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献初新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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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献初新咏选

（因授音韵学课，涉及诗词韵律，偶或成篇，唯与同学讨论之用，

                    有不合格律处，叶黛莹、俞必睿等校正之，谨致谢忱！）

                             万 献 初

*珞 珈 冬 韵 二 首

（刊《武汉大学报》2006年3月31日，又载《春英》诗刊第五期）

其 一

金风一度露华浓，月照琴台戴雪松。

                                 柳暗蒙蒙曾十载，花明烁烁又千重。

休疑路远伊作伴，自信山高我为峰。

莫道无心来看雨，秋如五月夏如冬。

其 二

珞珈霭霭亦葱茏，料峭春光瑞雪丰。

典雅书香多妩媚，幽深王气最雍容。

台前话短两三句，幕后情深十万钟。

随意樱园吟片语，余香彻骨到隆冬。

*七 律 二 首

（刊《武汉大学报》2005年11月25日，又载《春英》诗刊第四期）

闲   嘲

休将意气付瑶琴，一吼秦腔八百音。

文字盈军决帷幄，刀兵满纸仼萧森。

情怀有种诗心旷，酒兴无边侠义深。

无事闲来翻古史，英雄一路到如今。

独   步

门对湖山意若何，松涛教我放情歌。

千声蝉唱随风语，万树晴光向碧波。

壮志横行遵大路，闲心独守任蹉跎。

珞珈草暖书香梦，梦去人回好汉坡。

*同 学 四 人 行 二 首

其 一

湖在人东人在此，

珞珈何处渺难知。

咬文嚼字姣琳伴，

不意原来我是诗。

其 二

霜枫满路四人行，

竟起谈锋瑟瑟音。

蔼蔼珞珈书卷气，

便随烟雨到湖心。

*闲 吟 二 首

无 病 吟

山自逶迤水自漩，

春香潜入病枕边。

一样笙歌风送远，

无端秋雨到窗前。

  

非 学 吟

相见年年似初见，

机缘散淡近无缘。

平生学问非为用，

一门弟子皆谈玄。

*暇 思 二 首

其 一

未见霞光未见晴，心无暮鼓也无笙。

青鱼饮水知寒暖，翠鸟鸣山识浊清。

酒不醉人人自醉，情非摇树树摇情。

梵音一曲秋霜里，细雨因风起绿苹。

其 二

遥听夜雨散千湖，梦断高唐宋玉巫。

暗暗酒香深巷远，俏俏花好野山孤。

昂藏莫问青山老，踯躅休关紫陌污。

行到路难最难处，也应明月照归途。

*心 之 难 二 首

其 一

悬崖电闪现孤松，古柏雷摧傲太空。

六万秋虫鸣黑夜，三千老叶舞高风。

英雄气少心多累，儿女情多事少功。

哪得稼轩长短句，溪头无赖剥莲蓬。

其  二

九曲愁肠寸寸悬，华佗难解结千千。

霜天曙色沉湖底，驿外车声断日边。

一夕数惊魂苦守，漫天长啸鬼难迁。

松林风入多音调，送我高歌夜行船。

*东湖茶会赠五行茶友

                               ---谢垂爱少年拙著《鄂南茶文化》

（“东湖茶会”朗诵，刊《武汉大学报》2005年6月24日）

初年种豆南山下，豆气茗烟味俱嘉。

戴月桥亭施雨露，欢歌夜宴闹婚茶。

瀹香七碗卢仝羡，煮叶三杯皎然夸。

昔著闲书今得友，人生美意杏红花。

*东 游 金 陵 二 首

石 头 城

建业城头问霸雄，钟山难沫帝王风。

千年魏阙三怀里，万里长江一枕中。

白下诗魂曾绕树，秦淮舞梦已排空。

夫子庙内游人饱，玄武鸡鸣过客匆。

莫 愁 湖

千年忧怨谁曾共？愁莫愁兮忡莫忡。

域外三颗星火绿，湖心一线夕阳红。

情流似水时时异，意重如山日日同。

鹤唳长天云带雨，秋高树树响悲风。

*西 游 长 安 二 首

其 一

欲试新批梦剑峰，便随秦俑到临潼。

岐山渭水轩辕谷，汉月秦关大漠风。

太白酒酣多寂寞，杨妃舞漫总朦胧。

诗心咸聚曲江畔，无水流觞意也通。

其 二

霸桥拂柳柳荫浓，不见当年长乐宫。

雁塔依依佛藏影，南山渺渺帝王风。

念奴意懒英雄去，司马文疏古史空。

无奈天生唐世骨，长安日日在心中。

*嘲 女 弟 二 首

其 一

不事蚕桑不绩麻，潜心雅颂学涂鸦。

千遭滞涩难成诵，一点灵通便可嘉。

赋待鸿儒方出彩，梅须国色始开花。

春风绿意江南柳，一路莺歌到我家。

其 二

也有春情待奖夸，然随急雨到天涯。

无心得梦添新枕，着意求诗爱晚霞。

弃疾常吟青玉案，东坡最喜浪淘沙。

生当自恋寒宫草，不是人间解语花。

*嘲 友 人 二 首

其 一

莫作桃园旧梦寻，桃江浅浅叶浓深。

虽为惹草沾花手，难胜怜香惜玉心。

树树霜风凉夏露，山山雪水暖春林。

情伤透骨前年事，一抹馀痕在子衿。

其 二

执斧埋轮破釜舟，苦心孤诣竟何求？

燃情弄瑟嘲司马，箸意鼓盆笑庄周。

半世深交堪下酒，三生挚爱难白头。

黄梁未煮先熟梦，不在扬州在柳州。

*咏 襄 阳 二 首

汉  水

河汉名都访旧贤，襄阳本在洛阳先。

鞠躬尽瘁诸葛亮，绿树青山孟浩然。

斜燕衔泥风剪柳，飞鱼跳浪雨浇棉。

王维临泛存诗处，留醉山翁不上船。

  

隆  中

两朝三顾一生忙，未及悠悠龙卧岗。

事必躬亲千口赞，蜀无大将万古殇。

渴时滴水如甘露，醉后千餐若稗糠。

闲卧松床听落叶，依稀冷月照山庄。

*四 时 杂 咏 四 首

（刊《武汉大学报》2007年6月29日）

珞珈秋雨

十月秋江蟹正肥，枫园喜雨故人归。

倾城鸟迹无寻处，珞珈树树鹧鸪飞。

卓刀夏泉

山不再高泉不深，英魂绕树树流情。

荆南四月磨刀雨，漫说关公走麦城。

楚台冬雪

雨雪霏霏冻柳条，梧桐滴露打芭蕉。

编钟一曲心如水，古楚台前读离骚。

东湖春荫

无雨湖光无意云，轻风拂柳漫天荫。

闲常一片桃花落，伤透千家万户心。

*成 都 感 想

（游三星堆仰视纵目面具，云是鱼凫旧物；再游金沙俯观满坑象牙，言为望帝祭坑。甚为震撼，因成颈联。为与国学研究生课堂讨论诗歌韵律，凑成全篇。刘畅等评颈联太重而余三联太轻，不配，建议分成两首。然仓促未易得，权发出请评请教。并嘱同学将各人课堂诗作及讨论见诸网上，待评。）

成都细雨杂阴晴，自在花溪树树莺。

杜甫开门迎客雅，薛涛汲井制笺名。

三星纵目鱼凫死，万象埋牙望帝生。

笑语千街麻辣烫，芙蓉落满锦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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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汉字理论上的贡献》《长江学术》2006年4期

章太炎在汉字理论上的贡献

文【万献初】

太炎先生治语言文字学最基本的两大宗旨是：寻语根，求本字。二者充分体现在其代表著作《文始》和《新方言》之中。其语根字源之学上的创获，是反复研读《说文》原本所得，同时也是中西结合的成果，显然受到西方词源学（Etymology）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新方言序》云：“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他研究方言字词既是借古明今，更是以今证古，即要证明“今之殊言，不违姬汉”，但“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因此他要作研究以补其阙[①]。他自诩“一字千金”而“千六百年未有等匹”的《文始》，更是受西方词源学影响甚深，对此俞敏评述云：“章氏造《文始》，自言读大徐所得，夷考其渊源所自，实出于德人牟拉（Max  Mǜller）之《言语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71），特《国故论衡》之‘语言缘起说’后半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语相较，承沿之迹宛然。其《检论·订文篇》附录《正名杂义》云‘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言语之瘿疣’，亦即牟书中语也，牟氏常取印欧语之根，历数其各语系中之变形，章氏取之。其说转注云：‘类谓声类，首谓语基’是也”[②]。正是因为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研究，尤其是汉语、汉字的语根字族研究，就不再是传统小学的散篇考据，而具有现代科学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在科学的汉语、汉字学体系的建立方面作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故其弟子黄侃认为：“《文始》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或者以为小学入门之书，斯失之也”[③]，谓《文始》对汉字语根字族的研究，象参透佛教根义的“了义”一样，把握住了汉字汉语音义体系的本质，有理论深度，非一般的入门字书可比。

