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本分，亲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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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本分，亲近经典

——云南省曲靖一中特级教师任玲访谈录

《新课程报·语文导刊》 记者 陈淑芬
2011年7月19日

前言
“我始终认为，有良知的语文教师应该守住语文的本分，不甘心于做应试教育英雄，而应做滋润学生一生成长的甘泉。”在语文教育受到世俗功利侵染的今天，云南省曲靖一中特级教师任玲这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无疑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为了让广大一线教师，更多地了解任玲老师及她所倡导的“经典语文”教学理念，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任老师。

记者：我从您学生那里了解到，您给他们开课之初，会在黑板上写下“做精神世界的美食家，做感悟生命的思想者”。据他们说，这句话使他们深受启发。您写下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
任玲：我一直把这两句话称作我的语文宣言。几乎每一届，我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总要讲一个“语文是什么”的专题，讲我所理解的语文，我所追求的语文，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漫长日子要走的路，要读的书，要背的诗文，要写的随笔。有时用两三课时，有时甚至四五课时。有这个认识和舆论垫底，以后的一切教学活动开展起来就顺理成章了。
我的目的很明确，让他们敬畏语文，懂得语文的价值，把语文当做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我深知课堂里的孩子从初中开始已经深陷应试泥潭，对语文已经产生了“钝感”，甚至已经厌倦。虽然高考压力大，我还是要在高三来临之前，利用宝贵的两年做真正的语文，毕竟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的语文课了。

“做精神世界的美食家，做感悟生命的思想者”，前者指阅读经典，后者指感悟生活。前者是吸纳，后者是输出，也就是通常说的读与写。读，不只是读课本，两年中至少要有为自己精神垫底的书籍。写，不只是写作文，更要借助自由随笔表达对生活的感悟。没有这两点，就没有真正的语文。


记者：您倡导语文教学要“回归阅读，回归语文的本分，回归语文教学的常态，追寻学科价值”。可是，据我了解目前高中生的学业压力非常大，他们似乎每天沉溺于题海中，跟着老师们研究各种各样的应试技巧，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如何引导他们去回归、亲近经典呢？
任玲：我自己对语文试卷一直充满了对立情绪，所以我不会乐意把我宝贵的时间过多地耗费在无意义的试卷挠腾中，自然也就避免了学生过多地沉陷进去。考试训练很多时候是重复劳动,这些强化训练越多，对学生的捆绑和负面影响越大。语文老师首先要看透这一点，要有这一份良知。所以，高一高二尽可能避免拼命应试，以上课、阅读和随笔为主要任务。
我首先很珍惜课堂这个窗口。如果孩子们被课堂烦透了，就不会再向往阅读。毕竟学生要学习那么多科目，任务繁重。所以，课内尽可能大胆取舍，适度延伸。我曾经用一个月时间上《红楼梦》，用大半个学期上唐诗。《论语》《孟子》《庄子》，鲁迅，还有那些值得留在学生生命深处的名字，我都舍不得轻易泛泛而过。我希望通过我的课堂，学生能热爱语文，热爱文字，热爱读书，不做只有分数的文化侏儒。
我们还常常开展一些活动，促进阅读回归。我曾根据学校图书馆的书目，给学生做过推荐；曾组建过班级图书“精品屋”；曾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推介自己钟爱的书籍；曾利用文学社开展好书荐读；举办书评展览活动；实施新课程后，我们领着学生几乎把必读名著都读完了，我们借着东风热火朝天地开读书报告会；分期评选读书活动中的“文学之星”。读书笔记是整个高一最重要的作业，也是过程评价中的重要指标。一部名著可能占用一个月的语文晚自习，同学们把要展示的内容做成PPT，小组合作，讲得像模像样，读书氛围自然被营造起来了。
为了强化阅读，我们也会利用考试。在期中期末考题中，都有本期名著考查的内容，借助“考试”这个挡箭牌，我们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做些事情。事实上，阅读是本，是内功，而技巧是末，是外在的。聪明的语文老师，不会舍本求末。真正抓好了阅读和写作，成绩绝对差不了。


