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县图书馆“书-时光”公益讲坛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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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历史――对于历史的态度》 接到这样一个公益讲座的邀请之后，我确定了重读历史这样一个讲题。 因为这是这个公益讲座的第一堂课，我和主办方说，我愿意充当这样一个小白鼠，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为一个小白鼠，我看到了主办方的慎重与认真，他们的努力值得尊重。 历史尚未走远，翻开历史的前页，还是触手可及，尚留余温。 历史总让人惦记。 说到历史，我们常常说到的一句话：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为了增加这句话的说服力和份量，人们常说这话出自胡适。 这是一个误会。 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所传递出的，可能是历史存在的现实状态，去不该是历史的应有状态。 历史是严肃的，历史是有尊严的。 对于历史，应该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 历史不应该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无论是历史意见，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历史，还是时代意见，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历史，无论哪种的意见，归根结底都只能是个人意见。 一切人的读史，都只是个人读史。 我的读史，是民间立场，个人意见。 所有的历史都将远去，我们也终将远去。 历史总让人惦记，如同我们惦记自己的童年。 何以至此？ 是每个读史的人都必然心存的一个问题。 我的意见绝不代表唯一意见，更不代表正确意见。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熟悉了一句话：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说的文言一点： 胜者王侯败者贼。 成败只是最后的结果，我们要追问成败的过程。 生活是依然还活着的人的历史，历史是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人的生活。 在准备课课程的过程中，和周围的朋友也进行了探讨，他们给予我诸多有益的意见。 在讲述历史之前，我设计了一些提问。 问题一： 你有一个对头，你决定第二天带人去把他干掉，第二天一大早，你的对头带着礼物跑到你家里来解释说这是一场误会，赔礼道歉，于是你们一起喝酒，这时候，你的一个朋友把你叫道一旁说，这小子不厚道，以后还会来对付你，是你最危险的潜在的敌人，我们现在就在酒桌上把他干掉吧。 你的选择一，听从朋友的意见，跑到饭桌上立马杀掉这个家伙。 你的选择二，不听朋友的劝告，放走这个家伙。 问题二： 你有一个对手，块头比你大，力气比你大，正向你冲过来和你打架，突然你的对手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就俯下身子去系鞋带，这时候，你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快冲过去照着他的脸来上一脚，这大概是你能够获胜的唯一一个机会。 你的选择一，听朋友的意见，从上去给那个低头系鞋带的家伙当头来上一脚。 你的选择二，不听朋友的意见，等那个大个子系好鞋带站起来在和他掐架。 问题三： 你和一个人掐架，是他主动找你打架的，这回你掐赢了，你的对手被打的鼻青脸肿没有脾气了，向你提出要投降，你正准备接受对手的请求的时候，你身边又有一个真心对你的哥们说不行，不能接受这小子投降，这小子是家投降，以后有了机会这小子一定会对你复仇的，暗算你的，现在就杀了他。 你的选择一，听朋友的意见，不接受对手投降，立马杀了这小子，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你的选择二，不听朋友的劝告，接受对手的投降。 对于上述问题，被问到的人多少都有些纠结，有些是在做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之后才给出了答案。他们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没有正确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 过去的历史可能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生活中的选择和行为方式。 提问的时候，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我的三个假设的所指。 第一个问题是鸿门宴的故事。问的是项羽要不要杀刘邦。 第二个问题是泓水之战，问的是要不要乘人之危半渡而击。 第三个问题是夫差和勾践的故事，问的该不该接受对手的投降。 还有两个设问： 假设你有一个敌人，比你强大，你打不过他，就躲着不和他打架，这时候，他把你爹给绑架了，说你要是再不出来，就掐死你爹。 你的选择一，站出来说，你要找的是我，你先放了我爹，我们来掐架。 你的选择二，就是不出去，告诉你的对手，我爹就是你爹，你要杀了他熬汤喝，也给我一碗让我常常。 假设你坐在一辆车上逃命，情况非常危急，车上有四个人，你，司机，你的两个孩子，因为超重，车子跑不快，必须要有人下车，才能脱离险境。 你的选择稍微多一点。 选择一，都不下车，要死要活在一起。 选择二，把司机退下车，当让你这样想过，可你不会驾车，驾车的手艺很差劲，由你自己驾车只会更危险。 选择三，你自己下车，把危险引开，让孩子安全逃离险境。 选择四，把孩子推下车。