一、对《说文》字系权威性的认同

太炎先生的汉字学是建立在反复对《说文解字》原本进行比合研究的基础上的。他在《菿汉微言·后记》中回忆1908在日本潜心研读《说文》时说：“时诸生适请讲许书，余于段、桂、严、王未能满意，因繙阅大徐本十数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原。”正是有了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背景，结合其深厚的传统语言学素养，站到新的高度系统地去反观早已烂熟于心的《说文》字系，总体联系，追根溯源，才所得甚多，至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的欣叹。然后是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再是在此基础上写成《小学答问》、《新方言》和《文始》三大语言文字学著作。
太炎先生笃信《说文》全面而完整地保存了汉字构形系统和汉语词义系统的“本根”，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强调《说文》字样的权威性云：“余以为求古文者，宜取《说文》独体，观其会通，摄以音调，九千之数统之，无虑三四百名，此则苍颉所始造也。”如不足，则以古文《周礼》、《仪礼》补充，再不足，魏邯郸淳三体石经可参考，余者不足与论。就是认为经过千百年正统传承、整理和认可过的传世文献中的汉字字系是成体系且具权威性的。因此，“世人尊信彝器，以为重宝，皮傅形声，曲徵经义，顾以《说文》为误，斯亦反矣”（《国故论衡》37页）。至于以龟甲文破《说文》字解，则更不肯接受，他到1935年还有数通《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认为“文字源流，除《说文》外，不可妄求。……故明真书之根，必求之于篆文，再溯之于古籀，则《说文》其总龟也。苟与今之真书无源相涉者，虽诚为三皇五帝之书，亦可置之不论”[④]。可见维护《说文》字系权威性的态度一直很坚决。
    从外因看，太炎先生的语言文字学是革命之学，他把语言文字视为国魂，作为反清革命的重要武器，认为语言文字是“国之大史”，“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⑤]。他十分看重秦代“书同文”后的汉字大同局面，担心如果把《说文》形成统一大势的汉字系统倒回秦以前的混乱局面，就会丧失民族的凝聚力。再者，他激烈反对甲骨文，与初治此学的几个人投靠清庭有关，他切齿痛恨清庭，转而憎恨这些人，由其人又及其学，故谓“欺世预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国故论衡》37页）这种激烈态度，用心良苦，然不免失于意气，导致学术上的偏颇。
    从内因看，太炎先生以研究《说文》为主建立起来的汉字学（或称“《说文》学”）最重系统，认为汉字三散三合，至秦代后才“十土同文”，《说文》是博采通人而优选成的统系轶然的汉字字样系统，它达到了系统上的形义统一。所以他把《说文》小篆系统看成严密的、封闭式的科学字样体系，认为它上通古文，下达真书，是个理想的“笔意”体系，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内平衡系统，也是汉字发展史上最完美的一个平台，故判定它是汉字、汉语的“总龟”。后来，黄侃称《说文》是小学的“主中之主”，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是有失偏颇的，也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然而，他对《说文》字系的认识和看重则是有其文字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论依据的，正如其弟子姜亮夫后来所说，《说文》“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⑥]。要建构一套理论，必须有一套相对封闭的材料系统，如果材料是全开放的，理论就无一定的准则，也就无所适从。太炎先生要建立汉语词义的宏观体系，要研究汉字的构形原理和形义体系，要建立汉字的字用规范，没有一个合适的汉字封闭系统，是无从着手的。他选择了《说文》字系，应该说是有眼力的，是合乎汉字发展规律的。一旦确定这个封闭系统，一切理论，一切说解，词语的音义考索，字形的辨正纠讹等等，都必须在这个系统中来进行，这就必须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不能受不同平台的材料的干扰，否则就无统一的标准了。凡不与该系统源流相涉者，“虽诚为三皇五帝之书，亦可置之不论”。这种态度，这种方法，从理论上看是必需的。太炎先生以《说文》为汉字研究的封闭系统，又考察系统周围的材料，凡与系统相合或可补不足者，悉行采入，如诸古文经字样、三体石经字样、部分钟鼎字样，有的是《说文》字样的来源，有的形义与《说文》字系互补，都是合系统的，他便――详为考证，成为《说文》字系的补充材料。他发表过与于右任、吴承仕等人论三体石经的多通书信，并出版了《新出三体石经考》专门论文集，以《说文》考《石经》，以《石经》证《说文》。他还在讲授和论文中数次引用孙贻让等钟鼎文考释成果以说解《说文》之字。由此可见，他不信甲骨怀疑金文不纯粹是意气用事，还有一定的纯学术原因：甲骨文、金文是不同于《说文》小篆的另外两个汉字平台，不能混在一起来论谁对谁错，就象不能用《说文》篆书的笔意来判定今日楷书字笔划对错一样。太炎先生一直未进入甲、金文系统的研究，他全力研究《说文》的词义系统和字形系统，不用其它与此系统不合的材料，是有一定的用心的。
当然，他对甲骨的态度过于偏激，乃至一列数条罪状，这是不科学的态度。不研究其系统，并不等于要否定其系统的存在和材料的正确性。他的偏激多半由于外在的革命因素，而非汉字研究的内在因素。明此，则可以讨论太炎先生的汉字学理论研究在汉字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了。
   

二、汉字构形理论的框架

《文始》是太炎先生全面研究汉语同源词系统的力作，而汉字是汉语词的书写形式，即词义的书面表达形式，故《文始》也就同时涉及到汉字的构形问题，从构形分析入手找到字根，才有可能用字根来书写他所立的语根（词根），从而生成字族来表达词族。
    在汉字构形理论上，王宁先生认为：《文始》“于‘六书’之外，提出了文与字的汉字字形分析方法，突出了汉字造字的层次。太炎先生以独体字（象形、指事）为初文，以合体指事、合体象形、迭体与兼声为准初文；以合体字（会意、形声）为字。如果说‘六书’是汉字的结构分析法，那么，这种方法则是层次分析法。它显示了小篆字系以初文为形位，用形位生成的方法二度造字的特点。通过这种方法系统分析汉字，对探讨汉字的历史发展趋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⑦]。
太炎先生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把系统思想和层次分析方法用于《说文》小篆字系的字形构造分析之中。在建立上述“二度造字”的汉字构形理论之前，他对传统的“六书”作过一番理论清理：
“造字之法，抽象与普遍者多用指事，具体与特别者多用象形。指事之字，自上、下而外，后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十干之中，除戊、庚、辛三字外亦皆指事。其它指事字绝少，大抵孳乳皆用形声、会意矣”[⑧]。
    “因谓仓颉依类象形以作书，今独体象形见《说文》者止三四百数。意当时语不止此，盖一字包数义，故三四百数已足。后则声意相迩者孳乳别生，文字乃广也”[⑨]。
    “凡物之单纯者，多用形声；凡义之复杂者，多用会意。唯可用形声者，必不可用会意，犬马之名，草木之号，山川之别，金玉之口，固无可比类合谊者，故皆形声而无会意；然可用会意者，亦可用形声”[⑩]。
    “最早之文字，即独体象形字，如山水之类。此种独体象形字，有一字而含数义者，因其易于混淆，而字乃因之衍化。吾人谓独体者曰文，谓衍化者曰字。依类象形，文之通则也；孳乳渐多，字之通则也。夫字也者，由简而繁，设非展转孳乳，吾人奚由寻其根荄耶？”[?]
“文字之重要变化有二：一同字异义，二同义异字。一字也，形体声音犹是，而或为名词，或为动词，意义迥别，是曰假借；一字也，虽为字有二，而义同、语同、音同，实则仅能视作一字，是为转注”[?]。
经过这一番理论清理，“六书”便分为几个层次：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与转注、假借有质的不同，前四者是构字之法，后二者是平衡字量之则，转注又推动造字。前四书又分为“文”与“字”两个层次，字由文二度构形而成。文又分“独体”与“合体”两个层次，合体文是在独体文基础上变化而成的。由此生出“二度构形”理论系统：
        初  文：独体象形（山、水）；独体指事（一、上）                        
文：         [1] 省变（卂，由飞省来；匕，由人倒变）
[2] 合体象形（果，、木）
准初文：[3] 合体指事（乂，丿、）
[4] 声具形残（禸，从厶九声）
[5] 同体复者（二，一的重画）
字： 会意字、形声字、会意兼形声字（钩、紧）
此表综合《文始·叙例》及其他散论而得，可看出太炎先生有关汉字“二度构形”理论的层次。《文始》从《说文》字系中提取了460个初文和准初文，充分运用了这一理论进行分类系连。初文是纯粹的最小构字部件——形位，它们多是成字形位；准初文有的是一个形位，有的可析成一个成字形位和一个非成字形位（笔划）。全面分析《说文》的初文、准初文，系连归纳，就能得汉字的基本形位集合，再由这些形位二度构形再二度构形……，就能得到汉字的总字样系统（指《说文》所代表的小篆字系），并得以不断构造新的汉字。
初文、准初文如何二度构形，生成字族来表现词族？太炎先生改造并重新定义“转注”，即“辨转注之系造字”。《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云：“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渐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故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言有殊，名义一也。其声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更为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更为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转注者，繁而不杂，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则假借是转生新词而不造新字，借已有的字形兼表新词而节制字量的增加；转注是旧词音义相生派生新词而造新字形来表达，使字形不断孳乳增多。两者是同源词派生在字形上的不同体现，是派生出来的语义不断需要新字形表达的需求推动了初文、准初文进入二度构形、再二度构形的[?]。
二度构形的转注造字在《文始》中具体表现为“变易”和“孳乳”两类，《文始·叙例》谓“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黄侃进一步解释云：“变易者，形异而声义俱通；孳乳者，声通而形异义小变。试为取譬，变易，譬之一字重文；孳乳，譬之一声数字。今字或一字两体，则变易之例所行也；或一字数音数义，则孳乳之例所行也”[?]。大体说来，“变易”产生今天所说的“异体字”（王筠《说文释例》所谓“累增字”），如“火”变易为“燬”为“?”；“孳乳”产生今天所说的“派生字”（王筠《说文释例》所谓“分别文”），如“它”孳乳为“沱”为“佗”。孳乳字一般由二度构形来产生，多是形声（或会意）字，如“永”孳乳为“詠”为“泳”；变易字有二度构形产生的，如“永”变易为“?”为“渠”，也有初文（准初文）互易的，如“永”变易为“巠”。
太炎先生从《说文》字样中析取“初文、准初文”，显然受到西方词源学“词根”（root）分析法的启发，所以他解释转注的“建类一首”云：“类，谓声类；首者，今所谓语基”（《转注假借说》）。“初文、准初文”是《文始》建立词族的“语基”，也就是“语根”或“词根”。表现在字形构造上，“初文、准初文”就是二度构形的“字根”，也就是王宁先生所说的形位生成中的“形位”。尽管太炎先生还未直接论及形位生成问题，然其“二度造字”理论已客观上揭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尽管《文始》“初文、准初文”的提选和说解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还不足以展示小篆字系科学的形位体系，但它提供并全面实践了“二度构形”的理论和方法，作了极富启发性的探索。
所以，尽管太炎先生对甲、金文的态度过于偏激，但他把《说文》的小篆字系当作封闭的汉字平台来作系统的构形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太炎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纯属草创，但为该学科的深入研究作了方法上的全新探索，打下了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三、汉字形义学上的理论贡献