记者：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您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是，对于一个教师而言，可能任何荣誉都敌不过学生的认可和爱戴。据我了解，您的学生没有不敬佩您的，他们说，您的课堂极具“霸气”，您为人“一身正气”。我想，这可能是学生对老师的最高褒奖了。您怎么看学生的这些评价？
任玲：“霸气”这个词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有这个印象。但我想，它可能就是一种信念，一种果决，一种对“语文教育”尊严的维护吧。我很欣赏陈日亮先生的“我即语文”。 语文老师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窗口，一片天地，一个世界，一种引领。在语文沦为第三世界的时候，我必须用我的底气，去表达语文的底气。我底气不足，语文就更没有地位了。所以，言说总是慷慨激昂，坚定不移。当然，前提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必须有深刻的理解，有足够的自信。
我看不起不读书的人，也会挖苦不爱读书的人，对总体成绩非常突出的人也不例外。有些孩子从初中就开始偏科，把语文视为可有可无的学科，我要找各种机会让他尝到读不懂文章的尴尬，并且毫不讳言：“你已经遭受语文的报复了！如果你再不重视读书，这报复会继续，甚至更残酷。”我也常常对学生说：“如果你不读书，只想考高分，那么，我不会教你任何技巧，因为没有建立在不读书之上的技巧。”说这些话的时候蛮狠的，所以显得“霸气”吧。呵呵。
至于他们说的“一身正气”，我想可能是性格印象吧。我这人向来不惧恶，不媚上，不惟势，不惟权，也不惟书本。对恶者直言抨击，对弱者同情帮助，不掩不惧、不吐不快。这与我的精神传统有关。在我的教学中，有一串名字，从屈原开始，一直到鲁迅，他们的人格首先融进了我的生命，我的课堂又试图让他们能融入年轻的生命中。我特别赞同王尚文先生的一句话：“教师所能教给学生的只有自我”。我从不虚妄地赞美，那些人格是与我自己所追求的精神气质溶为一体的。

记者：您为什么提倡“语文教育要培植独立、健朗、理性的话语方式”？
任玲：众所周知，教育惯用的话语方式是远离实际的高格言论，教师转嫁公理，照搬结论，宏大空泛，僵化说教，学生接下衣钵，用这一套话语系统对付考试，至于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无所谓，能考高分就行。而考试之外的另一套话语系统，则是玩世主义的，真实但不乏社会传染的萎靡低俗和犬儒气息。师生在“伪圣”与“真俗”两端，人格分裂。
如今都抱怨学生作文中普遍没有一个“我”，充斥假大空。是学生愿意这样吗？不是，他们会说，是考试逼的。事实上我看不只是考试逼迫，更为严峻的是，老师的精神生命还普遍活在远离时代的陈旧话语系统里。从小学开始，老师一点点把这些刻板的东西输送给学生，等到基础教育结束了，就是刮骨疗法，也难以完全剔除这种空泛和虚假。假教育教出来的是假人，将来肯定只能形成假社会，恶恶相报。
社会在发展变革，老师却普遍失去了更新精神词汇的能力，因为一直接受的灌输根深蒂固；因为深受各种钳制，抱残守缺成了惯性；还因为应试负担过重，沉重拉扯无暇看路，精神深处与时代严重隔膜了。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理性永远没有愚昧可怕，社会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为师生的思想解禁。我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强调“培植独立、健朗、理性的话语方式”这个命题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各个层面的思想松绑，需要培植师生的批判意识和独立思想，当然，一切还是得从广泛阅读开始，从扩开人文视野做起。

记者：您的新作《我的经典语文》刚刚出版，“经典语文”是您一直倡导的教学理念，能不能具体阐释一下？

任玲：我所说的“经典语文”是我心中理想语文的代称，也是贯穿我的语文教育追求的一条明晰线索。它包含多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是指教材系统的经典性，主张教材要着眼于精神层面和语用层面来编选，用人类最好的精神食粮滋养年轻的生命。以此为前提，优秀的语文课当借助经典文本促成学生心智与语言的双重生长，或者说，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达成心智的生长，借助语言文字的魅力来实现人文教育。

