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勇：摄影家的眼界、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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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勇：摄影家的眼界、观念和方法
来源：浙江摄影网  作者：沈珂  时间：2011/8/15

　　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光线》杂志主编。受浙江摄影大讲堂的邀请，作为开坛主讲，刘树勇于2011年8月13日下午在杭州为大讲堂的学员们做了名为《一个话题的视觉形态及影像采集方法》的首场讲座。讲座之后，浙江摄影网记者对刘树勇进行了访谈。

　　一、关于摄影家的理论修养问题
　　浙江摄影网：你曾经谈到，在中国很多所谓的“摄影家”和“学术权威”由于先天存在着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贫乏的痼疾，长期与传统文化失去关系，也与西方摄影的发展失去了关联，因此，成为中国摄影发展的最大障碍。你怎么看传统文化与西方摄影文化对中国摄影发展的影响。如果作为一名青年摄影者，他应该如何去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

　　刘树勇：我当初所指的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中国摄影环境，当时信息不发达，摄影家根本没有信息和知识来源，所以，那些所谓的“摄影家”和“学术权威”主要是凭自己的一点点经验来支撑，他们毕竟走不了太远。中国现在的情况跟当初相比已经好得太多了，现在没有理由再埋怨环境，完全可以补上这些课。当然，网络上提供的只是一些信息的东西，系统理论性的东西很少，但书籍会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现在很多啊，关键是你这个人看不看书，学不学习，这是最重要的。

　　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也没办法自学，想学的，真是如饥似渴，当时理论园地一片荒芜，所以阮义忠的书一进来，如获至宝，引起全国摄影界的轰动，而现在条件多好，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想不想的问题，完全是个想不想自我完善的问题。

　　说到文化对摄影发展的影响，我看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

　　第一是眼界，特别是理论的东西、史论性的东西。我们日常所讲的“史”主要是指经验，“理论”主要是指形而上。这两样东西首先是把人的眼界拓展开，你只有通过“史”论，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小，才可能知道世界的大，这个世界太大了，这就是“史”的作用。

　　第二是观念，不管是摄影也好，还是其他艺术范畴也好，在“史”的基础上，只有观念才可能带来拓展和提高。

　　第三就是方法，为什么我今天主要讲方法，因为不管是统计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很完备的理论，如果能跟观念配合上，有些直接可以拿来用。而你不看，那就没办法。自己不行，又不学习，那肯定不行。

　　浙江摄影网：你曾经提过，摄影界与当代中国的美术界或者是文学界进行横向比较时，理论素养不足这种营养不良和先天不足更为明显。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应该怎样改变它。

　　刘树勇：中国早期的摄影家大部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那个时代的，只凭经验和勤奋，成就了自己，但要想延伸，这就非常困难。最近我们帮中摄协策划的一个选题就是如何深化纪实摄影的问题，重点也是涉及到理论化的问题。包括现在的大学摄影教育，什么也教不了，就是教点技术，教点PS，都局限在那些小技巧方面，根本谈不上理论教育。

　　现在全国几百所大学有摄影教育，但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本质的变化，因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没有变，还有就是谁在教、教什么的问题。相比之下，美术教育、文学教育高度成熟，摄影出现才多少年，天然存在的差距。中国就更惨，中间还与世界断了那么多年。所以，完善自己最终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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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影像控制与创作的关系问题　　浙江摄影网：很多摄影人一直关注影像制作和器材使用，你曾经说，“他们谈的全是相机厂的工程师关心的问题，而不是摄影家的问题”，那你认为摄影家需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与影像控制又是怎样的关系。

　　刘树勇：技术的进步早期是靠摄影师来完成的，比如威斯顿、亚当斯，他们都是对技术进行完善和研究的，后来主要是靠相机厂的工程师来推进，并且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解放了摄影家，而当他们解放了摄影家，解放了你的手的时候，你该想什么，通过摄影的这只手，你该做什么。关心社会，体现你的思考，通过影像，表达你对社会的一种立场、一个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影像控制是一种言语形式的可能性，这种语言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能增强多少表现力，这个我必须要清楚。但是，这个语言，不能解决一切。你要表达什么，怎么表达，影像控制很重要，但关键是跟你的表达是什么样的匹配关系，这就是大家经常喜欢谈的“形式”的问题，如何跟内容相结合。有些东西没有必要这样强调，有些则必须这样强调，比如地理杂志，就需要大画幅般的纹理细节去表现，有些新闻，信息的重点是事件和人物，你必须捕捉到并表现出来，大画幅未必就适用。所以针对不同的内容要求，“形式”才是有意义的，空谈“形式”，没有任何意义。“形式”只是个怎么说的问题，是语言的修辞手段，关键还是你想说什么。