汉字形义学是个传统久远的学科，是汉字学的重要分支。它主要是以《说文》字系为研究对象，用“六书”为手段来探求汉字的形义统一。从理论上讲，汉字最初都应是字形与所表词义相统一的，只是在历史传承和使用中，字形因诸种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表词义有不同程度的脱节。汉字形义学就是要找出这些脱节的原因，使汉字的造字意图（造意）可以追索得到，字形与所表词义（实义）相统一的状态是形义学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训诂学的目的是要从脱节的形与义中追溯其原始的统一，从而利用其统一的状态因形而考义，也就是因字而见词”[?]。
太炎先生的《说文》学重在探求词源并建立汉语的词义源流系统，然“文字用表语言”，汉语词是用汉字字形来记录的，词义探求方法有“以形索义”一途，故他的《说文》学自然就涉及到汉字形义学理论的研究。
太炎先生从理论上认识到汉字构形时形与义本相统一的这一原则，他创“笔意”之说就是要解决汉字的形义统一问题。他把《说文》字系看成封闭式系统，在系统中来求字的形义统一，故反复比合研究《说文》原本，把9353个《说文》所录字形都放入系统中来看其造意和实义贴切与否，再用大量的文献予以佐证，从而求得真正的形义统一。经反复比合研究和多遍讲授，又用词的音义系统来反证，就发现《说文》亦有“未了处”，即许慎的解说有不合系统处。于是他或引古文或参钟鼎，加以大量故训材料佐证，求得某义的本字和正字（均指形义统一的字形），使之合乎《说文》字系形义统一的系统。如《说文·二上·吅部》“單，大也。从吅，吅亦声。缺。”许慎未明造字意图，免强作解说。太炎先生1908年在日本讲授《说文》时，考释该字的形义关系，以阐明其造字意图：
“禪，此乃封禅字，本作墠（‘封，增山高也；墠，辟土广也’）。禅位之禅与封禅不涉，只应作单。《诗·大雅·公刘》‘其军三单’，毛传训单为袭，此乃单字之本义。‘其军三单’者，谓征兵更番相袭也。单，钟鼎有作者，象系连之形，盖古止作，为象形字，小篆方整之作单，义与形相失耳（阮云台《钟鼎款识》谓象三辰之形，引《左传》‘三辰旂旗’，谓《诗》‘其军三单’，单即是旂。此说非也）。由训袭之本义引申为‘单位’，单位即袭位也。又贾谊《服鸟赋》‘变化而嬗’，杨雄《反离骚》‘有周氏之婵嫣兮’（婵嫣，系也；系，相袭也。婵嫣、蝉联本双声，盖即一单字），及近人所用之‘蝉联’二字，其本字亦皆是单字，故禅、嬗、婵三字皆单之借也。至于《说文》训单为大，此乃奲字之借，非其本义。许书于单字，实为误解。”（一上·示部·禅  钱记）[?]
该条以为单之古文，造意为三物（三星）相连，构形时所表词义为“相袭”，这便使单字得以形义相统一。然后放入整体形义系统中，以析禅、墠、婵、蝉、奲、嬗诸字，引用它们与单相假借的用例后，使它们各自也得到形义统一。参以对它们的字形讲解可知：墠，辟土广，引申封墠祭天后，另构从示之禅来表示；余者婵与女子相关，蝉为虫名，奲才是大，嬗亦与女子相关。各自形义统一，不可与单相混，从而系联出由初文派生出来的音义同源的一组同族词，也就展示出一组形义统一的同源字。
太炎先生一部《说文》讲授笔记，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文始》，既注重词的音义关系而系联汉语的词义源流系统，又兼顾了《说文》字系中各字的形义统一关系。他的实践是在所框定的封闭系统中作穷尽式的系联，具有明显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性，富于普遍性意义，把汉字形义学研究向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大力推进。如上例那样在系统中来确证一字或一组字的形义统一的讲解，在《笔记》中很多见，合而观之，整体系联，就能构成《说文》字系的整体形义系统。再举两例：
“壬，即怀妊字。负担曰任，古当作壬，横观作，怀妊与负担形同，皆有任重之义。后担壬作任，怀壬作妊。”（十四下·壬部·壬  朱记）
“ㄈ，乃矩之尺寸形。匠人用矩，故亦从ㄈ ”；又“ㄈ，受物之器，引申方。方故亦当作ㄈ，因能制物器也，故汉有尚方官。又引申为处方”；“曲，即横展之籀文ㄈ，因方必用曲尺制也。”（十二下·ㄈ部·ㄈ  朱两次记 / 曲  钱记）
当然，《说文》自身的说解在形义统一方面所得甚多甚确，对这些太炎先生在充分肯定其合系统的前提下，再进行深层次的阐发，使其更富于形义上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如《笔记》对贝部字的阐发：
“赖，赢也：无赖者，无馀利于家也。……依赖者，亦依靠人之赢馀耳”；“负，‘受贷不偿’乃本义”；“赘，放利钱，以物质钱。赘婿者，以人质钱”；“质，以物相赘为质，所质物即本也，故引申为本”；“责，求也，讨也。所讨之物为责，今为债字（以动词为名词）。”（六下·贝部  朱、钱记）
这是对《说文》“凡某之属皆从某”所作的系统性理论阐发，深入分析从“贝”字均与钱相关的构字理据，使这一部字的形义统一关系明晰而成系统。反过来，又以同一部字的形义系统来反推部首（初文、准初文）的形义统一，如在分析了“辛”部所属字的形义相合后归纳说：“辛部字多说犯罪，则辛亦有罪义，引申为辛苦。”（十四下·辛部  朱、钱记）。
太炎先生在考察汉字的形义系统时，念念不忘汉语词义系统，常常从音义同源的角度用声训法来协助形义统一的探求，使字的形义统一系统与词的音义同源系统互为佐证，得到字与词的形、音、义统一，如：
“始，女之初也。谓初成胎，始、胎皆从台声。”（十二上·女部·始  朱记）
“豈、豎、侸多有立意，即豆之本义亦有立意，?、树亦有立义，今住驻字《说文》当作侸，逗留之逗当作豆。”（八上·人部·侸  朱记）
此二条吸收声训及“右文说”的合理成分，以说字的形义统一，以见造字意图。反过来，也可用形义统一的原则依声训之法来推求词的音义同源，如“秀与秃字古音近，或是一字。秃从儿，秀从人，同”；又“苏州人称秃头曰秀顶。”（七上·禾部·秀  钱、朱记）。
总之，太炎先生对传统小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用系统比合的方法来考察《说文》字系中诸字的造字意图，从系统中来求得形义的统一，使汉字形义学理论在他手中得以发展，为全面建立《说文》字系的形义系统做了许多中观性的字族研究。因他的《说文》学重点在《说文》词义系统的宏观构拟上，故未着意去建构《说文》字系的宏观形义系统，但他从系统中去求得字的形义统一，由孤立的字形结构分析上升到系统的比合研究，无疑对汉字形义学的发展做出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新贡献。
在逐一对《说文》的字样进行形义统一的探究后，太炎先生还建立和疏理了一批汉字形义学的术语，这是他在发展汉字形义学研究上所作贡献中的一部分。除对传统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和界定外，太炎先生改造了“转注、假借”这对术语来为自己的汉字学理论服务，又在《文始》中创立和改造了一批汉字形义学术语，如初文、准初文、变易字、孳乳字、省变字、声具形残字、同体重复字等等。另外，还在《笔记》中用到多组相应的汉字学术语：
（1）正字、俗字、误字、讹字：
“睛雨字当作夝雨。夝，正字；精，借字；晴，俗字”（七上  钱记）。“徬，附行也。引申为徬边，今误作傍”（二上  钱记）。“眽，亦作砨，俗讹作覔”（四上  钱记）。正字，是指形义统一而应通用的字样；俗字，是指方言或浅人用俚俗字释来构造并取代正字的字，其造意往往不合《说文》的形义系统；误字和讹字，是形体笔划有错讹而导致形义脱节的字。
（2）本字、借字：
“旇，本字；披，乃假字（指披靡说）”（七上  朱记）。本字，是造字之时依义构形而形义贴切的原构字；借字又称假字、通假字、通借字，形与义不相切合，是借同音字来替代。
（3）古字、今字、后起字：
“薲、蘋古今字”（一下  朱记）。“舉与與论之與本字皆为舁，舉、輿、轝、與皆后起字”（十二上  朱记）。古字与今字、古字与后起字之别在于字形产生的先后不同，所记的词和所用的字形皆有源流关系，古字是源，今字、后起字是流。
（4）正体字与或体字：
“訆与嘂、叫音义皆同，实只一字。只须择一字为正体，余二为或体，则得矣，许书分列三部，亦未了之处”（三上  钱记）。这对术语是指同词异构字，音义全同而构造不同且都合理据，属异体字的一种。
（5）通用字与混用字：
“号嘑、呼吸、禝召，《说文》皆各有本字，然义皆近，故亦通用呼字”（二上  钱记）。“《说文》无志字，即识字也。盖古识、志、意三字通用。”（三上  钱记）。“吹气、炊火通、?乐器各别，今误混用”（二下  朱记）。通用字有二种：一是广义分形字中有一个是通常使用的；二是指数个义近音通的字互相通用。混用字，应是同音字的混乱使用；但这里太炎先生举的例子则是广义分形字的通用，似欠确。
在汉字形义学研究方面，与前人相比，太炎先生的突出特点在于他的系统性和普遍联系性，他反反复复地比合研究《说文》字系中字与字的各种关系，既找出其共时平面上的关系，又找出积淀在这个平面上的历时源流演变关系。考查一个字的形义是否相合，往往不只看其构成，还要看它在系统中处于何等位置，字形结构与字义能沟通还不够，还必须把它放入系统内看其与周围字的关系，能合系统又能讲清造字意图，才算真正的形义统一。正是用此法，他能纠前人之错讹，补前人理论阐述之不足，如：
“前，古剪字也”；“歬，前后之正字，前即剪刀之翦。翦乃假字，剪乃俗字，正当作前。”（二上·止部·歬  钱、朱记）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列出了这几个字，但只作了“以某为某”的说解。太炎先生用“古字、正字、假字、俗字”这样一组术语来建立一个中观的形义系统，简洁而又明晰。歬是空间的位置在前，字形从止（脚板）；前是剪刀，字形从立刀旁；翦是鸟在空中翦翅而飞，字形从羽。它们造字时都是形义统一的，使用时因音近或义近而混用，前本是剪刀形，下再加刀为剪是叠床架屋，故为俗字。这样在系统中一排列，既能找到各字形与义的统一关系，又理清了相互间在字用上的交错关系，从而明晰该字族的发展脉络。