第二个层面是强调把语文当做师生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当做滋养性情、丰富心灵、充实思想的必不可少的生命过程。首先是教师阅读经典，把修养国学当做终身课题，在阅读中建立起评判、审视经典的能力，保有守护文化精髓的良知，形成滋养年轻生命的文化自觉。其次是引领学生在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里，亲近经典，读有内涵的书，读传承人类文化精髓的书，建构丰富的精神家园。

第三是考试指挥棒的层面，主张指挥棒不把学习者指向无意义的耗损生命的试题鏖战，不只是指向某种“结果”的认定，更指向书籍，指向经典，指向积淀，指向完成某一阅读任务的具体过程。

记者：您将苏霍姆林斯基的“无限信仰书籍的力量”作为自己的教育座右铭。由此可见，您非常重视阅读。能不能给我们的老师推荐一些书目？
任玲：教师阅读书目的选择，我认为可以根据发展需求和趋向来定。
才步入教坛的年轻老师，我提倡他们与教材、与学生“同步阅读”。即教什么，就顺着什么方向做延伸阅读。这个相当不容易，可谓读无止境，要做好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我现在仍然持续着这样的阅读，只是多了些“专题研读”的味道，比如根据兴趣专读苏轼，专读鲁迅等。同步阅读是修炼专业内功的最佳途径，是教师的“本体性知识”得以提升加固的保障。无论教材怎么变，“根”和“本”是不变的，这“根本”就是经典作品。经典研读，对语文教师教学生涯的回报最为丰厚。
教师站稳了讲台后，会遇到发展瓶颈，这个时候要有所提升，必须阅读教育、教学方面的专业书籍。我自己的教育经典阅读，开始于苏霍姆林斯基系列，《给教师的建议》《和教师的谈话》《帕夫雷什中学》《公民的诞生》《怎样培养真正的人》《爱情的教育》等，我的教育反思与追寻，与这些阅读紧密相关。教育以及人文类书籍，可各取所好，钱理群，刘铁芳，谢泳，吴非，崔卫平，杨东平，李镇西，许锡良，张文质，林达，徐贲，龙应台等等，这些人的书都可以有所涉猎。
从专业提升的角度说，语文教师要阅读学科建构方面的书籍。我自己颇为受益的书籍如李海林《言语教学论》，《韩军与新语文教育》，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人文·语感·对话》（倪文锦、王荣生主编），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对话语文》（钱理群，孙绍振），孙绍振《直谏中学语文教学》，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等。
着眼于文本解读艺术的如《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着眼于审视课堂教学内容是否合宜的如《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着眼于课堂教学艺术提炼的如《钱梦龙与语文导读法》，《余映潮：阅读教学艺术50讲》《听余映潮老师讲课》等。
着意于教学研究的老师，还可以读一读培养研究能力的书籍，比如崔允漷《有效教学》，李海林《语文教学科研十讲》，郑金洲《教师如何做研究》等书籍。
我特别提倡网络阅读，大量吸取有助于透视种种现象的思想含量丰富的文字，我把它称之为“思想放飞的自由天宇”。许多视野开阔、功底深厚、思想灵动的教师，都有过这个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的阅读过程。

结语
任玲老师的语言，极富感染力，从她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她对语文教育的一种激情和一份责任。我想，正是由于这份激情和责任，才让她二十余年的从教生涯中，从未停歇过与急功近利的现实争夺阵地的“抢夺战”，她不是抢夺时间追逐分数，而是把学生从分数至上的现实中抢夺回来，抢夺一块精神净土，守候一处精神家园，抢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热爱阅读,亲近经典。