　　三、关于创作方式与展赛奖项等问题


　　浙江摄影网：你今天讲座中提到不赞成扫街式的拍摄。原来也撰文说“所谓的摄影‘作品’竟然是在创作假里造出来的，专找穷困地区，越穷越好，真是见鬼了！”对于很多立志于纪实摄影的作者来说，扫街和创作假已经是一种很难得的创作方式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催生了很多获奖专业户，他们因为获奖成为众星捧月的摄影明星，会有更多的摄影人步他们的后尘。这是不是属于展赛组织者的引导问题呢？

　　刘树勇：什么叫纪实摄影家，纪什么实。纪实是记录常态化的事实，不要过分强调歌舞升平，也不要过份强调贫穷苦难，因为那些都是非常态的对象和事务。有些人总是别有用意地刻意去表现、去强调某一个方面，这是不全面也不客观的。

　　我为什么非常反对扫街，原因就是，对于一个话题的关注，是需要长期、系统地关注。如果要结构性地去描述他，去建立他的内部逻辑关系，也就是结构，通过一个扫街那么短的瞬间怎么可能完成呢。没有调查、思索和结构性的研究，没有系统的影像作业，你的作品一定严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那就不可能成为好的纪实作品。请个创作假、旅游一下就行了吗，那只是旅游和猎奇，谈不上创作。

　　至于提到比赛和引导，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了迎合比赛而去扫街，我也了解各地都很普遍。就国内而言，目前国展、国际展有一套价值标准，主办者掌握着核心价值。这就构成了周边的价值环境和审美环境。就这个话题而言，我们必须十分清楚两点，设置这个价值系统的人，就是拥有最大利益的人！风花雪月，歌舞升平，一片繁荣，一片幻觉，美轮美奂。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他们有利益在，作为摄影家，你就要对这个提出警惕。他有什么用意？一定要有怀疑的精神。要搞清楚他们的企图是什么。

　　摄影师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人，你偏偏不去独立判断，给你一个奖，给你两个钱你就信，如果说组织者有问题，他们是“混蛋”，那你就是“傻逼”嘛。所以对于这种评奖与领奖的关系，我认为就是“混蛋”跟“傻逼”的关系，这些参赛者没有任何的判断力，跟行尸走肉一样。而组织者有他自己的利益。他绝对不傻。他一定要这样做，他要维护他的利益。

　　“混蛋”不用去管，关键是“傻逼”的问题。

　　反映中国摄影师的不成熟，不仅仅在国内的展赛中，在对国外的一些沙龙比赛中更为明显。中国摄影师因为对国外不了解，所以会对国外充满期待，甚至产生幻觉，这个积分，那个金奖，总觉得国外的比赛体制是公正的、健全的，却根本不了解那些奖项和积分背后都是一些什么人在推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说到底就是要赚中国摄影师的钱嘛。很多所谓的重要比赛，就是一些类似于我们某个街道或社区主任在推动的，曾经有过一个比赛，就是英国的一个社区的几个摄影者，他们的水准和规模说到底还不如中国一个小型的爱好者俱乐部，结果中国就有很高级别的组织利用这个，以很高的规格把他们请来了，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就是要拿外国的“混蛋”来说事嘛，他们在英国无非就是一些家庭妇女，中国的摄影师不去搞清楚这些背景，趋之若鹜，盲目崇拜，掏了大把钱去参选，获了奖还真以为“为国争光”了，这不是“傻逼”吗，把一种荣誉建立在幻觉之上，把一个个人的小行为，幻想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行为，很可笑，也很可悲。
　　浙江摄影网：今天大量的参赛作品跟一个退休老头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的状态没什么两样了，我记得这也是你曾经的评价，那你有没有试图改变这种状态。