小 结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太炎先生在汉字学理论方面的探索是有意为之的，他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小学功底，又受到西方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因而在汉字学理论与实践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太炎先生1908年在日本系统地反复讲解《说文》原文是为其汉字学研究作了理论和材料上的充分准备，《文始》的普遍系连字族推导词源则是扎实的全面的实践，而《文始·叙例》及上引一批文章中的散论则是理论上的总结。他的文（初文、准初文）和字的层次划分，他的转注推动孳乳和变易构字理论，使“六书”由实用层面上升到“二度构形”法的理论层面，为汉字构形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他继承和弘扬传统汉字形义学的精髓，力求揭示汉字的“形义统一”关系，但他不只是去考索汉字个案的形义统一，而是把《说文》字系当作一个大的形义系统，去探求单个汉字在系统中的形义统一。如果说传统的汉字形义学是析字解经的形义学，太炎先生的形义学则是独立的汉字形义学，他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为汉字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开辟全新的道路。
总之，太炎先生的汉字学理论虽未成专书，但其理论上的探索和方法上的实践在汉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至少，它是传统汉字学向现代汉字学（或称中国文字学）迈进的一座不可或缺的理论桥梁。


[①] 《国故论衡》、《文始》、《新方言》、《菿汉微言》均用“章氏丛书”本，上海右文社，1915。

[②] 俞敏《论古韵合帖屑没曷五部之通转》，《燕京学报》34期。

[③] 《黄侃论学杂著》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④] 章太炎《与金祖同论甲骨文书》，《制言》50期，1939。

[⑤] 转引自潘重规《章太炎先生之气节》，台北《中国一周》第555期。

[⑥] 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⑦] 王宁《谈章太炎、黄季刚的说文学》21页，《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⑧]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49条，《制言》25期，1936。

[⑨] 章太炎《自述小学次第》，《制言》25期，1936。

[⑩]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50条，《制言》25期，1936。

[?]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210条，《制言》43期，1938。

[?] 但植之记《菿汉雅言扎记》第211条，《制言》43期，1938。

[?] 参见万献初《论章太炎转注假借理论的实质》，《咸宁师专学报》1995年2期。

[?] 《黄侃论学杂著》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章太炎于1908 年在日本通讲三遍《说文解字》，今存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等人手录笔记50多万字，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主持整理，笔者完成其中大部分文稿，书在出版中。本文引用此稿皆省称《笔记》，钱玄同记简称“钱记”，朱希祖记简称“朱记”，前为《说文》的卷次、部首、字头。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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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治学、写论文的方法和门径

万 献 初 讲授提纲

    章黄学派人才辈出，在传统语言学（小学）研究上成就斐然，究其原因，整个学派重视读书的门径和治学的方法，学术传承有知识的传承，但更重要的是治学方法的传承。

    一、治学需“取法乎其上”
    治学必须首先立大志，只有心存高远，才能有好的发展前景。黄侃先生所言“治学，须扎硬寨，打死仗”《黄焯文集》36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是说有难度才有高度有价值，难是高雅的条件之一，大家都会的价值就不高。语言的内在规律性是很强的，用经济的手段实现表述明晰化的目的，是语言自组织的基本原则。“语言符号的演化有其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来源于语言系统自己组织了自己的演化行为。”（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前言》，民族出版社2002）。“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60页，商务印书馆1999）。语言的内在规律有深有浅，探索语言规律有难有易，要研究那些深的难的，就非下大工夫不可。
    1、宋•谢枋得《叠山集》卷二“与李养吾书”论：“天地间大事，决非天地间常人所能办。使常人皆能办大事，天亦不必产英雄矣。……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
    2、1928年2月21日金毓黼信引黄先生语：“胸中悬一鸿博之见，非经生朴学面目。”（《黄侃年谱》（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各条所引《黄侃年谱》版本与此相同。）曹子建有言：“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
    3、宋末陈仲微语：“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杭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宋史》卷422 ）。
    4、“述而不作”——作之难而述之易也。
    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曾子曰：‘难者弗辟，易者弗从’。故圣贤所能，必为至难。”
    6、马提索夫（J.A.Matisoff）：“复杂和艰难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激励学者磨练智慧，创造激动人心的论证和令人惊叹的理论建树。因此，富于创新的学者认为：东南亚区域语言的复杂性使得它成为精练历史语言学某些关键概念的理想试验室。”（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623页引，民族出版社2002）
    7、孙过庭《书谱》云：“不入其门，讵窃其奥？苟锐志于斯，未有不明者。”
    8、扬雄《法言·学行》：“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
    9、王念孙语：“学问须有性灵，苦功而无性灵，是人役也。”（《段王学五种·高邮王氏年谱》第31页引章学诚《丙辰剳记》语）
    10、林尹临终致陈新雄函：“莫为之先，人莫之知；莫为之后，人莫之传。”（陈新雄《古音研究》215页，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
    11、清·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三“与胡敬仲书”：“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
    12、清·崔述《崔东壁遗书》附录“自定全书目录”：“世之论者皆谓经济所以显名当时，著述所以传名于后世。余之意窃以为不然。人惟心有所见，茹之而不能茹，不得不假纸笔以书之，犹蚕食叶，既老，丝在腹中，欲不吐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计也。”

