讲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中午用餐时，不见他的身影了。作为团中央的领导、元帅之子，他不示张扬地来，悄悄然急匆匆地走。他那朴素的打扮，他那半旧的自行车，他那谦逊的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另外一个应该让我们永远铭记的细节是志公老的讲话。志公老修长的身材，长而瘦削的脸庞，修剪整齐的花白胡须，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侃侃而谈。他先是赞美了一番《语文报》，表扬了由我主持编辑的“语言版”。其中还谈及我撰写的一篇小文章《“？！”与“！？”》。接着志公老又给《语文报》提出了希望，希望《语文报》要“上山下乡”。所谓“上山下乡”就是说普及语文知识，传播语言文化，要关注农村和山区的青年读者，为他们服务。最精彩的是志公老一言道破了《语文报》之所以一问世，发行量就达七十余万，公开发行不到一年，发行量就接近百万的原因。志公老说：语文报之所以能创刊出版、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人关注、能有这么大的发行量，一句话：是应运而生。是应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运而生，应文化建设大高潮迅猛兴起之运而生。
真不愧是语言大师、语文教育大家。志公老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永远回味！试想，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垮台，没有改革开放的兴起，没有全社会学习积极性的空前高涨，哪有出版《语文报》的机会？哪有不受任何精神枷锁制约的编辑宗旨？哪有不受地域、体制制约的编辑队伍的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报》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幸运儿！她天性中就带着：创新！创新！创新！没有这种血脉，没有这种精髓，没有这种时代背景，《语文报》这棵大树不会如此茂盛，也不会如此常青！回忆起来，我记得在我的记录本上，曾工整地写下几个字“国运昌、文运盛、报运好”！
太原·并州饭店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秋末冬初，中国写作研究会年会在山西召开，我和闫银夫、王宇鸿一行几人参会。白天听学术报告，晚上广为联络专家、学者。在这次会上，结识了来自北京教育学院的韩少华老师。他是双重身份：教师＋作家，那年就已正式出版散文集。少华的散文以典雅、清新、意境深邃见长，深得冰心老人的赏识。年会上，连续两夜彻夜长谈。韩老师儒雅的气质、标致的身材、端庄的相貌、渊博的知识、不凡的谈吐、热情大方的作派，深深地吸引着我。初出茅庐的我，不知深浅地与之无话不说，无事不聊，谈得甚欢。会议开到第三天，晚上我们陪韩老师乘太原到榆次的火车，到晋中师专做学术报告。下火车出站，晋中师专派四人，骑四辆自行车来接我们。当时，天黑、风大，路又坑坑凹凹。韩老师仍旧乐呵呵地坐着自行车一路聊着往师专走。一进学校，简易的礼堂里，早已座无虚席，灯火通明，青年学生早已迫不及待了。韩老师不顾寒冷，不顾颠簸之苦，一到校即进礼堂开讲了，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讲座结束后，我俩同住一屋（师专简易招待所），接着又聊。在与韩老师的聊天中，我获得编辑《语文报》的许多灵感，有一些就是韩老师直接帮我们出的现成的好点子。１９８３年推出、连续多年深受读者喜爱的品牌专栏《新千字文》《我的中学时代》等就是这次聊出来的。韩老师不仅出点子，还非常热心地帮我们组稿，一大批京派作家的稿件都是韩老师帮我们组来的。臧克家先生还专门为《新千字文》题写了栏题。几年后，韩老师因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而一病不起。去北京出差时，我专门到其寓所看望他，并代表报社给他送上了一点慰问金，表达了报社同人的一点心意。看到这位有才华、有激情，厚道、热情的作家、教授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我心里特别难过。苍天啊！你为什么不公平地对待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热情厚道的好人？
今天，回顾这件事，只是想说明一点：作为编辑者要始终摆正位置：如果用倒金字塔表示的话，读者至上，作者在中间，编者应该是底层。编者联手作者，共同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只有拉近了与读者、作者的距离，你办的报刊才能拥有更好的作者，才能组到更好的稿件，也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
北京·中央电视台 ／ 北京八中
