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史研究中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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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摄影史研究中的史料

    2007年全国第八届摄影理论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摄影史的研究，与会者对摄影史研究的课题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组织者呼吁广大摄影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摄影历史的研究。之后的两年，出版了不少有关摄影史的著述。其中通史类有林路的《摄影思想史》（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年3月）、甘险峰的《中国新闻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年7月）、一可的《摄影术的历史》（重庆出版社2008年10月）、宿志刚、林黎、刘宁的《中国摄影史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2月）；地方史有李庆跃的《宁夏摄影艺术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人物史有张明的《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年3月）、海天、肖炜的《红墙摄影师：历史瞬间永恒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5月）、杨小彦的《新中国摄影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9月）；政治群体史有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顾棣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口述史有《透过硝烟的镜头：1937-1949中国战地摄影师访谈》（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年9月）、《跨越时空：1949-2009西藏影像往事》（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年9月）。这些著述一方面丰富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 史料的收集整理

    摄影历史研究是摄影人认识自我的一个渠道，一种方法。人的历史认识涉及三个方面：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同，大多数情况它不能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不能反复观察多次试验。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必须通过历史实际的遗存—史料，史料是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的中间介质，这是历史研究有别于其他科学研究的地方。

    史料包括实物史料（遗物、遗迹）、文字史料（文献、档案、日记、回忆录）、口碑史料（口述传说）、影像史料（图片、影视资料）等等。史料是历史实际的遗存，历史实际是客观的，而史料或多或少包含了历史记述者的主观看法。历史记述者思想认识的局限会造成史料有详有略，有明显的倾向性、片面性，会歪曲事实甚至有意作伪。因此历史研究者在收集整理史料时应尽可能的完备，同时，要做辩伪、校勘、考据、核实的工作。

    近两年出版的摄影史著述其史料的收集整理比以往有了较大的突破。比如说，晋永权在写作《红旗照相馆》的过程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史料。其中为查阅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的会刊，他历时一年，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图书馆及三所学校新闻学院的资料室将会刊找全。他收集的资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报社的档案和内部资料。为收集资料他不仅穿梭于各个图书馆、报社资料室、相关退休人员的家庭，还经常去旧货市场。正是如此丰富的史料（包括文字和图片）保证了历史真相的还原。

    在撰写《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之前，顾棣曾写过《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中国摄影史1937-1949》、《沙飞纪念集》等六本著作，但是他和司苏实着手写《中国红色摄影史录》时，并没有满足于原有的史料。为了让读者看到更多的高质量的战争时期的照片，顾棣让司苏实到解放军画报社资料室查阅了所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底片，从一万多张底片中选出一千多张备用。在编辑时，他们将入选图片分为三类，一类是文字信息完整的，按摄影师分类，以照片拍摄时间为序；一类无作者信息，按时间先后排序；第三类没有文字信息，取名“案底珍藏”，以供后人考证。司苏实还根据写作的需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收集整理史料，通过网络征集东江纵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史料，采访裴植等十余位老摄影记者时进行了现场录音或录像，收集了数十个小时的音像资料。

    二、史料的运用

    如何运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历史研究一般分为三个层次。其一，考证史实；其二，寻找史实间的相互联系，描绘或再现历史过程；其三，分析历史现象，归纳历史变化的一般规律。在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中，史料起着不同的作用，回答着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史料的运用要服从写作的目的，要符合历史研究的逻辑。

    1．围绕问题组织史料

    摄影史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目的，即你准备解决什么问题，是考证史实，是描写历史过程，是透过历史现象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是兼而有之。晋永权写作的初衷是想探究一系列的问题，他在《红旗照相馆》的自序中提出了这些问题：“‘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争论，是如何成为这一阶段摄影人的主流话语的？……最终诸多参与人又是如何变成‘驯服工具’的？为何在半个世纪以后，此话题还是经久不息？甚至争辩更为激烈。其间，有无更为深层的缘由呢？”