    二、治经学、小学应阅读之书目
    1、徐复《量守庐学纪》P148－150：“章先生指示青年必读二十一书，（黄侃）先生以为尚有未备，增益为二十五书。二十五书是：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黄侃年谱》P298 ）
     “又谓治小学须读十书，依时代为次：一《尔雅》；二《小尔雅》；三《方言》；四《说文》；五《释名》；六《广雅》；七《玉篇》；八《广韵》；九《集韵》；十《类篇》。十书中前六种为小学必要之书，昔人诠释，皆可用为研读之资。” （《黄侃年谱》P297）
    2、殷孟伦《量守庐学纪》P139－147：黄先生先让圈点《十三经》，“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流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黄侃年谱》P317 ）

    三、寻找适合自己的入学之门
    1、世上第一汽车推销员乔•吉拉德说：“问题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每次出现问题，把它解决后，自己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2、太炎先生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黄侃年谱》P312 ）
    3、《吕氏春秋•审己》“凡物之然也，必有其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
    4、《汉书·艺文志》：“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5、黄侃1928年2月8日复金毓黼信云：“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史公之所怀；（上联为）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圣师之明训。”（《黄侃年谱》P271）
    6、袁枚《随园诗话》卷五：“颜（师古）不长于天文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议也。……善藏其短而长乃俞见。”
    7、丁肇中在1996年瑞士第七届英格贝尔论坛年会上说：“如果说政治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么科学恰恰是多数服从少数。一个人提出的理论和观念，能把以前的旧理论、旧观念打破，这就是科学的进步。”
    8、何九盈：“大抵在学术研究中，谁能洞察本学科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所在，并及时地、全力以赴地去解决它，谁就能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语言丛稿·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6，282页）
    9、何九盈：“一篇博士论文能否成功，题目最为关键。只有重要题目才能出重要成果。老掉牙的题目，过于琐碎的题目，大而无当的题目，本人驾驭不了的题目，学术意义不大的题目，都应该排除。一定要深入学术前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文章。一篇论文做下来，既能出成果，也能全面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写学位论文，无疑是一件苦差事，但也是年轻人大显才学、大放厥词（取原意）、驰骋沙场、决一死战的大好时机。……在灯火阑珊处得到了什么呢？那是构建论文的三件宝物：材料、理论、方法。”（《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序》，高永安著，商务印书馆2007）

    四、治学的门径
    1、张之洞《輶轩语•语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
    2、吉川幸次郎引黄侃言云：“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黄侃年谱》P429）
    3、可借“宗法”推及“家法”：“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的法则。” （阴法鲁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1册第8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说文》“宗，尊祝福也。”（“宗”的甲骨文是房子中有牌位，本义为祭祖的场所。）学派的家法像宗法一样，是对前人的继承。
    4、黄侃1928年11月7日致陆宗达信：“学问文章皆由章句训诂起。”（《黄侃年谱》P271）
    5、黄侃予陆宗达论治学书（1932.5.31/6.10）：“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又“宁阙毋妄，潜心谨守。”
    6、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经以明道，而求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8、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序》：“尝谓以文学为事者，必以声韵为心；以声韵为心者，必以五音为本，则字母次第，其可忽乎？”

    五、治学的方法
    1、格里木（1785－1863）：观察是语言研究的灵魂。《尚书·仲虺之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2、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八首》之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大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3、黄侃主“发明之学”：“发明”是用传统方法处理新旧材料，从常见书中发掘出新东西。王国维主“发现之学”：提倡“二重证据法”，主张用新方法处理新材料。黄侃言“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亡。”（《黄侃年谱》P254）所言虽有过火之嫌，但强调对传世文献的深度发掘与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4、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黄侃语：“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对重新获得理论、见解，也可称发明。”考证学“不只是归纳，也有演绎。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发掘文献内存的证据，比什么都强。”（《黄侃年谱》P325 ）
    5、1932年8月30日论治学之道：“发见一，推明二，改善三，钩沉四，扶微五，闇中六。”（《黄侃年谱》P365、373）  又18、1931年11月13日致潘重规信：“文章不必苦学，收心近里，见的始言，则自然工妙矣。”（《黄侃年谱》P344）
    6、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书》：“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護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类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借，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7、罗常培：“正确的结论是由充实的学问、致密的方法、矜慎的态度追寻出来的。”“比较语言学本来没那么简单，如果不能讲通成套的规律，就是把一个单词孤证讲到圆通已极，也不过枉费工夫罢了。”（《语言与文化》61页、38页，北京出版社2004）
    8、何九盈：“一个学人思维能力的高下，主要表现在综合与分析这两点上。……综合是一种很高的本领，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不得益于综合。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郑玄到朱熹，无一不是综合大家。只有综合，才能创新，才能高屋建瓴，调兵遣将，一切材料为我所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就是求真务实吗？目光要像刀子那么锋利，把事物中的‘一’一一切割出来，条分缕析，纯一无间，这种本领既是天生的，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中古音·序》，张渭毅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9、冯胜利：“治学辨伪的要谛莫过于‘实’，但它远不只是以往意义上的‘求实’，当代学术应是事实（fact）、实验（testable）和实施（operable）三者缺一不可的求实精神与方法。这样的求实不仅可为辨伪提供标准，同时也是发现规律、构建理论的精神所在。”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5页）
    10、乔姆斯基曾说：“认真的研究，是先提出某种假说，尽力推衍下去，看它能把我们带到何方，以证明其真伪或需做何种修正。”

    六、做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
    1、黄侃1931年3月4日录笔记三条：
    （1）、杨岘《藏先生述》：“忆平日诏岘曰：‘置散钱满屋，无下手处，授以索则贯矣。四部书千万卷，犹散钱也。沉研一经，而群书为之用，殆犹索欤？’又曰：‘读书遇有用者，录片纸黏于壁，朝夕循览。座左右各设一空器，壁积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探左器入于右，试覆诵焉；越日探右器入于左，亦如之。勿怠勿弃。博学多识，奚难哉！’”
    （2）包世臣《国子监生凌君墓表》自述其告凌之言曰：“心之为用，苦则机窒，乐则慧生。机窒者常不卒其业。凡读书，不熟则心以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3）杨岘《陈先生述》：“先生曰：‘高邮王念孙氏三代经学，庋架无唐以后书。学贵精深，奚泛滥为？精乃道，深乃灵，无入而不絜。千载之心，勉乎哉！’”（《黄侃年谱》P326－327 ）
    2、黄侃1934年3月与赵少咸书：“大凡音学有三要：一明音理，二考音史，三索音证。明音理者，固不仅以等韵自限，而非等韵无入道之门。” （黄侃年谱》P397）
    3、黄侃1929年1月27日致陆宗达信：“大抵名物制度，宜抽绎其例，排比其文，或图之，或表之，虽有旧图旧表，仍宜自作。自作一过，则是非愈明，永不忘矣。”（《黄侃年谱》P280 ）
    4、程湘清《宋元明汉语研究·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方法论（代序）》第1页，写语言学文章的方法主要有四点：1）解剖麻雀，由点窥面；2）历史比较，鉴别异同；3）分门别类，静态描写；4）定量分析，从数求质。
    5、吴金华：“现代的科研经验提醒我们：只有在宏观背景下展开微观的研究，只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突破以往概括性的、印象性的研究水平。”（《章太炎〈新方言〉研究·序》，孙毕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郑林啸《音韵学中统计法的比较》：“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注重信度和效度，信度主要是指研究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效度主要是指研究的解释性和可推广性，运用统计学方法可以使音韵学的研究更有信度和效度。”（《语言研究》2004年3期，18页）
    7、梁启超《读书法讲义》：“中外古今大学者他们有价值的著作，多半是在四五十岁以后才成功，四五十岁以前做的什么事呢？须知都消磨在搜集资料里头”，“未有问题以前，资料平铺纸上，熟视无睹；既有问题以后，资料自然会浮凸起来。凡自己会发生一个问题，必先有若干资料曾供观察。就拿这些作基本材料，以后凡遇着和这项问题有关系的资料，见一件便搜罗一件。”要勤做笔记，读过与抄录后是不一样的, “我们若能把勤做笔记的习惯养成，那么，你所要的资料，自然常会聚拢到你身边，供给你的新见解。”再次，先做丰富的“长编”，再做简洁的定稿。（《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62－1363页）
    又《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1页：搜罗资料与发生问题的关系：“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之兴味”；“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
    又，勤做笔记、抄书的目的，是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和注意力，“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一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资料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种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的功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治国学杂话》，第25页）
    8、宋·陈骙《文则》：“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言以载事，文以著言，则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自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
    9、蒋绍愚《近代汉语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142页）：“描写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语言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各种语言现象和发展演变的情况描写清楚……但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还应该教育部作出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把有关的语言现象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看得更清楚耕准确。”
    10、毕恒达《教授为什么没告诉你》（法律出版社2007）150页：结论“是要将研究结果进一步理论化。有可能有必要的时候，再对政策或规划设计提出建议”；“结论是你现在把研究做完了，静下心、退一步、跳高一层，想想你的研究整体的意义在哪里。学术社群为什么需要多一篇你的，把你的论文放置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版图里”；151“回到你的研究发问，你论文做完了，是否回答你原来的问题，为什么？你的研究发现与分析可以跟理论产生怎样的关联，是验证、否证、修正，或更丰富了它的意涵？……提供哪些新的想法？你的研究和本土已经做过的诸多相关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果现在重新要做这个研究，你会怎么做？总之，不要进入论文资料分析的细节，而是看待论文的整体。”