深水狼 2011-07-04 09:37 《田忌赛马和龟兔赛跑的故事》 田忌赛马 故事出自《史记》传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田忌赛马》的故事被选入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第十册（五年级下学期）的讲读课文。 这篇课文所揭示的，要完成的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们知道： 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 检讨比赛规则，检讨比赛过程和结果。 这场被动了手脚的比赛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就是田忌的马跑得比齐王的马快。 比赛结束了，没人追究这场比赛的过程是否公平，比赛的结果是否公正。 想要给齐王和他的马讨一个说法，讨回一个公道，除了必须先给比赛设计一个合理的规则，更要有一群敢于对违规喊停的观众。 可以是一对一的淘汰赛，也可以是六匹马一起跑，然后综合排名，可惜，可悲，没有人想到要去完善一个规则，就已经有人开始学着破坏规则了。 龟兔赛跑 入选人教版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 乌龟和兔子比赛，比赛的项目是跑步。 预备，跑，兔子和乌龟出发了，然后，兔子找个地方睡大觉去了，乌龟坚持着爬呀爬，于是超级黑马出现，乌龟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兔子输了。 这个故事或这篇课文所传递的教育意义是非常直接的： 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坚持不懈必能取得成功。 我把《田忌赛马》和《龟兔赛跑》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讲，是因为这是关于竞争和比赛最为著名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这两场比赛有两个共同点： 都是处在劣势的一方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都不是靠自身实力战胜对手赢得胜利的。 不同点： 田忌赛马是利用规则的空子。 龟兔赛跑是利用了对手的失误。 这两场比赛都看重比赛结果，不重比赛过程，比赛结果都有问题，给观众一个错误的结论： 田忌的马比齐王的马跑得快。 乌龟比兔子跑得快。 赛马之后的孙膑 围魏救赵桂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 马陵道诱敌入伏（公元前341） 乱七八糟讲了许多，才算进入要讲的主题。