    围绕这个问题，晋永权先从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虚假照片《欢跃在早稻‘卫星’上》入手，介绍了照片的拍摄者、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于澄建和照片拍摄的经过，将于澄建定位于“真诚的共谋者”。接下来的一节“抱一抱，笑一笑”揭示了虚假照片出世的背景，即在拍摄虚假照片的1958年以前的几年里，“抱一抱，笑一笑”的模式已经成为报道农业丰收司空见惯的方法。再往后的几节，分别描述和再现了虚假照片面世以后，各地纷纷到早稻“卫星”的诞生地湖北麻城麻溪河乡建国一社取经学习，更多的新华社记者拍摄、发表了有更多人站在高产水稻上的虚假照片。并进一步追溯到农业的大跃进，新闻界的大跃进，政治上的浮夸风，政治挂帅对新闻摄影的影响等等。

    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是1958年5月在北京展出的“大跃进摄影展”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画册，晋永权从《中国》画册以及同一时期的摄影报刊中选出数十幅作品放在书里，这些彩色作品每幅占一整页，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让你深切地感受到大跃进的气氛。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贾化民写了一篇247个字的《大跃进摄影展观后感》，认为“这些图片的艺术性不高”，结果被扣上给“大跃进摄影展”泼冷水的帽子，遭到中国摄影学会组织的批判，给他此后20年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段有关贾化民的史料很好地回答了晋永权在自序中提出的“诸多参与人又是如何变成‘驯服工具’的”这一问题。

    晋永权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并没有随第三章的结束而停止，在第五章有关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访华，以及中国新闻摄影界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新闻摄影经验的叙述中，通过中外对比继续回答“组织加工”和“政治挂帅”的问题。

    2．史料与逻辑的统一
    史料的运用首先与研究者的观点（包括世界观、历史观、摄影观等等）和目的有关，但不论持何种观点和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必须做到的，那就是概念明确，推论合理，逻辑清晰。

    近两年出版的摄影史著作中有一些涉及新闻摄影，在这些著作中“新闻摄影”就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如果研究者头脑中新闻摄影的概念十分明确，史料的运用就会恰到好处，否则，史料的运用就会混乱不清。例如《中国新闻摄影史》在介绍了三种比较权威的新闻摄影定义之后，归纳道，“出于新闻传播目的而用照相机摄取新闻事实，这就是新闻摄影”。接下来在论述“新闻照片必须具备的要点” 时，作者引用了3张照片说明新闻照片的“新闻性”和“用形象说话”的特点，其中一张是牛畏予拍摄的人物照片《华罗庚》，一张是朱广智拍摄的景观照片《红旗渠》，一张是黄翔拍摄的静物照片《十月的螃蟹》。这三张照片不仅与我们对新闻照片的理解相背，同时与作者自己认可的新闻摄影定义也不相符，这三张照片既不是“出于新闻传播目的”拍摄的，也没有新闻标题和文字说明，也没有在拍摄之后第一时间发表在新闻报刊上，没有体现“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要义。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归根结底，是新闻摄影界的“艺术情结”在作怪。新闻摄影界的“艺术情结”可以说是由来己久，晋永权的《红色照像馆》一书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在这一点上，就连新闻摄影理论权威蒋齐生也未能免俗，蒋齐生一直认为“新闻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他认为艺术有三个特点：形象地反映现实，以情感人，不直接说教，而新闻摄影同样具备这些特点。蒋齐生和新闻摄影界的部分人士将新闻摄影归为艺术，使有关“摆布导演”的论争变得十分复杂。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新闻摄影是艺术就应该允许虚构摆布。蒋齐生只好说 ，“把它（新闻摄影）等同于一般的造型艺术”是不正确的，并且坚持认为“有了这个‘艺’字所要求的‘作者意境’和‘美的结构’，新闻摄影就会提高质量”。结果使得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