    七、杂论
    1、《墨子·经说上》：“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万按：划水难分，团沙不聚。）
    2、顾炎武《答李子德书》：“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
    3、钱大昕《小学考·序》：“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
    4、王鸣盛《蛾术编》卷一：“小学宜附经，……然小学却为经之根本，自唐衰下讫明季，经学废坠千余年，无人通经，总为小学坏乱。无小学自然无经学。”
    5、惠士奇《礼说·周礼》：“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解，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
    6、张汝舟(《量守庐学纪》P155－160 )“记得黄先生说过：中国没有文法，训诂就是文法。”（《黄侃年谱》P277 ）
    7、黄侃《音韵通例》语：“韵转者必同声，声转者必同韵。”又《音略·略例》：“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不可立，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无余也。”  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窃谓古今语言之转变，由于双声者多，由于叠韵者少，不同韵之字以同纽之故而得通转者，往往有之。”
    8、王宁师有言（1993.10.28）：“《尔雅》是同训词典，不是同义词典。系连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训诂就是探源，词源学是训诂学的灵魂。”
    9、2004.10.23凤凰卫视“世纪大礼堂”华东师大胡××教授《“读经”的新意义》：章学诚“六经皆史”把经降到了工具的层次，章太炎“经是韦册之绳”也降低了。“经”有重要义，有常用义，是文化中的重要典籍（书）。今天读经是对人文危机的回应，是对矛盾社会的“和解”，经是文化的软实力（softpower）。多次读经的回应：先秦是对战乱民贫的回应；汉初是对秦始皇文化暴力的回应；宋明理学是对“佛化”的回应；今天是对人文危机、西方科学主义危机的回应。
    10、或曰：“攻其瑕，正所以护其瑜也。”
    11、维特根斯坦名言：“一个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应用。”
    12、列维－斯特劳斯语：（我）对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更感兴趣，而且善于在表面上完全相反的对象之间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从而把它们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中。
    13、冯胜利语：“语言现象往往是多重界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7页），（万按：实际上，任何一个语言系统都是历时的延续，都存在历时的因素，绝对的共时平面是不存在的，故语言材料的“泛时性”是普遍存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步龙达尔（Viggo Brondal,1887-1942 ）在“共时性”、“历时性”之外，提出“泛时性”（panchronie）和“无时性”（achronie）概念。指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语言状态里，都存在的人类普遍的因素。合乎哥本哈根学派建立的普遍语法或理性语法。）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乾嘉学风十事：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  2）选择证据，以汉唐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以经证经，可难一切传。  3）孤证不立说。  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不德。  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7）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8）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9）专喜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10）、文体贵朴实简洁，忌言有枝叶。

八、语言学方法论书目
1．《语言学方法论》，桂诗春、宁春岩  外研社1997
2．《训诂方法论》，陆宗达、王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1954－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方经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4．《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陈保亚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何大安  台北 大安出版社1987
6．《20世纪音韵学方法论》，耿振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语言研究方法导论》，金立鑫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8.《方法：语言学的灵魂》，朱晓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教授为什么没告诉我 论文写作枕边书》，台湾·毕恒达，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2010.8.20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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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诵读与国学的应用

                             ——兼说《春夜喜雨》“看、重”音义的误读

万 献 初

   
    这一段时间，日日夜夜都在赶着看论文、审论文、评论文。有本科生论文，更多是硕士、博士论文；有自己学生的，也有别人学生的；有本校的，也有外校的。还有各类研究生开题报告，时或夹杂着项目成果、职称评定的著作审读。少则三万字，多则三、五十万字，一句一句读来，多半还得一字一句地批改，真是累眼累心呀！曾佩服“超女”海选时评委们的好耐性，现在也不那么佩服了。
    总得动手改，这很痛苦。本人主要是做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曾做过两年编辑，对文章语言的简明、准确和逻辑性是有下意识敏感和要求的。然而，真的不是假话，现在的这些文章很难有字词句读来让你心平气和的。爱用长句子，居然有一句二百多字的，不加标点，自成一段，其中有n个“的、地、得”，还有n个连接词及n个顿号，你得仔细琢磨他的迷宫，给他改成十几个句子，还得完整、准确地还原他的意思，使他看后满意且略带羞涩。重复、啰嗦更是常态，句子前乱用连接词，意义不明，关系不清，删掉顿觉轻松。该用单音词的偏用复音词，用一个词足以清晰表示的却连用一串重复词语，似乎故意要把清楚的事情说模糊。不相信读者的理解能力，同一个意思反复说解，越说越不像。有篇内容很不错的博士论文，竟然在一段158字的论述中用了17个“我们”，另一篇博士论文提要一段390字论述中出现19个“研究”，累不累？我们在高层次的语言学期刊上发文章，有时因版面紧张，要求你把九千字压缩到六千字，开始总是抵触地认为不可能，不得已去做到后，发现该说的一点也没少。我试着这样硬性要求一些行文不简洁的学生，开始总是“哇哇”叫曰“不可能”，艰难实行之后的结果总是皆大欢喜。前年把一位山东籍较自负的男性硕士生的论文改得满纸一片红，后来他去社科院读博士了，过节总来一个电话，主题总是：“感谢老师让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文章有那么多的语病！”
    语言学界老辈学者中，吕叔湘先生的文章语言最好，多艰深的问题都是用流畅的语句娓娓道来，干净、简明、准确。吕先生小学功底厚实，教过中小学的语文课程并选编出版过文言文读本。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文言文演化来的，经典中的古文名篇用字、遣词、构句都是很精炼的，字句有定的格律诗词尤其精炼，所以能千百年被一代代人背诵、模仿，成为学习语言的入门范本。越是历代都流行的名句名篇，越是有内容、意境、韵律、语言上的妙处，如“床前明月光”、“白日依山尽”等，从两岁半读到八十岁，始终都喜欢，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验和收益。编入蒙学读本中的，更具有汉语基础知识的性质，幼年背诵得越多越熟，语言的基础就越牢固，成人后写文章的语言应用能力自然就越好。且不说钱玄同五岁背《尔雅》、郭沫若七岁会写格律诗对他们后来写文章的影响，蒙学“童子功”练习对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在今天也是不无例证的。比如，我正在教“音韵学”课的武汉大学06级国学实验班有位何璇，文笔不错，大二就当选“春英诗社”社长，古体诗写得也不错，是诗社“江城五月落梅花大型古典诗词吟诵会”创作、编排、演出多方面的主角，“豆蔻吟成新睡去，春风敲梦雨敲心”、“携来金谷半瓯冷，拼却玉颜一醉红”，这样优美的句子与80后充满网络随意性的语句有得一比，故她最近又获得《武汉大学报》“年度副刊奖”二等奖，是理所当然的。课堂讨论与回答问题，可见出她语言的应用能力较好，尤其对诗词韵律和语言的优美感觉很敏锐，反应快，表述得当。问是如何培养语言的组织、应用能力的，答曰：“四、五岁时，就让背诵《声律启蒙》。”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均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
    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
    钓之翁。……