深水狼 2011-07-04 09:37 重读宋襄公之泓水之战 《一群奇怪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宋人是被其他各诸侯国普遍被视的异类，以致成为愚蠢的代名词。 《一个与众不同的诸侯国》 周武王打败商朝，并没有对商进行灭绝性的打击，而是继续尊重并保留了商朝原来的贵族和特权。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称宋公，续殷祀，以公爵立诸侯国，建都于商之发祥地商丘，继续延续商的宗祀，管理商的遗民。 在宋国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存在着文化差异。 《国王和诗人的儿子》 宋襄公的名字叫兹父，是宋桓公的嫡长子，也是太子，为宋桓夫人所出。 《诗经》中的《河广》：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王子和宋国的理想》 梦想与宿命。 宋襄公有一个理想，目标远大的光荣理想。 这个理想就是继承先祖商汤的仁义，重现殷商文化的辉煌。 因此就宋襄公的立场，大有“商朝在宋国”之意。 《推位让国》 《左传纪事本末》说： 僖公八年冬（前652年），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兹甫即位，是为宋襄公。襄公以公子目夷为司马，子鱼相宋。 子鱼：子姓，宋氏，名目夷，字子鱼。就是在宋襄公当初继位之时要禅让的庶兄目夷，是宋桓公的庶长子，人称公子目夷。 让王位可不是像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让一个梨那么简单那么好玩，弄不好就是你死我亡，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齐桓公在宋国的癸丘之盟》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癸丘(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召集鲁僖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等国会盟，而以齐桓公为主盟。 条约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成为中原的首位霸主。 《齐桓公的遗嘱执行人》 宋襄公率领着曹国、卫国、邾国攻齐，以助吕昭归国争位。 这些历来被人轻视的小诸侯国将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改变春秋时期第一个超级大国――齐国的政局。 《杀死一个国王来祭祀神》 《左传•僖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郐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乘车之会和兵车之会》 《春秋公羊传》： 宋公与楚子期于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为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隳之，不可。”约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 在阿瑟•史密斯著名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史密斯引用基德教授谈中国人的“信”这一做人教条说的： 假如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选择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与他们现有的实际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实践中遭到蔑视，那么这一美德一定是“信”。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表现的品质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们的敌人讽刺他们的地方。虚伪、不真诚、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 《从国王到囚徒》 目夷亲自来到卫国请兹父回去继续领导国家，并说：“国为君守之，君何为不入？”楚成王把宋襄公释放回宋国，是对宋襄公和目夷兄弟的一个检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宋国已经有了一个代理国王，因为，楚成王的王位就是杀了自己的哥哥抢来的。 只是这次，楚成王又失望，他没有看到兄弟想让，宋国很平静的解决了两个国王的问题。 《泓水之战》 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泓水之战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的《子鱼论战》 《子鱼论战》鄂教版语文九年级下册 《子鱼论战》选自《左卷》 《子鱼论战》入选中国一本著名的文选《古文观止》 教科书对于《子鱼论战》的解读是：只有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如果独断专行，自以为是，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 是否采纳正确的意见，是成败得失的关键。 《左传》中有一条凡例，叫“皆阵曰战”，即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能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 “战”都是双方摆好阵势，不用“权诡变诈”，“坚而又备，各得其所，成败决于志力”（《左传》撞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极其注疏）。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说：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宋国的客人》 宋和楚都接待的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晋国流亡王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 宋襄公：送车二十乘。 楚成王：你拿什么回报我。 《是不是春秋五霸》 孟子：齐、晋、楚、宋、秦。 荀子：齐、晋、楚、吴、越。 孟子讲究仁义，所以评定标准不以成败，而以其为人来界定，荀子注重现实，因此从成败的角度上主张吴越。 荀子终究没有成为儒家正朔，因此后世仍以孟子的五霸之说为准。 《史记》、《左传》、《汉书》这些史学专著中的春秋五霸里都有宋襄公。 而我们现行的教科书对春秋五霸的排列取舍是取自墨子和荀子的说法。 现行历史教科书取前一种说法。把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作为备注，和宋襄公一起被开出的五霸还有秦穆公。 《晋楚城濮之战》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22]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冬，楚子及诸侯围宋。 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攻其必救。 楚成王引古代兵书《军志》内容：“有德不可敌。” 狐偃对“退避三舍”原因的解释：“师直为壮，曲为老”，“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 《左传》评价城濮之战中的晋：“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上述三条记载都反映出春秋时期的战略思想：以德服人。 《楚成王之死》 据《左传》： 冬十月，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丁未，王缢。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 《不够意思的齐孝公》 楚成王在会盟上与乘车之会的宋襄公兵车相见，并且绑架囚禁了宋襄公，和齐孝公的不到场大有关系。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 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4年）夏，鲁国大饥，齐孝公趁机攻鲁。鲁大夫展喜日夜兼程，在齐鲁边界上遭遇孝公，以牛羊、酒食犒劳齐国军队。 《小说中的宋襄公》 《东周列国志》中，中国明代的小说家冯梦龙为宋襄公编了另外一套说辞，说是宋襄公于战前在车上预竖了一面大旗，上绣“仁义”二字，待得此时便道：“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 中国的小说家无疑缺乏古希腊戏剧家们的悲剧意识，把一出悲壮的情节描述成了一出滑稽的闹剧。 宋襄公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实在是太势利了，我们太习惯以成败来论英雄了。 《宋襄身后说》 《史记•宋世家》在最后就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左传》，记载了公子目夷与公孙固的反对意见，对宋襄公持批评态度，但仅限于批评宋襄公的食古不化和顽固守旧。 《公羊传》对宋襄公与泓之战大唱赞歌，给出了一个肯定的评价：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盛赞宋襄公泓之战可比于周文王，并相信他本来应该像文王一样取得成功，可他最终失败了。 同为《春秋三传》之一的《谷梁传》对宋襄公的评价就不这么好了，给出了一个否定的评价： 郑君释之曰：“教民习战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诈战谓不期也。既期矣，当观敌为策，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战违之，又不用其臣之谋而败，故徒善不用贤良，不足以兴霸主之功，徒言不知权谲之谋，不足不足以交邻国、会远疆。 《韩非子•难一》： “繁礼君子，不厌忠信；兵阵之间，不厌诈伪。” 苏轼《宋襄公论》： 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 番焉，有丧拜焉，非列国诸侯之所敢敌也。而曰“及楚人战于泓。”楚，夷狄之国，人微者之称。以天子之上公，而当夷狄之微者，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 《论持久战》：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淮南子》： “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泓水之战标志着自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的“礼义之兵”退出历史舞台，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的崛起。 《司马法和孙子兵法》 两军交战，宋襄公学的是《司马法》，别人学的都是《孙子兵法》。 这就如同两支上场踢球的球队，一个球队拿着一本比赛规则，这不许，那也不能，不能背后铲人，不能用用手触球，一个队拿着另一本规则，这个规则说啥也别管，把球弄进球门就行了。 《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 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 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 《孙子兵法》认为：兵以诈立。 李零在解读《孙子》时说： 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看这句话，让我感到恐惧，严重的没有安全感了。 生活中，人，不能只是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 战场上，军队，也不能只是为了胜利而丧失人性。 这就是诚实的仁义。 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信念，宋襄公不惜舍生不惜失败不惜亡国也要维护的仁义。 《宋襄公之后的宋国》 《左传•宣公二年》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佯，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 《孔子和子路之死》 公元前479年，一生致力于“仁义”和“克己复礼”的孔子死了。 孔子死前告诉他的弟子端木赐说自己就要死了，说他做了一个梦，棺木停在两个柱子之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闲。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闲，予始殷人也。” 七天之后，孔子死了。 孔子至死都是把自己视为殷商后人的。 在孔子死前的一年，孔子的弟子死在了商人后裔的另一个国家，卫国。 子路之死，也非常奇怪。当时卫国发生内乱，所有的人都往外跑，子路却往城内跑，大家都很奇怪，这么个赶着送死的家伙却告诉人家说：吃人家的俸禄，就要管人家的灾祸。 和叛党决斗的时候，子路帽子上的缨子被人给砍掉了，帽子也掉在了地上，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君子死的时候，帽子不能落在地上。 子路捡起帽子的缨子，戴上，打好结，“遂结缨而死”，叛党就把他给砍死了，后来被剁成了肉酱。 宋襄公说：我们可以亡国（已经亡过一次国），但不可以去攻打没有列队的军队。 子路说：我可以死，但我死的时候不能没有戴好帽子。 司马迁有句名言，大家都会背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人终有一死，最好能够死得有尊严。 《结束语》 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召集各国在宋召开了第一次弭兵会盟。575年的晋楚鄢陵之战导致会盟破裂。 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齐秦及其他的小国，导致十余个国家的大夫在宋国达成了“弭兵”之约。 事在《左传•襄公二十年》。 第二次弭兵会盟之后，晋楚两个大国休战达十四年之久，战争的中心开始转向吴国和楚国，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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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z]　　
　　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历史的传统。或许是从结绳记事开始的第一个绳结，或许是制陶刻符时有意留下的一个划痕，又或者是岩壁上随意涂抹的图画。总之，历史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我们的祖先，尝试记录下他们的每一个脚印。
　　我们也有着伟大的写史传统和伟大的史家。“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历代的“良史”们，以笔墨和鲜血维护着历史的尊严。
　　然而，数千年以降，中国有官史而无民史，有史官而少有史家。即以司马迁之伟大，其主旨也仅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传之后世，史书更沦为“绍百王之正统”之用。
　　百年之前，梁启超始指出，所谓中国历代各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从旧纲常中猛醒的人们发现，中国需要的是民史，而非官史，“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专制者将写史之笔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在那个时代，如席勒所说，写历史的不是神灵，而是权力受限制的人们。于是历史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充斥着遗漏、掩饰、遮蔽、避讳与歪曲。而在历史迷宫中寻找来时的道路与去往的方向，就成了当代写史者的天赋责任。
　　事实上，人民本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天然是历史的书写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
　　历史，是我们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这种集体经验的保存，就是真正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与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公民权利。
　　因此，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来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
　　古往今来，为了保存历史的本真，人们还一直尝试用更坚固的东西来记录历史，但这也是徒劳，再坚固的物体，同样敌不过时间的流逝，何况还有帝王的“焚书坑儒”。
　　于是，历史不再寄希望于坚固的物体，而在于更广泛的传播，知道真相的人越多，历史被保存下来的希望就越大。从竹简、纸张到影像、数字媒体，这些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材料不再追寻本身的坚固，而在于记录的便捷和传播的广泛。
　　是社会的进步赋予了公民写史的可能，而记录和传播技术的演进，则给了每个人书写历史的手段。在这个时代，权力或知识的垄断者不再是历史的垄断者。
　　我们不仅有笔和纸，我们还有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社区、博客……我们既可以记录现在或还原过去，也可以通过追记家世修缮家谱来接续失落的传统。我们定义的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我们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史。
　　 因此，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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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国涌     