——发表于《新课程报·语文导刊》教师版第29期，总第532期 201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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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图书业继续滑坡的一年：实体书店纷纷倒闭，百万发行量以上的佳作极少，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作者……读书正被小众化，在浅阅读与一元视野的压力下，它艰难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对不少出版社来说，出一本好书已不再是首要目的，作为企业，它们首先要努力活下来，此外还要学会带着镣铐舞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年度好书致敬，因为它们承担了太多的勇气与沉重，它们的坚持，配得上“高贵”的评价。20本书，说明在沙漠面前，还有寸草在梦想着绿洲，在狂风面前，还有落叶不愿起舞。翻开历史，在任何时代，中国的读书人都会坚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权力的狂妄与世俗的诱惑，都能坚定地说不，这就是我们的道统与骄傲，好在，它仍在传承，它还没有彻底地湮灭无闻。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注定会失败，一个失去精神自由的民族，注定会反智与愚昧，没有什么，会比失去梦想与思考更可怕，它将让我们沉浸在历史宿命的轮回中，成为奴隶。向20本好书致敬，向它们的作者、翻译者、编辑、策划人致敬，向它们的出版单位致敬。作为夕阳产业，图书业也许将走到尽头，这些最后的奋斗与姿态，令人肃然起敬。在此，我们希望用7句话，对2011年图书市场加以粗略的梳理。辛亥题材全面塌陷2011年是辛亥百年，图书业蓄力已久，确实推出了一些好书，比如张鸣先生的《辛亥：摇晃的中国》、马勇先生的《1911中国大革命》、刘香成先生编的《1911》、杨天石先生的《帝制的终结》等。从写作上看，这个题材聚合了目前国内思想界、写作界的精英；从策划上看，各家别出心裁，亮点颇多；从出版上看，有的年初就已出版，以延长销售档期。然而，从成绩上看，令人难以满意。突出问题是叙旧多于创新，即使有创新，也多纠缠在历史细节方面，很少有观念的突破，这一方面是题材敏感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源于写作过于市场化。毫无疑问，今年绝大部分的“辛亥书”将被人们所遗忘，倒是几本重印的老书令人印象深刻，如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此外雪珥的《辛亥：计划外的革命》面向普通读者，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各家竞逐，却只停留在商业手段的层面，而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只能热闹有余、成就不足，可这样的教训，我们还要复制多少次呢？大学出版护佑心灵浅阅读、速阅读已成当下趋势，但把阅读单纯看成是休闲，就会走入新的误区，因为文字快感注定比不了图像快感，两者信息落差甚巨，换言之，读文字休闲，远不如去看影像，那么，读书的价值何在？读书，注定是件吃苦的事，这就像挣脱牢笼，没有一番艰辛，注定无法获得自由。每月至少看2-3本书，这是人生的功课，就像我们需要穿华丽的衣服一样，即使呆在空调房间中，它已非必须，但我们仍靠它来遮羞，靠它来呵护。好的出版，一定是深度的，语言可以简单，内容却应严肃，可现在有多少书，我们会看第二遍呢？我们会认真地推荐给自己的孩子看呢？应该向这些出版单位致敬：格致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新星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工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公司等。在大时代中，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此外，更应感谢各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正日益成为我们时代人文精神最后的庇护所。中国小说依然沉默当下小说的沉沦，让人痛心，也让人无奈。小说曾是影响最大的出版品种，因此受到的制约也非常多，中国作家中，大官越来越多，实在当不上官，就自己组织起来，也能混个“主席”当当。“主席”们可以垄断大奖、出版、讲座、知名度，在眼球时代，这是有效的，因为读者没时间思考你写得怎么样，他们只看谁有名，于是，“主席”们就真的成了市场的风向标。当市场上度量衡是扭曲的，那么，假冒伪劣横行就不奇怪。