是呀，这样的优雅、规范的语言应用程序刻进幼年的脑海里，到成人时的表述中自然就会有相应的表现。很小就背熟这样规范的对仗、平仄、诗韵（“平水韵”平声30韵），形成格律诗的语感，长大后有所感悟就自然地生成合格律的诗句，形式上的规范较容易达到，主要的精力可用在内容、意境和格调的升华上，就可能写出好诗来。所以，传统的蒙学诵读的确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传播模式是不可轻易废弃的。
    问题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今天的学生，即便是研习传统学术的硕士、博士生，绝大多数幼年时都没有受过蒙学诵读的严格训练，没有很好的内存，当然就没有很好的输出了，语言应用的能力差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怎么办呢？新一代的“从娃娃抓起”问题正在争论，逐步在提上议事日程，有些地方、有些家长已经在开始了部分的行动，需要呼吁和支持。对于成年了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补救的工作。比如，我们国学专业的研究生写文章没有章法，语言运用缺乏规范意识，就给他们选些八股文来读，老师专门讲一讲八股文的“起、承、转、合”，帮助他们建立规范意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体的历史已经过去，它在封建时代末期所体现出来的腐朽性是不待言的，所考所写的思想内容也是多无可取的。可它在写作训练的形式规范上是有可借鉴的，尤其是对完全缺乏传统文章范式训练的涉古专业研究生，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模式矫正作用。这就好比一个学生的字写得太差，笔画纽绞而无法认读，可拿一本正楷字帖来，督促他一笔一画地描红，一日一页，坚持百天后，虽然不一定成体，但笔画是能够写清楚的，基本的认读就没有问题了，用笔的坏习惯就改过来了，这叫做“改笔性”。有了这样的规范意识，改成了好的用笔习惯，以后再努力，说不定会写出他自己的风格，甚至成为书法家呢。亡羊补牢，那“牢”就是规范意识。
    虽然生活在现代，但人们与古代文化的联系是无处不在的。人在不愁吃、穿之后，总需要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要想提高生活质量，就得向高雅靠近，而高雅又总是与古典结缘的，因为古典的东西是一代一代前人生活积累中精华的留存，各时代绝大多数世俗的、低端的、流行的东西很快就被淘汰了，大浪淘沙，极少数高端的、典范的、雅致的存留下来。要接近高雅，就需要提高档次，增加积累，需要补课来扩展知识，提高接受和理解古典的能力。像书法、美术、京剧、武术一样，高雅是有规范的，规范是有标准形式的，形式的规定性具有共性，可以量化，可以判定高低、对错，只有先学习并掌握了形式，熟练地运用形式，才有创造的自由，才能更好地表现内容，进而体现个性并形成独到的风格。
    有位来旁听“音义学”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同时在教外国留学生的初级汉语课。他问：“要讲杜甫《春夜喜雨》诗，查课本的注解，参考专家的赏析和串讲，发现最后一联的‘看、重’两字都有平声、去声两种不同的读音和理解，哪一个对呢？”当时与他讨论了一番，大致有个定夺。回来细想，感觉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补充进去。

杜甫 《春夜喜雨》

（约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诗中，杜甫以喜悦的心情描绘春夜细雨，赞美春雨适时到来且下得透彻，无心讨“好”而有意“润物”，句中虽不直言“喜”，而如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言“喜意都从罅缝里迸透”。尾联是写想象中的情景：明天早晨放眼望去，锦官城（成都）到处都是一片雨后清新而浓艳的繁花春景。
    “看”字的构形是手掌下有目（“目”是眼眶内有眼珠形），本义是用手掌靠着额头遮住眼睛远望、环视，孙悟空在云端下望尘世的样子就是典型的“看”，《说文解字·手部》“看,睎也，从手下目”，又“睎，眄望也”，桂馥义证引《九经字样》“凡物见不审，则手遮目看之，故从手下目”。《广韵》“看”有二读：一读苦寒切，溪母寒韵平声，即今Kān；一读苦旰切，溪母翰韵去声，即今Kàn。今天普通意义上的看中古多用“视、见”，故有“视而不见”之语，唐代“看”主要用作远望、环视之义且多读平声，这个读音今天还残留在“看护、看门、看守”等词中，读Kān。后来，“看”的词义逐渐扩大而取代“视”，读去声苦旰切的Kàn，成为通用义的看。杜甫诗中的“看”多是用“以手加额遮目而望”的遥望、环视义，读平声。如：《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看”是遥望义，与“安、寒、干（乾）”押韵，读平声；《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看”是环视、探望义，与“人”押韵，读平声；《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颔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却看”是退几步回头望，“看”读平声。同时代文人作品中的“看”也多读平声，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看”是远望义，读平声。
    本诗“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看”处于平仄节奏点的双数第2字上（1、3、5不论，2、4、6分明），肯定是读平声的，杜甫是当时格律最严整的诗人，不会有误。从诗意上讲，“晓看红湿处”的“晓看”，正是“早起放眼望满城带雨的红花”，且一望无涯，而不是一般的、一点的“看看”，故当读平声才能明诗人胸中的阔达意境。
    有个关于唐诗中“看”今该读平声Kān的小故事。某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老教授招收研究生，面试谈到杜甫的《月夜》诗，教授问：第二句末一字（“闺中只独看”的“看”）今天该读什么音。应试者想了想，肯定地说：读Kàn。问：还可能有别的读音吗？坚决肯定地回答：没有，就读Kàn。教授也无可奈何地肯定：“那你回去好好地看（Kàn）一看（Kàn），明年再来吧！”没有录取他。只有真正的“老”教授才可能这样。
    “重”字，《说文·重部》 “重，厚也，从壬東声”，“壬”是挑重担，把字形横下来，中间的长画是人，两头是重物，一长横是扁担，后来再加人旁成“任”（重任）；“東”本是两头束紧中有重物的“囊”形，图形文字画的正是一个人躬身背负重囊的样子，《井侯簋》字形把“東”与人身合在一起，后来隶化就成了“重”形。“重”本用人负载重物形表示厚重，重物之囊与人叠加，引申分化有“叠”义，《玉篇·重部》“重，不轻也”，又《壬部》“重，叠也”。《广韵》“重”有二音：一读柱用切，澄母用韵去声，即今zhòng，“厚也”；一读直容切，澄母钟韵平声，即今chóng，“複也，叠也”。中古只有去声、平声之别，今加上声母送气与不送气之别。
    从诗意上看，“花重锦官城”，可读“重”为平声chóng，放眼望去，雨后花很多，重重叠叠，望不到头；也可读“重”为去声zhòng，是说雨后花湿而加重且繁多。“诗无达诂”，都可讲通。但从格律上看，该句是仄仄仄平平，句中“重”为第二字仄声，一定是读去声zhòng的。是不是读去声更好呢？梁简文帝《赋得入阶雨》诗有“渍花枝觉重”句，花因着雨而显得饱满沉重，压得枝都弯了。有所谓“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之说，杜甫是注重师法前人且化成己意的，前有“红湿”后应“花重”，正当是化用“渍花重”之意蕴。且此处“重”还有“浓”意，细雨夜润之后，满城繁华尽情绽放，红艳浓烈，春色厚重。《唐诗鉴赏辞典》此诗由霍松林先生赏析，谓此句：“整个锦官城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当为得作者之胸臆。则“重”读去声为优。
    一字多音表多词多义，属于派生性“音变构词”，“单字音变构词法”是汉语在上古末期至中古前期（周秦至隋唐）最为能产的构词法，六朝学人撰写过大量的音义书，其中很大的篇幅就是随文释义地辨析这类一形多音多义的“破读”，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集其大成，宋贾昌朝《群经音辨》承陆氏而对近千条该类字词作系统的专门研究。这类字词都是常用的，在历代诗文作品中经常都会见到。因此，辨析这类“破读”，使初学者读音、理解正确，就成为教育和科举的传统命题。北宋以来，《礼部韵略》、《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实用性韵书都或加圈或标号来辨析这类别义异读。元代刘鉴的《经史动静字音》，明代张位的《发音录》，清代彭元瑞的《韵字辩同》、诸玉衡的《韵辩一隅》、王念孙的《音义异同》、孙同元《今韵三辩》等，许多著作都集中辨析过这类异读，为学童和科考士子扫清读书的障碍。其中最基本的内容也收入各种蒙学读本中，如果诵读得很熟，对作品中的异读就较易感觉到并辨析清楚了，读书、写文章也就不会常常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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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首届中国青少年语文风采大赛