    另外，《中国新闻摄影史》一书将1976年的“四.五运动”纪实摄影的图片归为“中国新闻摄影的珍品”，显然对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的联系和区别不甚明了。“四.五运动”纪实摄影参与者的拍摄目的并不是新闻传播，拍摄之后照片也没有进入新闻传播领域，而是在三年之后的1979年才通过展览和画册面世。当然，“四.五运动”纪实摄影的出现推动了中国新闻摄影的进程，其中不少参与者后来也成为了新闻记者，但那是另外一码事。

    除了概念和逻辑的一致，史料的运用还有一个度的把握。在历史研究中，史料太少可能无法说明问题，但史料并不是越多越好。《红色照像馆》第五章对庄学本民族志影像进行评价时，引用了弗洛曼（Adam Clark Vroman）、柯蒂斯（Edward Sheriff Curtis）、洛克（Joseph Rock）、美国农业安全局摄影队的史料。作者的本意是好的，将庄学本和国外同类摄影家进行比较，以说明庄学本作品的价值。但洋洋七、八千字，占了三页半纸，而且全部放在注释里，字非常小，看起来很吃力。其实这些史料可以处理得精炼一些，放在正文里。史料过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使读者的思路游离主题，即“迷航”，所以作者要学会“割爱”，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的，作者总是想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全部呈现在读者面前。

    三、史料意识

    近两年出版的一部分摄影史著作让我们看到史料收集整理的重要和艰难。《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的作者顾棣一共写了七本书，这七本书中的许多史料来源于顾棣的日记（《中国红色摄影史录》直接收入了顾棣1944-1950年20多万字的日记）。顾棣从1940年，也就是12岁当儿童团团长后开始写日记，几十年来，他一共写了335本日记（其中丢失了23本），日记里不仅记载了个人的经历，还记载了工作情况，有信件抄录、会议发言、听课笔记和报告记录，甚至有每天收到稿件和发出胶卷的情况。顾棣为什么在动荡不安的战争期间仍然坚持写日记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从17岁开始担任图片档案整理和保管工作。这项工作使他形成了很强的“史料意识”（或“档案意识”）。如果顾棣和他的战友没有这种“史料意识”，我们今天根本不可能看到《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中大量的文字资料和上千幅战争时期的照片。

    晋永权在《红旗照相馆》的后记中写了他在收集史料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有些单位和个人让他十分感激，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机构和铁矛先生为他提供了查阅资料的方便，而戴戈之先生把自己珍藏了50年的摄影资料全部送给了他。但晋永权到有些单位查阅资料却心情十分复杂。比如说，分管资料的人告诉他：“很不巧，你说的那些东西去年全卖废品了。”或者说：“这些东西已经多年没人看了，我们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把它们处理掉呢！”还有一次，他到一个新闻机构摄影部办事，偶然在这个机构装修现场的楼道里看到一本散落的《新闻摄影真实性讨论发言纪要（1958.8-1959.12）》，以及与建筑垃圾堆在一起的几麻袋资料。他在办完事后随手翻捡了两本，小心地询问一位同行是否可以借阅，那位同行多少有些不耐烦地说：拿走！拿走！从晋永权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摄影界一些人的“史料意识”的淡薄。

    摄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影像信息的记录手段或记录方式。不过有一些摄影者记录得比较“艺术”（此处的艺术是指技巧，而不是指创造），因此被称为摄影艺术家，其照片被称为摄影艺术作品。但纵观摄影诞生170年以来的经典作品，大多是社会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作品。因为这些作品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记录了历史，与人的生存和进步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人应该有更强的“史料意识”。如果说摄影界有更多的机构和摄影人具有顾棣那样的“史料意识”，养成写日记写工作笔记的习惯，养成整理保存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的习惯。那今后我们的摄影史写起来会更加丰富，更加生动。

    参考书目
    甘险峰．中国新闻摄影史．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
    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
    顾棣．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蒋齐生．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他．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论蒋齐生．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作者：江北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