    范文澜曾经说过，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顾准同意这一判断，他批评“史官文化”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确实，“史官”二字的重心在于一个“官”字，“史”在这里是服从于“官”，服务于“官”的，卷帖浩繁的二十五史都是史官修的“正史”，此外的史书都被看作是“野史”。说白了，所谓“正史”也并无自身独立的价值，是从属于帝王权杖之下的，充其量只是给帝王“资治”的镜子。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史官文化”毫无正面意义，司马迁以忍辱之身秉笔直书他栖身的当朝事，以文治武功睥睨一世的汉武帝对他的记录、评判也抱有或多或少的敬畏。还有更早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文化产物的正史，因为他们这样的史官一代代的努力而获得了一点尊严。
        进入近代，随着循环王朝的陨落，史官文化开始消亡，史官的功能实际上被新闻记者代替了，有些记者主观上并无这样的自觉，客观上却以自己手中的笔记录了亲历、亲闻的历史。有些报人本身就具备强烈的历史意识，报业巨子史量才认为报纸是“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他曾声言要把《申报》办成供后人借鉴的“史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说，新闻记者的位置就如同昔日的史官，史官要有不畏强权的精神，不惜杀身成仁的意志，而且要兼具才、学、识，记者也应该如此。
        今天看来，包括《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在内，未尝不是一部部各有特色、各有侧重的中国近代史，在摆脱了帝王一家一姓的统治之后，关注时代思潮、国计民生、社会世态的新闻记者，也已经超越昔日史官只能为皇家做起居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宿命，视野更为开阔，目光所及不再是狭隘的朝廷，而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侧面。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史，记者们留下的记录就是不可回避的第一手材料，那里面有一个个真实的侧影，那是不同眼睛看到的历史面貌，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大致上接近本来面目的历史画卷。
        可以说，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实际上也担负着史家的职责，他的目光所及都将成为历史，他手里握的笔就是史家之笔，不仅记录今天，而且昭示后世。记者的责任因此而显得沉重，无冕之王的桂冠因此而笼罩着一层光环。我对中国近代史关注得比较多，在史料方面，最初我比较看重政治史、思想史上那些人物的文集，这些年渐渐转移到老报纸、老刊物以及报人、记者的文集上，原因在于后者更接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到历史的真相。比如一张新闻照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早在1909年慈禧太后出殡时有些新军士兵就已剪了辫子。
        只活了32岁的杰出记者黄远生，在民国最初几年发表了许多生动的通讯和犀利的评论，其立场相对中立、客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个复杂的年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部80万字的《胡政之文集》，从1912年到1948，则跨越了整个可歌可泣、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过渡时代，从简短的电讯、时评到详实的通讯，这是一个记者眼中的风云，笔底的波澜，凝铸为“一个人的民国史”。
        澳大利亚国籍的莫理循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身份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目击时代的风云变幻，亲睹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时的曲折和艰辛，以异域文化的视角，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写下的那些电讯、特稿、采访，无疑都有着独特而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那次西北之行，就见证了——即使是西北广袤贫瘠的大地上也开始萌动着新文明的嫩芽，新式教育、企业、警察、邮局、地方议会等都已出现，只是清朝主动变革的步伐迈得太迟缓了，才会被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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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时代的历史书写(