１９８５年盛夏。由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和语文报社联合主办的“全国十六城市中学生语文知识邀请赛”在中央电视台大演播厅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兰州、西安、太原、长春、南京、福州、广州、济南等１６所重点中学的近百名中学生展开角逐。白天冒着酷暑，在中央电视台大演播厅现场拍摄；晚上，住在北京八中。这次音、声、像俱佳，知识性、趣味性并茂的语文知识电视大赛，是全国电视大赛节目的开河之作。活泼的形式，有趣的知识引起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广泛关注，也使得《语文报》名声大振。
语文报社有连续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好传统。无论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全国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文学夏令营”，还是各种征文比赛活动，尽管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付出诸多心血与精力，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却是不可估量的。
组织“全国十六城市中学生语文知识邀请赛”，从策划、筹备、命题、组织参赛团队、现场比赛、驻地服务、竞赛间隙的夏令营活动等各个环节我都参与了，历时一年半多。倾注多少心血，花费多少精力，做出多少牺牲，个中甘苦只有参与者知晓。除了报社专兼职编辑外，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还有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寿沅君、陈庆璋二位同志。这种付出，包括报社财力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诸多有魄力、有创意、高规格、大规模的各类活动的成功举办，隐性效益是无法计算的。为什么“语文报”在全国名气这么大，影响这么久远？我的看法是与我们多次成功举办各类大型公益活动密不可分！
现在进入网络时代，各种媒体竞争异常激烈。如何将这个好的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值得思考。
太原·太原日报社礼堂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在这里举行全省第一次报纸工作会议。会议表彰了《山西日报》《太原日报》《语文报》等几家新闻出版单位。《山西日报》副总编辑任国威、《太原日报》总编辑陶厚敏、《语文报》主编李文锦分别代表各自报社作了大会典型发言。会上授予《语文报》“精神文明之光”荣誉称号。同时，向全省新闻出版系统发出通报，表扬“语文报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授予《语文报》的荣誉称号。大会发言中，我曾说过，这是《语文报》的一个新起点。是“分号”，不是“句号”。是“另起一段”，不是“结束语”。
语文报社的后来者以他们的辉煌成就证实了这一点！
山西师大·语文报社
时光流逝，如云如烟，如梦如幻。一晃三十年过去了。青春年少不在，半头毛发花白。我以为不管语文报社这棵大树多高大，多茂盛，有三组名字，应该融化入这棵大树的年轮中，镌刻在报社社史的丰碑上。这些人都从不同角度支持过语文报社，他们对报社作出的贡献我是知情者、见证人。这些人或与我朝夕奋斗多年；或给过我谆谆教诲；或为我们拨冗撰过稿；或接受过我的采访；或抽暇参加语文报大型活动时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和给过我们数语教诲。总之，应该记住他们——
１．印刷工人、发行人：郭志温、马宪兰、李一善、周德旺、郭维禹、孟广州、阎继文、鲁占东等。
２．大师、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华罗庚、高士其、茅以升、严济慈、方毅、洪学智、肖克、浦安修、吴运铎、臧克家、严文井、马烽、西戎、王蒙、刘绍棠、李存葆、陆文夫、贾平凹、叶永烈、苏叔阳、韩少华、赵丽宏、肖复兴、梁衡、理由、于漪、朱绍禹、张必琨、郭崇元等。
３．山西新闻出版界的领导、专家、同人：张维庆、马明、罗广德、陈墨章、郑行顺、温幸、梁肇堂、赵秉英、李锐锋、张仁健、梁骏、傅业、赵修身、池茂花等。
有幸能与这些人晤面交流，乃至相处，既是我个人的幸运，也是《语文报》的幸运。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批批无名的、有名的、大名鼎鼎的各类人物的大力支持，才成就了我们的事业！语文报社不应该忘记他们。当然，他们倒不一定在乎你是否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