经典诵读的误读何其多

万 献 初

   
    读书，读书，中国传统的经典是要“读”的，“读”字从“言”旁，《说文》“读，诵书也”，要把书读出声来，而且是有节奏的高声诵读。顾炎武曾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读书先要知道正确的读音，误读就会音义不通而闹笑话。然而，“字是眼学，音是耳学”，认字可用自己眼睛去看书，学音却一定要用耳朵听老师念读，正确的读音是一代代老师口耳相传下来的，后来才用反切和音标标示出来。
    古代儿童入学发蒙，总是先诵读而后认字知义的，误读不多。现代人阅读经典不多，诵读更少，师传不继，读音正确的老师越来越少，误读也就越来越多。不出声的阅读，其实是有很多字音讹误而不自知的，想当然、“秀才认字认半边”等误读人人都有，如“造诣yì”就有人读了一辈子的“造纸（旨）zhǐ”，“行hánɡ伍”有人读一辈子的“行xínɡ伍”等。记得大学本科上中文系时，早晨很多同学在校园树丛中背诵古诗古文，有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路过，驻足听一名大二的同学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发现居然有近二十处是读音有讹误的。老先生吃惊不小，写了篇文章，在校广播台播放了好几遍，我们听了既震惊又惭愧，之后读古诗文先小心翼翼地查对读音才敢开口，至今心有余悸。
    暑假，应邀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主办、在北京温都水城王府学校举行的“2009年首届中国青少年语文风采大赛”，分给我负责的是中学组的“中华文化传统经典诵读比赛”的评审。参赛的队很多，孩子们的热情很高，可见“国学热”不是假象。现今的学生普通话标准度普遍较高，舞台的表现欲和表现力都很不错，在老师指导下，对所诵经典名篇的内容、格调、韵律的把握和表现也都不错，有的队诸项水平都很高，如成都七中的初中、高中队都很突出，受到评委们的一致肯定，获得团体金奖。
    然而，一场一场听下来，发现对经典字词的语音误读实在多哇！有的常用字词错得刺耳，以至台下遍起嘘声。有的是各家读法不同而不知所从，如“胜”读shēnɡ或读shènɡ，“乐”读yuè或lè等。这样的且不去说它。由于所诵读篇目限在语文课本之内，重复的篇目就很多，有的误读是大家都误而都不知觉的，这就需要指出来了。有的是普遍性的韵读处理失当，也是需要提请注意的。如：
    《荀子》“劝学”篇，有很多队诵读，其中“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句中“参”都读cān。《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三sān”表示多（古有读去声sàn的，今一般都读平声），意为“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那么，荀子的“日参省”等于曾子的“日三省”，“参”即是“三”而当读sān，“三”又作“叁”，“叁”与“参”只是字形下部三横改为三撇而已。《荀子》该句有唐人杨倞注：“参，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参”的繁体字作“參”，是“曑”的省写，《说文》“曑，商星，从晶㐱声。參，曑或省”，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曑象曑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是说“曑”是天上黄道二十八宿中三颗星相联而组成的“曑宿”名，字形上有三星（晶），中有“人”，因是三星组成而下再加“三（彡）”,故此字本表星宿名，又表数字“三”，引申表示“配合、参与”义，本字都作“曑（參-参）”形，后区别：数字读sān作“叁”，参与义读cān作“参”。而《荀子》此句用本字“参”形而义实为“三”而应当读sān，读cān是误读。也有人认为该句原文本作“君子博学而日参己”，“省乎”二字是后人误加的衍字，则“参”作动词为“参验”义就可以读cān了（清人俞樾等）。但今本《荀子》及中学语文课本都有“省乎”二字，故“参”是数词“三”而只能读sān，读cān是误读。
    有的误读更普遍而更难辨别，如陆游《钗头凤》词“东风恶，欢情薄”的“薄”，几个选手诵读都读báo，其实此处的“薄”不是读阳平的厚薄义，而是读入声的“迫促”义，表示出于压力而欢情十分短促，“薄”与“恶、索、错”押入声铎韵，今天读去声pò（同迫）比读阳平báo更为合适。（参见拙文《陆游<钗头凤>韵读的音义辨析》，《文学遗产》2008年2期；又可参万献初sina博客）。又如苏轼《前赤壁赋》“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句中的“少”表示时间短（一会儿）、逐渐（渐渐地）之意，是个副词，不当读上声shǎo，当读平声shāo，也就是“稍”，《玉篇》“稍，渐也”。
    更普遍的，是中古入声字在今天的韵读问题。汉语中古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经千百年语音演变，到近现代变成“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主要规律有：“平分阴阳”，中古平声今天分成了阴平、阳平两调；“入派三声”，中古的入声是带有短促塞音韵尾 -p、-t、-k 的，后来塞音韵尾消失变成了开音节，入声调消失而归入平、上、去三声（今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中去了。因此，中古诗词押入声韵的，今天读来就不顺口了。如：

岳飞《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歇、烈、月、切、雪、灭、缺、血、阙”在宋代岳飞时都读入声（《广韵》月、薛、屑韵），都带有 -t 塞音韵尾，所以当时是押韵的。入声消失后，这些字大部分派入今天的去声，如“烈、月、切、灭、阙”；有的派入今天的阴平，如“歇xiē、缺quē”；有的派入今天的上声，如“雪xuě、血xuě”，读起来就不顺了。这次比赛中，选诵该词的队很多，是重复诵读最多的一篇，为求韵律和谐，各显神通，有少数读“歇、雪、缺、血”为今天本调的，更多是就语感而改读的，改读的调不等，改读的字不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变通的最好办法是：凡中古押入声韵的韵脚字，今天派入阴平、阳平、上声的，都改读为去声，诵读起来就韵脚和谐了，即临场改读“歇xiē、缺quē、雪xuě、血xuě”为去声“歇xiè、缺què、雪xuè、血xuè”，就与去声“烈、月、切、灭、阙”韵读和谐了。
    为什么要改读为去声而不是其它声调呢？这是因为去声与古入声关系最密切。黄侃先生在《音略》中认为上古只有平、入二声，“其后，入声少变而为去，平声少变而为上，故成四声”；王力先生则认为：上古有短入、长入，短入变为中古入声，长入演变为中古的去声。就是说，中古的入声、去声在上古本同一家，特点相近。“入声短促急收藏”，入声是低、短、促的收式调；“去声分明哀远道”，去声也是具有降、促的收式调。所以，中古入声派四声以派入今去声的为最多，今读去声的韵脚字最接近中古入声的特点和语感。故中古入声派入今阴平、阳平、上声的部分字，在诵读时读本声就显得不顺口，改读去声就显得韵脚和谐了。
    改中古入声韵脚字为今去声读，不但在音理和听感上和谐，在诗词意蕴和意境上也能收到接近入声的艺术效果，也就更接近作者当时的创作感受。如：

柳宗元《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中“绝、灭、雪”是韵脚字，在唐代是都是收 -t 塞音韵尾的入声字（《广韵》都属入声薛韵）。入声消失，派入今去声的是“灭miè”，派入今阳平的是“绝jié”，派入今上声的是“雪xuě”。该诗表现的是柳宗元孤独、寂灭的心境和意境，用极为短促而急收的入声韵正好表现，今入声消失，若改读为去声“绝jiè、灭miè、雪xuè”，低降而短促，差可体现原入声韵的情景和意境。如果仍读阳平“绝jié”和上声“雪xuě”，调上扬而拉长，那就韵味全无，有悖于作者的一片苦心。
    古人蒙学的口耳相传，不知不觉中解决了经典音读的正确性问题。今天的青少年经典诵读有不少误读，这不是孩子们的问题。“国学热”不是凭空就能热起来并热好的，还有很多的基础工作要做，还有很多课要补。我们的语文课本、蒙学读本、国学教材都应该注重这类基础工作：把字写正了，把音注对了，把义解准了，把标点标正确了。现在，这类问题比比皆是，该注的不注，不该注的乱注，该讲的讲不了，不该讲的胡讲一大通。我们的各级教师，各种培训、比赛的组织者，一是要确实提高自身的水平，二是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大智慧的不朽经典，是有蕴含、有深度、有难度的，不下功夫，不可能轻易就掌握好并运用好，更难说很好地代代相传了。没有“皓首穷经”的求真务实精神和“诲人不倦”的敬业态度，“国学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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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辅导及习题集·前言》（崇文书局2007）

                                     ——中国文学的知识储备与思辨训练

《左传》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都强调了文采的重要性，而文采之美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学中国古代文学者，需要有情怀，有文采，有好的审美感悟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与以儒家理论为主导的政治理念相裹胁，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自古而然。此观念虽屡受冲击，然一番番波动之后，仍一次次回占主流地位，以致近代还有“六经皆史”之说。然而，不惟六经皆史亦皆文，实则“诸史亦皆文”，《诗经》、楚辞是优美文学自不待言，《左传》、《史记》等何尝不是文采炳焕，对后代各文学体式影响深远？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曹植等文人自觉创作之后，经魏晋南北朝众多作家、理论家执着追求，“文学自觉”遂得以实现。此后，虽历代不乏载道、言志之诗文及其作者，但诸如陶渊明、李白、李商隐之属以文学自身为务者代有人出。欧阳修、苏轼等自觉谋求文学自身的独立，重视文学的艺术形式不亚于重视其思想内容，自觉追求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文学不再只是载道之工具，而有其自身高雅的品位和美感，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体现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此后，或以“复古”为号召，或以“性灵”、“童心”为旗帜，抑或由诗至词、至戏曲、至小说不断的形式探求，直到王国维的“意境”论，都在努力促使或保持文学作为“文学”的自身性质。
因此，要学好中国文学，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学的本质。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虽然属于古典文献，但古代文学不同于古典文献学，不是文献的整理与阅读问题。学文学，不唯要有文学审美情怀和能力，还要作系统的知识储备和思辨的训练，要有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的知识积累；还要有对于文学派别、文学理论、文学鉴赏与批评的分析与综合能力的系统训练。《文心雕龙·神思》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正是此意。
本书正是为实现这样的知识储备和思辨训练而编写的。除绪论外，全书分为九篇，分别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以及近代文学。在编排上，每编包括名词术语、主要概念、作家作品、章节精讲、历年真题精选以及思考与练习。这样的体例安排，既能突出每章脉络结构，又能对重点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其中，真题精选以及思考与练习之后均附有答案与讲解，便于考生参考复习、加深记忆。在全书最后，编者参照大纲要求，精心编写了配套的模拟试题，并附有参考答案，以巩固所学知识点。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目前高等院校文学相关专业通行的权威教材之一，本书对其丰富的内容只是做了一些提炼，主要观点和材料均以之为准，而对一些有分歧的意见，本书则未予讨论。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摘选了部分高校的考研真题，参阅了一些相关的教材、文献、辅导书等，难一一注明出处，在此一并对著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万献初教授指导了本书的编写并作了统稿，部分章节由朱聃、唐晓娟、刘欣、刘净、贾超编写，在此谨对参与本书工作的各位编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