《看历史》文│雷颐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是“文革”时的民谣，生动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凋敝状况。有好些个年头，中国没有拍过一部故事片，除了几部经过严格审查引进的越、朝、阿、罗等“真正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电影外，国产片除了几年如一日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是没完没了的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制的“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的内容首先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广大革命群众”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和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总之全是一片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当时破败凋敝的真实状况，镜头中毫无反映。如果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那一段历史就被如此“记录”下来。除了政治、权力原因，从技术上说，当时个人也不可能有“摄像机”“摄影机”和洗印胶片之类的机器设备。因此，对历史的影像记录只能“只此一家”，不可能“别有分店”。
然而，新技术的发明或多或少总会引起社会生活甚至社会体制的某些变化，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社会的反映、对时代的记录、历史的书写发生根本性变化，即普通人或曰“民间”也开始夺得历史影像记录的部分“话语权”。
如果没有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我们将只有官一家的“历史影像记录”、只有权力者的意志。曾记否，“文革”时期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临行的告别仪式上都是哭声一片，生离死别，但官方都要组织一些人身背绿背包、手拿“红宝书”，作“胸有朝阳”满怀激情状，拍成纪录片。“三年困难时期”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新闻简报”总是“喜开丰收镰”“又是一个大丰收”……这种历史的书写只是“传声筒”，真相被完全遮盖。真相，将在时间的过程中一点点被吞噬、被忘却。如果后人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景，这种场景将被拷贝、复制、放大、留传。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遗忘。
这种虚假的“宏大场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被“宏大场景”彻底铲除、完全消失的时候，真实、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空洞无物、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了解、认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各种政策、文件、纲领、主张、宣言的“文本”意义，而是这些“文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对千百万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影响，是最大多数人最经常的生活状态。而在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之前，“我们”的镜头只对准领袖、英雄，而群众只是如何“响应”“伟大号召”的陪衬，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无从在镜头中得到反映。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使镜头能真正对准普通人，或者说，普通人真正成为叙事主体。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记录普通人的事情，是大众生活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历史原生态，为青史留痕，保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终于打破了权力对“历史影像”书写的话语垄断。以后，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许多多不同角度的“记录”。在“手机随身拍”的时代，如果谁仍想垄断对重大事件的影像记录与阐释，终会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这就是数码时代“历史书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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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民间的努力与探索—雷颐、章立凡对谈录