如果说说新时期文学还体现出了一定的锐气，努力向世界现代文学靠拢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反而倒退到讲故事的阶段中，甚至许多“主席”也自觉去当通俗作家，自觉去写《故事会》。明清时，中国诗歌很少有好作品，因为诗言志，说得过分，祸即及身，这反而让小说焕发了青春，因为它属下九流，皇帝看不见，从中既诞生了不少诲淫诲盗之作，也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真经典。坦率说，那时不少小说写得比今天好。心灵毒药没完没了心灵方面书籍的出版，今年依然繁荣。总之，都是些人该怎样找个好工作、怎样讨好上司与同事、怎样预防老婆红杏出墙之类，它们的泛滥，真实地描绘出我们当下的心灵地图。没有梦想的高度，那么现实生活就最美，窝窝头比自由更重要，棉猴比爱情更温暖，当物质需要压倒精神需求时，所谓文明，就会变成对牛弹琴。不认同普遍的价值，不承担道义的责任，用特色来对抗公理，用阶段来搪塞潮流，这就给心灵毒药以施展的空间。总之，你有梦想吗？先赚钱吧。你有苦痛吗？先赚钱吧。你有沉思吗？先赚钱吧。这世界没有超越，只有技巧，没有目标，只有手段，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准则，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可当我们都交出自由，变成冰冷的工具时，真正高兴的又是谁呢？泰戈尔说：当人成为兽时，他比兽更坏。堕落与上升同样是无限的，都能给人带来快感，总有一种麻醉品让你忘掉这两者的区别，可又有多少人在自觉地抵制幻觉？人物传记风起云涌人物传记是2011年出版亮点，《乔布斯传》、《小布什自传》、《巴拉迪自传》，如果算上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如果仅看销量，它们都能排在前列。人物传记的火爆，源于人们心灵的空白，这是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而心灵又有偶像消费的巨大需要，于是，成功即一切，人们疯狂地追捧并膜拜成功者。其实，如果史蒂夫•乔布斯失去了他生存的背景，他还能取得同样的成功吗？印度贫民窟中的修行者也在说“活着就要改变世界”，可谁去倾听呢？伟人是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他的环境、他背后的制度力量、他所处的文化背景，他是不可能成功的。真正该景仰的，是一个能让天才不断涌现出来、不断自我实现的氛围，而不是天才本身。然而，从每本传记中，我们读到的都是“我”，仿佛有了“我”，一切都可以超越，这种自我安慰式的阅读，固然能缓解心灵的孤独感，可对于建设一个好世界，价值有限。是人就往作家圈混2011年出版业最煞风景的事，莫过于华语作家团队迅速扩充，林青霞、蔡康永、冯仑等，如今都算“作家”。人一阔，就变脸，果然言之有理。作家本是清苦的，要不断阅读，不断追问自己的心灵，在不同的美学范式中寻找自己，为此他要忍受贫寒，忍受冷落。但现在这些都不用了，只要有钱，你就是作家，实在不行，有姿色也可以，哪怕这些姿色已经是过去时。富而好文，美而写作，本无可厚非，但不能指望这些业余作者来捍卫道统，当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作家”时，斯文二字悄然破碎，实在与“斫却垂杨，花下晒裈”一样，令人作呕。玩票的压大轴，只能说明内行们太业余。中国写作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作家并没真正脱离业余爱好、玩一玩的水平，那么被有钱人、资深美女、主持人所超越，也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写作超女”是不会带来什么营养的，就像唐人推崇薛涛的诗一样，无非图个乐、看个热闹而已。小精装让人不忍开卷从去年开始，“小精装”日益成为图书装帧主流，开本小、厚度薄，做成精装，确有独特的美感，只是让人不忍开卷，一者价格贵了，二者生怕一不小心，有所玷污。内容越空洞，形式越讲究。比如唐人写诗，多有音律未谐之作，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典型的“失粘”，明清人写诗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明清中哪个诗人可与王维相提并论呢？内容好的地方，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繁文缛节中，必有空洞之病。出版业越来越重视形式，名为适应市场，其实是我们社会越来越细节化、技术化的反映，追求细节固然是好事，但由此带来秩序凝固、流动性丧失、创造自由受到约束等问题，却属公地，随着它不断被蚕食，梦想的天空就会越来越狭窄，因之而走向腐败。当然喜欢小精装的雅致，但更喜欢画线、写批注时的快感，真正的好书可以打开一个世界，但在2011年，这样的书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