　　刘树勇：我对那些比赛高度失望，那好，你对他失望，你能不能建一个好的，既然我们研究这个，应该有这个责任，我一直想建立这个。但我们都很清楚，组织者很难允许另一种价值标准在短时间内介入他，甚至替代他的标准，那会有损他们的利益，那就变得不“和谐”了。所以这还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有信心慢慢做，比如去年的徐肖冰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都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点点进展，为此我们参与者都感到一点欣慰。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破是为了立，不能老破，关键还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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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影像分类的问题　　浙江摄影网：很多摄影师对摄影的分类感到困惑，比如，国展把摄影分为“纪实”和“艺术”，省展跟着效仿，结果是，大量摄影师把PS过的都投“艺术”，没PS过的都投“纪实”，这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今天你的讲座后，就有人概括你是搞“纪实”的，而他们已经搞“艺术”的似乎已经被你冷落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今天特意讲到了影像话题的分类问题，而对前面提到的“纪实”、“艺术”这样的分类，你怎么评价。

　　刘树勇：今天我只用了三个小时来做讲座，只能谈一个很小的话题，没法再谈“艺术”这个话题。什么是摄影艺术，如何看待沙龙摄影，这是一个单独的话题，可以专题进行交流。我曾经专门论述过摄影的各种形态，在中国摄影报分８期展开过。简要来说，我不主张按照题材分类，比如这是“纪实”，那是“艺术”，这些都是虚词。还有以对象属性来分的，比如，这是“风光”，那是“人像”，这些分类概念问题都很大。纪实是什么，是影像跟对象的关系，这是一个对应关系。我就把影像分成四种形态。就是四者间的关系，摄影师、对象、照片、受众，四者关系发生的转换，对影像进行形态分类，这跟美术有极大的区别，不能用国画、油画这样的画种来分类。

　　国内目前理解的“纪实”，跟真正的纪实内涵还是有些距离的。中国提出“纪实”这个概念，是有他历史成因的，这个成因也比较复杂，七十年代中后期，摄影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包括天灾，都不可能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我记得第一次报道灾难新闻的是大兴安岭的一把火。所以很多摄影家很想拍一些现实问题，结果就变成了暴露“阴暗面”，受到排斥，要使自己拍摄方式和关注的对象具有合法性，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标签，这个时候把这个“纪实”概念翻译过来，把所有反映问题的照片都归到纪实上来，似乎也为这类照片找到了合法的地位。中国纪实摄影概念的形成有政治应对的动机存在，是一种标签功能，存在一个争取合法性的初衷。而世界上纪实摄影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当然，纪实摄影不是被我们误读了，而是被我们很聪明地利用了，恰恰赶上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确实对社会改良，甚至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大家熟悉的希望工程，几个影像案例导致了政府行为的改变。

　　纪实的范畴可以很宽泛，包括风光，包括花草动物，都可以用纪实的方式来表现。他跟艺术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

　　五、关于“新锐”的问题

　　浙江摄影网：中国摄影家协会与浙江省文联正在举办《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这引发了当前对“新锐”这一概念的讨论，你怎么解读“新锐”这个词。

　　刘树勇：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是“新”，一个是“锐”。“新”，说白了，还不是成熟的摄影家，而是一些新面孔，这是第一个层面，通常说的“新”应该是这个含意，新嘛，就是新面孔和新人。但是他之所以能进来，因为他“锐”！“锐”是什么，因为他的影像独特，他的影像具有拓展性、实验性和前沿性，正因为这样，他才能进来。这就是“锐”，锐可以理解为锐气，也可以理解为锐利，就是冲向前沿的东西。

　　新锐并不是一个年龄段的概念，因此，不一定都是年轻人，有些人也可能年纪很大，但他可以一下子就突入其中。但客观上一定会是年轻人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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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勇简介
　　1962年出生于山东临朐。198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要从事当代影像文化批评的研究与实践。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光线》杂志主编。

　　主要著作有：
　　《旧中国大博览》（1995年）；
　　《目击世界100年》（1998年）；
　　《图文二十世纪中国史》（1998年）；
　　《目击战争100年》(2000年)；
　　《历史真相》(2000年)；
　　《中国故事》（2001年）；
　　《新中国美术文献博物馆》（2001年）；
　　《人类战争系列文化丛书》（2003年）；
　　《世界摄影大师经典作品集》（2005年）等。

　　主要学术活动有：
　　策划中国第一届观念影像展“新影像展”（北京　1997年9月）；
　　策划并组织实施中国“一品国际摄影节”（山东东营　2001年8月）；
　　策划中日关系60年大型图片展（日本东京　2005年8月）；
　　策划主持“社会•内心•关注”――山东摄影十人展（山东淄博　2005年11月）；
　　策划主持“真实与超真实”影像展（2007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