《看历史》整理 | 孙展


1978年之后的民间历史写作，几乎是从一片空白处生根发芽的。三十多年来，既有阳光普照，又有风雨雷动，值得庆幸的是，记忆之根一旦落土，就凭借着自身的韧性和努力，成长为参天之木。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历史记忆只存在教科书和官方记述之中，这种记忆显然是残缺的。而民间历史书写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一个个细节，为这种残缺，僵硬的记忆，填补上生动的一笔。让模糊的重新变得清晰，让流逝的不被忘记，也让遮蔽的再次被回忆。



■ 80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1949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作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 90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出版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著作。

章立凡
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著有《君子之交如水》，编有《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章乃器文集》等。

章立凡：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章立凡：九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
雷颐：实际上，这个情况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人们从谈“文革”到“反思”文革，进而到更早期的一些历史。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都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一大批回忆录出版。
章立凡：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书商，也就是民间出版人进入了市场，原来垄断的出版体制被打破，他们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幕后推手。九十年代有一套《思忆文丛》，是牛汉和邓九平主编，就和民间出版人的努力分不开。
雷颐：对，但是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特殊经历没有机会出版，这让人觉得很遗憾。像谢韬，他的经历很有趣，也很复杂。因“胡风案”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当上了马列教员，还在监狱里去给国民党战犯上课，我曾鼓励他早点写下来，但他当时忙于一场讨论，觉得日后写的时间还很多，但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写了。
章立凡：名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来得及写出来。一方面是他时间不多，我们作为记录者自己没有抓住。还有记录条件的限制，想核对一些事情也很难。还有的是他愿意写他想说的，不愿意写他不想说的，特别是有些不便说的，因为有些跟他同时的人还在，有忌讳不愿说，有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心里有愧不愿意写。有些事情无法与当事人对证，实际上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质证，质证有时需要参照一些史料和档案来核对。因为有各种条件的欠缺，在某些时候就很难进行。
雷颐：说到回忆录，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但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
章立凡：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中的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这个工作不是靠一两本官修正史就能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编一两本历史教科书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



■ 2000年后：互联网上的记忆库
雷颐：2000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章立凡: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写史潮。虽说大家一开始还不是很重视，说我要白纸黑字，我要落在纸上，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用上了互联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力量很大。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
雷颐：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章立凡：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还是很不错的。
雷颐：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比如说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
章立凡：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很个性化的，甚至有些私人化的，但是一旦社会注意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也有些人指责怎么可能把细节记得如此清楚。但一旦这个细节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记忆很清晰。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像教科书或者国史似的写法，完全可以是很多种笔法来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一定之规。
雷颐：鲁迅也曾说，光有正史是不够的。
章立凡：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影像有时候比你写多少文字都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明白。互联网为影像历史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雷颐：对，前不久出版了一本《红旗照相馆》，可以看做是影像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是有特殊的条件，过去能用影像记录历史，和平台、技术等一切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拍了照片，但未必能用影集的方式出版，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八十年代曾有一些人拍了不少老百姓生活的照片，但那时没有互联网，这些没有出来，他们个人保存了。
章立凡：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记者都会转成历史的书写者，因为他们亲历历史，他作为记者和过来人，本身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记忆和记录，还有他的专业是新闻，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再把写过的这些新闻重新拿来作为素材，那就变成历史了。
雷颐：我觉得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章立凡：对，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本文来自《看历史》杂志社-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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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邓曙光《宋襄公泓水之战》有感

文/门无鬼


众所周知，咱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这是让每个中国人引以自豪、为之一振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初埃菲尔铁塔在设计建造时，入选了来自一个美国籍公民的图纸。然后法国民众不乐意了，因为美国这个民族历史太短，没多少底蕴，怎么能够指导历史悠久的法国呢？这位美国籍公民说，大家看好，我是华人，中华民族有多少年的历史，你们懂得。法国民众哑口无言，心服口服。

一个民族得以长盛不衰，是因为有它的文化存在，不被吞噬。在华夏土地上，也曾经诞生过很多外来民族，那些民族消失的原因就是最终被同化，汉文化太强大。有道是，消灭一个国家，不是从土地上去征服，而是从文化上去吞灭。

人类文化被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两者相互依赖而并存。当物质文化飞速发展的时候，同样精神文华也必需保持步伐，紧跟其上。反之，其精神文华飞速发展的时候，物质文华也要并驾齐驭。否则，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如果有一天，你被外人问及：中国具有多少年的文化历史？ 你洋洋得意告之：五千年。外人继续追问：这五千年怎样度过的？你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那么这就不是引以自豪的事，而是浅薄，徒有其表。

像今天的主讲人邓曙光所说，谈起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中国人肩负的东西要比别人多，比别人重。我们把这个精神负担放在历史上叫“宋襄公”的人物身上，亦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文化相对灿烂的时期，因为它逐渐生长出了正统的华夏文化，并且一脉相承、延伸至今。之前的夏商，人们称之为巫鬼文化。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主流都是在搞迷信。有什么事，先卜一卦看看，是吉是凶。周文王就是佼佼者，他创作了《易经》。所以从这点可以基本窥测到那时的文化。

那么周朝胜过它，就不能照搬它的文化，而要从中找出新的特点。所以开国的文化奠基人物周公出来了。——虽然过去了三千多年，但周公还是鼎鼎大名的，还记得《周公解梦》吗？ 梦见筷子，预示有客人。周公此人很有智慧，他认为国家长治久安需要礼来规范。婚礼最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认为周朝——东周、西周一共长达八百年的根源就在于它有文治的源头。

仔细观察历史，在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君子之风的人。像人们熟知的伯夷叔齐兄弟的故事。老父喜欢小儿子，于是有心要把王位让给叔齐。伯夷尊重父旨，叔齐不敢僭越长兄，伯夷坚持己见，叔齐也不肯落后，于是二人只有跑路都放弃王位。听说周文王对老人很尊重，于是前往。不过到达的时候周文王死了，儿子武王要替父伐纣，二人知道纣王无道，但是根据阶级关系子对父要孝，臣对君要忠。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两位于是挺身拦住伐纣的队伍，阐述这个道理。左右士兵打算加害，姜子牙阻止说，这二位是义人，不可杀。

这在后来的历史上就很少见，明朝朱棣还在做燕王的时候，想谋反，于是测试性的问了下家臣，凡是表示反对的，一律杀论。在前进的路上，扫清第一道障碍。心太黑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的时候，那么前朝王室大多数会遭到灭种之灾。而在商周时期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周朝灭商以后，并且还封了纣王的儿子一块地。纣王儿子叛乱诛杀后，又改封为微子，完全不怕养虎为患。

虽然商朝的流行文化是巫鬼文化，但是并不是没有治国手段的。我们从《史记•宋微子世家》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个王室人物“箕子”在商亡后，受到周武王的亲切接见，他们是怎么交谈的？  周武王虚心问道，我们虽然奠定了王朝，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希望得到指导。于是箕子和盘托出了关于这个的秘笈：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等东西。

所以说商朝在发展过程中也累计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微子在武王伐纣时，知道商朝气数已尽，投降。怎样投降呢？——不是简单的举白旗，而是裸衣、面缚、左手牵羊、右手拿着代表封土的植物，跪着献给胜者。后来的秦朝灭亡后，秦王子婴也是这样投降刘邦的。也就是说在商朝时期，他们对行为就规范了各项礼仪。

对于今天来说，贵族王室还保有着很多礼仪和规定。据说在英国皇室，贵族范是什么？——处事不惊。为了让公主们锻炼出这个气质，管家们要在公主面前表演砸盘子，他们不能坐立不安。而在我国的商周时期，贵族范是什么？——君子之风。

宋襄公就是这样一个人，有君子之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做过这样几件事：一，当初他的父亲立他的时候，他让与兄长。当然，兄长也体现出谦让，坚辞不受。二，齐桓公死后，公子争夺继位，王室混乱，他以小国之君带兵去平定了。三，与楚王决战时，不乘人之危，导致战败。四，在战败后，仍然资助了流亡的晋国公子。

成王败寇，因为他身死国败的结果，历史评价很低，包括伟人毛主席评他：迂腐，愚蠢。邓曙光先生重读历史，基于上面的几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为之平反。

在开讲之前，每个听众面前就摆放着一张试卷，每个题目大意就是如果乘人之危可以打败对手，你会不会干？你选择不，你就会因此牺牲掉自己。以前，笔者也面临过一道相同的题目:媳妇与母亲同时掉进水中，先救谁？——面对这样的题目，最好的回答是增加一个选项：出题人太变态了，让我做这样的选择。

言归正传，这些题目，都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些于心不忍的人结果是身死名裂，而投机取巧的功成名就。邓曙光先生因而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做法是有害公平原则的恶劣行为，完全不值得提倡。

当初我读史到宋襄公一段，同样觉得他的确过于迂腐，冥顽不灵。为何？ 他讲仁义，讲正人君子，导致吃败，国人战死沙场、国力由此削弱，就是为了区区的维护仁义之师的声名。当然，作为个人，你可以舍身取义，可以杀身成仁，但不要为了仁义的称号而把社稷抛到九霄云外。

听完此讲后，我略有所思。 当今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不皆是因为自作聪明的人在钻规则的漏洞？功利分子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吗？ 致使整个天平失衡。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秩序的问题。 为何全世界欧洲适宜居住，因为它秩序井然。 所以，在很多年前，我们的宋襄公为了维持这一原则，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之付出，其精神令人敬佩。


读书受益，祝“书•时光公益讲坛“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